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腐败问题研究的历程回顾

基于知识图谱可视化分析，本文从萌芽期（1949～1978年）、雏形期（1979～1988年）、初始期（1989～1998年）、发展期（1999～2008年）和深化期（2009～2018年）五个阶段[3]，从文献规模、知识积累、学术话语、学科视野、研究方法、学术社群以及热点主题等方面，全面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腐败问题研究的演进历程。

（一）腐败问题研究的萌芽期（1949～1978年）

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文献来看，1949～1978年关注腐败问题的期刊文献极少，仅90篇，集中发表于1951～1962年。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及整个70年代，腐败问题研究近乎陷于停滞状态。从研究类型上看，样本文献偏于政策阐释、领导讲话、工作报告、经验总结以及国外贪腐介绍。从知识累积性来看，样本文献的施引文献极少，也就是说，这些文献对知识增长的贡献极其有限。文献作者多为银行、财政部门和监察部门的实务工作者，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总体来看，此一时期的腐败问题研究主题寡鲜，研究方法单一，知识累积性弱，学术性不强，且研究内容和语言风格深受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学术话语尚未形成，腐败问题研究尚处于萌芽时期。

从中国知网文献计量可视化分析中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来看，此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贪污”和“监察”两个领域（见图1）。

图1 1949～1978年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1.贪污

新中国成立伊始，党中央就十分重视反腐倡廉工作。1950年5月1日，为预防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腐化和政治堕落等党风问题，中共中央在全党全军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1951年12月，结合“整风运动”，中共中央在全国发起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952年1月，针对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五反”运动。同年4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新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界定了贪污罪，并规定了贪污罪的处罚原则和量刑情节。此一时期的腐败问题研究主要以《中国金融》期刊为平台，聚焦于银行系统的贪污、生活腐化等问题，研究视角多为案情介绍、成因分析和反贪经验总结。受政治话语影响，贪污问题研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如把贪腐主要归因于干部思想作风问题和不法资本家的腐蚀，对深层次的体制和经济原因缺乏关注；反贪措施主要聚焦于思想教育、群众运动和刑事制裁等方面。

2.监察

1949年9月29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其中规定县、市以上的各级人民政府内设人民监察机关，监察各级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并纠举其违法失职行为。据此，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相继成立。1955年3月，根据《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得以恢复和重建。此一时期，监察研究主要以《中国金融》《财政》《法学研究》等期刊为平台，围绕监察的性质和任务、监察部门和业务部门的分工以及财政监察和银行系统监察的工作方法等问题展开，研究形式主要以经验总结、工作报告为主，总体来看，文献大都就事论事，内容浅显，缺乏体制层面的深入系统思考。

（二）腐败问题研究的雏形期（1979～1988年）

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中腐败问题研究的总体发文量来看，1979～1988年腐败问题研究学术文献仅500余篇，相对偏少。从研究者来看，贪污受贿以及金融监察等问题的研究者不少来自于实务界，如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黑龙江省高院、沈阳军区军事法院和江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等部门，以及中国农业银行广西分行等金融机构。监察制度史和贪污受贿法律问题的研究者多来自高校的历史学者和法学者，他们以《历史教学》《人民司法》《法学》《现代法学》等学术期刊为平台，逐渐形成史学和法学的腐败问题研究学术社群。从知识累积性来看，样本文献的施引文献逐年增多，知识累积性渐显。总体来看，此一时期的腐败问题研究除了实务经验总结，基于史学的史料分析和基于法学的学理探讨性文献增多，史学界和法学界开始自觉建构腐败问题研究的学术话语体系，腐败问题研究渐入萌芽时期。

从CiteSpace生成的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来看，此一时期的研究主题主要集中于“贪污与受贿”和“监察与纪检”两个领域（见图2）。

图2 1979～1988年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1.贪污与受贿

“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学教育香火未绝，1977年恢复高考后，法学教学研究也随之重启。1979年7月6日，新中国第一部《刑法》颁布，分别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和第八章“渎职罪”中规定了贪污罪和受贿罪。此后，法学界以《人民司法》《法学》《现代法学》等学术期刊为媒介，从刑法学视角研究贪污、受贿、侵犯财产等腐败犯罪成为学术热点。学者们从本质属性、基本特征、犯罪构成、犯罪情节、量刑标准等方面对贪污受贿罪展开理论探讨和案例剖析，其中关于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便利”问题讨论较多，也有贪污受贿惩处经验的历史考察。此外，与受贿罪存在对合关系的贿赂罪也备受学界关注。

2.监察与纪检

1978年，为强化财政监督职能，维护财政纪律，国务院批准重建财政监察机构，恢复了财政监察工作；1980年，国务院要求全国各地建立监察机构。从样本文献关键词突现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监察工作尤其是财政监察成为研究的热点。针对财政部门、财会人员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学者撰文强调加强财政与金融机构监察、严肃财经纪律、完善财政政策、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党的纪律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此外，为预防腐败，重建国家监察制度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王连昌，1981）。1986年12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恢复人民监察制度并建立国家监察部。除了现实监察制度的问题与对策探讨，史学界也开始对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等各历史时期监察制度展开考证研究，为监察制度的完善提供历史经验借鉴（赵希鼎，1979）。此外，也有学者研究苏联、瑞典和日本的监察制度，为我国监察制度的完善提供国外经验借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选举产生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之后各级纪委相继复建。从1984年起，纪检工作在改革中的作用引起了学界重视，学者们主张强化纪检工作，尤其是金融机构的纪检工作，严肃党风党纪，预防经济犯罪。1987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教育室编撰的《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概论》出版，系统总结了我国纪检工作经验，揭开了我国纪检研究的序幕。

（三）腐败问题研究的初始期（1989～1998年）

1988年，中共十三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反腐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1989年，反腐倡廉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与之相应，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文献数据库中，1989～1998年腐败问题学术文献万余篇，增量迅猛。从学术话语构建来看，一方面，“政治腐败”“党内腐败”“消极腐败”等本土学术话语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经济学界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等期刊为平台开始引入西方寻租理论分析我国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从研究方法上看，除传统的规范研究外，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开始受到腐败问题研究者重视，腐败问题研究实证性明显增强。从知识累积性来看，样本文献的施引文献逐年增多，高被引文献明显增多，腐败研究的知识基础初步形成。从学科视角来看，腐败问题研究由早期的史学、法学领域逐渐拓展到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从高被引文献作者来看，社科研究院所和高校的学者逐渐成为腐败问题研究的主力军，实务界研究者在重点议题研究中逐渐淡出。总体来看，腐败话语初步形成，实证性研究初步显现，知识积淀逐步增强，史学、法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腐败问题研究的学术社群开始出现，腐败问题研究正式步入学术视野。

CiteSpace绘制的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呈现出此一时期的研究主题渐趋多元，除了贪污受贿和监察制度研究外，寻租、政治腐败和廉政等研究主题开始浮现（见图3）。从中国知网学术期刊高被引文献来看，“贪污与受贿”和“寻租”等成为此一时期腐败问题研究的焦点。

图3 1989～1998年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1.贪污与受贿

1988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之后，学界深入探究了贪污罪的共同犯罪、贪污罪主体与客体的立法完善，以及贪污罪的立法比较等焦点议题。此后，受贿罪研究也逐渐增多。刑法学界针对受贿罪的性质与罪名体系，受贿罪犯罪客体界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等受贿罪客观要件的内涵，以及证据规则、立法发展等学理和现实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2.监察制度

1986年以后，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先后组建，当时的国家监察部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监察工作法规和制度。1989年我国第一部行政监察专著《中国行政监察》出版；同年，《行政监察概论》出版，监察研究热度依然不减。1990年12月9日，国务院在总结新时期行政监察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行政监察走上了制度化和法律化的轨道。学界也开始从体制、法制层面思考反腐败问题。历史学仍是监察制度研究的重镇，不少历史学者仍从监察御史、御史台、风宪衙门、都察院等古代监察体制研究中汲取传统制度资源（赵希鼎，1979）。

3.寻租

1974年克鲁格正式提出“寻租”的概念，此后十余年中，寻租理论长足发展，影响力已从经济学领域拓展至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学科领域，同时也为腐败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和框架。1988年，《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期刊译介了克鲁格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引入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寻租”概念。之后，寻租研究在中国学界平地而起，吴敬琏、钱颖一、樊纲等一批经济学者纷纷投入到寻租理论研究热潮（钱颖一，1988），借此分析中国的寻租活动（吴敬琏，1988），蔚为大观。从此，“寻租”成为中国腐败问题研究的流行话语。

4.政治腐败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党内存在腐败现象，并决定把惩治腐败作为全党四项重要任务之一。此一时期，在样本文献中“腐败”话语突现。政治学界开始关注党内腐败现象，通过廉政思想教育、党风建设等党的建设抑制腐败成为研究热点。王沪宁、胡鞍钢等政治学者广泛分析探讨了腐败根源、腐败产生条件、腐败的特点与趋势、腐败的功能等理论问题，介绍了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等境外反腐经验，并从政治民主化、廉政建设、法制建设等层面提出了惩治腐败的措施（胡鞍钢、康晓光，1994）。此外，20世纪90年代，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剖析腐败行为和现象的文献数量也逐渐增长，消极腐败现象和预防腐败问题也开始受到学界关注。

5.廉政

1988年年底，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在新形势下保持廉洁问题的会议纪要》，这是党中央全面部署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文件。之后，廉政问题很快成为研究热点。学界从列宁思想、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古代吏治中寻求廉政建设的理论资源，从苏维埃政府、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的政权建设中总结廉政建设经验，从国外廉政制度中寻求启示意义，并提出构建廉政建设社会评价系统、建立财产申报制度、严肃党风党纪、强化廉政监督、加快民主制度建设以及高薪养廉等系列廉政措施。

（四）腐败问题研究的发展期（1999～2008年）

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文献数据库中，1999～2008年腐败问题研究学术文献激增至25000余篇，腐败问题研究日益成为社会科学界的主流议题。此一时期，腐败问题研究学术话语日渐丰赡，除寻租理论外，治理与善治、博弈论、委托代理、利益冲突等西方理论话语先后引入腐败研究领域。随着经济学者的不断加入，经济模型建构和量化分析等实证分析方法应用逐年增多。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相关高被引文献明显增多，腐败研究的知识积淀日益深厚。这些都标志着腐败问题研究开始迈入发展繁荣时期。

从CiteSpace绘制的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和高被引文献来看，法学领域的受贿罪、贪污罪研究和经济学领域的寻租研究持续升温，行政监察和廉政议题依然热度不减，学术腐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新领域开始受到关注（见图4）。

图4 1999～2008年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1.贪污与受贿

2000年以后，贪污罪、受贿罪研究持续深化。在贪污罪研究上，刑法学界围绕贪污贿赂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等客观要件的合理性，贪污罪主体认定，贪污罪中公共财产的界定，以及贪污贿赂案的侦查技术手段立法规范完善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层理论探析，并借此对《刑法》第394条的修改及适用提出了建议。在受贿罪研究上，不少学者认为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与现行立法及其理论、司法之间存在冲突，实践中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者逃脱受贿罪的刑事责任，因此应取消该犯罪构成要件（朱建华，2001），引起刑法学界的广泛共鸣。共同受贿犯罪、斡旋受贿、间接受贿、索取收受贿赂等问题得以深入探讨。

2.寻租

2000年以后，寻租研究持续深入，从寻租研究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看，会计寻租、政府采购中的寻租、教育寻租等问题成为寻租研究的热点。在理论工具上，委托代理理论、博弈论更多地被引入委托人、代理人、寻租者三方的博弈分析中。在研究方法上，量化研究被广泛应用于经济转型背景下寻租行为与行政垄断、财政管理、税收流失、政府支出以及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

3.行政监察

1997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颁布施行。之后，史学界延续以往对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考察，分析其借鉴意义；国外监察制度，尤其是针对瑞典、英国、日本、欧盟以及澳大利亚等的行政监察制度的研究明显增多，其中监察专员制度研究热度颇高；行政效能监察研究文献激增，如何通过电子政务、责任追究机制、群众监督和行政绩效考评提升行政效能监察效果，成为此一时期的研究重点。

4.廉政

2001年以后，廉政建设、廉政文化、廉政教育等廉政研究成为热点，高薪养廉问题受到重视（钱福臣，1998）。从文献互引网络分析来看，研究者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汲取理论资源，在历史中钩沉廉政经验，同时也重视从新加坡、中国香港地区以及北欧国家借鉴廉政建设经验。在廉政建设措施上，相关研究重视廉政文化建设，主张通过廉政教育培养廉政意识，尤其是培养大学生廉政意识，主张加强党内监督，严肃党风党纪，重视廉政制度建设等。

5.学术腐败

从2000年开始，高校学术腐败现象经媒体曝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也逐渐引起学界瞩目。围绕着学术腐败的原因、表现及其危害，研究者提出了以下学术腐败治理措施：完善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规范，重树学术诚信之风；加强出版业的自律机制建设；发扬学术民主，规范学术权力；完善学术体制，改善学术生态；完善同行评议、项目评审、职称评定、稿件评审等学术评价机制。

6.《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2005年12月14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正式生效，这是联合国通过的第一份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对腐败犯罪的内涵、预防腐败、反腐败国际合作、非法资产追缴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范。此后两年里，国内刑法学者围绕着《公约》对我国刑事法的影响、《公约》与我国贿赂犯罪之立法完善、《公约》在中国国内法中的适用、《公约》框架下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以及《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与引渡机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法理探讨。

（五）腐败问题研究的深化期（2009～2018年）

2009～2018年，中国知网学术期刊数据库相关学术文献猛增至4万余篇，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学、管理学领域的腐败问题研究文献增长较快；研究主题愈加多元，研究实证性、学术对话性和知识累积性显著提升。腐败问题研究逐步进入深化时期（见图5）。

图5 2009～2018年样本文献关键词共现网络

1.反腐倡廉

从关键词突现来看，2009年起，“反腐倡廉”在文献中迅猛增长，成为热词。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之后，廉政风险防控、防止利益冲突等预防腐败措施成为反腐倡廉研究的重点。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此语境下，财产申报制度、巡视制度等廉政制度建设，党内法规建设以及制度意识、制度执行力等研究，成为制度反腐的热点。

2.网络反腐

2009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的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开通，网络反腐逐渐兴起。从文献内容分析来看，网络反腐现状与困境、特点与趋势的实证研究（杜治洲、任建明，2011），网络反腐的内在机理、正负功能（牛先锋，2005），网络反腐的制度化，以及网络反腐体系构建与路径选择等方面成为网络反腐研究的重点议题。其中完善网络反腐的主要途径包括：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知情权，助推社会舆论监督；发展电子政务，以网络问政引导网络舆论监督；完善网络举报制度；以网络实名制消解网络匿名性的弊端，抑制网络暴力行为；等等。从理论基础来看，在网络反腐研究中，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亨廷顿的政治参与理论得到广泛援引。

3.贪污受贿罪

此一时期，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研究依然热度不减。根据《刑法修正案（九）》，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司法机关将使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引起刑法学界热议。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正式施行，其中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关于贪污罪的处罚规定作了较大修改；2016年，“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多次索贿等八种情形规定为影响受贿罪定罪或法定刑升格的情节。此后，贪污罪、受贿罪的量刑标准在刑法学界也掀起学术讨论的热潮（周光权，2016）。

4.监察体制

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颁布施行。此一时期，监察体制改革一直是监察研究的焦点，法学界则是监察体制改革研究的主流力量。从文献内容分析来看，相关议题主要包括：监察体制改革的合法性与合宪性，以及宪法修改问题；监察机关的属性和运作机制，机构与职能的整合，监察措施和监察程序的完善，以及监察机关自身的监督和制约；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的衔接机制；等等。

5.巡视制度

2003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将巡视制度确定为党内监督制度之一；2009年，《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颁布实施。此后，巡视制度研究渐成热潮。政治学者多基于从严治党的时代背景，从党内监督的视角回溯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分析民主革命时期巡视制度的经验启示、执行困境与现实出路。历史学者则从古代监察御史、巡按御史等监察制度中探寻历史启示。

6.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企改革和反腐败工作，大批国企高管涉嫌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国有企业高管腐败开始受到学界关注。围绕着内部控制、董事会规模、董事会独立性、内部晋升与薪酬管理等方面与高管腐败的关系，经济学界展开了深入的实证分析。刑法学界则对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资产等腐败犯罪的定罪量刑进行了法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