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清廉浙江影响因素的系统分析
清廉浙江建设是个系统工程，涵盖主客体因素、内部与外部环境、有利与不利条件等诸多要素。长足推进清廉浙江建设，必须对之作出系统分析。
一 清廉浙江建设的主体条件
（一）价值追求
“清廉”作为一个人类文明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一种高尚人格的追求。古人云：“廉，清也”[19]，“不受曰廉”[20]，“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21]。清廉内涵丰富，主要有清白高洁、正直公道、正义透明、节俭不贪、自我约束等含义，核心是廉耻意识和不贪行为。清廉是追求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价值观念和道德情操，以及由此所形成的道德行为和社会状态，其本质就是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正确运用公共权力，做到服务人民、造福人民。作为一种道德价值、规范和操守，清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和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统一。
对中国人来说，清廉价值观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丰厚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正是我们重要独特的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2]。他列举了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和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等多个方面的思想，指出“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23]。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必将促进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对于个人与社会的教化、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与当代清廉价值观的重塑，提供丰厚的历史营养。
清廉是为政之本。“廉者昌，贪者亡”是古往今来执政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教训。“廉者，政之本也。”[24]西周时期就提出考察官吏的“六计”：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25]“廉”是立国之纲，关系国家兴亡。《汉书·禹贡传》记载：“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26]宋人吕本中说：“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27]崇尚清廉是我国传统社会的执政理念和基本要求。近代以来，无产阶级政党将为政清廉放在突出位置。马克思称巴黎公社为“廉价政府”。列宁指出，“只要有贪污受贿的可能，就谈不上政治”[28]。中国共产党人无论在革命年代、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都始终把清廉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清廉是从政之德。清廉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规范，也是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高尚品格。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清正廉洁。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方志敏烈士在《清贫》中写道：“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余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这在国民党的伟人们看来，颇似奇迹，或认为夸张；而矜持不苟，舍己为公，却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29]从方志敏到焦裕禄到杨善洲，正是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一代代共产党人始终保持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才使党永葆生机和活力。
清廉是执政之基。清廉是一种浩然正气，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和向心力。政府清廉，则民心汇聚、百姓拥护；政府贪腐，则众叛亲离，必将被人民所抛弃。回望历史，当华侨领袖陈嘉庚分别接受毛泽东和蒋介石天壤之别的宴请后，他得出了“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的判断。[30]1949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国民党的军官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而是廉洁，是靠廉洁换得的民心。”[31]打铁还需自身硬。今天，更应该以清廉来巩固党的执政根基。
清廉是价值追求。新时代，我们更需要有大情怀大追求，更需要确立奋斗者的价值追求。现代化是社会的传统结构和价值转化的过程，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的前提。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现代化又是一个价值追求不断变迁的进程，为了使社会变迁为现代性社会，社会的传统价值结构和价值系统必须由一套新的现代社会价值结构和价值系统来替代。清廉浙江是当代浙江人的价值追求。现代化进程需要推动全社会形成清廉共同的价值追求。
（二）理论自觉
清廉价值观的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的总结，是对共产党的建设和执政规律认识的升华，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党的建设的新任务和新要求。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32]在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部署中，郑重提出弘扬清正廉洁等价值观，意味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道德学说新的内容，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因为相较于“廉洁政治”“廉洁文化”“廉洁理念”等概念，“廉洁价值观”更具系统性、哲理性和指导性，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和道德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清廉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道德学说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生成的。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之前，是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党内逐渐确立的时期，廉洁被看作共产党人应有的道德品质。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33]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运用到党风廉政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为清廉价值观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后，针对党政机关中出现的以权谋私和化公为私等现象，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34]等论断，强调廉洁从政和正确使用权力。此后，江泽民同志坚持并发展了廉洁政治的思想，认为“邓小平同志上述关于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反对腐败的指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5]。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使用了“党风廉政建设”的概念，宣告“我们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加大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力度”[36]。把廉政建设与党的作风建设关联起来，丰富了廉洁政治的内涵，推展了廉洁政治的外延。胡锦涛同志又提出了“廉政文化”的概念，要求“把廉政文化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体部署，不断增强全社会反腐倡廉意识，为反腐倡廉建设营造良好社会环境”[37]。这表明廉洁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和作风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从廉洁政治到廉政文化的概念演化，一方面拓宽了廉洁的内涵，另一方面加深了对廉洁的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督促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在全社会培育清正廉洁的价值理念，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38]他还强调：“干部廉洁自律的关键在于守住底线。只要能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就能守住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政治责任，守住自己的政治生命线，守住正确的人生价值观。”[39]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弘扬清正廉洁等价值观，表明清正廉洁在当今中国不仅具备了理论基础、制度保障，同时具备了新时代所赋予的物质条件和实践基础。
推进清廉浙江建设是浙江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的具体重大举措，是浙江当代共产党人的理论自觉。
（三）历史担当
清廉浙江是当代浙江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也是当代浙江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
清廉价值观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党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廉政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武器。树立清廉价值观，推进清廉浙江建设，塑造清廉形象，以崇清尚清圆梦。清廉的形象、清明的政治、清正的作风始终是我们党赢得人民群众尊重、信赖和支持的重要前提。这要求我们牢固树立廉政意识、勤政观念，以清廉的形象、高尚的境界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更加自觉地投身于共圆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清廉诚信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基础，也是清廉浙江的聚焦方向。“字人无异术，至论不如清。”[40]干部清正、政治清明、政府清廉，才能促进有效的社会治理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浙江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人民关心的事情做起，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解决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存在的短板和失衡问题；增强法治思维，强化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切实推进“放管服”改革，建立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构建社会清廉诚信体系。
浙江作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改革开放先行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将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路子走下去，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特别是在建设清廉浙江中“更进一步、更快一步”，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为指导，以党内自我净化引领社会风清气正，通过上下一心的不懈努力，全面实现浙江大地的海晏河清。
（四）民众素质
中国人历来崇尚气节、崇尚严谨、崇尚务实、崇尚清廉，讲良知、守信用、尚节俭、崇清廉，清廉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基本内容，是传承民族品性、倡导社会新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清廉的品德全社会都要弘扬。
浙江家风家训文化源远流长，如王阳明家训、十七房郑氏家训、半浦村郑氏家训、屠氏《宗约》……良好的家风，往往是励志勉学、修身处世，乃至为官理政的重要精神基石。王阳明的一生，是一代大儒“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三不朽”的一生。王阳明家训的核心是良知教育，主张“蒙以养正，良知传家”，把勤读书、早立志、学做人、做好人作为家训的重中之重。此外，他还把家规理念运用于社会教育，以家族历代传承的家规理念和毕其一生的心学研究为基础，向王学弟子和百姓广授教育树人之道，倡导文明礼仪乡风，被后人誉为“百世之师”。如今的姚江王氏家族已不仅仅限居于姚江两岸了，但重孝悌、勤读书、致良知、做良士的家规“三字经”却代代相传，成为这个家族安身立命的旨要与规范。一个家族训言引出的为人处世之道，能上升到社会廉洁教育的高度，这是王氏家训的思想魅力所在，更见证了王阳明“吾心光明”的耀眼光芒。
浦江郑义门自宋经元一直到清，绵延十五代达三百三十年，在人类发展史上绝无仅有。《郑氏规范》是长达168条的传世家训，被誉为中国传统家训的重要里程碑。这个家族的历史向后人昭示了极其宝贵的治国安邦的经验，证实了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从而印证了大家风范之根源就是教养，世代传承尊师重教。治家有方在这里不是空谈，洋洋洒洒百余条家规天天聆听背诵，成为行为准则，无人敢逾矩。家族有着极其严密规范的治家制度，比如家有宗子是长子长孙世袭，但仅仅是具有子嗣名分，在家中掌管祭祀其余大事无权过问，家庭日常管理则是由民主选举出最有威望家长执掌，助理两人，还有监事一人，监督所有部门是否公正无私，这个位置为期仅两年，保证监督不流于形式，家规祖训堪比国法严谨。这个家族一直因道德风貌出色而著称，代代出清官，朝朝皆良民，只有佳话连篇而从无丑行记录。郑氏家族始终牢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41]
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经济落后等状况，一代浙江人以“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的奇迹。当浙江经济发展起来后，浙江人依然保持艰苦创业的习惯，发扬“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两板”精神，继续推动浙江向前发展。习近平同志2003年11月24日在浙江—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上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了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良方”：浙江GDP由1978年的124亿元增长至2002年的7670亿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两板”精神、“四千”精神。
浙江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浙江人民在千百年来的奋斗发展中孕育出来的宝贵财富，世代传衍，历久弥新，始终激励着浙江人民励精图治，开拓创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浙江精神是浙江发展的动力，也是浙江地域文化个性和特色的表达。2000年，提炼出的浙江精神是16个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2005年，又把浙江精神再次提炼为12个字：“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G20杭州峰会”结束之际对“浙江精神”的概括：“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2018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八八战略”提出十五周年之际对浙江的指示中提出：“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
卓越追求、精神充实，清廉浙江是浙江广大人民群众素质的普遍反映。
二 清廉浙江建设的外部环境
（一）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倡导清廉、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顺利推进的根本保证。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全面”就是管全党、治全党，面向9000多万名党员、460多万个党组织，覆盖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部门，重点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把抓好党建当作分内之事、必须担当的责任；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敢于“瞪眼黑脸”，敢于执纪问责。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持以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坚持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重点从六个方面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是抓思想从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凝心聚魂，用理想信念和党性教育固本培元、补钙壮骨，着力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坚定信念，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二是抓管党从严，坚持和落实党的领导，引导全党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着力落实管党治党责任，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意识和能力。三是抓执纪从严，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坚决查处各种违反纪律的行为，使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保证全党团结统一、步调一致。四是抓治吏从严，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破解“四唯”难题，着力整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优化选人用人环境。五是抓作风从严，从落实八项规定和整治“四风”入手，坚持以上率下，锲而不舍、扭住不放，着力解决许多过去被认为解决不了的问题，推动党风政风不断好转。六是抓反腐从严，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老虎”“苍蝇”一起打，着力扎紧制度的笼子，特别是清除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等腐败分子，有效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经过几年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显著成效，党内正气在上升，党风在好转，社会风气在上扬。这些变化，是全面深刻的变化、影响深远的变化、鼓舞人心的变化，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积聚了强大正能量。这充分表明，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抉择是完全正确的，是深得党心民心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也是建设清廉浙江的关键。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强和完善国家治理，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42]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指一国范围内的所有治理，它既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的治理，也包含了政府治理、政党治理、市场治理、社会治理、小区治理、第三方治理、源头治理等各个方面的治理。“可以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看成是我们党继提出工业、农业、国防、科技这‘四个现代化’之后，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43]早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4]这里第一次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现代化联系起来，着眼于现代化，并以现代化为落脚点，揭示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有着密切的内在关系，国家治理离不开现代化，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
学者认为，廉洁政治是与腐败政治相对而言的一种理想政治状态。廉洁政治应该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廉洁的执政党和参政党；二是廉洁政府；三是杜绝立法腐败和行政决策腐败；四是任人唯贤；五是杜绝司法腐败；六是消除“公贿”；七是消除各种不正之风。
廉能政治比廉洁政治的要求更高，除了要求具备廉洁政治的上述七条标准外，还应具备以下四条标准：一为政治家和职业文官具备必要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能够胜任本职工作；二为能够实现科学决策和符合专业政府的要求；三为符合效益政府和低成本政府的要求；四为政治家和职业文官普遍廉而有为，勤勉敬业，政治家政绩突出，文官业绩显著。
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不应停留在廉洁政治的目标上，否则以廉洁政治为目标有可能得到的却是一个廉而不为、廉而失能的政权，而这样的政权仍然不能说是一个好政府，同时这样的政权可能会错失发展的宝贵机遇期，并会逐步失去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反腐倡廉和廉政建设的目标应当是实现廉能政治，即建设一个廉而有为、廉而有能的政权，这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对于该国整个现代化事业发挥着牵引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廉能政治才是民众真正需要和衷心支持的政权。[45]
（三）人民美好希望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记者见面会上提出的。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46]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47]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必须把人民群众作为改革、发展、创新的主体，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48]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我们必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作为检验各项政策效果和工作得失的价值标准。实现人民的美好希望，必须推进清廉中国、清廉浙江建设。
（四）国际成功经验
马克思认为，国家政权在历史上的出现，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设立的。正因为如此，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也要求政府官员为政清廉，为整个阶级的共同利益服务，而不是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以权谋私。腐败，侵蚀了国家政权生存的基础——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政权的自我毁灭行为。所以只有为政清廉，国家才能走向兴盛发展，反之，政权腐败，必然走向灭亡，这是历史的规律。
现代化则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大过渡。它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扩张，社会经济形态大转变的过程，也是新旧制度和体制的更替、交叉与融合，价值观念转变，社会机体的分化与功能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为腐败创造了最大可能和大量机会。此外，现代化过程使经济发展突破了农业社会的地域性和封闭性，经济的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这就大大拓展了腐败的空间，使腐败具有了国际特征。
政治发展理论认为，腐败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陷阱，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极大危害。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最迅猛的阶段，也就是社会变迁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腐败现象最为严重的时期。为什么在现代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容易发生腐败呢？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作了具体分析。他说：“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关。……腐化乃是缺乏有效的政治制度化的一种表征。”[49]他认为，腐败现象产生的总根源，是政治制度的发展相对落后于社会经济变迁。也就是说，政治的制度化程度滞后于经济快速发展，是腐败产生的基本社会历史条件。
腐败造成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所说：“腐败是造成、扩大不平等的又一契机。”[50]贫富差距过大成为现代化道路上的又一绊脚石。
韩国现代化的模式可以说是国家主导下的以私有制和市场为基础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和建立重点工业相结合的现代化模式。目标是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世界工业强国。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腐败是严重的，反腐败是比较成功的，反腐败的经验与教训也是丰富的。第一，在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坚持不懈地把现代化发展与反对腐败紧密结合起来；第二，在严厉打击腐败活动的过程中，必须健全法制，逐渐把反腐败的活动纳入法治轨道；第三，必须对腐败产生的原因进行全面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出一部综合的系统的可行的和有效的反腐败专门法，这部法律应当以预防为主、惩处为辅；第四，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不失时机地推进民主化进程，解决权力制约、权力监督和行政管理的透明问题；第五，建立起国际组织、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和个人之间相互联系、沟通、配合的反腐败网络。
“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排名是依据世界银行、环球透视、英国经济学人智库组织和世界经济论坛专家的评估，以及对居民和商业领袖进行调查后制定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要警惕西方立场的偏颇，但其有效促进各国清廉建设的有益做法亦值得借鉴。
三 清廉浙江建设的内部环境
（一）有利条件
1.悠久的清廉传统
“清廉”即清正廉洁。清，《说文解字》曰：“朖也。澂水之皃。从水，青声。”段玉裁注云：“朖者，明也。澂而后明。故云澂水之皃。引伸之，凡洁曰清。凡人洁之亦曰清。”[51]《玉篇·水部》释义：“清，澄也，洁也。”[52]《诗经·魏风·伐檀》曰：“河水清且涟猗。”[53]《楚辞》道：“举世皆浊我独清”[54]，“伏清白以死直兮”。[55]周敦颐《爱莲说》云：“濯清涟而不妖。”[56]又引申为清洁、洁净、纯洁。《尚书·舜典》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57]《淮南子·原道》语：“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58]《史记·乐书》说：“正直清廉而谦者宜歌《风》。”[59]
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义：“廉，仄也。”[60]意为堂屋的侧边，古书《仪礼·乡饮酒里》中有：“设席于堂廉，东上。”[61]《广雅》有云：“廉，棱也。”[62]引申为正直、刚直，品行方正。廉洁即为不贪。《楚辞·招魂》中有：“朕幼清以廉洁兮。”王逸注：“不受曰廉，不污曰洁。”[63]可见，清廉是指品行正派，克己奉公，不贪污腐化，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不徇私枉法，不奢侈浪费。清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常说：“清介自守”“清白无瑕”“两袖清风”“一清如水”“一尘不染”，赞美的就是清廉的品德。
清廉是为官之根。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包含丰富的官箴文化内容。《左传·宣公十二年》说：“箴，诫。”[64]按此种解释，是说官箴文化有自律的属性，起到为政者自敬自戒的功能作用。我们把这种文化视为清廉文化，主要包括自省自律、严于修身。据历史文献记载，“自省自律”的清廉文化，最早萌发可以追溯到黄帝与尧、舜、禹时期。黄帝曾以“诲己”自戒说：“余在民上，摇摇，恐夕不致朝。”[65]尧以“尧戒”自警说：“战战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踬山，而踬于垤。”[66]以上这些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的首领们都懂自省与自律的道理，他们把民众视为高山与洪流，如果为虐于上，就会动摇民心，更甚者就会出现暴动，有如山崩地裂、洪水决堤，冲垮或崩裂自己的统治基础。至三代的西周初期，周武王在总结商纣王“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绝于天，结怨于民”[67]的亡国灭身的教训后，确立以三德自警，即“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68]此后，不断有后世的帝王与臣僚效仿黄帝、尧、舜、禹与周武王以自省与自律的思想约束自己，从而促进了清廉文化的建设与廉政事业的推进。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平日注重发挥伦理道德的预防功能，主张“严于修身”。在从政后，他们更强调自身的道德升华。他们认为在做人与做官这对关系中，做人是头等重要的，只有强调修身，做好人，才能做好官。而不是相反，即只求做官，而忽视做人的极端重要性。
浙江历史上涌现了众多清官廉吏，具有悠久的清廉传统。东汉时，一位名叫刘宠的人任会稽太守，他改革弊政，废除苛捐杂税，为官十分清廉。后来，他被朝廷调任匠作大将之职，临上任，当地百姓凑钱为之送行，刘宠不受，后实在却意不过，他象征性地取了一枚铜钱，人们誉之为“一钱太守”。
南宋初抗金名将岳飞曾说过一句话：“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这发自肺腑的话语，表达了对清官的赞誉，对清廉的向往。[69]
明朝时，嘉兴知府杨继宗清廉自守，深得民心。一次，一名太监经过嘉兴，向他索要贿赂，他打开府库说：“钱都在这儿，随你来拿，不过你要给我领取库金的官府印券。”太监怏怏走了，回京后，在明英宗面前中伤他。英宗问道：“你说的莫非是不私一钱的太守杨继宗吗？”太监听后，再也不敢说杨继宗的坏话了。
清代名幕汪辉祖之父曾训诫他说：“求做官，未必能做人；求做人，即不官，不失为好人。自古得失有数，为官以实，勿因小利而失大义。做人做官，其理一也。”[70]从汪父对其子的训诫中，反映出古人对为官当政的一种理性认识，即严于修身，做好人是为政的基础，做官是做人的延伸，做人能自律，做官才能求“实”，才能秉持大义而拒绝小利，做好人与做好官在道理上是相通的。这种认识有助于历代官员自律与守法，警惕与减少贪腐犯罪，进而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2.良好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行风、家风的综合体现。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有效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达到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好氛围，才能塑造一大批为民务实清廉的好干部，才能形成目标一致、行动统一、干事创业的工作作风。只有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推进全方位的清廉建设，真正建成清廉浙江。
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区，是市场经济的先发区，也是民营经济的重要发祥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浙江带来了全面深刻、影响深远、鼓舞人心的变化。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一经产生，便成为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载体。市场经济具有自主性、平等性、竞争性、开放性、有序性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市场经济创造公平交易的机会，冲决了一切罗网，摧毁了一切特权，启发了人们的主体、平等、民主、法治、自由、公平、监督、公开、透明的意识，官场文化较为淡漠，潜规则不能大行其道，人们不再崇拜权力，而是要求权力阳光透明、为市场服务，这就为构建清廉浙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法治浙江建设促进了政治生态的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为官做事尺度。法治兴则风气正，法治强则纲纪明，规范约束权力，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断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就有了坚实基础。
3.浓厚的文化氛围
清廉文化建设，面向全党全社会，以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培育清廉价值理念为根本，以清廉制度和规范为支撑，以群众广泛参与的清廉文化创建活动和丰富多彩的清廉文化产品为载体，在推进清廉浙江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中处于基础性地位。
清廉文化以崇尚廉洁、鄙弃贪腐为价值取向，融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社会风尚为一体，反映人们对清廉政治和清朗社会的总体认识、基本理念和精神追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廉文化的优秀内容，凝聚了几千年政法管理与法律实践的经验与智慧，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睿智与聪慧的内容带给为政者以重要的启示与深刻思考。
以清廉文化助推清廉浙江建设。清廉文化建设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清廉文化一旦形成和固化，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熏陶力和道德约束力往往更具持久性和稳定性。通过清廉文化建设，加大正面宣传引导力度，消除陈旧观念，突破陈规陋习，用健康向上的、先进的廉政文化占领思想“阵地”，占领社会“市场”，从而形成一种“强势”，既可以进一步筑牢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防线，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又可以为他们克服不良风气、抵制各种各样诱惑腐蚀，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4.崇廉的社会环境
“人人都是环境，个个都是生态。”浙江营造起颂廉倡廉宣廉崇廉的社会环境。一个讲诚信、尚廉洁、重法制的社会文化环境，能够为推进清廉浙江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一，崇廉的社会环境，需要用心培育。崇廉社会建设要变被动为主动，科学谋划，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就要主动担负起对崇廉社会建设进行科学规划的职责。目前，一些地方对崇廉社会建设的重要性还缺乏深刻认识，尚处于被动盲目状态，没有达到自觉自为状态。从实践来看，崇廉社会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需要科学统筹，绝不能纸上谈兵。避免被动化，有必要建立量化考核机制，把崇廉社会建设作为党委和政府相关部门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列入地方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考核体系，做到年初有布置、年中有检查、年终有考核，保障崇廉社会建设有序开展。
第二，崇廉的社会环境，需要从企业抓起。建设清廉企业是构建崇廉社会的关键。浙江拥有数十万家民营企业。多家知名大企业，包括万向集团、正泰集团、传化集团等国内领先企业，均是年产值数十亿乃至近千亿的大型企业。它们向全省企业发出倡议书，号召崇廉尚洁树新风，遵纪守法铸诚信。倡议书中特别提出企业在与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办事交往过程中的“五不”原则：不搞走访送礼或宴请等活动﹔不赠送土特产或各种提货券﹔不赠送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和商业预付卡﹔不邀请参加各类消费娱乐、健身、旅游度假等活动﹔不组织和参与赌博等各类违纪违法活动。
第三，崇廉的社会环境，需要从人人做起。社会是人的集合，也是人们相互关系的集合。人的活动创造了社会，而社会又不断地影响着人。对于一个人来说，社会是他生存的环境，对他的生存与发展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一个人一旦形成独立的人格，他在自己的生活中就起到了主导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社会这个外因，是通过人自身这个内因起作用。崇廉的社会环境，是由每一个廉洁分子及其行为构成的。只要人人都做清廉的人，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崇廉的社会。
第四，崇廉的社会环境，需要从娃娃抓起。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崇廉的品格，才能为未来社会积蓄巨大的能量。文化的力量在于日积月累、水滴石穿，这种作用不会立竿见影，但它能在潜移默化中增强社会崇廉氛围的熏陶，让他们从小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二）不利条件
1.社会碎片
“碎片化”（Fragmentation）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常见于“后现代主义”的有关研究文献中，原意是指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随着现代化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碎片化是不可避免的。社会转型则不同，它是相对缓慢的、有序的，个人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达到阶层的升迁，也有人随着整个阶层下沉。但无论是上升还是下沉，这种现象都是零散的、四分五裂的，没有集聚的现象，这就是“碎片化”最重要的特征。社会阶层“碎片化”的成因是多样的。经济发展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物质基础；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根源；人们生活方式、态度意识的多样化趋向是社会阶层“碎片化”的直接原因。
回顾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碎片化历程，想当年，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信仰，意气风发，群情振奋，苦干加巧干；后来发现那是一个需长期奋斗才能实现的理想，短暂的迷茫之后代之以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大家又你追我赶、争先恐后奔小康；现在小康有了，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诸如财富增多了，可贫富悬殊了；物质丰富了，但精神贫瘠了；效率提高了，公平缺失了；速度加快了，方向迷失了；阶级斗争不太提了，但阶层矛盾更加激烈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一切问题，大家都没了共识！感觉现在的社会，最多的是批判性思维，唯独没有包容性思维。因此呈现出碎片状，无法重新整合成一个整体。怎样才能凝聚新共识，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也是推进清廉浙江建设面临的问题。
2.价值多元
价值的多元化是时代与个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它的实质就是容纳不同的价值标准与追求。所谓价值多元化，就是承认并尊重人在社会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存在意义。价值多元化，是价值主体凸显的结果，指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多种意义。在很长的时间里，个体被巨大的意识形态所笼罩，自身的特征与个性显露不出来；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个体真正成为价值的主体，不同主体的需要就使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指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71]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当代中国青年，尤其是城市青年，越来越处于一个具有最大选择空间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中，新与旧、保守与开放、民族性与现代性交织在一起，增加了他们选择的机会。同时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压缩”，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价值模式都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呈现，表现为价值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的进程和发展。比如说，尽管我们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之中，但发达国家在高度现代化之后才出现的后现代价值观已在当代中国青年中出现，因而是“早产”的。这种“早产”的后现代价值观，一方面将发挥它的正功能——促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生态保护；在构筑现代管理体制的同时，注重尊重人性、个性和鼓励人的潜能和创造性的发挥；但另一方面，它又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如过早地重视消费、享受，而忽视生产、奋斗和创造等。这些都可看作价值多元化的或积极或消极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形成清廉等共同价值观。
3.利益诱惑
价值多元化会引起传统价值观的变迁甚至重塑。全球化浪潮对整个人类的认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受到多元文化的冲击。人们在享受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各种快捷便利的同时，也注意到社会多元化带来一些负面效应。表现突出的是，由于社会价值观的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趋向也呈现出立体化状态。一些社会群体在转型期间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值困惑，最具代表性的是青年群体，他们中出现理想信念迷茫、价值观念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等问题的不在少数。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社会经济不断前进，物质世界不断丰富，物质利益的诱惑不断增强，极大阻碍了清廉价值观的形成。必须加强清廉价值观的培育，克服种种利益诱惑，在心中种下清廉的种子。
“物质至上主义”也就是我们一直都在讽刺的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物质至上主义是美国文化之病，在物质至上主义作主导的社会体和生命体里，身体和精神都成了附庸。在“物质至上”的步步紧逼之下，理想、信仰、道德难免步步退却。于是，有人宁愿在宝马车里哭，把情感当了筹码；有人上网炫耀“干爹牌”豪车，以尊严下了赌注；有人把职位官阶明码标价出售，用信念做了交易……蝇营狗苟成为“成功的正道”，不劳而获成为“幸福的捷径”，消费主义的流行病，极易导致荣辱观念颠倒、是非观念迷失，社会风尚也因此遭到侵蚀。消费是在现代社会满足人们生存所需的必要手段，也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催化剂。生活水平提高，但不能沦入物欲的陷阱；经济社会发展，更不能陷进物质的泥淖。这是一个转型社会的心态涵养，也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价值回归。
庸俗的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消费是在现代社会满足人们生存所需的必要手段，也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催化剂。然而，如果把一切都消费化，搞消费崇拜，唯消费是从，甚至用物质填满心灵，就必然生出一种“庸俗的消费主义”。庸俗消费主义的狂欢，让人们沉浸在享乐主义的盛宴中。从物质到精神，无物不可消费，无处不可出售，买卖关系成为存在方式，等价交换成为社会哲学。清廉与之格格不入。
4.不良思潮
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清廉建设还受到西方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潮的干扰，这些西方错误思潮使年轻的一代迷茫、颓废甚至堕落，腐败文化大行其道，让他们失去推进清廉建设的信心、勇气和力量。
第一，利己主义是指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别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思想。利己主义是指把利己看作人的天性，把个人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利己主义特征是：从极端自私的个人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地位和享受。追逐个人名利，历来是一切利己主义者的人生目的。
个人主义是一种从个人至上出发，以个人为中心来看待世界、看待社会和人际关系的世界观。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极其浓厚、强烈的个人主义，它把个人主义的种种特点扩展到了极点。极端个人主义反映在职务提升上，突出表现为在个人名利问题上“盯着干、等着干、比着干”。
第二，拜金主义就是盲目崇拜金钱、把金钱价值看作最高价值、一切价值都要服从于金钱价值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集中表现。
拜金主义是伦理学术语，亦称货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指把金钱视为具有魔力或法力无边的神予以崇拜的观念和思想体系。认为金钱货币不仅万能，而且是衡量一切善恶是非的价值标准。拜金主义的产生，与中国的封建文化的长期影响有关。拜金主义危害严重。早在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便在《摆脱贫困》这本小册子中谆谆告诫：“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念还不时地在毒化人们的心灵，拜金主义还会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膨胀……”[72]“拜金主义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面已经成风，它是最糟糕的东西。”[73]
第三，享乐主义是指把追求一切能够引起自己各种感官快乐的刺激看作自己的人生目的的思想观念。享乐主义者一生都是在极力追求最大限度的感官享受中度过的……享乐主义使人们尽情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和肉体上的快乐，容易使人们陷入意志消沉、缺乏进取精神的状态之中，容易造成人们的精神颓废。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助长腐败。
人们用一切手段进行享受，用一切办法刺激自己的感官，必然造成社会财富的大量消耗，容易造成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使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自然和社会资源更加紧张。
人们都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就必然各自为己，甚至不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人与人的关系是狼。容易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凝聚力。
第四，“腐败文化”业已构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研究了南亚若干国家的腐败问题后指出，这些国家在二战后腐败盛行，以至于形成了一种“腐败民俗学”。“这种民间看法对于人们怎样处理私生活，怎样看待政府旨在巩固国家和指导及促进发展所作的努力有决定性影响，它容易使人认为，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都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家庭的利益或自认为应当效忠的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来利用权力。”[74]在他看来，腐败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文化。腐败文化的社会盛行，是以“关系网”和网中通行的“潜规则”为运行载体的。在权力机关和社会活动中，以官官关系、亲缘关系和人情关系为经纬线织成硕大的关系网络。网络中的潜在游戏规则，是网络运行的逻辑原则。当官、做事要搞关系，要守圈内规矩，对此大家心照不宣、照作不误，而表面上却一切中规中矩、道貌岸然。其突出的表现形式是腐败的团伙性。由于腐败文化的形成，腐败除了反映为某种偶然的、个人的行为外，还更多地呈现出拉帮结伙的团体化，官官相护的集体性，前腐后继的连续性。
[1]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人民日报》2015年1月14日。
[2]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党内监督》，新华网，2016年1月2日。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8页。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分析研究2019年经济工作，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4日。
[5]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取得全面从严治党更大战略性成果，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人民日报》2019年1月12日。
[6]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一以贯之全面以严治党，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月14日。
[7]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191.4万名。参见《2019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
[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页。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4—265页。
[1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65页。
[11]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页。
[12] 李雪勤：《建设清廉浙江具有示范引领作用》，《浙江日报》2019年1月14日。
[13]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践行“八八战略”建设“六个浙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78—479页。
[14]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15] 《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9页。
[16] 《顾炎武文选》，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1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18页。
[18] 《句解人生——古典名句中的生命智慧》，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版，第116页。
[19] （南朝）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4页。
[20] 《楚辞》，王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
[21] 《吕氏春秋》，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214页。
[22]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6页。
[23]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24] 《晏子春秋译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90页。
[25] 《周礼》，崔记维校点，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26] （东汉）班固：《汉书》（二十四史简体字本），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06页。
[27] 《吕本中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059页。
[28] 《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29] 《方志敏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30] 《陈嘉庚言论集》，新加坡：星洲南侨印刷社1949年版，自序第2页。
[31] 转引自巴图《民国经济案籍》，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序言第3页。
[3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页。
[3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3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7页。
[35]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2页。
[36]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3页。
[37]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38]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76页。
[39]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版，第139页。
[40] 《聂夷中诗杜荀鹤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7页。
[41] （春秋）孔子：《四书五经精华本》，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页。
[42]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9年11月6日。
[43] 《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专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日。
[44]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
[45] 何增科：《制度反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检察日报》2016年7月19日。
[4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47]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页。
[48]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新华网，2018年1月5日。
[49] 〔美〕塞缪尔·享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50] 〔英〕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24页。
[51]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956页。
[52] （南朝梁）顾野王：《大广益会玉篇》，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8页。
[53] 《诗经》，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54] 《楚辞》，王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7页。
[55] 《楚辞》，王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56] 《周敦颐集》，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60页。
[57] 《尚书》，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13页。
[58] 《淮南子译注》，赵宗乙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59] （西汉）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2016年版，第155页。
[60] 《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777页。
[61] 《周礼·仪礼》，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62] 《广雅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719—720页。
[63] 《楚辞》，王逸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
[64] 《左传：春秋经传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页。
[65] （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页。
[66]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7页。
[67]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页。
[68]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69]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岳飞传》记载，帝初为飞营第，飞辞曰：“敌未灭，何以家为？”或问天下何时太平，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9039页］
[70] （清）汪辉祖：《为政忠告·学治臆说》，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
[71]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72] 习近平：《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73] 《冯骥才谈廉政文化：拜金主义是当今社会最糟糕的东西》，中国网，2014年8月29日。
[74] 〔瑞典〕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重译本），方福前译，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