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北京城市外交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李凌志 于宏源[1]

摘要：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城市外交上具有很高的活力指数，其中北京通过与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共同解决北京面临的环境问题。2008年奥运前夕，北京的环境问题受到国内外的关注，环境问题成为北京申报奥运绿色城市的关键因素。北京为解决环境问题，积极出台各种措施，利用城市外交，与绿色和平组织进行合作，推动北京实现绿色奥运。同时，北京利用城市外交，促进环境治理，为其他城市利用城市外交解决环境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北京 城市外交 环境治理

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作为一种中观概念和中间变量，连接着城市对外交往能力与其在国际社会的实际对外交往影响力两大概念。与以往涉及城市外向性的指数大多注重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生活便利度、自然环境、公共交通等指标的特征不同，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数更加侧重于城市对国家总体外交的服务、公民与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外交持有的积极态度、搭建民间对外交往的平台渠道对加大民间对外交往力度的作用三方面。城市对外交往的活力表现在城市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交往的深度、广度上。涵盖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四个维度的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指标才具有良好的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逐渐成为重要的民间外交主体。北京作为我国当前的特大型城市，兼具政治中心地位。因此其既有的国际化程度和对外交往资源都比较多，并且城市居民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受教育水平也都排在我国前列，故而有较强的意愿走出国门，了解世界。这一系列主客观因素使北京成为中国当前最具对外交往活力的城市之一。北京也不断在对外交往中，加快自身参与环境治理的进程，塑造生态文明城市。

一 城市外交的理念和作用

（一）城市外交的理念

与城市国际化程度、竞争力水平等基础性结构性变量相比，城市对外交往侧重于交往互动的进程；与城市外交这一带有具体政治目的的战略举措相比，城市对外交往更为多元，体现了城市在一般情况下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联系的实际情况。并且与城市外交聚焦政治领域不同，城市对外交往还应该聚焦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体现其多维度的特征。因此，城市的对外交往活力是连接城市对外交往能力与其在国际社会实际对外交往影响力的中观概念和中间变量。以往涉及城市外向性的指数大多注重城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生活便利度、自然环境、公共交通等指标。这些因素是提高城市对外吸引力，增加城市交往体量和容量的要素，但不是城市具有交往能力的必要条件。在后发展国家中，城市对外交往活力可能滞后于或领先于城市本身的发展现状。同样，城市对外交往活力既是城市一系列活动最后产生的效应，也是城市对外交往产生的结果。中国城市正在全球城市网络中不断升级和延伸自己的功能。与已经发展成熟的国际大都市相比，中国城市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还在不断演进中。城市对外交往的理念具体如下。

第一，城市外交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其核心目标在于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家软实力、推广国家核心价值观。同时，城市外交也是探索特大型国际城市治理规律的重要抓手。城市外交牵涉方方面面，既与城市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等硬实力相关，又与城市文化、市民素质、社会活力等软实力相关。城市外交根本上是一个城市内部治理的外向辐射。例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心、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特大城市，上海的发展已经到了创新转型的重要节点。以往传统强调经济增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而新的增长点和发展模式则需要城市将更多的资源和力量投资于城市软实力的发展。在此背景下，上海发展城市外交可谓恰逢其时。对内，开展城市外交体现了全面改革背景下的上海锐意进取、积极改革的姿态；对外，城市外交可以体现上海城市精神，争取国际舆论，为上海乃至中国未来的转型打造良好的国际舆论话语体系。

第二，城市在国际和区域合作、制度设计与建设方面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明显和重要。城市外交要求政府改变“政府无所不能”“外交是政府的事情”等传统观念，对公民参与公共外交持积极态度，为公民参与公共外交提供指导和平台，加快培养一批具备外交能力的国际活动人员，推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另外，城市外交建设要求民众改变“国事与己无关”的观念，培养与他国和他国人民交往所需要的各种能力，理性、有序、专业地参与维护国家利益的活动。

第三，城市外交要求搭建民间对外交往的平台，拓展民间对外交往渠道及形式，加大民间对外交往力度。一方面，充分实现外交资源共享，多管齐下，形成合力。例如，鼓励各种行业协会、学会，以及妇联、青联、学联等走上国际舞台，使它们大胆活跃地参与国际对话，积极参与各种国际问题的讨论与解决。另一方面，支持促进社会组织在国际上开展活动，展示良好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

作为现代化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组织体现了“城市——社会活力”和整体市民的精神道德品质，而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高低也体现在其是否拥有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会组织上。提高众多社会组织的国际化水平和涉外交往能力已经成为提升整体城市国际化水平的重要一环。

（二）城市外交的作用

在全球治理中，国家的监控权已经部分让渡给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民间外交主体，所谓的全球治理权力中心部分也转移到民间外交主体上。在民间外交参与全球治理方面，非国家与国家行为体之争反映出一定的南北差异。西方工业国家主张推动多利益攸关方进程，而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联合国主导下的民间参与，既强调民间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也重视民间外交主体的有限性。在全球治理的谈判层面，主权国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不改变，但是在全球治理的议程形成、履行公约等层面非国家行为体则扮演着推动全球治理的积极角色。在全球治理的诸多领域中，民间外交主体已经演绎了多重角色，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城市作为民间外交主体在全球治理中承担了以下三种角色。

一是公共产品服务提供者。在资源和价值方面，城市往往能够超越各国政府的优先级限制，深入基层，为人们提供多样化、个性化、周到、细致且普遍的公益产品和服务。另外，城市可以服务政府外交。城市通过媒体宣传、直接对话、个人游说等诸多倡议活动来推动舆论，形成全球治理场内场外的舆论，以此服务国家外交政策目标。[2]

二是全球治理秩序的促进者。在不少全球治理进程中，常常见到因为不同国家、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见解存在矛盾和冲突，而导致双方的误解和冲突不断加深，从而导致合作成本不断提升，甚至难以维持合作的情况。不少西方学者认为，在全球治理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促进个人参与是提升全球治理效能的有效手段。[3]塔卡（Sabina Tuca）提出，全球治理层面是多元化的，从个人、地方层级、国家层级、区域层级到全球层级。[4]协调包括政府、政府间、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利益攸关方的行为是全球治理中的巨大挑战，而城市则可以在交流、互动与网络构建中协助全球治理秩序构建。城市通过培养跨国价值观来构建应对全球治理的响应范式，定义全球治理行动，在全球治理进程中影响国家行动和国际谈判。如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美国14个州及波多黎各建立了美国气候联盟（U.S. Climate Alliance）和包括383个城市的美国市长气候联盟（U.S. Climate Mayors），两者分别占美国人口的36%和23%，占经济比重分别为40%和27%。[5]可见城市是全球治理秩序的重要促进者。

三是全球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全球治理对各种行为体的包容性早已有之。[6]1992年《里约环境发展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现了“全球伙伴关系”、“公众参与”和“土著居民”等“类全球治理”的重要概念。2012年“里约+20”决议提出：“我们认识到参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和利益攸关方日益多样。”[7]《蒙特利尔议定书》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强调了不同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伙伴关系。最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也特别强调了国际机构、地方当局、民间机构、私营部门、科学学术界等一同努力的伙伴关系模式。因此，对多利益攸关方的包容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理念之一。[8]

二 北京城市外交在环境治理中的实践

北京由于其作为首都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扩大而备受关注，近年来北京的雾霾和污染问题也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并由外转内成为政府和公众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并在2008年北京奥运、2013年美国使馆称雾霾爆表、2015年北京申冬奥期间由于外界事件而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关注。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如何利用城市外交解决被国际社会过度关注甚至误解的空气污染问题，如何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如何厘清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边界？如何打破政府与国际组织签订谅解备忘录，开展项目层面的合作，建立伙伴关系的传统合作方式？有没有软性合作的方式来内外兼顾，解决问题？这是北京城市外交参与环境治理的一大问题。

（一）北京绿色奥运与绿色和平的评估报告

与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是城市外交活力的重要指标，北京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就积极与绿色和平[9]进行合作。目前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有员工80余人，年度工作经费超过4000万元。在工作方式上，绿色和平进行本土化努力，通过与中国科研机构合作调研以及独立调研等形式开展环保工作。除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之外，绿色和平也积极参与到解决问题中来，努力推动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成为推动多个环境问题解决的“加速器”。

然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之前和期间，国际社会对北京的空气问题一直非常关注和担忧，甚至有4名美国自行车运动员（Bobby Lea，Sarah Hammer，Mike Friedman，Jennie Reed）在美国奥委会的要求下，一下飞机就戴上了口罩。此举引起国际媒体的大肆报道[10]和国内民众的极大愤慨[11]。北京的空气到底如何？是否有害健康等问题成为超越体育精神的最大社会关注点。

2008年北京奥运前夕，中国政府在北京空气治理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努力。2007年，北京就制定了《第29届奥运会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并请了大气化学、大气物理、环境工程、环境政策、气象等方面的8位院士、14位研究员和教授组成专家委员会，对保障方案进行全面、详细的论证。[12]2008年4月4日，正式对外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2008年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本市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的通告》，从机动车、施工工地、污染企业、燃煤设施、有机废气、气象条件六个方面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机动车的“单双号限行”。

就在奥运前夕，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召开记者会，发布了《超越北京，超越2008：北京奥运会环境评估报告》。[13]集中研究了六个对北京至关重要的环境议题：空气质量、能源使用/气候变化/制冷剂、交通、水资源、林业、有毒物质和废弃物，并积极肯定了北京在这六个方面的主要成就。对于没有做到的部分，绿色和平并没有用一贯的批判性用词，而是使用了“错失的机会”等建设性说法。绿色和平的结论是“北京在2008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实现了大部分的申奥环保承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特别之处在于，这些为奥运会而做出的环保努力，将为北京这座城市在奥运过后留下一笔宝贵的环境遗产”。

此份报告虽然是绿色和平的独立调研评估报告，但得到了北京奥组委环境工程部、北京市环保局的大力支持，从报告设计初期的方向把控，到撰写过程中的数据资料提供，再到初稿完成后的审议定稿，都存在着深度合作。

国际奥委会奥运会执行主任吉尔伯特·费利于2008年10月8日致信绿色和平，表示认可并采纳了绿色和平的建议。10月，北京奥组委工程和环境部也给绿色和平颁发了荣誉证书，表彰其为奥运会成功举办做出的突出贡献。12月，应联合国环境发展署（UNEP）的要求，绿色和平从非政府组织的角度发表了对北京奥组委工作的建议和意见。

关于绿色和平积极评价北京奥运环境努力的报道不仅出现在新华社、人民网等官方媒体上，也得到美国CNN、《英国卫报》、BBC、《独立报》等国际媒体的竞相报道。其从独特的第三方角度为北京的奥运环境努力正名。

（二）奥运之后在清洁空气方面的软性合作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以后，北京市将一些环境经验进一步完善推广。从2013年1月1日起，北京市作为第一批城市在检测标准中纳入了PM2.5、一氧化碳和臭氧[14]，并提出了2017年全市空气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15]，具体措施包括继续关停燃煤发电厂，淘汰三高企业，制定阶段性目标，逐步实现市区无煤化等[16]。在交通方面，北京将奥运期间的单双号限行变成日常的周一至周五每天限行两个车号，进一步扩大公共交通运营能力，到2015年公交运营线路达到1200条，轨道交通线路增至17条，公共自行车数量增至5万辆。同时加快淘汰老旧车辆，2011年至2017年7月北京累计淘汰黄标车、老旧车162万余辆[17]。

同时，北京在清洁空气的公众参与中始终让绿色和平参与其中，包括在制定北京清洁空气计划时邀请绿色和平作为民间专家建言献策。在2014年2月《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的发布会上，授予绿色和平“北京环保志愿监督员”称号，是民间监督员中仅有的5位之一。数次邀请绿色和平参加北京市环保局组织召开的PM2.5专题研讨会，就PM2.5排名、雾霾成因分析报告、北京空气质量改善报告等内容和结论进行修改。

另外，绿色和平把北京空气作为其项目重点，主动开展了一系列专业工作，包括与健康专家合作。从2012年到2015年，绿色和平与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课题组合作发布《危险的呼吸》系列报告，开展PM2.5的公共健康影响研究。从2013年开始，基于环保部的公开监测数据，于每季度、每半年及年末独立发布中国城市PM2.5排名，特别对北京的情况进行深度跟进和分析，得到包括新华社、人民网、《21世纪经济报道》等在内的众多媒体报道和广泛的公众关注。

（三）北京申冬奥时绿色和平的独特价值

2015年北京申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关键点是国际奥委会（IOC）的奥运评估团对北京进行打分。由于绿色和平在国际上独立、非政治和高调的形象，以及绿色和平主动与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的联系，其在北京申冬奥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民间推进作用。

2015年3月，国际奥委会奥运评估团来到北京，实地调研和评估北京的准备情况以及资质。其间，国际奥委会向北京冬奥组委提出需要征求民间意见，特别是独立非政府组织的意见，并且点名说想听听绿色和平怎么说。时任北京冬奥申委执行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张建东会见了绿色和平东亚分部总干事戴慕韬，在会上介绍了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会的努力，特别是空气治理方面的决心和行动，并听取了绿色和平的评估和建议。次日，评估团中负责可持续发展和媒体的专家David Stubbs和Ron Hutcheson与绿色和平进行了一场闭门会议，就公众参与、空气质量、水资源、奥运遗产以及媒体环境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讨论。由于对北京环保努力的深入了解特别是对冬奥会环境工作价值的体会，绿色和平向国际奥委会专家详尽介绍了北京的情况，化解了国际奥委会的一些顾虑。

2015年7月31日，北京如愿以偿获得202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8月1日，绿色和平发布独立调研报告《2022绿色之约——绿色和平对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环境评估与展望》[18]。寄语2022年冬奥会，期待它成为北京乃至整个京津冀地区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的一次机遇，并为该地区和中国留下一份持久的绿色遗产。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北京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从信息公开、企业减排、机动车管理、绿色生活、重污染预警、京津冀联防联控、全社会参与等方面采取行动，打赢了一场漂亮的“蓝天保卫战”。到2017年，北京市空气中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58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20.5%，完成国家“大气十条”下达的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目标。

三 北京城市外交在环境治理中的经验总结

北京的城市外交在环境治理中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其他城市依靠城市外交改善生态环境塑造了榜样。北京的城市外交在环境治理中可供借鉴的经验如下。

（一）城市角色定位与硬件建设

在城市角色定位与硬件建设上，北京注重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发展低碳经济。立足于推动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关系，努力建设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生态安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城市，统筹考虑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统筹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统筹考虑当前利益和长远战略，全面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切实走出一条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的新路子，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应对气候变化、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还是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主攻方向。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人类的福祉和未来。应该携起手来，共建生态安全、绿色发展的美好家园，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世界，为人与自然的永续发展赢得光明未来。

北京还注重增强城市的包容性，促进共享经济发展。包容性首先意味着共享，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共享平等的社会权利、共享均质的公共服务。包容性发展乃是消除贫困、改善弱势地位、融入主流社会的不二法门。包容性城市同时意味着参与，这是基于社区脉络的广泛参与，从而令发展成为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民众的共同参与而实现的社会改善和社区复兴。唯有广泛的参与，才有助于让发展从规划到实施都能凝聚广泛的共识，动员各方力量，从而获得让各方受益的成果。

（二）城市文化软件建设与生态文明宣传

在城市文化软件建设与生态文明宣传上，北京注重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生态文明意识。“世界环境日”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我们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环境就是民生，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倡导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生态文明意识。城市通过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从而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不断提高生态环境的质量。“世界环境日”的传播是弘扬“生活方式绿色化”理念、增进人们对“生活方式绿色化”的认识和理解的一种途径，将美好愿景转化为实际行动，呼吁人人行动起来，从自身做起，减少浪费，实现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向勤俭节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方向转变。

北京还注重开展生态环境相关的主题活动，提高企业、家庭、个人等各个行为体的环保践行程度。人类的衣、食、住、行、乐等生活和生产活动都会消耗大量的地球资源，按现有的生态足迹水平，一个地球远远无法满足人们所需的自然资源。“地球一小时”历年的主题活动，从关注气候变化、关注蓝天、关注污染，提升环境问题的关注度，到号召公众做出环保改变，致力于激励和引导公众参与。可以说，穹顶之下，绿色出行、低碳生活越来越得到大家的关注。越来越多人减少飞机、火车、出租车、家庭轿车等交通工具的使用，身体力行地降低碳排放。而企业和单位都在考虑如何合理分配资金、降低机构运转成本的同时，成为助力环保事业发展的一员。

（三）加强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软性合作，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打破传统的项目层面合作模式和伙伴关系，软性和非公开的合作方式效果优异。对于一个城市的政府部门来说，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形式大多是通过签订“谅解备忘录”明确合作的议题、范围、时间、工作手法、资金、双方权责和监管审计方式等详细内容后开展具体的项目层面合作。对于绿色和平这样在全球以行动和敢于向污染说不而著称的机构，与政府部门合作甚至不是其传统的工作方式。而此案例开创性地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即使没有一个固定的项目和明确的行动方案，双方在共同愿景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心有灵犀地里应外合，各自开展工作。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北京市政府部门并未与绿色和平签订任何合作协议，有任何资金往来，但人员间的交流和讨论、资料信息的分享和互通却从未间断过，从副市长到环保局局长，从技术部门到科研机构，都在有需要的时候与绿色和平有着良性的互动，并未因为政府和非政府的界限而闭门不见各自为战。

在生态文明上升到国家战略的今天，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越来越涉及广大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因此，此类非传统合作方式虽然非公开、软性，但既省钱省力，又通过实践证明效果优异。

（四）尊重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反而有更优异的国际媒体效应

城市在高速发展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发展的副作用，其中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且难以通过政府的一己之力完全解决。在这一领域，非政府组织就可以发挥独特的增补作用。特别是本案例中的绿色和平组织，由于其发起人中就有记者，一直以来深谙媒体运作之道，内部设有专门的传播部门，聘请专业媒体从业人员做项目推广。绿色和平的每个研究报告都配合进行专业的媒体发布，从过去线下的记者会到近年来线上线下同步发布，配合有创意的行动方式、新闻发言人、新闻稿、背景信息、图片故事、Q&A等媒体资料，让绿色和平常常“上头条”。

除了被动地接受采访，绿色和平中国办公室还会联合全球几大媒体中心所在的办公室针对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联动发声，并撰写中英文文章发表在欧美主流媒体上。例如，2017年针对美国特朗普总统退出巴黎协定引发的讨论，绿色和平中国团队主动在《金融时报》上发表数篇文章，对国外受众产生广泛影响。

在中国十多年的工作使绿色和平成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也是在国际媒体和网络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北京空气民间评论员”。正是这种非公开、软性和深度的合作让北京政府的努力得到了境内外政府、媒体等各界人士的极大重视，其正面宣传效果出乎意料得好。

（五）政府部门决策者解放思想信任非政府组织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北京市政府没有和绿色和平组织签订任何合作协议，也就没有任何具体的责任和义务，其创新模式最后的成效需要时间来体现。合作初期和中间一些关键时期需要北京市政府、环保局、奥组委的决策者充分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开放行动。其中尤其突出的是亲自出面与绿色和平见面沟通甚至合作的北京市副市长张健东，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北京奥组委工程和环境部部长余小萱。这几位主管领导有担当和大局观，摒弃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保守思维，充分信任非政府组织是关键。

北京与绿色和平的合作初期也受到很多质疑，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对于政府来说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里应外合，获得双赢；用得不好，可能出现方向偏差，甚至失控。因此对合作的双方，特别是政府的管理能力和非政府组织的自控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在实际操作中，绿色和平北京办公室的项目长期目标设计和北京市政府的目标是很一致的，因此在长达近十年的工作中也始终把和政府积极沟通作为实现其项目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在实践过程中还是难免出现了一些因为北京的空气问题被国际媒体炒作造成政府压力，或者非政府组织在揭露问题和举报污染时引起社会各界对政府是否存在不作为行为的讨论。此类问题难以完全避免，因此非政府组织的自我管理和项目管理能力，以及危机处理能力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四 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看出，北京城市外交在环境治理中的努力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且不止于奥运会，所取得的积极成效也因此大大超出奥运会和清洁空气的议题，从而开创了城市与国际非政府组织软性合作以来展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努力和成就的有效尝试。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新闻发言人、时任北京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所言，“重合作又不失特点，确实是开创了绿色和平与一个城市很好合作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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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凌志，安徽财经大学研究生；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

[2] 著名国际非政府组织阿迦汗发展网络（AKDN）在吉尔吉斯斯坦设立了农村发展项目，为地区发展开设培训课程、提供高等院校英文教育和禁毒警示提示。CIVIL SOCIETY，http：//www.akdn.org/what-we-do/civil-society。

[3] Jamesh Thakur，Brian Job，Mónica Serrano，Diana Tussi，The Next Phase in the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Global Governance，Global Governance，Vol.4 Iss.14，2014，pp.1-9.

[4] Sabina Tuca，Global Governance vs. National Sovereignty in a Globalized World，Ces Working Papers，Vol.7 No.1，2015，pp.193-198.

[5] Bloomberg Philanthropies，America’s Pledge，Phase 1 Report States，Cities，and Busine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Stepping Up on Climate Action，November 2017，p.96.

[6] 参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http：//www.unfccc.int。

[7] 参见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94632030%20Agenda_Revised%20Chinese%20translation.pdf。

[8] 参见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content/documents/94632030%20Agenda_Revised%20Chinese%20translation.pdf。

[9] 绿色和平是一家全球性的环保组织，成立于1971年，国际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并在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部。为了保持公正性和独立性，绿色和平不接受任何政府、企业或政治团体的资助，只接受市民和独立基金的直接捐款。绿色和平的账目每年都会经过审计，并通过年报公开收入和支出，接受社会监督。绿色和平在全球一直以行动派著称，在揭露环境污染方面不惧强权。

[10] U.S. Cyclists Are Masked，and Criticism Is Not，New York Times，https：//www.nytimes.com/2008/08/06/sports/olympics/06masks.html，AUG. 5，2008.

[11] 《美国戴口罩来京运动员向中国民众致歉》，《环球时报》2008年8月7日。

[12] 《八位院士为奥运空气质量保障方案把脉》，北京市环保局，http：//www.bjepb.gov.cn/bjhrb/xxgk/ywdt/dqhjgl/dqhjglgzdtxx/509494/index.html，2007年6月8日。

[13] http：//www.greenpeace.org/china/zh/publications/reports/other/2008/2008/.

[14] 北京《环境空气质量标准》，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2-05/14/c_123123803.htm。

[15] 《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http：//www.bjepb.gov.cn/bjepb/323474/330026/324900/440807/index.html。

[16] 《北京市2015年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计划》，http：//china.huanqiu.com/article/2015-04/6267746.html。

[17] http：//news.sina.com.cn/o/2015-07-11/014032096088.shtml.

[18] http：//www.greenpeace.org.cn/environmental-assessment-of-winte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