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政治设计与控局能力

2017年12月6日，普京宣布参加2018年第七届俄罗斯总统大选。[1]普京第四次站在俄罗斯总统大选的政治舞台上。2000年普京第一次参选时，话语掷地有声，誓言整顿国内政治秩序，集中精力搞国内建设。2004年第二次参选时，得益于第一任期充满朝气的国内改革，普京民望高企，普京没有让“统一俄罗斯”党推举他为总统候选人，而是以独立候选人的方式参加竞选。普京认为，俄罗斯已经成功避免了苏联解体以来最危险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趋势，需要转入快速发展的现代化新时期。转眼又是十多年过去了，其间普京经历了选情复杂的2012年选举，现在再次迎来一场“具有特殊意义和分界性质”[2]的2018年选举。2018年3月18日，普京以76.69%的超高得票率获得了第七届俄罗斯总统大选的绝对胜利。

第一，这次选举普京面临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俄罗斯面临很多发展的难题，普京的经济业绩乏善可陈。2012年竞选时普京发表7篇竞选文献，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展望前景，随后在就职典礼一结束就签署了11项总统令，在投资额、就业岗位、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制定了具体指标，力求提高经济发展速度，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增加公民实际收入，并使俄罗斯经济达到技术领先的地位。[3]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俄罗斯经济进入世界前五强和人均GDP达到3.5万美元”这一目标，并不是在“五月总统令”中提出的，而是2011年4月10日时任总理的普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但是，第三任期过去了，上述目标并没有实现。当前俄罗斯贫困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拉大。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贫困问题是俄罗斯面临的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2016年，俄罗斯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4.6%，意味着有2000多万人生活在最低生活标准之下。在2016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用了很长篇幅来阐述民生，强调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普京指出：“我们所有政策的意义就是人的积蓄，人力资本的成倍增加就是俄罗斯最主要的财富……我们要坚守传统价值和家庭，坚持人口政策，改善生态环境，促进人的健康、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4]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米哈伊尔·列米佐夫认为，要在总统选举的背景下解读国情咨文。针对国情咨文中重点提及的社会保障体系，列米佐夫认为，社会领域和人力资源对未来的俄罗斯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相比于经济和生态指标，俄罗斯的某些社会指标非常低，如两极分化水平、居民健康指数等。国情咨文重点提及这方面的内容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普京在2017年的国情咨文中也坦承了这一点，并制定了脱贫时间表，提出未来六年要使贫困率下降一半。贫困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滋生了社会不满情绪，俄罗斯的社会性抗议活动都与此相关。经济落后是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5]在这次选举中，包括普京在内，执政当局宣传政绩时，都是策略性地选择宣传普京2000年执政以来而不是近六年的成绩。

第二，尽管普京选举面临困难，但这仍是一场没有悬念的选举。这主要是因为普京控局能力强，“后克里米亚共识”的社会效应持续发挥作用，反对派社会基础与政治实力过于薄弱。与2012年大选时普京为赢得首轮获胜而进行严密政治谋划的紧张气氛不同，这次大选俄罗斯国内外讨论的焦点之一甚至只是“两个70%”的问题，即力争使俄罗斯选民的投票率和普京首轮的得票率都过70%。俄罗斯选民是1.09亿人，两个70%意味着有一半左右的选民，即5300万左右的选民支持普京。这是总统办公厅负责内政的副主任基里延科在2016年12月国家杜马选举之后不久就明确提出的政治口号。[6]2016年9月国家杜马选举时公众47.88%的超低投票率让普京团队忧心忡忡。对于一个政治人格化的体制而言，投票率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政治合法性的表征，“两个70%”因此成了2018年大选的某种政治象征。从普京时期来看，2000年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和得票率分别为68%和52.9%，2004年为64.39%和71.31%，2008年为69.6%和70.28%，2012年为65.34%和63.60%。普京时期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平均为66.83%，得票率平均为64.52%。投票率从来没有达到或超过70%，得票率两次超过70%，2004年为最高。可见，2018年总统大选67.5%的投票率虽然没有实现70%的目标，但是略高于平均值，而且远超2016年国家杜马47.88%的低投票率，普京团队在打破政治冷漠局面上取得了很大突破。76.69%的得票率不仅突破普京自己在2004年大选时的历史最高值，而且被认为是创纪录的大选成绩。普京最终取得了超过5600万选民的支持，单从结果上看，普京以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了“两个70%”的目标。2018年3月23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正式公布选举最终结果后，普京在总统网站上发表了对俄罗斯公民的视频讲话，一开始就强调了四个数字：高于67%的投票率、超过7300万选民参加投票、高于76%的得票率以及超过5600万选民的支持。这是俄罗斯总统选举历史上最高的得票率，意味着普京获得民众前所未有的巨大支持。[7]

第三，这次大选的政治设计还体现在总统选举法的延续性上。现行总统选举法是2003年通过的，延续至今，其间历经30余次修改。总统选举法与杜马代表选举法形成鲜明对比：总统选举法相对稳定，杜马代表选举法除了2011年第六届选举以外，每次国家杜马选举前都要另起炉灶，重新制定新的选举法。具体来说，1993年宪法通过以来，俄罗斯总统选举法只经历了1995年、1999年和2003年三版，并稳定在2003年版上。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则经历了1993年的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条例及1995年、1999年、2002年、2005年和2014年五版，共通过了六个关于国家杜马代表选举的宪法性法律。可见，总统选举法的延续性较强。这与总统选举比国家杜马选举相对稳定的现实一致。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议会代表的产生方式、选举原则及监督机制需要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而修改以达到有利于执政当局的政治效果。因此，俄罗斯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及议会代表选举制度的变化都是为了政权执政利益的最大化，而立法、行政与政党机制一旦达到了这一效果，对于树立总统的政治权威极为有利，对于总统选举而言也是稳固的政治基础。总统选举法的相对稳定也说明，普京政权对于总统选举早已在相互关联的政治领域采取了娴熟的政治设计，而且效果明显。

在强调总统选举法延续性的同时，也必须指出：执政当局如果准备做出重大政治调整，需要总统选举法配合时，总统选举法一定会被实质性修改直至重新制定。例如，1999年12月1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新的总统选举法，取代1995年的总统选举法。恰恰是在1999年12月31日新版总统选举法公布的当天，[8]叶利钦总统宣布辞职。根据俄罗斯宪法，联邦法律由国家杜马通过。国家杜马通过后，在五日内转交联邦委员会审议。联邦委员会在十四日内审议。联邦委员会通过后，在五日内送交俄罗斯联邦总统签署和颁布。总统应在十四日内签署联邦法律并颁布。一般而言，联邦法律尤其是宪法性法律，从预读到通过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换句话说，一部联邦法律如果从国家杜马三读到最终正式公布能在一个月内完成，这属于非常快的速度，一般与执政当局想要迫切采取的政治举措紧密相关。1999年的总统选举法就以叶利钦时期极为少见的加速度在一个月内正式公布。因此，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判断：同一天内新的总统选举法公布与叶利钦辞职看似巧合，实际上有内在的联系。事实也的确如此。1993年宪法只是规定了当总统辞职时，总统选举应在总统权力提前停止行使后的三个月内举行，而且，总统职位暂由政府总理临时代理。但是，无论1993年宪法还是1995年总统选举法都没有对总统辞职的情况下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的具体程序予以明确规定。1999年总统选举法恰恰增加了有关提前选举总统的内容，并对此做了具体而详细的规定。可见，总统选举法也是执政当局谋求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

第四，从总统选举法本身的修改来看，主要遵循既要提高投票率，又要在竞选常规环节加强控制的原则。为了提高投票率，此次选举前对2003年版的总统选举法中的选举时间、选举原则等方面进行了修改。大选投票日的时间调整到克里米亚“回归”纪念日——3月18日，主要就是考虑到跨群体的情绪共振和情感共鸣，刺激投票率的上升。这次对2003版总统选举法的最大调整主要体现在对2011年修改的选举原则的改变上，即降低总统选举候选人登记门槛。原先自荐和议会外政党提名需要200万人签名，现在前者为30万人，后者为10万人。这次选举前因为这一规定，在最开始的竞选阶段，一度出现70人表达参选意愿的政治局面。这对于政治动员而言无疑是一剂强心剂，可以有效提高投票率，在达到这一政治目的的同时，总统选举法在竞选登记、参选审查、参选小组的人数和组织结构、选民签名登记审查以及最终的竞选资格认定等方面又增加了相当严格的规定。事实上，俄罗斯表面上政治竞争性加强但实际上政治控制更严密的现象在总统选举的过程中再次得以体现。什么样的政治精英可以参选以及如何参选是体现政治控制性的标志。参选门槛貌似低了，但实际运行效果是2018年总统候选人从最初报名的70人到报名截止前的15人再到最终的8人，程序合理合法又控制严密。通过参选资格的规定将纳瓦利内这样的体制外反对派排除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类似纳瓦利内的反对派除选择街头政治外，无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些运筹都为普京赢得2018年总统大选奠定了基础。

第五，这次大选的国际背景特殊。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面临冷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地缘政治环境。俄罗斯与西方在政治、经济、外交乃至体育等各个领域陷入长时段软对抗的博弈状态。为了国内的稳固发展，普京连任之后将调整对外政策、改善俄美关系放在重要位置。问题在于主观意愿难以代替客观现实。现实是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外交问题内政化，反俄不仅是美国各政治派别达成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也被深植于美国社会意识中。就像反美主义在俄罗斯民意基础深厚一样，反俄意识在当前的美国已成为政治正确的社会意识。至少取消对俄制裁等政策调整的决定权在国会而不是在总统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