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二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际经济合作
中日对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比较研究
——“一带一路”构想下的思考[1]
金仁淑[2]
摘要：中亚五国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要冲，是中日争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权的战略重地。日本对中亚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起步早，并以经济援助为主线推动了与中亚之间的经贸合作，但其规模较小，发展缓慢，缺乏地缘优势和产业重叠性；而中国与中亚五国具有地缘优势，其经贸合作起步晚但增速较快，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产业重叠性较强，具有较强的合作潜力。因此，中国“一带一路”构想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不仅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而且也有利于促进中亚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中日两国的比较优势也决定中日在中亚地区进行经贸合作的机遇和空间。显然，中日在中亚地区的博弈和合作也将有利于推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
关键词：“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亚五国 中日经贸战略
中亚五国位于内陆地区，其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处于连接欧亚大陆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是“一带一路”构想中“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通道，也是东亚之外未来中日争夺亚洲经济一体化中主导地位的战略要害之地。因此，比较中日在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方面的现状及效应，分析其经贸投资合作趋势，探寻中日与中亚五国的合作机会和互惠互利的战略选择对顺利推动“一带一路”构想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围绕“一带一路”框架下中日的经贸博弈，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背景下中日对东亚的竞争和合作问题，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日对中亚的经贸战略研究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与中亚的经贸关系方面的研究：如李悦和杨殿中、朱瑞雪和刘秀玲分析了中国企业对中亚五国投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丁巨涛和张涛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给中国和中亚经贸合作带来的机遇，提出了巩固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关系的对策建议。[3]二是研究日本对中亚的经贸战略特点及对中国的启示：如玉素甫·阿布来提提出日本的中亚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给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发展造成影响，但是不能看作遏制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关系的政策，应从中获得一定的启示；[4]施锦芳认为，日本对中亚的经贸战略呈现从以经济援助为主转向经济援助和战略外交并重，再到现今的战略外交主导阶段，而日本的中亚政治经济战略给中国“一带一路”构想提供了良好的启示。[5]
综上所述，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宏伟蓝图以来，学术界分别研究了中国对中亚、日本对中亚的经贸特点及战略演变，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背景下中日对中亚经贸合作的比较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为此，本文重点探讨“一带一路”构想下中日两国对中亚五国“丝绸之路”经贸合作基础及历史演变，并基于引力模型实证检验中日对中亚投资优劣势和对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效应，提出中日对中亚经贸合作未来趋势及合作的可行性建议。
一 中日对中亚五国经贸合作基础及历史轨迹
众所周知，中亚五国地处连接欧亚大陆的要塞，拥有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一直以来都是大国争夺的战略重地。中日两国作为最早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早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已经开始了进入中亚地区的“丝绸之路外交”战略，并使之发展成“中亚+日本”合作机制；中国则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通过经济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中亚五国经济转型，而“一带一路”构想把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经济合作纳入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之中。显然，“一带一路”构想不仅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创新，为中亚五国带来快速发展的契机，而且也冲击着日本传统的主导亚洲区域经济战略格局，促使日本调整对中亚的经贸发展战略。
（一）中日与中亚合作的资源和产业基础
中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铁、铜、锌、钨等有色金属以及黄金等稀有金属等自然资源（见表1），且绝大多数资源尚未开发利用，但由于深处中亚内陆，交通运输不便，其对外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经济发展落后。因此，中亚国家的经贸发展需要其他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如今中日都具备与中亚加强经贸合作的资金和技术条件，但中国与中亚五国相似的意识形态和相近的经济结构，加之“古丝绸之路”传统下的历史和地缘的因素，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比日本更加具有经济和贸易互补性。如表1所示，中亚五国在2014年人均GDP介于900～12000美元，与日本相差甚远（3.62万美元），更接近于中国的人均GDP水平（7485美元）；而从自然资源和产业分布来看，中亚五国的主要优势在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劳动密集型特征。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其对中亚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货车、小轿车等运输工具，以及机械、机电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对中亚的出口产品涵盖家电、食品、机械、机电、化工产品及电子产品等领域，更加符合中亚国家市场需求和消费结构。对于中亚国家而言，中国比日本更具有产业重叠性和贸易互补性。
表1 中亚五国资源经贸概况（2015年）
（二）日本：以能源基地、地缘政治外交为基础的合作历程
中亚国家虽然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由于地处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要道，且蕴藏着丰富的能源、矿产资源，一直成为美日等大国争夺的对象。日本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五国进行开采石油、天然气、原子能等能源的投资，进入21世纪后更是积极响应美国所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6]1997年时任首相的桥本龙太郎提出了“丝绸之路外交”新战略，即将中亚和高加索八国作为“丝绸之路地区”，积极推动了加强政治和经济交流的外交战略，从而为推进能源基地的多元化、实现该地区有利的地缘政治奠定基础。为此，日本主要通过政府之间互访、设立大使馆等措施，重点采取了政府开发援助（ODA）等方式，拉近与中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如“9·11”事件后，日本向塔吉克斯坦的阿富汗难民支援项目提供了2.4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向塔吉克斯坦“母子保健改善计划”提供了1.85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向乌兹别克斯坦“干旱地区保健改善计划”提供了3.55亿日元无偿援助；帮助“丝绸之路地区”沿线国家建设公路、铁路、电力等基础设施。[7]
由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日本对中亚的“丝绸之路外交”曾一度中断，直到2004年日本才又重新展开“丝绸之路外交”，主要采取“中亚五国+日本”的机制，以外交的方式推动政治、经贸和文化合作与交流，尤其加强了交通及能源方面的合作。然而，日本对中亚的“丝绸之路外交”主要是从本国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未能充分考虑中亚地区的长远经济发展需求，加上日本与中亚之间的地缘条件、宗教等复杂的社会因素并受到美国外交战略变动的影响，尤其是2005年乌兹别克斯坦爆发安集延事件后，美乌关系恶化，日本的“丝绸之路外交”更加凸显其政治色彩，所谓的“中亚五国+日本”的机制和外交战略难以顺利实施，陷入了停滞不前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构想后，日本重新重视与中亚之间的外交经济交流。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大力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外交方针，于2015年10月23日从土库曼斯坦开始相继访问中亚五国。这也是2006年小泉纯一郎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以来，日本首相第一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三国。在访问期间，安倍首相表示，日本将继续为中亚国家在国家与私人领域的相互协作进程中提供协助。[8]在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之际，安倍此行目的，不仅要增加对中亚国家的经济援助和经贸合作，实现资源供应的多元化，更是要牵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由此争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主导权。
（三）中国：以地缘优势、经济互补为基础的合作模式
日本与中亚国家相隔遥远，而中国与中亚五国山水相连，还具有“古丝绸之路”的人文和社会基础。中亚五国虽然拥有丰富的油气、矿产和旅游资源，但由于地处内陆，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自1991年宣布独立后面临着通过经济转型振兴国力的挑战。中国是中亚五国宣布独立后最早与之建交的国家之一，为了帮助独立之初陷入诸多经济困境的中亚五国，中国政府基于“平等”和“互利双赢”原则，向中亚五国提供了一部分政府无偿援助或优惠贷款，李鹏、江泽民等中国国家领导人先后访问中亚国家，加强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交通等经贸和安全领域的合作。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对中亚五国的援助和双方在基础设施、能源以及一批大中型项目方面的合作。
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沿着古丝绸之路，先后访问了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四国，并提出了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获得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而由“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成的“一带一路”构想，成为新时期中国探索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战略调整。毫无疑问，“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将连接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欧洲和最有活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将成为连接欧亚非的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经济走廊，而处于亚欧大陆中心地带的中亚国家将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给中亚五国带来了共同发展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与日本对中亚合作是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捆绑在一起不同，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以经济发展为支点，以经济合作为目标，并及时契合中亚等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迫切需求，为双方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是互利互惠实现共赢的战略抉择。
目前中国与中亚密切的经济联系为中亚参与实施“一带一路”构想提供了现实支撑。中国已经开通直达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航线；2014年5月，在连云港正式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首个实体平台——中哈物流合作基地项目一期；而沿陇海铁路、兰新铁路深入中亚地区的铁路干线已成为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互联互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一带一路”构想下中日对中亚贸易投资合作比较
（一）中日与中亚五国贸易现状
如上所述，日本对中亚的“丝绸之路外交”起始点早于中国对中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实施时间，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对中亚的经贸合作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日本。
如图1所示，2004～2015年，中国对中亚五国进出口额占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15年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额占该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在50%左右，最低的哈萨克斯坦的进出口额比重也达到20%，其进出口额比重总体呈现明显上升态势；而如图2所示，日本对中亚五国进出口贸易中最大规模的哈萨克斯坦在2015年的进出口额占该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不超过2%，对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进出口额占这两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均不到两国进出口总额的0.5%，2004～2015年，日本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进出口额占该国进出口额的比重总体呈较大的波动和下降趋势。
图1 2004～2015年中国对中亚五国进出口额占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data.imf.org/？sk=7CB6619C-CF87-48DC-9443-2973E161ABEB）。
图2 2004～2015年日本对中亚五国进出口额占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data.imf.org/？sk=7CB6619C-CF87-48DC-9443-2973E161ABEB）。
“一带一路”构想实施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中亚五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具体来看，2014年，中国与中亚五国的贸易额超过380亿美元，日本仅为20亿美元，中国为日本的19倍，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9]2014年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出口额占该国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6.7%，仅次于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位居第三，而日本的该比重仅为0.1%。[10]随着“一带一路”构想的进一步实施，2015年1～9月，中哈贸易又上升到20.23%，而日哈贸易反而下降到1.35%。[11]特别是日本对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贸易额与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额相差甚远，完全处于两个不同层次的贸易阶段。
为了改善日本与中亚贸易落后于中国的现状，提高其在中亚的影响力，日本一方面加强本国与中亚五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如安倍首相在2015年10月访问中亚五国，加大经济援助力度，拉近与中亚的外交关系，向乌兹别克斯坦提供3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包括贷款）和85亿美元的项目投资、举办第十二次日乌经济合作会议；另一方面通过日本国际协力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和保险，如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超过13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8亿元）的ODA，用于该国修建干道、充实机场机器设备等，积极投入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与哈萨克斯坦之间原子能、矿产资源、农业、汽车等领域的合作，从而达到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相抗衡的目的。目前，中亚五国急于摆脱国际油价下跌和俄罗斯经济低迷所导致的经济困境，也积极欢迎日本对中亚的援助和经济合作，日本也要打破长期以来对中亚地区重点实施经济援助而贸易投资合作有限的被动局面，加快了对中亚经贸合作的步伐，如日本国际石油开发帝石株式会社（Inpex）入股了哈萨克斯坦石油储量丰富的卡沙干（Kashagan）油田，赢得建造石油和铀加工厂的合同。但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和投资环境，加上日本企业保守的海外战略导致日本在中亚地区难以形成与中国相抗衡的经贸合作格局。
如表1所示，中亚五国之间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及对外合作进展差异较大，其中哈萨克斯坦的经济规模最大、对外经济合作最活跃，因此本文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比较中日与中亚五国之间的贸易结构。[12]如图3所示，2015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占四成以上，其次为贱金属及制品，为13.95%；而进口产品中矿产品占四成以上，其次为贱金属及制品，占29.2%，化工产品占22.1%，其产业内贸易分工特征比较明显。相比之下，如图4所示，2014年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主要出口产品中运输设备占38.4%、机电产品占24.0%；而进口产品中贱金属及制品占61.8%，化工产品占32.8%，矿产品占2.4%。[13]显然，日本对哈萨克斯坦出口的产品资本密集型程度高于中国，体现出日本在运输设备及机电产品领域仍然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而日本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产品中九成以上为以铁合金为主的矿产资源和以石油/沥青为主的化工产品，说明日本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产品相对集中、资源型目标明确，具有明显的垂直型贸易结构；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贸易之间具有更强的产业需求相似性，呈现产业内贸易结构特征。
图3 2015年中国对哈萨克斯坦进出口货物结构
资料来源：商务部（http：//data.mofcom.gov.cn/channel/trade/trade.shtml）。
图4 2014年日本对哈萨克斯坦进出口货物结构
资料来源：日本貿易振興機構（ジェトロ）海外調査部欧州ロシアCIS課（2016年4月11日），https：//www.jetro. go.jp/ext_images/world/russia_cis/outline/centasia_20160 411.pdf。
（二）中日对中亚五国投资现状
与日本对中亚的投资基础相比，中国的新疆与中亚国家地理上相连接，更加具有天然的交流基础，而“一带一路”构想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中亚之间的投资合作。
如图5所示，2004～2014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的FDI波动较大，主要集中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个国家，但是自从2013年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FDI均呈现急剧增长的态势，尤其是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FDI净流出占该国FDI净流入的比重显著上升，成为中亚国家吸引外资的重要来源国。相比之下，日本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整体规模仍然小于中国。如表1所示，哈萨克斯坦为中亚五国中最积极引进外资的国家，截至2014年所引进的FDI余额超过1292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四国。随着国际石油价格的下降，哈萨克斯坦经济下滑，中日对该国的贸易及投资规模均有下降，但从绝对额来看，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规模远远超过日本对该国的投资。如表2所示，在哈萨克斯坦引进外资的国家中中国排名第4位，而日本处于第11位。如表3所示，2013～2014年，中日对哈萨克斯坦FDI流量的相对度均在6以上，表明中日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规模相差甚远。
图5 2004～2014年中国对中亚五国FDI净流出占中亚五国FDI净流入的比重
资料来源：①商务部（http：//data.mofcom.gov.cn/channel/includes/list.shtml？channel=mysj&visit=D）；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data.imf.org/？sk=7CB6619C-CF87-48DC-9443-2973E161ABEB）。
表2 主要国家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比较（实际值，流量）
表2 主要国家对哈萨克斯坦直接投资比较（实际值，流量）-续表
为了加快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FDI，安倍政府于2014年10月与哈萨克斯坦举办了第5次日本哈萨克斯坦经济官民合同协议，签署了围绕着投资财产的接受和使用限制、自由转移资金等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投资协定，这将有利于促进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不仅如此，2015年10月安倍访问中亚五国时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7个文件，其中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石油公司与日本石油、天然气和冶金公司关于进行油气资源勘探的协议，旨在尽快扩大和提升在该地区的投资规模和速度。
表3 中日对哈萨克斯坦FDI流量比较（实际值）
三 中日对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效应实证分析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未来中国与中亚五国间的经贸合作将主要以国际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因此本文首先运用成熟的引力模型分析当前中日两国对中亚五国的FDI中各自的优劣势，以此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中国与中亚五国经贸关系可能形成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评估中日与中亚五国间的经贸往来对中亚五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为了分析东道国在经贸往来中获得的收益。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仅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检验中日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对其经济增长的具体效应，展望其未来合作趋势。
（一）中日对中亚五国投资优劣势比较
引力模型最初主要用在分析和预测空间相互作用能力，后来被广泛应用于国际贸易的分析中。目前学术界已证明，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引力模型同样适用。[14]
用于分析FDI的引力模型如下：
FDIt=α+β1GDPt+β2GDP′t+β3Relendt+β4Dijt+β5Y1+β6Y2+β7Y3+εt
其中，α是常数项，β1～β7为变量系数，εt为随机扰动项。
1.数据选取与预处理
根据引力模型选取了投资母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母国与东道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差（Relend）、投资国与东道国经济中心距离（Dij）、年份虚拟变量（Y1～Y3）、中国或日本对中亚国家的直接投资额（FDI）等变量。
关于年份虚拟变量，考虑到中日与中亚间的经贸往来受当地因素、国际形势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在不同的年份中，日本与中亚间的Y1～Y3经贸情况有较大差异，为了在模型中显示年份之间不可观测的差异，有必要引入年份虚拟变量。通过观测2000～2015年中日与中亚五国的经贸数据，可以发现2000～2003年、2004～2007年、2008～2009年、2010～2015年四个时间段具有较明显的差异，2003年这一分界点主要是因为中国加入WTO加快了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2008年这一分界点是因为国际金融危机；2010年这一分界点是因为世界经济自2010年开始进入缓慢复苏阶段。因此，本文最终引入了3个年份虚拟变量Y1～Y3，它们的含义分别是：
关于贸易对FDI的影响，学术界已经论证了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为因果，存在双向影响，即如果分析某些因素对FDI的影响，这些因素也会对贸易产生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本文主要是探究中日在对中亚五国的FDI中各自具有的优劣势，而这种优劣势主要来自中日两国的外生因素，因此未将贸易纳入自变量体系。
本文选取2000～2015年为样本区间，数据均为年度数据，GDP数据为实际GDP，资料来源于Wind数据库。考虑到回归分析对数据平稳性的要求，本文对所有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实证结果
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原始数据已经过对数化处理，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然后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中国对中亚五国的FDI：
lnFDIt=-17.32+0.37lnGDPt+0.30lnGDP′t-0.21lnRelendt-1.78lnDijt+0.02Y1+0.14Y2-0.09β7Y3
R2=0.711 P=0.0004
日本对中亚五国的FDI：
lnFDIt=8.65+0.42lnGDPt+0.18lnGDP′t-1.09lnRelendt-2.06lnDijt+0.01Y1+0.07Y2-0.16β7Y3
R2=0.703 P=0.0003
3.小结
从上述中日对中亚五国FDI的回归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投资国与东道国的GDP均对FDI规模具有正向作用，即GDP的增长有利于FDI的扩大，这对中日向中亚五国的FDI均适用。
（2）在人均GDP之差这个变量上，日本对中亚五国的FDI受到了更大的负向影响，原因是中国与中亚五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更相近，在FDI的产业选择上有更大的重叠性，从而有利于FDI的增长。
（3）在距离因素上，同样是日本受到的负向作用更大，而且如果考虑基建领域的FDI，由于涉及基建材料与设备的运输，日本受到的负向影响将更大。
（4）年份虚拟变量对FDI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说明中日与中亚五国间的经贸往来受当时的世界经济形势影响较大。特别是加入WTO加快了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步伐，使得2003年以后中国企业相比于日本企业有了更快的投资增速；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由于中国自身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所以中国对中亚五国的FDI与日本相比受到的负面影响较小。
（二）中日对哈萨克斯坦间经贸合作效应比较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五国中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国内政局相对稳定、对外经贸合作最活跃的国家，因此，本文以哈萨克斯坦为例，深入比较中日与中亚五国经贸合作效应。
本文以哈萨克斯坦的GDP增速为因变量。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前，中日与中亚五国的经贸合作在贸易和FDI两个方面均有开展，因此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均作为研究因素，并结合两国间长期贷款利差（长期贷款利差的大小反映了在两国进行投资的基准收益差异）、汇率（汇率的变化对进出口贸易、FDI都将产生影响）两个关键因素，深入研究中日对哈萨克斯坦的进出口与FDI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证模型如下：
GDPt=α+β1FDIijt+β2Tradeijt+β3rijt+β4eijt+εt
其中，α是常数项，β1～β4为变量系数，εt为随机扰动项，GDP表示哈萨克斯坦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变价）增速，FDI表示中国或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FDI增速，r表示中国或日本与哈萨克斯坦的中长期贷款利差，e表示人民币或日元与哈萨克斯坦坚戈的兑换汇率。
1.实证检验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9～2015年为样本区间，数据均为季度数据，GDP数据为实际GDP，来源于日本外务省、中国商务部、哈萨克斯坦统计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由于原始数据的实际意义为同比增速，均通过了平稳性检验。然后运用SPS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的经贸往来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影响：
GDPt=5.01+0.11FDIijt+0.317Tradeijt+0.191rijt+0.014eijt
R2=0.764 P=0.019
日本与哈萨克斯坦间的经贸往来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影响：
GDPt=3.39+0.262FDIijt+0.049Tradeijt+0.007rijt+0.084eijt
R2=0.809 P=0.001
2.小结
从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中日与哈萨克斯坦间的进出口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的FDI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有较明显的促进作用。
（2）中国与哈萨克斯坦间的进出口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日本，主要是因为实证中使用的样本期间为2009～2015年，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阶段，尤其是中哈进行的以机电产品为主的贸易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在这一阶段，日本的国际贸易重心主要放在欧美发达国家，与哈萨克斯坦间主要是垂直型的贸易分工，因此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弱。
（3）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FDI对哈萨克斯坦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弱于日本。主要是因为日本对哈萨克斯坦的FDI起步较早，哈萨克斯坦国内有大量日资企业，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大型机械制造等领域，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4）哈萨克斯坦的中长期贷款利率高于中国与日本，说明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于中日两国，这种利差推动了中日资本流向哈萨克斯坦，从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5）在样本期间内，人民币、日元相对于哈萨克斯坦坚戈都是升值，意味着坚戈相对贬值，这有利于哈萨克斯坦的出口，从而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 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从“一带一路”构想下中日对中亚五国经贸合作特点及效果来看，中国对中亚五国的贸易和投资优势明显，潜力较大，产业需求互补性较强，但贸易结构水平较低，投资效应不显著；而日本对中亚五国贸易和投资绝对规模均落后于中国，呈现出垂直型贸易结构，但其投资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援助和投资经验，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效应显著。
日本作为资源极其缺乏的岛国，为了满足20世纪经济高速增长所需要的矿产资源，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渗透中亚地区，尤其是对矿产资源、能源开发等领域的投资由来已久，积累了丰富的融入东道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成功经验和人才，这些“软实力”将成为日本发挥自身优势、开展“丝绸之路外交”的重要资源。但是，日本与中亚国家之间相隔遥远，其贸易和投资的运输成本较高，且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其产业相互需求性较差，加上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日本在中亚的经贸合作还要遵循美国在中亚的战略部署和与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因此，短期内日本对中亚的经贸合作难有大的突破。
相比之下，中国新疆等地与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具有“古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且中国和中亚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产业重叠性较强，具有较强的合作潜力和金融优势。[15]自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目前已成为中亚国家最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尤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丝路基金”以及由中国倡议推出的“亚投行”的建设，一方面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提供丰富的投融资资金和金融支持；另一方面将有利于中国利用丰富的资金和人力资源，利用适合当地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参与中亚国家能源、矿产资源的开采和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中亚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型及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而中国对中亚的开放、合作、共赢的战略调整，有利于提升中国在目前世界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及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从而削弱日本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因此，日本认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构想有意通过在邻近各国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来消化中国国内的过剩产能，从而形成中国经济圈”，[16]进而损害日本在亚洲地区的战略利益。
然而，事实证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通过互联互通，连接欧亚非大陆，将有利于降低日本的海外投资运输成本，如截止到2014年10月，日本在哈萨克斯坦投资的企业数有43家，主要从事石油开发、汽车电子零部件等的运输、仓储业的投资；[17]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启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建立物流基地，其货物有三成是来自日本的汽车零部件和电子元件；而日本到哈萨克斯坦的运输时间将从三周缩短到五天以内，[18]对日本企业降低运输成本、提升利润空间、拓宽中亚市场均有促进作用。因此，日本应摈弃观望、谨慎的消极态度，积极推动和参与中国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基础设施建设，既能发挥技术优势，也可以降低更多的交易成本，提高海外的投资收益，拉动日本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发展。
显然，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国与中亚地区的经贸合作逐步加强，但也表现出分布不均衡、结构单一、规模偏小的特点。其中哈萨克斯坦占中国对中亚贸易的60%以上，而中国从中亚进口的产品主要集中在油气、矿产品和棉花等资源和原材料领域，[19]其进出口贸易结构严重不平衡。另外，与日本对中亚援助中关注教育、医疗、技术、贫困等领域相比，[20]中国对中亚的经济援助领域较窄，人道主义援助也较少。鉴于中亚国家普遍存在经济教育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工业体系不健全、社会不稳定等问题，今后中国对中亚的经济合作一方面须进一步调整贸易结构，更加推动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直接投资，提升中国-中亚区域经济关联互动作用；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大教育、医疗、反恐等人道主义援助力度，从而使中亚国家深切感受到中国“一带一路”构想对中亚区域经济建设带来的诸多利益，消除中亚国家的戒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入“一带一路”构想下连接亚欧大陆的跨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而中日在中亚地区的竞争与合作也将有利于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提高投资效率。
总之，日本凭借其雄厚的资金以及企业的对外扩张，通过援助基础设施建设及技术开发等已经在中亚占据了一席之地，且拥有优越于中国的资本和技术。相比而言，中国对中亚经贸合作起步晚，但发展速度迅猛，因此中日应该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中亚贸易和投资领域进行合作开发，共同推动中亚乃至整个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1] 本文原载于《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
[2] 金仁淑，经济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日本经济、国际金融。
[3] 李悦、杨殿中：《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经济研究参考》2014年第21期，第62～75页；朱瑞雪、刘秀玲：《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分析》，《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566～569页；丁巨涛、张涛：《中国与中亚五国贸易合作研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54～59页。
[4] 玉素甫·阿布来提：《中亚——日本双边、多边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日本问题研究》2014年第4期，第1～10页。
[5] 施锦芳：《日本的中亚政治经济战略研究》，《大连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第97～101页。
[6] 2011年7月，美国提出构筑以阿富汗为枢纽，将南亚、中亚与西亚连接起来，以实现“能源南下”“商品北上”的“新丝绸之路”计划。
[7] 蒋润祥、姜永辉、宋亚：《丝绸之路地区国际区域合作述评及启示》，《甘肃金融》2015年第4期，第54～58页。
[8] 日本安倍首相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与该国总统阿坦巴耶夫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提供逾13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8亿元）的政府开发援助用于该国修建干道、充实机场机器设备达成了共识。
[9] 张望：《如何理解安倍访问中亚五国的“有所作为”》，澎湃新闻，2015年10月28日。
[10] 引自国·地域別に見る-ロシア·CIS-ウズベキスタン。
[11] 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http：//www.imf.org/external/np/ds/matrix.htm）。
[12] 受资料所限，本文主要比较与中日贸易关系发展迅速的哈萨克斯坦与中日之间的贸易结构。日本2015年的数据尚未公布，因此本文采用日本2014年的统计数据。
[13] 具体来看，出口产品中小轿车占35.2%，气泵占9.3%，机械铲占5.1%，纸尿布占4.8%，蒸馏/精留用机器占4.6%，再生纤维占3.3%，货车占3.2%，橡胶轮胎占2.9%，汽车零部件占2.1%；而进口产品中铁合金占61.8%，石油/沥青占32.8%，煤炭占1.2%，钽占1.2%。
[14] 高国伟：《国际直接投资与引力模型》，《世界经济研究》2009年第11期，第84～88页。
[15] 2015年2～3月，日本外务省最近以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4个中亚国家为对象进行的一项舆论调查表明，认为中国是“重要合作伙伴”的人数占35%，而认为日本是“重要合作伙伴”的人数占23%。
[16] 参见『每日新闻』2015年3月9日报道。
[17] 参见ロシア·CIS，カザフスタン（https：//www.jetro.go.jp/world/russia_cis/kz）。
[18] 张银：《“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为何让日本抓狂？》，《重庆青年报》2015年4月9日。
[19] 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7页。
[20] 参见『2015年版開発協力白書-日本の国際協力—第2章日本の政府開発援助実績』第3節「国別実績」（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3792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