从文化重新发现宗藩[1]
——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的范式创新
■梁曼容（延安大学历史系、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后）
英国牛津大学柯律格（Craig Clunas）新作《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一书，于2013年在伦敦出版，于2016年在国内翻译出版（见图1、图2）。该书以明代藩国的艺术生产为中心，展开对明代藩王的书法、绘画、珠宝、青铜、庙宇、墓葬的考察，独具一格。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主任雷德侯（Lothar Ledderose）称赞柯律格将明代研究引入了“全新的境界”，多伦多大学裴珍妮（Jennifer Purtle）更将此书称为“一次特别的、雄心勃勃的尝试”和一本“开拓性的专著”。[2]时至今日，此书问世五年，为此书作评者若干，就笔者所及，主要来自美国学界，分别为：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韩书瑞（Susan Naquin）、卡尔顿学院教授赖恺玲（Kathleen M.Ryo）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胡箫白；国内学界，仅见河南大学博士生徐进。[3]评论固然不少，但总体而言，似乎在学界反响平平。这与明代宗藩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有关。本文从宗藩研究的理论反思谈起，进而深入评析《藩屏》一书的创新之处与问题所在，最后展开对明代宗藩研究的展望。
一 政治史视野下的明代宗藩研究及其困境
明代秦简王朱诚泳曾自题小像曰“非卿非相非道非僧”，这亦是有明一代宗室形象的生动写照。这种“四非”身份，在某种意义上也使得这个群体一直处在历史研究的从属地位。自20世纪初新史学以来，几种影响整个学界的重要理论和思潮，也在客观上使得明代宗藩和贵族问题沦为附庸。柯律格教授于此深有感触：“20世纪彻底独立的中国史学传统极大地低估了明代藩王们所扮演的角色”[4]，准确地说，这种情形直到今天依然如是。
图1 《藩屏》一书的英文书影
图2 《藩屏》一书的中文书影
第一，“东方专制主义”模式，这也是柯律格教授所极力批判的问题之一。“专制主义”说最早来自欧洲，是建立在对中国实际经验并不充分了解之上的一种论断。[5]清末，随着西方坚船利炮引发的时代巨变和西学大规模引入，“专制”和“专制主义”成为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反省与批判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工具。该说遍及中外，影响之深，迄于今日。作为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性质的一种论断，专制说因具有巨大穿透力，成为诸多学者解读中国历史的核心概念。然而，专制说的高度概括性，使得“贵族体制”与“贵族群体”相关问题沦为附庸，甚至荡然无存，特别是在明代这个被认为君主高度集权、贵族政治格外孱弱的时代，“因为明代长期以来在西方和中国史学界心目中都是‘专制主义’的绝佳范例，高度的皇权统治覆及整个社会，除此之外都不值得一提”，“王”们便无法容身于专制主义的画面之中。[6]“专制主义”的解释力度一定程度上以牺牲贵族体制及其人群的复杂性为代价，在客观上造成了贵族相关问题的沦落。
第二，现代性视角与西方中心主义，这也是柯律格力图反思和超越的问题之一。现代性伴随着西欧现代化的进程发展而来，其诸多属性是以西欧历史为依据，基于西欧在16世纪以来的突飞猛进而成为世界的“典型”。现代性视角，将传统与现代划分开来，蕴含着直线向前，永不可逆的意识，以西方的例证来衡量非西方国家的历史，是一种历史分析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在现代性视角下，自启蒙时代起，“贵族”和“世袭”就被视为“现代性”的对立面。[7]与此同时，中国古代的“封建”与西方政治概念“feudal”的对译，使“封建”被赋予了落后和压迫的意味。[8]故而，任何关于追溯中国早期现代性的论述，相比于明代历史中的新异性因素，明代贵族和宗室问题都毫无例外地成为明史研究的注脚，并始终扮演着负面角色。
第三，“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柯律格也有所论及，他所指出的对宗室的普遍“偏见”和“诋毁”现象，在这种论述中表现得最为突出。[9]明代在中国历史的五形态分期中，被视为封建社会晚期或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在这种历史基调中，明代宗室的形象被刻画得分外鲜明。一是在“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研究思路下，宗藩以“剥削者”的面目出现在相关历史研究中，与人民大众泾渭分明；二是在明后期封建社会落后性质的研究立场下，宗藩成为“腐朽者”的代言；三是在被视为20世纪史学情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宗藩因为其经济特权，自然而然是诸多扼杀因素的“共犯”和“帮凶”。这种对明代宗藩和贵族制度的论述，将以明代宗藩问题为对象的研究转变为宗藩制度不合理性的论证，宗藩与贵族制的真正历史意蕴被彻底淹没在不同程度的理论预设和结论先行的历史写作之中。
总而言之，明代“贵族体制”及其代表人群“宗室”的研究在学界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仿佛是大历史的“装饰品”，显得十分薄弱；与研究现状的薄弱相伴生的，是对明代宗室历史评价的一边倒问题，即对宗室的“诋毁”性评价是学界基本达成的一致看法。而这些根深蒂固的看法可能不是主要基于事实梳理，而是来自写作者的理论、视角和方法，以及使用过的文本。
作为大历史“装饰品”的明代宗室在“小历史”的研究中同样际遇不佳。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史和历史人类学的新理论、新方法与新视角的引入，并没有使宗藩研究被重新审视和挖掘，反而使之更为边缘化了。社会史、区域史、区域社会史、历史人类学都不曾将这个群体郑重其事地纳入研究视野，纵然这个群体曾经遍及明朝的8个布政司及近半百的府州县；这其中自然有资料所限、地域特色、研究旨趣和问题意识不同等原因，但很难想象这个庞大的群体不曾和地方发生密切的交往和关联；“从统计学的角度说，一位明代山西居民见到一位宗室成员的机会要比见到一位官员的机会大得多”。[10]事实上，在21世纪的头十年，随着社会史和地方史的热潮，确实涌现一批试图从“地方社会”角度审视明代宗藩的学术论文。大概是一种偶然，这些论文绝大多数是以硕士论文的形式呈现，基本内容都是将20世纪的研究成果放入某一区域进行再观察，固然这些论文已经几乎没有“封建”“阶级”“剥削”这样意识形态化的字眼，并冠以“地方社会”的头衔，但其研究的内在路数、基本看法与20世纪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太大差异。近年，有数篇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切入的论文，展现了宗室在地方社会中不曾被注意的内容，使得该问题有所拓展，但寥寥几篇远远与该问题的重要性不成比例。[11]
二 文化史视野下明代宗藩研究的范式创新
正是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柯律格《藩屏》一书便极具开拓性意义。[12]柯律格自言写作《藩屏》一书的目的是让该书成为一部有关明代中国的“修正主义历史学”作品。[13]就本人所见，其重要的“修正”来自五个方面。
第一，研究视角的扭转，其中又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将研究人群从过去最受关注的士人转向一直被忽略的宗室，将藩王置于研究的中心。这不仅意味着将藩王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摆脱过去囿于常俗的将这一群体置于某一理论、结构或视野中附属地位的做法，在对“东方专制主义”、“现代性”和“马克思主义史学”进行反思的基础之上展开。二是将研究区域从一直作为焦点的江南转向更为广大的非江南地区。江南作为明后期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备受学界瞩目，既是明朝的“中心”，也是研究的“中心”。柯律格则把目光转向与江南不同的“外围地区”，着重考察了一南一北贫富不同的湖北和山西两个非常有价值的个案，从“外围”审视明代的中国。[14]三是将研究领域从过去学界普遍关注的分封制度、庄田宗禄、法律犯罪等方面转向王府的艺术创作和文化生产。从艺术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明代的宗室、王府与帝国。
第二，跳出传统江南士人所作的文字史料，以王府艺术品和奢侈品这些“视觉和物质文化”为研究材料与写作文本，深入挖掘艺术、仪式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与内涵。目前，有关宗室的史料大多出自士人之手，而这些士人又以江南或者范围更大一点的长江下游地区为主。一个悖论是，在江南没有任何藩王，即使算上整个地理范围上的南方，藩王也算不得多数。这样一个事实带来的问题是，“藩王”是被另一个不同阶层、身份、地域、价值取向的群体所塑造和刻画出来的；所以，即使客观的史料所呈现的“意象”也很难说完全客观。凭借艺术史出身的专长，柯律格将目光聚焦于明代藩王自身的书法绘画等艺术创作、王府出资修建的庙宇墓葬等王室景观、宗室拥有的珠宝青铜器等奢侈品；全书共使用了91幅插图，首页为明太祖画像，末页为牛津波德雷安图书馆绘的明代地名分布图。其余89幅大致可分为书法绘画刻书40幅，庙宇墓葬碑刻32幅，珠宝器物17幅，恰如其分地构成艺术创作、王室景观和奢侈品三类，展示了一幅关于明代宗室的艺术、礼仪与权力交织的历史画卷（见图3、图4、图5、图6、图7和图8）。
图3 明代王府九龙壁，山西省大同市
（图片来自原书）
图4 明代衡王府所在之处的石坊，山东省青州市
（图片来自原书）
图5 朱有燉（1379～1439），《东书堂集古法帖》第六首页
（图片来自原书）
图6 朱芝垝（1511年卒），《时花蛱蝶》
（图片来自原书）
图7 潞王朱常淓（1608～1646）中和琴
（图片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官方网站）
图8 金累丝镶宝石帽顶 出自梁庄王墓
（图片来自湖北省博物馆官方网站）
第三，引入“更广泛意义上的宫廷”与“典范中心”作为新的分析概念，重新审视藩王在地方秩序中的礼仪示范作用，进而探讨明代的政治文化格局。“典范中心”来自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对巴厘的研究，指以宫廷为象征的王室是一个政治秩序的物化载体，它通过将自身作为模型、典范和完美无瑕的意象，而形塑周围的世界；王室的仪式生活，本身即是社会秩序的范例，而不仅仅是社会秩序的简单反映。[15]随着宗室繁衍，亲疏和爵位的递减，这种示范作用也逐级衰落。藩王作为皇族子孙，是朝廷之于各地的“礼仪中心”，把整个国家都连在礼仪和朱姓家族的网络之中；王府常常又是各地文化的“典范中心”，改变并塑造了当地的文化和习俗。山西长治规模盛大的上党庙会就是15世纪由沈王所开启的；王府对于法帖的汇编比江南文人士子要早若干个世纪，并且对于书法经典诸如王羲之地位的确立起到核心作用；藩府大规模的刻书活动也远远先于长江中下游的文人士子（见图9）。这样就会弥补我们从前对藩府略显狭隘的看法，王府在某些文化领域，可能往往是新文化的“中心”，而后才被文人效仿。王府作为各地的中心，相对帝国中心，扮演了中转站的角色。藩王们作为帝国血脉的复制品，通过文本和图像来接收和传递皇家的权力，同时使王府成为地方治理社会的典范。[16]与此同时，王府成为地方身份的中心，反而可以摆脱一种更为危险的地方主义的嫌疑。[17]
图9 晋王府《宝贤堂集古法帖》中王羲之的书法
（图片来自原书）
第四，重新理解礼仪与权力的关系，柯律格深受格尔茨的影响。与“典范中心”概念一脉相承，格尔茨认为对于作为“典范中心”的王室而言，仪式才是宫廷政治的驱动力，而非权力；相反，权力为服务于仪式而存在。[18]这一看法与明代宗室的情形确有契合之处。众所周知，靖难之役后明代宗室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被削夺，而且时刻受到来自皇帝的禁锢和官员的监视。但亲王在礼仪秩序中始终高于功臣和士大夫。这种现象挑战了将“礼仪”和“权力”看作形式和本质的通行看法。故而，柯律格说：“我们必须注意避免某种简化的工具论，即认为皇室家族对于‘文化’的承诺仅仅为了掩饰他们的统治，某种‘工具理性的逻辑’，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给‘真实’的权力提供合法性。”[19]于亲王而言，礼仪中的崇高地位并没有因为权力被阉割而骤然跌落，反而促使王府成为当地的“典范”和社会秩序的范例，从而形塑了环绕其周围的世界；随着藩王之国，具象化为书法和绘画形式的帝国“文化”权力，得以在整个帝国全境传递和强化。[20]这也挑战过去对宗室从事文化活动的先验看法。宗室的文化行为通常被视作避免皇帝猜忌和嫌疑而做的一种逃避或者替代行为；柯律格的研究表明，宗室的文化活动更可能是藩王在地方和礼仪秩序之中心地位的自我确认。
第五，反思“贵族”“世袭”“封建”被视为“现代性”对立面而被赋予的负面色彩。在启蒙主义史学和现代性叙事中，“贵族”与“平民”，“贵族制度”与“公民社会”，“贵族文化”与“市民文化”就以二元对立的方式作为彼此的对立面出现，前者往往意味着传统与落后，后者代表着现代与进步。柯律格受到杜赞奇的影响，主张摒弃线性进化的民族主义历史观，反对将欧洲现代性发生的单一模式，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照。[21]他引用杜赞奇对中国“封建”问题的看法。“封建”在儒家思想中一直是一种地方治理的理想。在新的启蒙历史的叙述结构中，方才被改造为“现代性”的他者。“当‘封建’一词从明代‘册封建立藩国’的原意变为‘feudal’，在此过程中，它所携带的所有负面包袱，即‘feudal’一词蕴含的落后含义，意味着明代藩王在现代历史研究中与‘旧制度’最坏的方面联系在一起。”[22]事实上，关于德国宫廷的研究表明，工业力量与仪式化的等级秩序并无必要矛盾，数量众多的大公国对于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有重要作用。[23]甚至，“封建”话语在对抗皇权的意义上，具有与西方“市民社会”相同的地方自治因素，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到清末民初的康有为、梁启超，“封建”成为倡导社会自治、提高地方精英与公共舆论的思想资源。[24]“如果说地方上的藩王为抵制当代中国官方文化话语同一化和集中化的倾向提供了资源，或许是言过其实，但他们确实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使得这样的地方思路不具有争议，不会对官方话语造成威胁。”[25]
三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柯律格的《藩屏》提出很多挑战过去学界对明代宗藩问题通行看法的理论和观点，令人耳目为之一新。但新概念、理论和视角的引入，也难免存在与宗藩实际情形扞格难通之处。
为了凸显藩王在地方秩序中的礼仪示范作用，《藩屏》一书不免过分拔高明代分封制的“礼仪”内涵。柯律格将明代分封制度视作周代秩序的重建与恢复，“我们所说的明代分封制度的先例却并非源于元代时期，亦非出自唐宋，而是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汉代时期，甚至更应该说是周代，最受推崇的社会、政治、文化典范的源头”。[26]这种见解正呼应了“典范中心”概念的内在逻辑。不过，纵然明太祖将周代作为分封的合法性依据，但考诸史实，实际内容却并非来自周制。从周到明初，时代久远，分封制经历了跨越两千年的复杂的历史变迁，恢复周制不具任何可操作性；通过比照具体的制度细节，可以发现明代分封制的诸多内容深受元代家产制和宗王出镇制的影响；所以，明代分封制度，实际直接继承于元制，不过口头上标榜继承周制，并附会汉制；周、汉、元虽都称为“分封”，其间差别却很大。[27]此外，《藩屏》一书还将“王”与儒家“王道”相提并论，来强调藩王作为政治和道德典范的象征意义，“‘王’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强大神圣力量的词语，如果说这一光环到两千余年之后的明代时期已经完全失去意义，显然过于轻率”。[28]“王道”概念发端于孔子的思想，经孟子而得到明确阐释。孟子对“王道”的提倡，是建立在对“三代之治”的推崇之上，三代皆为圣王，以仁义治天下，故谓“王道”。“王道”的提出，乃针对诸侯王“霸道”而言；除了三代圣王，后世之王恰恰不符合“王道”，故而“王道”也成为后世数代儒家学者孜孜不倦的施政理想。自嬴政创“皇帝”，“王”从君主的称号，演变为爵位。“王”与“王道”也成为两个并无瓜葛的概念。很难说明代朱元璋子孙被冠以“王”的爵位封于各地，就是出于道德典范和秩序重建的用意。许多研究已经表明，现实政治考虑才是太祖大行分封的动力。
“典范中心”概念与“礼仪与权力的倒置关系”是值得商榷的。明代宗室在何种意义上是礼仪和文化的“典范中心”似不能同一而论。明兴近三百年，明初到明末，宗室地位有显著差别。明初诸王尚能显赫一时，到明中后期，藩王之尊常常要仰官员之鼻息，将军以下的宗室处境更是落魄，没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很难说有何“典范”可言。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典范中心”概念是格尔茨从对一个被称之为“剧场国家”巴厘的研究而来，是基于一个特殊案例的本土化理论。据格尔茨自己所言，巴厘这个国家从未走向专制，也根本无力促使专制权力走向全面集权化。[29]这与中国帝制时期的情况截然有别。暂不论“专制主义”背后的东方主义和历史叙述的问题；中国帝制时期的皇帝与中央集权是显而易见的特征。明代藩王不参政并且受到诸多限制，但并不等同于不具备重要且特殊的政治意义。一方面，宗室是皇帝的血缘亲属，具有其他任何人群不能替代的为皇位提供潜在合法继承人的重要功能；另一方面，皇位的稳固必须依赖宗室的力量，宗室的支持是皇位合法性不可缺少的构成内容；此外，在法律和经济领域，亲王一直是特权的存在，这些都与其礼仪中的崇高地位相一致。用巴厘案例的发现来审视明代中国的分封制，确实引发不少思考，但难免会削足适履。
重新挖掘“封建”与“贵族”的意义是需要极为谨慎的。出于对启蒙史学和现代性的反思，柯律格认为不应当用现代的观念把中国的封建传统看成一种反动的复古的东西，更不应该看成压迫农民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对于皇权侵害地方的批评。这一看法的背后是杜赞奇将19世纪后期康梁变法时提倡保护地方自治权利的“封建”概念与西方“市民社会”相提并论的结果。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倡“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黄宗羲主张恢复相对独立的封建制来克服郡县制的弊端，这成为清末民初康梁变法的思想资源。但此“封建”是为了克制极权君主制弊端，以“天下”“大同”为根本旨归，因而强调地方自治和提高地方知识分子的自主权力。诸王“封建”则与之大相径庭。虽然，在中国历史上诸王分封往往导致贵族权力对皇权的威胁，但分封的意图却始终是维系一家一姓的政权，加强皇室对地方的管控。因此，明代的诸王分封既不等同于顾炎武、黄宗羲、康梁所追求的封建之治；更不能与西方的“公民社会”做比附。现代性视角固有其问题所在，但贵族和封建的价值与意义也不能过分夸大，分封于各地的明代藩王，因其“贵族”身份始终位于明代社会结构的上层，享受着普通臣民无法企及的经济和法律特权，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非转换视角可以否认。
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后设观察，柯律格显然十分认同杜赞奇的观点，跳出“民族国家”的框架，试图立足位于“区域”中心的“藩王”，从多元化视角来重新审视中国。但问题是，这种似乎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立场，必然会过度夸大藩府的“自主性”，并附会出一个并不成立的藩府的“政权性”，“当‘民族国家的崛起’这样一个宏伟的历史叙述似乎不再足以对应一个有多重的、互相重叠的君主政体的世界，在这一世界里，有些国家看似只有微不足道的权力，有些‘非国家的主体’反而具有相当大的权力”。[30]除了在明初的几十年，藩府曾一度凌驾于三司之上，显示出较强的地方行政权以外，靖难之役一直到明亡，藩府在地方任何干涉有司的行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也并不与藩府在地方的实际社会影响构成冲突。故而，柯律格不免是西方时尚理论的后设观察者。
结语 从政治到文化——明代宗藩研究的未来空间
于柯律格而言，《藩屏》一书最大的目的是将学术分析转移到藩王这个我们知之甚少的人群；同时摒弃从前对宗室根深蒂固的偏见，从其他角度看待这一群体。应当说，柯律格确实达成了这一写作目标，《藩屏》一书也确实为我们展现出明代藩王研究的新契机。
从史料的挖掘和利用角度而言，柯律格对宗室书法、绘画、珠宝、青铜、庙宇、墓葬等器物性资料的精准把握和独到分析，给予我们很大启发。明代宗室多好文墨者，有数量不少的个人书法绘画等作品传世；王府遗迹遍于全国，大批量的墓志和随葬品也已经出土；这些都是研究明代宗藩最为直观的史料；当充分利用，发挥其史学研究价值。
从“小历史”的角度而言，柯律格以独到的艺术史切入，生动地再现了王府的艺术创作与文化生产，展现出藩王不为人知的诸多侧面，进而引申出许多新的问题，使得“宗藩”这项原本陈旧的话题变得饶有趣味。由于藩王的到来，地方的城址因王府的修建而不断扩大；旧有的水利秩序也因王庄的介入而发生改变；数量不等的私阉之人争相涌入王府；文人士子也乐此不疲地与藩王宴饮唱和。藩王往往是当地庙宇道观的重要资助者，甚至惠及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宗室还是学士文人著作的资助人和出版者。王府是绘画作品收藏、评论、产生和流通的场所，是高等奢侈工艺品制作中心，也是宗室和士大夫构建社会关系的一个场所。这些话题都有待继续展开。
从“大历史”的角度而言，柯律格通过对“现代性”和“民族国家”的反思，使得“封建”“贵族”概念不再是被轻易摒弃的话题。中国与欧洲贵族封建相关问题的比较也变得十分必要；如何重新理解“封建”和“贵族”也有待更深入的探讨。
事实上，作为拥有一定政治、经济特权的各地藩王，与地方社会既具有一定差别，又呈现密切的联系。藩王之国以后，其所拥有的特殊身份、文化才识与语言风俗，都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社会迥然有别，从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社会。藩王由于政治上的限制，无法在其他领域施展才能，从而将精力大都应用于文化领域，不仅有思想、学术，乃至其他专门领域的深入钻研（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朱载堉）；而且更多的是吸收了地方文化，将之与自身带来的京师文化相融合，从而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创新发展。因此，宗藩是未来明代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知识增长点。故而，未来的明代宗藩研究，应在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视角之外，进一步从文化史的视角，深入挖掘。从政治到文化，将是沉寂已久、面临困境的明代宗藩研究发展的新契机。而这对于未来的明代文化史研究，无疑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1] 本文系2017年延安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明代藩王研究”（项目号：YDBK2017-17）及2018年陕西省教育厅科研计划重点项目“明代勋贵陕北经略研究”（项目号：18JZ064）研究成果。
[2]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封底；裴珍妮（Jennifer Purtle）一文为Kathleen M.Ryor：Screen of Kings：Royal Art and Power in Ming China.By Craig Clunas，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No.59，July 2014，pp.325-330。
[3] 韩书瑞：《〈藩屏：明代藩王及其艺术〉评述》，《美成在久》2015年第4期，原刊于Orientations英文版，2014年5月；胡箫白：《柯律格〈诸王之屏：明代的皇家艺术与权力〉书评》，《中国社会史评论》第16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因作者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故作美国学界论；徐进：《读〈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6期。
[4]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8页。
[5] 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4页。
[6]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4页。
[7]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5页。
[8]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2～3页。
[9]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5页。
[10]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24页。
[11] 胡英泽：《晋藩与晋水：明代山西宗藩与地方水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2期。吕双：《王府势力下的特殊宗教空间：明代山西王府香火院中的利益互动》，《史林》2018年第3期。梁曼容：《困顿与解脱：靖难后明代藩王精神探微》，《故宫学刊》第19辑，故宫出版社，2018。
[12] 有关此书的章节内容，前面诸位学者都有详尽的介绍，故不赘言。
[13]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3页。
[14]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20页。
[15]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3页。〔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1页。
[16]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35页。
[17]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32页。
[18]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第12页。〔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1、15页。
[19]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89页。
[20]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98页。
[21]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97页。
[22]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96～197页。
[23]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97页。
[24]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143～145页。
[25]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95页。
[26]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7页。
[27] 赵现海：《明初分封制度渊源新探》，《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
[28]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2页。
[29]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赵丙祥译，第12页。
[30] 〔英〕柯律格：《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黄晓娟译，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