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一 城市外交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外交的发展进程
王向阳[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以友好城市为标志的中国城市外交迅速发展。在40余年中，中国城市外交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产生了差别化特征。城市外交在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典型的交往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关系模式，如政治发展型、经济合作型和情感/文化交流型等。城市外交的发展得益于实践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在新时代，中国城市外交将继续前行，朝着更加制度化、均衡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城市外交 友好城市 城市交往 城市关系模式
长期以来，城市在塑造国际事务的形式和内容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前，城邦是权力所在。在现代国家体系建立之后，城市的作用开始削弱，但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以及权力下放的影响，城市开始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以友好城市为标志的城市外交逐渐成为一个国家外交活动的重要补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以友好城市建设为代表的城市外交开始在政治、经济和人文交流领域发挥作用。随着对外交往的进一步加深，城市外交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已经成为国家外交活动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友城交往为标志的中国城市外交起源于1973年，之后不断被重视，到2014年中国最高领导人更是明确提出更好地推进城市外交。[2]与官方重视不同，城市外交的重要作用容易被学术界忽视。在中国知网以“城市外交”为主题仅能搜索出293条文献条目[3]，而对城市外交发展历程研究的文献更少。国际友好城市交往是中国城市外交的发端，同时又是城市外交最重要的载体。因此，本文以国际友城交往为基础，探讨中国城市外交的发展历程。
一 中国城市外交研究现状
学者对城市外交理论的探讨，大多引用西方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理论，同时结合中国实际对城市外交的理论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解读。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基于国际关系理论模式。龚铁鹰认为，城市的国际地位提升、国际组织的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的需要等，为城市外交的出现奠定了基础。[4]陈志敏认为，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体出现了多元化的需求，需要次国家政府等各种新型行为者的参与，[5]次国家行为体参与外交实践有利于塑造中国国际话语权。[6]韩德睿认为，城市是具有战略治理能力的地理单元，城市有能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区别于国家的重要作用[7]，但在主权框架下，城市外交可以对国家硬实力、软实力和外交力做出贡献。[8]汤伟则认为，城市只是各种经济体系的空间组织（城市国家除外），不能将其视为外交的范畴。[9]二是基于外交学理论模式。赵可金认为，中国城市外交既与传统的国家总体外交密切相关，同时又有新的内涵，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区别，[10]他继而补充道，城市外交实际上是一种嵌入过程，它嵌入主权国家外交、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外交以及社会网络外交体系。[11]杨毅、陈维等中国学者大多持相似观点。[12]基于新兴派理论的“平行外交”中国理论界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大多把“城市外交”看作中国外交的一部分。[13]
由此可见，中国城市外交研究仍处于理论探索阶段，而对于发展历程、应用层面的研究较少。如，关于城市外交发展历程的研究，学界大多没有给出具体的分段标准，[14]而学界对城市活动与城市关系模式类型的研究更少。城市外交要发挥作用依然取决于它们的互动所创造出来的城市关系，这种互动既有利于实现城市外交本身的目的，也有利于塑造本国的话语权。
二 中国城市外交发展历程
1973年，天津市与日本神户市结为第一对国际友好城市，标志着中国城市外交的开端。经过五年的发展，到1977年，中国仅缔结5对国际友好城市，城市外交处于艰难的“起步探索阶段”。[1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快速增加，城市外交迅速发展。40余年来，在不同因素推动下，中国城市外交发展历程经历了若干阶段。
（一）中国城市外交发展历程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地外办官网，研究区域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将各地外办网站公布的1978～2019年中国缔结友好城市数据作为主要分析依据，并结合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等，把我国城市外交划分为三个阶段。
1.初步发展阶段（1978～1991年）
1978年我国对外缔结友好城市数量开始缓慢递增，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增量先增加后减少，呈倒U形状，峰值出现在1985年。这一阶段我国与五大洲38个国家，结成友好城市378对，国内结好范围扩大到22个省份和58个城市。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中国城市对外交往的议题与内容也不断拓展，从起初的以友好交流为主，到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包括经贸、教育、文化等。[16]这一阶段我国友城管理工作也逐步开始走入正轨，有了初步的管理框架和制度基础。[17]
2.稳步发展阶段（1992～2010年）
与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同步，随着各个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友好城市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1992年，我国缔结对外友好城市数量开始大幅度增长，比1991年增长141.67%，增量峰值出现在2007年，呈波浪增长趋势。这一阶段中国城市的国际联系范围总体扩大，程度加深，数量较前一阶段大幅增加。共对外缔结友好城市1368对，平均每年缔结72对，除了各个城市的对外结好，还加强了同国际及各国城市组织的双边和多边联系。
3.全新发展阶段（2011年至今）
这一阶段主要特征是呈现双峰值增长的倒U形状，增量峰值出现在2012年和2016年（见图1）。自2011年起，我国每年新增国际友城超过100对，呈驼峰式增长，并实现了数量和质量的双提升。这一阶段，在数量上，我国共缔结国际友城948对，并首次与印度缔结友好城市，实现“零”的突破；在质量上，2015年中国友好城市联合会注销了40对“零”交往的国际友城，中国城市外交实现高质量发展。
图1 1978～2019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年增量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外办网站整理制作，数据信息截至2019年8月。
（二）推动城市外交的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和质量实现了大幅度提高（见图2），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城市外交。推动城市外交的首要因素在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城市外交是相互促进的。与经济因素同时，不同时代的特色因素共同推动城市外交发展。本文主要基于时代特色对城市外交的因素进行分析。
图2 1978～2019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外办网站数据整理制作，数据信息截至2019年8月。
1.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以及改革背景下的市场化放权推动城市外交初步发展（1978～1991年）
1978年，中国正式拉开改革开放序幕，在经济因素与市场化放权的刺激下，中国各个省市开始寻求缔结友好城市，以便促成双方合作。如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友城东京伸出“支援之手”，给予北京技术、人才和资金支持，书写了一段段历史佳话。[18]天津的友城日本四日市投资天津3000万元生产汽车线束。[19]1985年，中国外交部把友好城市视为中国人民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一条重要渠道，[20]城市外交达到这一阶段的顶峰。1989年前后，中国城市外交在多重因素下，暂时处于低谷。
2.完善的国际友城管理机制与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推动城市外交稳步发展（1992～2010年）
1992年，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成立，主要负责友好城市工作，标志着我国的国际友城活动进入了统一、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21]，同时全国各个城市也纷纷成立地方友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国际友城管理机制，极大地促进了友城的发展。地方政府通过友城获得巨大的机会，极大地刺激了其进一步缔结友城的信心。如，20世纪90年代，北京通过友城渠道招商引资，先后赴日本、德国、法国、西班牙、巴西、美国、韩国等国举办经贸洽谈会，每次成交总金额均高达数十亿美元。[22]
3.经济复苏，政策推动城市外交全新发展（2011年至今）
2011年中国经济全面复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领头羊，促进了世界各国与中国的交往。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为城市外交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23]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强调“以城市为支撑，开展城市交流合作，并欢迎沿线国家重要城市之间互结友好城市”。[24]2014年，中国官方首次提出“城市外交”，并要求大力开展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工作。[25]在此背景下，中国城市外交进入全新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城市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多座城市缔结友城关系。如，北京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24个城市缔结了友城关系。[26]
40余年来，中国城市外交在不同因素推动下，经历了带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不同发展阶段。城市外交发展的时代性，形成了中国城市外交的特点。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继续推进，更需要与沿线各国“民心相通”，城市外交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 中国城市外交的特点及原因
在友好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中国城市外交出现了明显的特点——差别化。这种差别化主要表现为区位、经济规模、城市名分和城市国际化程度不同，城市外交发展差别明显。如区位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或者边境省份和城市有更为突出的城市外交成果——友好城市规模更大。
（一）中国城市外交的差别化
中国城市外交的差别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发展不平衡
首先，东中西部差距较大，东部地区最多，中部其次，西部最少。截至2019年8月，中国东部11个省份共缔结国际友好城市1372对，占全部友城的50.65%；中部8个省份共缔结国际友好城市671对，占全部友城的24.77%；西部12个省份共缔结国际友好城市666对，占全部友城的24.58%（见图3）。从数据上看，西部与中部数量接近，但各省数量均少于中部地区。其次，西部边疆省（区、市）由于地理位置，缔结数量多于西部内陆省份。如广西缔结国际友好城市111对，云南70对，这些地区缔结的友好城市数量多于西部非边疆省（区、市）（见表1）。
图3 中国东中西部友好城市分布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外办网站数据整理制作，数据信息截至2019年8月。
表1 西部边疆省（区、市）与非边疆省（区、市）友好城市数量
表1 西部边疆省（区、市）与非边疆省（区、市）友好城市数量-续表
2.经济规模影响显著
在省级单位层面，除少数边疆省（区、市）外，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与各省GDP大致呈正相关关系。居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前三位的广东、江苏和山东也是GDP排名靠前的省份，且均已超过100对（见图4）。在城市层面，这种正相关更加明显。如上海、北京、重庆和天津四个直辖市的GDP排名与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呈高度正相关。总体而言，经济因素是影响国际城市交往的重要因素，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对外联系越广泛，缔结国际友城数量越多。因此，经济发展与国际友好城市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外联系的强度影响经济发展程度，经济发展程度又增进并强化了对外联系度。
图4 中国各省份GDP与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外办网站数据整理制作（不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信息截至2019年8月。
3.城市名分、国际化程度与缔结国际友城数量差异明显
在中国城市级别越高，城市外交越活跃，缔结国际友城数量越多。直辖市缔结国际友城数量普遍高于副省级城市（见图5），而副省级城市又显著高于地级市[27]。国际化程度对友城建设影响显著。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10个城市中，共缔结友好城市407对，城均40.7对，显著高于副省级城市城均27.5对。可见，城市级别与国际化程度对于城市外交的显著影响。
图5 直辖市与副省级城市国际友好城市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各地外办网站数据整理制作（不含港澳台地区），数据信息截至2019年8月。
（二）城市外交差别化原因
造成中国城市外交差别化发展的原因大致可以从区位、经济规模、城市级别和国际化程度等方面加以考察。
1.区位因素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层层推进、逐步辐射拓展的梯级发展。在梯度推进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东部沿海省份最先开展对外经济活动，其次是边疆地区、长江流域与内陆省份，从而形成了点面结合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因此，在改革开放推进过程中，不同地域的城市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外交基础条件，城市外交差异化由此产生，从而形成“东多西少，东密西疏”的城市外交格局。
2.经济规模
改革开放梯度推进过程中，不同区域的对外经济联系、融入全球化的程度差异明显。经济发达地区对外联系密切，与世界的联动性更强。它们率先引入外资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反过来刺激它们主动争取国际资源、参与国际竞争。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发达地区形成较高的国际知名度，拥有丰富的外交外事资源，进一步促进了城市外交的发展。
3.城市级别与国际化程度
一方面，城市级别与外事权限高度相关。如在缔结友好城市的审批权限上，省（区、市）外事管理部门具有审核地级市、县（区）缔结友好城市的权限。[28]在实践中，副省级城市逐渐获得审批权限，因此，在城市外交方面，级别较高的城市具有很大优势。另一方面，国际化程度对于城市外交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国际化程度越高的城市，城市建设越出色，因而能在城市外交中分享城市治理经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进而促进城市外交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在区位因素、经济规模、城市级别和国际化程度的多重作用下，中国城市外交呈现明显的差别化特征，形成了“东多西少，东密西疏”的整体格局。这些差别化特征主要表现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规模制约城市外交发展，城市级别与国际化程度影响城市外交发展。随着新一轮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动下，中国城市外交会朝着更加均衡化、高质化的方向发展。
四 城市交往与城市关系的典型模式
城市通过整合各种资源，逐步确立了自己在全球社会中“新的战略角色”[29]，已经成为世界事务中的重要实体。城市间的活动构建了“城市的世界关系”[30]，有助于在主权之外构建起新的交往模式。考察城市的交往活动，有助于构建新的城市交往关系，进而促进城市关系的发展。
（一）友好城市交往活动类型
许多因素诱使城市间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如政治交往、经济交往和文教娱乐服务等，在友好城市关系建立后，这些因素又成为城市交往活动的目的。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外交每个发展阶段都有着明显的特征。
1.城市外交第一阶段主要活动类型是政治交往
政治交往是保持友城联系最基础的交往形式，主要表现为常规的高层互访，通常表现为高层行政官员组成的代表团之间的正式互访、政府各职能机构或部门之间的人员互访等。一般以市长、副市长、人大或议会等高层政府官员为主。[31]其主要作用是通过礼节性拜访/回访，密切友城间联系；通过互派代表团进行考察学习和参加活动，深入了解对方的城市管理文化。
2.城市外交第二阶段最明显的特征是经济交往
友好城市通过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加速了经济伙伴关系建设，吸引投资，刺激了城市改善关系的意愿。[32]如日本公司倾向于进入与日本建立国际友好城市的国家。[33]友好城市关系带来的贡献和经济利益以及新的商业和投资机会已成为友好城市建设中最重要的因素。[34]
3.城市外交第三阶段重要特征是文教娱乐服务
文化被认为是促进民心相通、跨境贸易和投资的重要因素。友城间通过组织文化人士交流、文化专业的论坛、国际艺术活动、旅游推广活动等，促进文化交流，有效缩小文化鸿沟，塑造城市友好的国际形象，从而在城市间形成紧密的文化和经济联系。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促进“民心相通”是城市外交的重要任务。
（二）友好城市关系的典型模式
城市外交在不同发展阶段，通过不同类型的互动方式，构建了不同的城市关系模式。
1.政治发展型——北京市与东京都
北京市与东京都于1979年3月14日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标志着北京市城市外交的正式开始。北京市与东京都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具有典型的政治特征，它主要是配合中日友好条约而缔结，其目的是通过友城交往，为中日友好关系不断做出贡献。[35]在40余年的交往中，北京市与东京都始终坚持务实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推动中日两国健康稳定发展，世代友好做出贡献。[36]
2.经济合作型——天津市与仁川市
天津市与仁川市于1993年12月7日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开启了天津与仁川经济合作的序幕。双方缔结友城关系后，经济交流频繁，如1994年仁川商品馆在天津开馆，同时举办了天津和韩国投资与进口交流会等。[37]通过仁川的窗口，韩国开始了解天津，开始大量投资天津，短短十年，天津已成为仁川第四大合作伙伴，累计批准韩资企业1680余家，合同投资额近50亿美元。[38]缔结友城25周年之际，天津与仁川签署自贸试验区深化合作协议，继续深化经济合作。[39]
3.情感/文化交流型——福州市与印度尼西亚三宝垄市
福州市与三宝垄市于2016年6月2日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这是两市历史情感与文化交流的结晶。三宝垄市因郑和而得名，而郑和正是从福州出发完成“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是两座城市的历史渊源，郑和文化则是价值纽带，在郑和文化影响下而产生价值共振，形成了共同的情感交流。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进入新阶段，促进民心相通工作也需要不断与时俱进，古老丝绸之路上的两座城市再次相遇，文化交流不断发展，最终缔结友好城市。
中国城市外交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着典型的交往特征，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关系模式，如政治发展型、经济合作型和情感/文化交流型等。实际上，这种单一因素主动的模式在城市交往中较为少见，而大多数城市交往都是以某一主要因素为出发点，进而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领事保护等诸多领域，从而形成范围更广、层次更深的城市关系模式。
五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得益于实践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以友好城市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外交得到快速发展。在实践层面，城市通过承接重要国际会议，逐渐成为多边外交的重要舞台，城市外交服务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得到进一步强调。在理念层面，“一带一路”倡议鼓励城市间交往，促进与沿线国家民心相通。在制度创新方面，推动涉外部门的协调机制建设，完善相关法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城市外交将在实践创新、理念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朝着制度化、均衡化、多样化发展。
[1] 王向阳，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外交学专业2019级博士研究生。
[2] 《习近平：在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讲话》，中国网，http：//news.china.com.cn/2014-05/15/content_32398930_3.htm，2019年12月4日。
[3] 数据截至2019年12月5日，中国知网，https：//kns.cnki.net/kns/brief/default_result.aspx。
[4] 龚铁鹰：《国际关系视野中的城市——地位、功能及政治走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8期，第38页。另参见于宏源《全球民间外交实践与新时代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探析》，《当代世界》2019年第10期，第18～20页。
[5] 陈志敏：《全球主义、国际路径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15年第4期，第106～107页。
[6] 孙吉胜：《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塑造与提升路径——以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3期，第19～43页。
[7] 韩德睿：《城市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探析——以中国城市为视角》，《区域与全球发展》2019年第5期，第44～47页。
[8] 熊九玲：《城市国际角色研究》，北京出版社，2010，第68页。
[9] 汤伟：《“一带一路”与城市外交》，《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第4期，第60～61页。
[10] 赵可金：《中国城市外交的若干理论问题》，《国际展望》2016年第1期，第56页。
[11] 赵可金：《嵌入式外交：对中国城市外交的一种理论解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1期，第135页。
[12] 相关研究参见杨毅《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外交》，《理论视野》2015年第8期，第70页；陈维《中国城市外交：理念、制度与实践》，《公共外交季刊》2017年第2期，第126～127页。
[13] 相关研究参见熊炜、王捷《城市外交：理论政变与实践特点》，《公共外交季刊》2013年夏季号，第14页；赵可金、陈维《城市外交：探寻全球都市的外交角色》，《外交评论》2013年第6期，第30页；杨毅《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城市外交》，《理论视野》2015年第8期，第70页。
[14] 仅有的研究城市外交发展历程的文章中，大多数没有对分段标准进行阐述。相关文献参见闻竞、高常凯《十八大以来中国城市外交研究述评》，《攀登》2017年第21期，第35页；陈楠《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第146页；全国友协、友城联合会《友好城市：谱写民间外交事业新篇章》，《重庆世界》2016年第11期，第7页；马学广、孟颖焘《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发展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名城》2016年第10期，第8～9页。
[15] 李利国：《中国国际友城工作发展现状与总体目标》，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3-02/27/content_28077173_2.htm，2019年12月4日。
[16] 陈楠：《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第146页。
[17] 陈志敏：《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长征出版社，2001，第44页。
[18] 《40年，北京的友城“朋友圈”遍布全球》，新华网，http：//www.bj.xinhuanet.com/rdsp/2019-11/08/c_1125209486.htm，2020年3月4日。
[19] 《天津友好城市回顾·友好城市的作用》，北方网，http：//tianjin.enorth.com.cn/system/2004/08/13/000842438.shtml，2020年2月5日。
[20] 刘庚寅：《为了友谊与和平——民间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第21页。
[21] 全国友协、友城联合会：《友好城市：谱写民间外交事业新篇章》，《重庆世界》2016年第11期，第7页。
[22] 《40年，北京的友城“朋友圈”遍布全球》，新华网，http：//www.bj.xinhuanet.com/rdsp/2019-11/08/c_1125209486.htm，2020年3月4日。
[23] 陈楠：《当代中国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8，第28页。
[24]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5-03/28/c_1114793986_2.htm，2020年2月5日。
[25] 《习近平：在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讲话（全文）》，新华网，http：//news.china.com.cn/2014-05/15/content_32398930_3.htm，2020年3月4日。
[26] 《40年，北京的友城“朋友圈”遍布全球》，新华网，http：//www.bj.xinhuanet.com/rdsp/2019-11/08/c_1125209486.htm，2020年3月5日。
[27] 笔者通过搜索并分析各地外办公开的友城数据，苏州以23个国际友好城市成为地级市中缔结国际友好城市最多的城市，其次是昆明仅为16个，地级市在友好城市建设方面显著落后于直辖市与副省级城市。
[28] 《建立国际友好城市关系审批程序》，山西省外事办网站，http：//wsb.shanxi.gov.cn/wsfw/gjycsp/325734.shtml，2020年3月5日。
[29] Acuto，M.，Global Cities：Gorillas in Our Midst，Alternatives：Global，Local，Political，2010，35（4），pp. 425-448.
[30] Alger，C. F.，The World Relations of Cities：Closing the Gap Between Social Science Paradigms and Everyday Human Experience，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1990，34（4），p. 493.
[31] 吴素梅、李明超：《国际友好城市参与中国——中东欧合作研究》，《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91页。
[32] TüzinBaycan-Levent，Aliye Ahu GülümserAkgün&SedaKundak，Success Conditions for Urban Networks：Eurocities and Sister Cities，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0，18：8，1187-1206，DOI：10.1080/09654311003791259.
[33] Tianyou Hu，Siddharth Natarajan，and Andrew Delios，Sister-city Ties and Location Choice：Multinationals’ Strategies to Reduce Political Uncertainty. Proceedings，2016，https：//doi.org/10.5465/ambpp.2016.165.
[34] TüzinBaycan-Levent，Aliye Ahu GülümserAkgün&SedaKundak，Success Conditions for Urban Networks：Eurocities and Sister Cities，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2010，18：8，1187-1206，DOI：10.1080/09654311003791259.
[35] 《陈吉宁同日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就北京市与东京都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0周年互致贺信》，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beijing.gov.cn/gongkai/ldhd/t1581717.htm，2020年3月5日。
[36] 《纪念北京—东京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0周年回顾》，北京市外事委员会网站，http：//wb.beijing.gov.cn/home/index/wsjx/201912/t20191220_1352490.html，2020年3月5日。
[37] 《与亚洲友好城市关系的发展·天津与韩国仁川市》，北方网，http：//tianjin.enorth.com.cn/system/2004/08/18/000845646.shtml，2020年3月6日。
[38] 《天津与韩国仁川共庆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十周年》，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n/2003-09-15/26/346532.html，2020年3月7日。
[39] 《仁川与天津建立友城关系25周年，新签合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大韩民国大使馆经济参赞处网站，http：//kr.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810/20181002801109.shtml，2020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