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九邦与周文王的军事扩张

《容成氏》记载的九邦是周族的敌人，征伐九邦反映出周文王的军事扩张。在本小节中笔者将探讨九邦的位置及周文王征伐九邦的时间先后，以此揭示出周文王的军事扩张策略。

九邦中的丰在今西安市长安区沣河以西，镐在沣河以东，作为周王朝都城的丰镐遗址至今仍在考古发掘中。《诗经·大雅·文王有声》记载：“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18]周文王伐崇后接着伐丰、镐，并在丰定都，可见崇、丰和镐地理位置临近。周文王征伐丰镐遇到了比较大的困难，这即《容成氏》记载的：“文王于是乎素端、屦、裳以行九邦，七邦来服，丰、镐不服。文王乃起师以向丰、镐，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可见，丰、镐之民起初并不认可周文王的表现，导致周文王“三鼓而进之，三鼓而退之”，这反映出周文王讨伐丰、镐之艰辛，但周人最终还是攻打下了丰、镐。[19]这里需要讨论的是《容成氏》作者为何将九邦中的丰、镐列在最前面，这依然是由该篇作者以周文王为中心的历史观念造成的。丰、镐作为周王朝的都城和京畿，其意义自不待言，因而，周文王讨伐丰、镐遇到的阻力也最大。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周文王讨伐丰、镐的时间最早，周文王讨伐丰、镐应该是在稳定了周原一带的统治之后。

九邦中的郍，李零先生认为可能为《国语·郑语》记载的“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中的舟，“其地与虢、郐临近（此‘虢’是东虢，在今河南荥阳东北；‘郐’，在今河南密县东北），是《郑语》所说郑桓公‘寄孥与贿’的十邑之一，估计在今河南新郑一带”。[20]陈剑先生认可裘锡圭先生的意见，他认为郍“当是见于《左传》等书的、先属于周后属于晋的‘州’邑，故城在今沁阳县东南”。[21]裘锡圭先生根据河南温县发现的东周陶文做出推断，比起李零先生的推测证据更为充分。再者，沁阳在商代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郭沫若先生认为：“帝乙亦好畋游，其畋游之地多在今（河南）沁阳县附近。”[22]陈梦家先生把沁阳称为商王“田猎区”，认为“凡正多方皆由此出师”。[23]这更看出沁阳在商王朝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沁阳是商王朝的田猎区兼重要军事据点，也是周人征伐商王朝的必经之地，因此成为周文王征伐的重要对象。但是郍处于商人统治核心区，周文王征伐郍的时间应该较晚，可能在其征伐末期。

九邦中的，现在还不能确定其确切位置，李零先生认为“或即战国时期的石邑，在今河北获鹿东南”。[24]战国时期的石邑在今河北石家庄鹿泉区，但是该地处于商人后方，且离关中地区较远，文王远征此地的可能性比较小，故而单育辰先生认为：“战国时的石邑与殷末的‘’时代相距过远，且典籍中殷、西周时代也没有‘石’这个古国名，李零的推测可能是有问题的。”[25]单育辰先生的看法是有道理的，这提示我们《容成氏》作者应该是以战国时期的地名来指代商周时期的地名，而商周时期这一地名可能并不存在，那么，我们如何确定该地地望呢？最基本的方法还是从战国时期的地名往上推。战国时期除了石邑外，地名中含“石”字的还有山西离石，《吕氏春秋·审应览》记载：“今蔺、离石入秦。”[26]这里的离石即为今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山西西部一带以“石”字为地名的地方有离石、灵石、石楼等，尽管这些名称出现较晚，但它提示我们山西西部一带的部分地名是因“石”而起，《容成氏》作者记录的“”也应该在这一带。因而，笔者推测《容成氏》中的在今晋西南一带，这一带是商王朝统治的重要地区，“晋南的商文化遗存有较多分布，主要有灵石旌介村、浮山桥北、屯留上村、武乡上城村、洪洞坊堆等。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已发现的晋南商文化遗存，其文化因素与殷墟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27]这一带出土的诸多青铜器亦为商人所有，可见，商王朝在今晋西南一带形成了强有力的统治，其主要作用在于防范周人的背叛。而周人要翦商，晋南地区是必须要占领的地方，就在这一范围内，因而成为周文王征伐的对象，周文王征伐当早于其戡黎。

九邦中的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邘台镇”。[28]鹿，李零先生认为：“此‘鹿’即《左传·昭公十七年》之‘甘鹿’，在今河南嵩县东北。疑简文之‘鹿’即《度邑》之鹿。”[29]此说可从。耆即《西伯戡黎》之中的黎，在今山西长治市西南，其为山西地区进入商王朝的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崇，李零先生认为其地望在今河南嵩县北，“《史记·周本纪》也提到文王伐崇侯虎，正义说‘崇国盖在丰、镐之间’，当是因为《文王有声》叙‘作邑于丰’于‘既伐于崇’之后。今得简文，可知崇自崇，丰自丰，绝非一地”。[30]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文王有声》作为周人的史诗，其记载是不容易被否定的。根据《容成氏》的记载，我们固然可以说丰自丰、崇自崇，但这不能否定它们相邻的可能性。[31]若说崇远至河南嵩县，则存在较大问题。“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所述两件事密切相关，若是崇在河南嵩县，则其间的联系似乎没有了。所以，崇的地望还是以在丰、镐之间为是，这不影响丰、镐、崇为三个独立的族属。丰、镐和崇处于关中中部核心区域，是周人东进的重要阻碍，周文王对它们的征伐当在稳定周原根据地以后。

九邦中的密须氏，其地望在今甘肃灵台县，该地对周人来说十分重要，因为这是扼守西北一带少数族群进入关中的重要通道。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宽一些，可以看到灵台、长武、旬邑等地均属于泾河流域，而泾河流域上游有一个著名的关隘萧关，它在历史上是进出关中地区西北方的门户。考古学者在宁夏固原市彭阳县发现了姚河塬遗址，它是商周时期一个重要诸侯国。由此笔者推测：周文王控制了密须氏，也就控制了扼守泾河流域的重要军事据点，保证了关中地区的稳定，因此，周文王对密须氏的征伐时间最早。

通过对九邦地望的研究，我们可以把九邦分为三组。第一组为关中西部的密须氏，这是关中地区西北部的重要通道，周文王征伐密须氏控制这一通道，才能够阻止西北一带少数族群进入关中地区，为关中地区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保障。第二组是关中中部的丰、镐和崇，这是关中地区核心区域所在，只有占据这些地方才能控制关中，因而这里成了周文王与商王朝争夺的重点地区，其战争也更为惨烈，《左传》记载：“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32]《诗经·大雅·皇矣》的记载可以与此相印证。[33]周人占领此地并迁都于此，为周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组为郍、、邘、鹿、耆，它们位于河南、山西境内，是周人与商王朝争夺的重点地区，周人若控制了这些地区就打通了进入中原的通道，将为进攻商王朝都城扫清障碍。

九邦代表了周人征伐的主要对象，尽管它是战国时期人的总括，但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实情。周文王征伐九邦，顺序当是从西到东，步步为营，即密须氏（第一组），崇、丰、镐（第二组），、鹿、邘、郍、黎（第三组），这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大致相同，最大的不同则体现在伐耆上。司马迁认为周文王伐密须后即开始伐耆，这可能失之过早，因为这时周人东进的通道尚未打通，丰、镐和崇仍然阻隔其间，伐耆势必不可行。《尚书大传》记载：“文王一年质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纣乃囚之，四友献宝，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伐耆。”[34]《尚书大传》的记载颇为杂乱，认为纣囚周文王是因为周文王伐犬夷，毫无文献根据；另外，《尚书大传》把伐邘排在最前，也与《史记》的记载相违背，因而，《尚书大传》的记载表明部分汉代学者对于周文王征伐商王朝与诸国的顺序已经不是十分清楚，此记载不能作为判断周文王军事征伐顺序的依据。

经过周文王的征伐，关中、河南、山西大部分地区归属周族，“三分天下有其二”，为周人灭商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