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易学的产生与早期发展

一 易学的产生

众所周知，《周易》包括经和传两部分。《易经》又分为上经和下经，由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组成。关于《周易》的作者，《周易·系辞下传》提及伏羲作八卦，司马迁曾指出伏羲作八卦，周文王被囚羑里而演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并且认为孔子作“十翼”，班固则加以继承，并在《汉书·艺文志》中提出“人更三世，世历三古”的说法。

上述说法或有传说的成分存在，但我们必须注意到，先秦一些典籍如《左传》已提到用《易经》占卜的事实。这说明，《易经》起源甚早，中国易学的发展源远流长，“人更三世，世历三古”的说法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至迟在西周初年，随着《易经》的成书，易学就产生了，并开始了悠久的演变和发展历程。《易经》是一部占筮之书，《易传》则是一部哲学著作，而其哲学思想又是以解说《易经》为形式，借助占筮的特殊结构和方法展开的。作为宗教巫术，卜筮曾在世界各民族普遍流行。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更是与卜筮密不可分。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使用兽骨来卜测吉凶的现象已经产生，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卜筮文化，或称宗教文化。人们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并用以决定国家大事，出现了专职或半专职的卜筮人员，这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占筮使用蓍草，按照一定法式推算出数目，求得某种卦象，然后依据卦辞、爻辞，对所问事情进行判断和推理。现存的《易经》可以说是这类活动的一种记录。实际上，上古时用于占筮的筮书有《连山》《归藏》《周易》（即《易经》）“三易”^[4]。根据汉代郑玄等人的解释，“三易”分别是夏、商、周三代之书^[5]，只不过《连山》《归藏》皆已亡佚，惟有《周易》流传于世。《易经》分为上下两篇，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和筮辞即卦辞、爻辞。它大体成书于西周初年，由当时掌管宗教巫术的卜筮之官和兼掌卜筮之事的史官采辑、订正、增补、编纂而成，并非出自具体的一时一人。六十四卦构成的基础是八卦，即乾、坤、震、艮、坎、离、兑、巽。据《周礼·春官·太卜》，八卦称为经卦，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八卦的卦象有八种，但它们的基本符号只有两个，这就是“━”、“”，分别表示阳爻和阴爻。八卦都是三画卦，即每卦由“━”、“”依不同次序三叠而成。将八卦两两相重，便形成了六画卦的六十四卦。从八卦发展到系统的六十四卦，其间肯定经历了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期。换言之，八卦一定在《易经》成书也就是西周初年以前很久即已出现。目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易》卦材料，是一种用十进位数字表示的数字卦，由三位数或六位数组成。李学勤先生指出，它们可以按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原则转译为《易》卦^[6]。张政烺先生认为，《易》卦的两个基本符号“━”、“”皆经由“一”“六”两个数字简化而来。卦的数字先简化为“一”“六”，再变作后来的卦画。^[7]经历了漫长的演变和发展，与龟卜卜辞及简单的八卦结构相比，文本化的《易经》筮辞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都有所进步，已经蕴含着某些条理性、系统性、规律性的东西，不仅成为后来占筮活动中推论的依据，还成为人类认识进一步发展的中介和前提，显示出某种理性思维和逻辑推衍的因素。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易经》的一些卦爻辞以自然现象比拟人事，注意到天道与人事的一致性，意识到吉凶得失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转化的，且对人们有一定的劝诫和教育意义，表现出某种人文化、哲理化的思想倾向。根据《左传》、《国语》等典籍的有关记载，作为占筮活动的重要依据，作为传统礼制的组成部分，《易经》在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广泛流行，备受重视，而这又为易学和易学思想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二 易学的早期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国与世界其他文明区域一样步入著名的“轴心时代”，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理性文化逐渐与卜筮文化分离并开始取得主导地位。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革也反映到易学和易学思想领域。春秋时期，在《易经》仍继续发挥宗教巫术作用的同时，易学逐渐与卜筮过程分离，并摆脱其束缚，开始向哲理化、抽象化方向发展，卦爻辞被赋以各种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孔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孔子对《周易》颇为喜爱，很有研究，“读《易》，韦编三绝”^[8]，并以易学传授弟子。孔子将《周易》视为道德训教之书，强调最大限度地发掘其中的伦理政治内涵，加以适当的引申，从而发挥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借鉴和教育作用。

与此同时，巫、史逐渐分离，兼掌卜筮之事、对《易经》成书和保存做出巨大贡献的原始史官开始转型，演变成为官僚化、专门化的史官。以他们为代表，一批有识之士结合卦象、卦名等，视《易经》为天道变化之书，将天道和人事密切联系起来，从自然界的变化和人事兴衰的过程理解《周易》的卦象。《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晋国史墨之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在史墨看来，大壮的卦象是雷在天上，雷本来是在天之下的，而大壮的卦象却是雷在天上，这种转化乃“天之道”。就社会现象而言，“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君臣上下的地位不是永恒不变的。从自然现象来看，高岸可以变为深谷，深谷也可以变为山陵。经过史墨全新的解释，大壮卦象就不再仅仅是预示吉凶的征兆，而成了反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变化规律，表述、阐发一种哲学思想的工具。史墨所说，体现了当时理性觉醒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潮流，是剧烈的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中的突出表现，也是具有人文精神的史官文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标志。当然，史官与卜筮之官的传统联系并未中断，直到西汉中期司马迁时还留有某种遗迹。

战国时期，社会变革更为剧烈、更为深刻、更为全面，诸子各家都重视易学研究，希冀从中汲取养料来充实、发展自己的思想学说，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从而出现了各家皆治《易》的局面。同时，各家的理论主张和治学旨趣也程度不同地反映到易学研究中，影响着易学的发展。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等学派都对《易经》有所研究，并以自己的学说影响易学。不过，从另一个角度讲，《易经》也是儒家、道家等诸子学说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易学的发展也在不断向诸子各家提供新的养料。同时，各家都以易学为媒介，互相借鉴，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力求为社会变革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理论指导。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易经》的各种各样的解释性著作也就是《易传》相继推出。《汉书·艺文志》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易》有数家之传。”例如，西晋时在汲冢出土的战国竹书中，“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9]。再如，《战国策·齐策四》记隐士颜斶对齐宣王说：“《易传》不云乎：‘居上位未得其实，以喜其为名者，必以骄奢为行；据慢骄奢，则凶从之。是故无其实而喜其名者削，无德而望其福者约，无功而受其禄者辱，祸必握。’”颜斶所引文字不见于今本《易传》，或乃某家《易传》之佚文。而在这一过程中，今本《易传》也陆续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