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借师围剿”的基本情况

一 统筹“围剿”之前

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面对国民政府疯狂的反共“清党”，中国共产党人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在实践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逐渐将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向农村。经过艰苦的努力，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统治力量薄弱的南方农村山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燃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最初的红色武装割据主要位于湘赣两省。国民政府则派第三十五军（最初源自谭延闿的湘军，何键任军长）、第三军（源自朱培德的滇军，朱培德任军长）这些在当时被视为杂牌军的军队“剿共”。

朱培德（1889～1937），字益之，云南盐兴县元永井人（现禄丰县黑盐井矿区）。曾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江西省主席、参谋总长、代理总司令、军委办公厅主任等军政要职。朱培德早年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受反清革命思潮影响加入了同盟会。1914年，在滇军中开始了军旅生涯。后追随孙中山，先后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朱培德所部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朱任军长。1927年5月，朱培德所部扩编为第三军及第九军，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朱培德任总指挥，王均任第三军军长，金汉鼎任第九军军长。不久第九军易名为第三十一军。1928年国民革命军实施编遣，第三军与第三十一军分别改编为第七师、第十二师，王均与金汉鼎分任师长。11月4日，蒋介石致电朱培德，催赴“剿共”：“赣南、吉安各处共匪，仍甚猖獗”，“应派主力部队积极猛剿”。11月7日，国民政府任命担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朱培德兼“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1]11月23日，任命王均为“湘赣两省剿匪总副指挥”。1929年6月29日，任命金汉鼎为“粤闽赣三省剿匪总指挥”。

蒋介石以朱培德的杂牌军在红军最为活跃的江西“剿共”，外界当时即有打压朱培德的猜测。中共江西省委对此分析：蒋介石恐朱培德成心腹之患，遂命“江西军队肃清毛朱红军，将嫡系军队完全退出江西”。[2]中共江西省委的猜测并非无因。朱培德部虽隶属于中央军，为蒋介石所依赖，但毕竟有过反蒋历史，又与汪精卫、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关系密切，所以蒋介石对朱培德颇有戒备之心，处心积虑地削弱其势力。[3]在反蒋的冯玉祥眼里，朱培德甚至是汪精卫的心腹。[4]朱培德部一方面要承担“剿共”任务，另一方面本就单薄的力量在编遣中又遭到严重削弱。[5]故借“剿共”削弱异己说大体上是成立的。

但问题在于这一说法并不足以概括全部面相。首先，这一时期由杂牌军“剿共”与国民政府对中共红色武装割据的认识有关。杨奎松的研究指出，国民政府因中共红色割据在偏远农村，对其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威胁不大，所以并不重视。[6]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把“剿共”上升到国家统筹层面，而是以“地方事件”处理，[7]采取的是“分区剿匪”。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由当地驻军负责清剿。比如在任命“湘赣两省剿匪总指挥”后，1928年12月，国民政府又令中央军蒋鼎文部驻江苏、钱大钧部驻浙江，并分别兼任两省“剿匪司令”。但江浙两省并没有中共的红色武装割据，故蒋鼎文、钱大钧并没有参与实际的“剿共”。其二，当地自筹“剿匪”经费。11月18日，蒋介石致电朱培德称，“各省剿匪经费，应由各该省政府自行筹划，赣省应亦照此办理”。[8]

其次，杂牌军“剿共”局面的出现也与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主要矛盾与主要任务的认识有关。因所处地位差异，不同政治力量对国民政府初期面临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认识明显不同。地方实力派出于对蒋介石削弱异己的担心，希望国民政府将主要力量用于对付中共。李宗仁回忆，1928年他曾两次向蒋介石建议集中力量“剿共”：

我们决不可将具有武装的共产党部队与土匪等量齐观。因为他们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有第三国际做背景，有刻苦冒险耐劳的知识分子领导，岂能目为土匪或乌合之众？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忽然严肃地说，只要你相信我，服从我，一切都有办法，不必如此焦急。[9]

蒋介石主政中枢，感受显然不同于李宗仁。国民政府虽宣告统一，但全国大多数地方被地方实力派掌控，尤其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几个大的地方实力派凭借“政治分会”的制度保障，在各自地盘内掌控着政治、军事、财政等大权。一方面自行其是，另一方面对主政中枢的蒋介石形成巨大威胁。因此在当时民族危机尚不严重、中共红色武装割据威胁有限的情况下，蒋介石主要兵力用于防范、应对这几个大的地方实力派的挑战。

再次，在国民政府初期，蒋介石主要面临两种类型的战争，一是应对地方实力派的“讨逆”之战，二是应对中共红色武装割据的“剿匪”之战。两种战场上都有非嫡系的军队参加，却几乎没有蒋介石借“讨逆”削弱中央军阵营中杂牌军的说法。这是一个颇有趣的现象。原因或许有多种，可能与这两种类型战争中杂牌军更愿意“讨逆”有关。红军游击战的特点在于机动灵活，战术多变。对于同红军作战的国民政府军队而言，“剿共”常常是“此剿彼去，兵去匪来”，“一时似已消灭，偶或军队他调，又复啸聚。一波未平，一波复起”。[10]陈诚把“剿共”之战称作“如牛捕鼠”。[11]由此导致的局面就是“剿共”的杂牌军频繁调动，疲于应付，不易为功，视“剿共”为苦差、畏途，宁可辞职，或申请参与“讨逆”。朱培德部金汉鼎的第十二师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金汉鼎（1891～1967），字铸九，云南江川人，朱培德部重要将领。1928年后出任编遣后的第十二师师长，是国民政府初期的“剿共”主力。1929年6月，第十二师奉命“全部集中闽边剿共”。金汉鼎请辞，蒋介石予以慰留，“如剿共各部之长官，能得人人如兄之努力与彻底，则朱毛不足平矣”，“所请辞职一节，着无庸议”。金汉鼎辞职未成，旋以“讨逆”为由，不愿入闽“剿共”。蒋介石不得不多次致电劝慰：“志切讨逆，无任欣慰。惟闽赣共匪无人负责，故兄部仍须照预定计划进行剿共。”[12]

二 统筹“围剿”时期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南京中央面临着新的局面。一方面，虽取得“讨逆”之战的胜利，但仍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善后任务；另一方面，中共的红色武装割据不断发展壮大，对南昌、长沙等中心城市形成了直接的威胁。鉴于此，蒋介石的策略是，一方面，将战斗力最强的嫡系部队部署于中原一带，为收编冯玉祥、阎锡山各部保驾护航；另一方面，开始将军事重心转向“剿共”，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武汉行营统筹领导，将隶属于中央军集团的准嫡系及杂牌军投入江西等地，组织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

1930年11月初，国民政府以此前已活跃于江西“剿共”战场上的第九路军为主力，并调集福建境内的张贞、刘和鼎师组成的第六路军，以及从中原战场上凯旋的第十九路军入赣“助剿”。这即是国民政府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部队（详见表3-1）。

表3-1 第一次“围剿”国民政府军队编制序列

“围剿”主力部队第九路军系从谭延闿部湘军系发展而来。1925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谭延闿所部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鲁涤平任副军长，辖第四、第五、第六师，张辉瓒、谭道源、戴岳分任师长。1926年增设教导师，陈嘉佑任师长。1928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缩编为第十八师和第五十师，张辉瓒和谭道源分任师长。1929年国民政府设立国民革命军第九路军，鲁涤平任总指挥，下辖张辉瓒的第十八师、谭道源的第五十师以及路孝忱的第七十九师（后改为新编第十三师）。1930年11月，武汉行营组织第一次“围剿”，第七十七师、新编第五师以及独立第十四旅等部队编入第九路军。朱绍良任总指挥的第六路军则由原湘军以及闽军混编而成。蒋光鼐任总指挥的第十九路军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扩编而成。

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以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巡视江西，代行总司令职权，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匪”。何应钦到江西后，进一步调集军队，部署对江西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除蒋光鼐的第十九路军编制不变外，新增了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以及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部分军队的隶属关系也有调整。尤其是在第一次“围剿”中遭受重挫的第九路军，仅保留两个师编制。王金钰的第五路军主力多由原孙传芳旧部改编而来，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则是冯玉祥的西北军旧部（详见表3-2）。

1931年5月，对江西苏区的第二次“围剿”遭遇重挫。5月18日，第五路军总指挥王金钰向蒋介石报告战斗详情：“据第四十七师石营长报称：一、公师长（第二十八师师长公秉藩）本人不明，其马副旅长率兵伕六七百人、枪百余支，退抵直夏；二、唐代师长、冯副军长率第一团向水南背进击，其第二团损失甚巨，第三团全没，朱团长阵亡。”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同样遭到重创，“迟旅之杜团，王旅之黄团，施旅之王团均损失殆尽，余亦多有损失。池王两旅之手枪队战死者各在三分之二，约计全师损失人近五千，步枪三千余，机枪廿余挺，迫击炮十余门，阵亡团长二，营长七，下级军官甚多”。[13]

表3-2 第二次“围剿”国民政府军队编制序列

第二次“围剿”的发生，恰值广东方面因胡汉民被扣酝酿反蒋之时。广东反蒋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蒋介石放纵“共匪”。[14]在反共、“剿共”成为国民政府内政治正确的情况下，指责“纵共”成为打击政敌的重要手段。蒋介石深知“纵共”这顶帽子的分量，本想通过第二次“围剿”的胜利反击粤方的指责，未料第二次“围剿”再遭重挫。蒋介石对当初没有亲临江西指挥颇为懊恼：“胡事（指软禁胡汉民）发生后，如果即亲往江西剿共，使陈济棠、古应芬无所借口，则其变或可暂缓。”[15]面对广东公开成立同南京对抗的政权以及第二次“剿共”失败的双重困境，国民政府如何选择？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提出的策略是南京对广东不可轻易下讨伐令，“再上老当，暂可放任一下”，通过“剿共”消除粤方的对抗，“叫他们在这剿匪时期良心发现，对不过人民，渐渐的散伙或改正”。[16]或许受吴稚晖的影响，本拟只要广东成立政权即予讨伐的蒋介石决定不予讨伐，而是加大“剿共”力度。[17]

1931年6月，蒋介石部署对江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赴江西督师，自兼“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任前敌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陈铭枢任右翼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中央军嫡系部队首次投入江西“剿共”战场。6月6日，蒋介石发布《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表明“剿共”决心，其消弭粤变的意图跃然纸上。总之，国民政府在消弭粤变以及担心红军坐大的双重考量下，继续加码“剿共”，中央军嫡系部队首次投入江西“剿共”战场，改变了单纯借助杂牌军“剿共”的局面。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国民政府中断了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下野复职后，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应对内外危局的总体策略，“剿共”在“安内”中居于优先地位。如何“剿共”？蒋介石的策略是亲自督导“剿共”，以嫡系部队为“围剿”主力，同时借“剿共”进一步培植嫡系、巩固基本势力。“中心势力”“基本军队”“中心区域”成为这一时期蒋介石日记中的高频词。1932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对内，以政治建设为目的，不主张内战，亦不参加。树立中心势力，巩固七省基础。”“第一步肃清赤匪，整理政治，以巩固基本势力、保全中心区域。”1932年底，蒋介石对这一策略做了更明确的表述：“今日谋国之道，外交固为重要，然而内政不固，则外交难言。而内政又非巩固基本地区与增强基本军队不可。故以后未至最后时期，决不放弃基本，以顾其他。无论其为南为北，对内对外，总以剿除长江流域赤匪，整理势力范围内之政治为中心。”[18]

在这一基本策略的指导下，1932～1934年，国民政府组织了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四次、第五次“围剿”。“围剿”军队是包括黄埔嫡系在内的中央军。同时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以及笼络粤桂闽湘等实力派的需要，蒋介石令这些省份的军队在“围剿”中扮演重要角色（蒋介石与两广实力派在“剿共”场域中的互动详见第五章）。1934年初，蒋介石以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部分东北军南下“助剿”。1934年8月，国民政府征调山西阎锡山和山东韩复榘的部分军队南下“助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