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熊孩子
在意第绪语中，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他——“马季克”（Mazik），我们这样叫他你知道这是一个爱称，但它的意思是熊孩子。他确实是这样。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姑妈娜塔莉·古特曼
史蒂文·艾伦·斯皮尔伯格的出生证明显示他于1946年12月18日傍晚6点16分在辛辛那提犹太医院出生，并不是通常被报道的1947年12月18日。
斯皮尔伯格觉得在其好莱坞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伪装得比实际年龄小一岁是一种权宜之计。1995年，这一问题演变成一件极具争议的事件，并引发了斯皮尔伯格和其前制片人之一丹尼斯·C.霍夫曼之间的诉讼。但这些年来，他的真实年龄并不完全是个秘密。1981年，《洛杉矶时报》的特约撰稿人帕特丽夏·戈德斯通从一些大学档案中发现，斯皮尔伯格实际出生于1946年，她在报道中称，这位导演对此“不予置评”。很多文章和书籍都采用了斯皮尔伯格错误的出生年龄和日期，尽管解决这个问题只需要向辛辛那提卫生局请求查阅他在俄亥俄州卫生署的出生证明。1995年之前，关于斯皮尔伯格或其工作的书籍中，对其年龄唯一描述正确的，是史蒂芬·法伯和马克·格林合著的《无法容忍的行为：艺术、自我，以及“阴阳魔界”案》（1988）。书中引用了戈德斯通的文章且评论道：“几乎所有好莱坞明星都谎报了自己的年龄；但对缔造传奇早有规划的斯皮尔伯格，其捏造年龄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都要靠前。”
1946年12月26日，史蒂文家乡辛辛那提的全国性犹太人报纸《美国犹太人周报》刊登了斯皮尔伯格的出生通告：“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先生与太太（莉亚·波斯纳），列克星敦大道817号，儿子，12月18日，星期三。”搬到加利福尼亚之前，凤凰城的报纸对其电影制作活动的报道中，斯皮尔伯格的年龄是准确的。据《凤凰城犹太新闻报》1959年12月25日报道，斯皮尔伯格的受诫礼（犹太男孩13岁时举行的仪式）将于翌年1月9日在贝丝希伯来教堂举行。在凤凰城和加州萨拉托加就读高中，以及在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现在的加州州立大学）学习期间，斯皮尔伯格的真实出生日期同样被记录在案。但当他迈出进军好莱坞的第一步后，他对待自己过去历史的态度变得更加“有创意”，导致他的早期事业年表成了一笔自行编造的糊涂账。
1995年10月26日，在回应霍夫曼于诉讼中提出的问题时，斯皮尔伯格的律师马歇尔·格罗斯曼和他的发言人马文·利维向《洛杉矶时报》承认，“该导演出生于1946年，任何提及1947年的说法都是错误的”。“但他们都拒绝解释为什么斯皮尔伯格从未更正此事，甚至为什么他在驾照之类的证件上也未如实登记。”格罗斯曼告诉该报：“我相信这必定事出有因。也许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的年龄，他只关心一件事：拍电影。”
难道斯皮尔伯格真像法伯和格林猜测的那样，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神童，才多年来一直谎报年龄？还是像霍夫曼说的那样，存在另一个原因导致了他的含糊其辞，那就是“被告斯皮尔伯格为逃避法律责任而精心设计了一个无耻谎言”？
初到好莱坞的斯皮尔伯格绝对是个新奇人物。当时的电影业“还是中年人的职业”，据斯皮尔伯格回忆，“（环球公司）片场上仅有的年轻人都是演员。其时正值青年力量的崛起”。当斯皮尔伯格被誉为凤凰城电影制作神童时，就已经获得了一些公关心得。因此，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年龄在好莱坞所具有的新鲜性，并利用了自己的早熟在媒体宣传上的潜在优势。
他在好莱坞结识的首批朋友之一，是环球影业电影资料馆馆长查尔斯·A.（查克）西尔福斯，也是他在电影行业最早的导师。西尔福斯记得，斯皮尔伯格曾告诉他：“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在21岁之前成为导演。”1968年夏天，就在斯皮尔伯格21岁生日到来的前几个月，他成功导演了一部独立短片《安培林》。正是这部《安培林》引起了当时环球电视制片副总监希德·谢恩伯格对斯皮尔伯格的关注。谢恩伯格在1968年秋天向斯皮尔伯格提供了一份导演合同。谢恩伯格回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谈话，当时斯皮尔伯格告诉他：“我只有一个请求，与其给我一个承诺，不如给我一个希望，谢恩伯格先生。我想在21岁之前导点什么，这对我来说很重要。”
尚未完全搞清斯皮尔伯格实际出生日期的谢恩伯格，助他实现了心愿。1968年12月12日，环球影业宣布斯皮尔伯格签约进军好莱坞时，他的年龄被设定为21岁。这一年龄确实被认为具有新闻价值。正如《好莱坞报道》写道：“斯皮尔伯格，21岁，被认为是有史以来签约大制片厂最年轻的电影人。”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斯皮尔伯格6天后就满22岁了。斯皮尔伯格签约的第一部电视作品，三集电视电影《夜间画廊》中的一集，于1969年2月开机。尽管在签约时与谢恩伯格有过商量，但是在22岁之前，斯皮尔伯格还是没能为环球影业导演任何作品。事实上，后来他频繁说出与事实相悖的言论。比如他在1991年接受《首映》杂志的采访时说：“我20岁时就与环球影业签了7年合约。”
在《夜间画廊》开拍的第一天，斯皮尔伯格接受了《好莱坞报道》的采访，彼时他的年龄被准确地印在了新闻头版头条上——“22岁的新人导演指导了琼·克劳馥[20]”。1970年11月，年仅23岁的斯皮尔伯格接受了一家犹太报纸拉比的采访，他向这位拉比透露了自己的真实年龄。不久之后，他的人生经历又开始被编写。
1970年12月28日，他24岁生日后10天，在好莱坞的媒体报道中，斯皮尔伯格的年龄被减去了一岁：环球影业宣布与他续约时，他还只有23岁。次年4月，再次接受《好莱坞报道》的采访时，这位“23岁”的电影人说，他第一次踏进环球影业的片场是“1969年的某一天，那时我21岁”。一年后，这一说法又发生了变化，《电视指南》上的一篇人物介绍称，斯皮尔伯格“在1968年，也就是他20岁生日前夕”，到访环球影业。在随后的采访中，斯皮尔伯格逐渐将这一日期往前推移得越来越早，先后说成是1967年、1966年、1965年以及1964年的夏天。但至少他在某方面更接近事实了，因为实际上斯皮尔伯格第一次参观环球影业并结识查克·西尔福斯，是在1963年底或1964年初，那时他只有十六七岁，还是个高中生[21]。
斯皮尔伯格初到好莱坞时，人们可能会对他的年龄感到困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除了在电影制作方面的早熟之外，斯皮尔伯格在其他所有方面都显得太过青涩。西尔福斯第一次见到他时，“从外形上看，他又小又瘦，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两三岁”。
在好莱坞拥有一家光学字幕公司的丹尼斯·霍夫曼，1968年的夏季和秋季资助并监制了《安培林》。这部制作精巧的短片是斯皮尔伯格完成的第一部35毫米影片，它的专业水准使其成为这位年轻导演一张引人注目的名片。霍夫曼没有支付斯皮尔伯格任何片酬，同时这位制片人获得了斯皮尔伯格的一次导演服务作为投资回报。
1968年9月28日，斯皮尔伯格与霍夫曼签署了一份协议，全文如下：
作为资助我的故事拍成短片的回报，我同意在未来十年的某个时候为丹尼斯·C.霍夫曼导演一部故事片。
我将得到25000美元片酬，外加该片扣除所有费用后利润的5%。
我将导演丹尼斯·霍夫曼选择的任何剧本，并将在未来十年的任何时候为他提供上述服务，除非我正在参与另外一个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在项目完成后立即与他联系。
虽然《安培林》在当年12月为斯皮尔伯格赢得了与环球的7年合约，但霍夫曼想让其再拍一部电影的计划没能实现。霍夫曼在1995年的诉讼中称，在接下来的几年，他试图让斯皮尔伯格参与他的一个电影项目，但未能成功。1975年6月，随着《大白鲨》成为轰动一时的卖座大片，斯皮尔伯格也成了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导演。霍夫曼敦促斯皮尔伯格履行他们的协议。根据讼词，斯皮尔伯格在那年7月声明该协议无法执行，这让霍夫曼着实意外。据说，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律师布鲁斯·拉特纳声称，斯皮尔伯格签署协议时只有20岁，根据加州法律，作为未成年人，他所签署的合同无效。霍夫曼相信了斯皮尔伯格坚称自己出生于1947年12月18日的说法。1977年1月3日，霍夫曼接受了斯皮尔伯格提出的买断条件，将《安培林》的所有版权以3万美元卖给了斯皮尔伯格，包括以该电影的名字命名自己电影公司的权利。早在1975年7月，斯皮尔伯格就成立了一家名为安培林（Amblin’）的公司，但出于某种原因，他在1984年创立的“安培林（Amblin）娱乐”在名称中没有加上撇号。
1994年，在拿到一份斯皮尔伯格出生证明的复印件后，霍夫曼重申他有权得到斯皮尔伯格的一次导演服务[22]，但与斯皮尔伯格的律师讨论后未能达成和解。1995年10月24日，斯皮尔伯格先发制人地在洛杉矶高等法院对霍夫曼提起了诉讼。斯皮尔伯格的讼词没有具体提到年龄问题，并表示，霍夫曼曾要求得到3300万美元的赔偿，是“基于1977年斯皮尔伯格通过欺诈获得《安培林》的买断协议，这是种似是而非的说法。斯皮尔伯格拒绝承认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他宁愿双方对簿公堂”。第二天，霍夫曼也提起了诉讼，指控斯皮尔伯格“欺诈和说谎”，并要求斯皮尔伯格赔偿其所欠故事片可能导致的“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尽管霍夫曼声称，他向斯皮尔伯格提供过几部可供导演的剧本，但斯皮尔伯格不仅否认了这一点，还指出，应当在电影中争取制片人的职位。但霍夫曼拒绝了这个提议，并回应说，他不想也没能力当制片人，他想要的只是那3万美元。
这一争议引起了舆论的关注，他们多年来一直被斯皮尔伯格关于自己年龄的含糊其辞所困扰。甚至连《洛杉矶时报》也评论道，年龄问题是“此案中最奇怪的转折”。《洛杉矶时报》似乎对于帕特丽夏·戈德斯通曾在1981年的一篇报道中，对斯皮尔伯格真实年龄有过披露一事不甚了解。
“我跟史蒂文说过，早知道你会这么出名，我当初就应该为我的子宫铸个铜像。”斯皮尔伯格的母亲曾在1994年打趣说。
史蒂文·艾伦·斯皮尔伯格出生于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婴儿潮第一年的年末。1946年，数百万返乡的士兵和他们年轻的新娘组建家庭以弥补逝去的时光。作为阿诺德和莉亚夫妇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儿子，并且作为双方家庭的第一个孙辈，史蒂文从小便“很受宠爱”，米莉·蒂格记得：“每个人都为他的降生感到无比激动。他是个聪明的小孩，口齿伶俐，讨人喜欢。模样很可爱，留着刘海儿，穿着驼毛外套和打底裤，戴着一顶小帽子。”
“当他开口说话，我猜，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他的姑妈娜塔莉·古特曼说，“当他看到墙上的影子，就想知道为什么会有影子……我以前给他当过保姆，我可以告诉你，这小孩真是不得了。你必须回答他的每个问题，然后他又会冒出更多问题。关于史蒂文小时候，我大部分记得的，都是他的好奇心和爱提问的本性。他越来越好奇……就像他的父亲，像莉亚，像家庭里其他成员一样。史蒂文的天赋真的是与生俱来。我得告诉你，这是基因决定的。”
从当时的照片和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的家庭电影来看，史蒂文那时就像个小精灵一般：大大的脑袋，一对招风耳，白白的皮肤，一头柔软的金棕色头发，加上一对好奇的大眼睛。
这个孩子的表情透露着敏锐，有点搞笑却沉着自信。在其童年早期照片中，史蒂文的形象很难让人觉得他是来自人间的生物。他那硕大的脑袋和眼睛，以及瘦骨嶙峋的身体，让他看起来有点像外星人E.T.。斯皮尔伯格曾把E.T.描述成“只有亲妈才会喜欢的生物”。
“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他是个天才，”史蒂文的母亲后来承认，“坦白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样一个孩子。你看，史蒂文并不是那么可爱。他当时很可怕。每当史蒂文午睡醒来时，我都被吓得浑身发抖。我母亲总是说：‘这个男孩日后定会世界闻名。’我以前觉得她这么说，是为了不让我弄死这个小家伙……他干的坏事儿都太原创了，甚至没有一本书能告诉我该怎么办……”
“他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所以我不知道别人家有没有像他这样的孩子……如果我知道的话，就会带他去看心理医生，这样‘外星人’（E.T.）就不会诞生了。”
当被问及在辛辛那提埃文代尔社区的列克星敦大道长大的史蒂文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时，隔壁邻居罗斯琳·米特曼用一个词回答：“与众不同。”
米特曼太太有两个比史蒂文大几岁的女儿。她解释道：“有段时间，我确实不喜欢我的孩子们和他一起玩。有件事我一直记得。那时每家都有高压锅，它们经常爆炸。有一次他妈妈的高压锅爆炸了，食物炸飞到天花板上，把整个厨房弄得一团糟，他却觉得这太棒了。”
让米特曼太太感到烦恼的还不止史蒂文无法无天的幽默感，莉亚没有为此责备史蒂文也让她感到不安。一个爆炸的高压锅“不足以惹莉亚发火”，她轻蔑地评论道：“要是换作我，这件事会让我气到杀了自己的孩子。”
从传统角度来看，史蒂文似乎确实被他同样不同寻常的母亲无可救药地宠坏了。“可以确信，我也是个神经病，”莉亚1994年对一位采访者开玩笑说，“如果我没那么出名，他们会把我关起来。”莉亚似乎对儿子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强烈认同感，觉得他总能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不断鼓励他叛逆、富有创造力的天性。追溯过去，很明显她似乎正在把自己放弃的艺术理想转嫁到孩子身上。熟悉这两家的人都评论说，小史蒂文看上去更像来自波斯纳家族的人，而不像斯皮尔伯格家族的人，更像他那位身材瘦小、金发碧眼的母亲，而不像他那位高大结实、一头黑发的父亲。如果史蒂文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一个特殊孩子的苗头，莉亚也会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特别的母亲。尽管回想起来，莉亚似乎比当时大多数人拥有更加明显的宽容美德。
当被问及如何形容孩提时期的史蒂文时，他父亲回答：“早熟、精力充沛、好奇心强，总想深入探究每件事，喜欢问问题。当还坐在一辆小型玩具车里的时候，他喜欢去商店，总想停下来看看橱窗里的东西。他是个非常早熟的孩子，老想填满自己的大脑。他学东西很快，很早就轻松地学会了说话。他喜欢问一些关于消防车的问题，他的问题总与那些被毁灭的东西有关。”
以色列圣会教堂的拉比菲舍尔·戈德费德就如何对待莉亚不同寻常的儿子，给了她一些建议。米莉·蒂格想起来：“一天，拉比一看见史蒂文就十分恼火，因为史蒂文正大吵大闹地想买一些玩具，也许是一辆消防车。拉比对莉亚说：‘你给他买吧，反正你总要给他买的。’”
莉亚听从了拉比的建议。“从来没有人对史蒂文说不，”多年后她承认，“不管怎么说，他总是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所以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省省力气，早点说‘好’。”当被问及她是如何影响儿子的成长时，她回答：“我给了他自由。史蒂文碰巧和我很相像，包括我们的神经系统，甚至一切……史蒂文想做的一切，他都做了。我们的生活完全凭兴之所至，没有什么计划。不能否认，他有着神奇的天赋，同时他也有着表达他天赋的自由。”
当史蒂文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他的父亲正在辛辛那提大学攻读学位，并且“一直在学习”，米莉·蒂格回忆，阿诺德在学习阶段以及后来在电子职业生涯中的专注，反映出他在经历战前前途渺茫的生活后期望有所成就的决心。但这也让史蒂文觉得在感情上跟父亲很疏远。
“我总觉得父亲把工作排在我之前，”史蒂文说，“我一直认为他爱我不如爱他的工作，于是我很痛苦……我父亲还坚持那套二战式的行为准则。他会把熏肉带回家，我妈妈烹饪，然后我们一起吃。我找爸爸问问题，他总是有一套说法。但我更喜欢用我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总是发生冲突，我喜欢这种戏剧化的冲突。”
史蒂文继承了他父亲所谓的“工作狂”性格，以及父亲对讲故事的热爱和对高科技的痴迷（这在史蒂文的身上有点相互冲突）。与母亲的外向截然不同，史蒂文倾向于遁入自己的世界，这也是遗传自他的父亲。“史蒂文的父亲是一位知识分子，”拉比阿尔伯特·路易斯回忆说，“和史蒂文一样，他也是一个内向的人。”当被问及在20世纪60年代婚姻破裂前那段时期的情况时，阿诺德说：“每当我压力太大时，我就会投入工作中，以平衡自己。”
在小史蒂文看来，如果说父亲常常是一个冷漠甚至令人生畏的人的话，那么母亲有时可能恰恰相反，显得过于轻浮和孩子气。“我们家都不成熟。”莉亚曾说。“家里的规矩是‘不要像个成年人’，谁不想永远像个小孩儿呢？我们在家里长不大，因为她也从未长大。”史蒂文评论说。
史蒂文童年经历中的被纵容和情感上的孤立，可能共同促使他延缓了成熟过程，让他成长为一个自恋的幻想世界的特权统治者。他的母亲经常给他读詹姆斯·马修·巴利写的睡前故事《彼得·潘》，“这是我童年最快乐的回忆之一。11岁的时候，我在学校的一次演出中导演了这个故事”。毫无疑问，彼得·潘对达林太太的挑衅宣言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想去学校学习严肃的东西。没人能抓住我把我变成个大人，太太。我想永远是一个小男孩，永远在玩。”斯皮尔伯格在1985年承认，“我一直觉得自己像彼得·潘，现在也这么觉得。我一直很难长大……我是彼得·潘综合征的受害者。”作为一个成年人和一个电影人，斯皮尔伯格是否会“长大”？随着他到了中年，影评人和媒体对此的担心愈发强烈。
丹·基利博士1983年发表的颇受欢迎的著作《彼得·潘综合征：从未长大的男人们》，受到女性主义者对婴儿潮一代男性晚熟问题分析的强烈影响。基利写道，患有这种综合征的男人由于在人际关系上“难以适应现实”而长期保持青春期的行为方式，例如避免承诺和通过强迫他人的赞同来寻求自我接纳。这类人通常是父母溺爱的结果，是这些父母“不负责任的行为造就……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就会认为没有规则能够制约他”。从童年开始，“患有这种综合征的人就充满了焦虑。在生命的早期，紧张情绪便开始弥漫整个家庭，并且每年都在增长……导致这种焦虑的原因，是父母那辈人的不幸福”。
斯皮尔伯格1991年的当代彼得·潘电影《铁钩船长》的主角达斯汀·霍夫曼[23]说，至今还会把指甲咬得生疼的斯皮尔伯格“将极度的安全感与极度的不安感混杂在一起……我原来不知道这点，但他说他每天来上班时都觉得想吐”。在这部褒贬不一但自传性很强的电影中，斯皮尔伯格直接处理了彼得·潘综合征的破坏性影响。由罗宾·威廉斯饰演的彼得，是一个焦虑的中年雅皮士[24]工作狂，在感情上经常忽略自己的儿子。最后他被逼入痛恨小孩的代理父亲“铁钩船长”的魔掌，变得反叛且充满敌意。
1991年，亨利·西汉在一篇关于斯皮尔伯格作品的精辟文章中写道：“从片段上来看，这个故事几乎涵盖了斯皮尔伯格所有电影的故事……虽然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通常被形容为温暖的，甚至令人振奋和欣快的，但这些电影传达出的最普遍情绪是焦虑。从《决斗》开始，每个斯皮尔伯格式的英雄，都或多或少地担心自己在某些男性属性角色上的失败，要么是爱人，要么是父亲。在《铁钩船长》中，这两种恐惧都出现在彼得身上，一方面他是一个可怜的父亲，另一方面他又想隐蔽地从性的问题上退缩。”
基利提醒我们，那些容易患上彼得·潘综合征，并受其困扰的人身上，也会存在一些积极特质，斯皮尔伯格从小便富有这些特质。“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内心对青春永驻的渴望。难道这些特质不能成为通往才华和沉稳的路径吗？”无论斯皮尔伯格所受的教养对其情感成长产生了多大阻碍，它都赋予了他心灵上的自由，让他以罕见的大胆和自信来探索自己的创造力。“难以适应现实”并不一定会成为电影人的障碍，尤其是像斯皮尔伯格这样致力于奇幻类型片的导演，这也有助于解释他在处理成人题材时经常遇到的困难。
斯皮尔伯格是听着父母谈论“杀人的纳粹”和关于犹太人灭绝的“祖父母的口头故事”长大的。纳粹上台后，欧洲犹太人在辛辛那提的埃文代尔找到了一个紧密团结的社区作为避难所，那里生活着很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史蒂文的祖母珍妮·波斯纳每天要教四节英语课，在她位于格伦伍德大道的家中，总有8到10名学生围坐在餐桌旁，听幸存者们讲述他们称之为“大屠杀”的故事。
史蒂文和母亲会在外祖母上课时去探望她，他还从其中一名学生那里学会了数字。这名学生给史蒂文看了他手臂上的文身，那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烙上的身份编号。史蒂文记得：“他卷起袖子对我说。‘这是4，这是7，这是2。’这是我对数字的最初概念。他还总是说，‘我给你变个魔术’。他指着数字6，然后弯起胳膊说：‘现在6变成9了。’”
“那里的每个人都有一段历史，要么关于自己，要么关于家庭，要么关于他们认识的某个人，”莉亚回忆道，她经常给史蒂文转述她听过的故事，“有些故事太可怕了，简直像电影一样。很难想象这种可怕的事情会真的发生。这些故事拉近了我们与大屠杀的距离，因为你正在和有过这些难以想象的经历的人谈话……”
“我记得一个女人的故事。几个纳粹党徒想抢她的戒指，可戒指取不下来。他们正要割下她的手指时，戒指突然自己掉了下来。我猜是因为她太恐慌了。这个故事把我吓坏了。我肯定这个故事多少影响了史蒂文……谁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听进去了多少呢？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我的生活总是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回到这些大屠杀的画面中，”史蒂文在1993年承认，“只是基于我父母在餐桌上所讲的故事，大屠杀就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失去了不少兄弟姐妹、阿姨和叔叔。当我还很小的时候，我记得母亲告诉我，她在德国的一个钢琴家朋友，因为演奏了一首被禁止的交响曲，德国人便冲上台打断了她的每根手指。我是听着纳粹分子打断犹太人手指的故事长大的。”
离开埃文代尔的传统犹太社区，选择搬到周围大部分是非犹太人的环境中抚育自己的孩子，是“我犯下的一个重大错误”，回忆起史蒂文在欧裔新教徒郊区长大期间遭遇的公开反犹主义事件，莉亚自责不已。虽然不断举家搬迁是迫于阿诺德职业发展的需要，但从1950年起，全家逐渐搬到犹太人越来越少的社区却是莉亚造成的。“我不想成为任何社区的一员，也不想被贴上任何标签，”她解释，“哪怕与人结伴旅行，我也觉得浑身不自在[25]。”
但是，斯皮尔伯格的生活状况并不像他自己和母亲回忆的那样简单明晰。他们在埃文代尔有非犹太人邻居，其中一些人对他们有着毫不掩饰的敌意。但他们在新泽西州、亚利桑那州和加利福尼亚州又不是完全没有犹太邻居和朋友的陪伴。这些地方之间的差别很细微，有助于史蒂文性格的逐渐形成。
对于一个出生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小孩，生活在诸如埃文代尔这样的犹太社区，可能充满了噩梦般的画面，但在一个与世隔绝、像茧一样的环境中生活，其实对史蒂文还是有好处的，这种环境使他远离了中产阶级犹太社区之外的许多严酷现实。犹太人和他们的少数非犹太邻居之间，表面上很有礼貌，但潜藏着紧张情绪。
“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不太了解他们。”安娜斯塔西娅·德尔·法维罗承认，她是一名意大利裔美国天主教徒，带着三个孩子一起住在斯皮尔伯格家隔壁。“大部分犹太人都是好人，但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他们。有一家人生活在那里，带着一个小孩，但我当时太忙了，因为我有三个孩子，我丈夫忙于工作，所以我没有时间社交。”
“遗憾的是，我对（史蒂文）完全没有印象，我那时只有十几岁，应该也注意不到那些两岁大的孩子，”斯皮尔伯格家的隔壁邻居，安娜斯塔西娅的嫂子德洛丽丝·德尔·法维罗·哈夫说，“我没有给他做过保姆，他们是犹太人。我在埃文代尔长大的时候，作为一名非犹太人，没有犹太朋友。犹太小孩都只和他们的同类一起玩，他们不愿意跟非犹太小孩玩。我相信这只是种族的问题，我猜他们觉得自己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会跟我打招呼，但至于一起玩或一起看电影，我没尝试过。”
跟斯皮尔伯格家仅有两户之隔的迈耶·辛格曼，是一名美国空军退伍老兵，曾经在圣约之子会反诽谤联盟工作过。虽然他记得埃文代尔的居民和辛辛那提人一样排斥美国黑人：“我认为黑人不可能搬到我们家和斯皮尔伯格家之间。”但他也说：“我不记得我和我的家人参与过任何反犹主义事件。如果你还年轻，又生活在一个犹太社区，你不会看到真实的世界。”史蒂文的表弟塞缪尔·格特曼出生于1949年，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说，不管史蒂文在辛辛那提遇到过什么样的反犹事件，也不过“像我们小时候打架闹着玩一样”。
附近像史蒂文这么大的孩子并不多，住在那里的大多是中年人。因此，史蒂文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与成年人打交道上，父母、祖父母和亲戚朋友，珍妮的海外学生，以及商店和犹太教堂里的人们。史蒂文人生的头两年半时间，生活在一个被佩吉·辛格曼描述为“文化上很先进”、米莉·蒂格形容为“聪明人的温床”的社区中。毫无疑问，史蒂文从小就学会了和比自己年长得多的人打交道，这培养了他性格中的另类、早熟的内敛和严肃。许多比他大的人都认为他“与众不同”（无论是否出自善意）。这个很少和其他孩子一起玩的小孩，在别人和他说话时才开口，他学会了在孤独和想象中生活，发现自己的乐趣很少来自他人，更多是来自内心。
史蒂文在辛辛那提的生活经历，除了那些让他记忆深刻的大屠杀幸存者的遭遇，他母亲的音乐，还有很大一部分存在于他的潜意识中。来自家庭尤其是母亲的关爱，毫无疑问塑造了他早期的信念，即他相信自己是个特别的人，并且这种特别值得被好好爱护。虽然被那些比较传统和固执的邻居认为“异于常人”，但这样的信念一定程度上使他坚持自我，尽管他仍无法摆脱那些排斥的目光所带来的影响。
回顾1994年自己重燃犹太教正统观念的那段时期，莉亚觉得，在史蒂文的成长岁月里，除了合家欢庆的安息日和犹太节日外，犹太教那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
“莉亚的父母还是犹太教正统派[26]教徒的时候，加入了一个保守的犹太教堂，”阿诺德说，“但他们过安息日。他们在安息日什么也不做，除了在大萧条最糟糕的时候，波斯纳先生不得不工作。莉亚和我刚结婚时，我们都很守教规，后来她说：‘我们得摆脱犹太教规。我想吃龙虾之类的东西。’因此我们不再遵守教规。但是她又会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我们又重新遵守教规。就这样反反复复。但当她嫁给（她的第二任丈夫）伯尼·阿德勒时，由于丈夫非常虔诚，她也保持了完全的正统派戒律。”
离开辛辛那提后，斯皮尔伯格夫妇倾向于只在拉比或莉亚的父母来访时才遵守犹太洁食戒律。就像史蒂文说的那样，他们所遵守的不过是“表面上的洁食戒律”。一次，莉亚正准备煮三只活龙虾当晚餐，突然听到拉比把车停在他们家的车道上，史蒂文赶紧把龙虾藏到床底，直到拉比离开。
如果莉亚和阿诺德觉得被传统的、逐渐衰败的家乡环境所限制，甚至觉得有些窒息，愿意勇敢面对离开家乡所带来的身份异化和身份丢失，那么他们就会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那一代开拓新生活的美国人的典型代表。
“在经历了大萧条和二战创伤后的最初几年，美国梦所追求的不再是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个人自由，而是经济上的个人自由，”大卫·哈伯斯坦在《五十年代》中写道，“年轻男女渴望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一员，他们追求物质上的幸福，尤其是由稳定工作带来的富足。对于那些刚从大学毕业，年轻而满腔热血的退伍军人来说（他们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帮助下接受了大学教育），安全感意味着在待遇好的大公司里找一份稳定的白领工作、结婚生子、在郊区买房。在那个普遍怀有善意、财富不断增长的时代，很少有美国人怀疑社会的美好本质。”
32岁的阿诺德·斯皮尔伯格那时刚刚从辛辛那提大学毕业，1949年6月被美国无线电公司（RCA）聘用，在新泽西州卡姆登的一家制造厂工作，此处与费城隔着一条特拉华河。“我以为美国无线电公司是雇我去做电视节目的，”阿诺德回忆说，“可我进入公司后，他们并不提供电视台的相关岗位：‘你以后就在军用电子部门工作。’我开始做电路开发，随后参与了计算机技术发展方向的先进电路研发。试图验证‘我们是否要用到电子管？我们是否要用到磁铁？’，那时晶体管才刚刚投入应用。‘我们要用到晶体管吗？’我们总是争辩哪一种设计会更适用于计算机。我们很早就开始研究这些问题。除了模拟计算机，我大学时对计算机的其他方面不甚了解。直到进入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我才开始对计算机产生兴趣。”
虽然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总裁大卫·萨莫夫是犹太人，使该公司对犹太人更加友善，但阿诺德所从事的电子领域在当时仍然由欧裔新教徒主导。20世纪50年代，随着冷战开始以及美苏科技竞争加剧，美国在科学和高等教育中针对犹太人的许多长期限制开始放宽。阿诺德从这一变化中受益，并成了这个新兴领域的佼佼者。由于追随着更好的事业发展机遇，以及计算机产业的向西迁移，他不得不带着家人一起不断搬迁，他的家庭也由此饱受漂泊之苦。
“每当我刚刚习惯一所学校、熟悉一个老师、交到一个最好的朋友，”史蒂文回忆说，“一块‘房屋待售’的牌子就会插在家门口的草坪上……接着就是那些不可避免的告别场面，在火车站或停车场，收拾行李准备去往某个地方，或者在机场，我所有的朋友都会来送我，我会与每个人道别，然后独自离去。我一生中经历了四次这样的离别。我越长大就越难以接受。《E.T.外星人》充分表达了我的感受。埃利奥特一发现E.T.，便紧紧抓住不放，毫不犹豫地宣布：‘我要留下他。’他是认真的。”
第一次搬家所带来的焦虑，可能有助于解释斯皮尔伯格的一个怪癖，他说：“我从4岁起就开始咬指甲。”他从家乡辛辛那提搬到新泽西州时刚满3岁。
在解释为什么总是能保持比较乐观的心态时，斯皮尔伯格说：“在成长过程中，我别无选择。我想是因为小时候被那么多消极的东西包围着，我只能求助于积极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我们家的遗传，因为我母亲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思考者。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学会且能拼写的第一个句子——要不是我妈告诉我，我现在都快忘了——是‘期待’（Looking forward to）。这句话总是与我的祖父母有关。祖父母每次从俄亥俄州到新泽西州来看我，我都会很高兴。我母亲会说：‘这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他们两周后就来了。’一周后她又会说：‘这真值得期待，还有一周就能见到他们了。’”
在搬到新泽西州的头三年，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南29街219号的华盛顿公园公寓，那是一栋红砖砌成的复式居民楼。尽管这栋公寓看上去像士兵的营房，但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正如家族好友米丽娅姆·福尔曼所说，这里被认为是“所有年轻犹太夫妇居住的地方”（现在这里主要住着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斯皮尔伯格一家住在卡姆登时，史蒂文的第一个妹妹安妮于1949年圣诞节在费城出生[27]。
1952年8月，斯皮尔伯格一家搬到了几英里之外的哈敦镇郊区，毗邻哈敦菲尔德。那是一个富裕丰饶、风景如画的村庄，18世纪早期曾有1.7万英国和爱尔兰贵格会[28]教徒在此定居。美国无线电公司许多其他的雇员，以及与该公司有生意往来企业的一些员工，也住在哈敦菲尔德地区。虽然斯皮尔伯格一家是从卡姆登迁到哈登镇的年轻犹太家庭之一，但他们搬到郊区也是迈出了家庭的重要一步。从文化角度而言，这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混杂的社区，在那里，犹太人要想被接受，必须先被同化。
“1945年以后，美国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都发生了变化，变得与美国推崇的价值观极为接近，”爱德华·S.夏皮罗在《治愈的年代》中写道，“……战后美国犹太人流动性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向郊区的迁移，以及向中产阶级的晋升。在反映国家发展现状中，犹太人的这种人口变化趋势表现得尤为明显。历史学家亚瑟·赫茨伯格[29]预计，在1945—1965年之间的20年里，每3个犹太人中就有1人离开大城市迁往郊区，这一比例高于其他美国人。犹太人倾向于往郊区聚集，一些勇敢的开拓者甚至搬到了几乎没有犹太人居住的郊区。”
在20世纪50年代的10年间，整个美国由旧都市垂直紧凑的住房模式向万花筒般排列的郊区住房模式转变。这些郊区住房有草坪和后院，有洒水装置，还有供孩子玩乐的场地。在这种快速复制的莱维顿[30]模式背后，是一种麻木的统一。这种房屋外观枯燥乏味、缺乏想象，只有空洞的安全感，在20世纪50年代末不断地遭到谴责、讽刺和质疑。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带着一种更加耀眼的光芒出现，照耀在艾森豪威尔时期[31]中产阶级美国生活的排他主义和父权主义之上，标志着典型郊区的到来。因此，20世纪50年代许多在郊区长大的人，回忆起当时的环境时，会带着一种既怀旧又尴尬的混合情绪，而“郊区诗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他的电影中捕捉到了这种矛盾心理。
我们无法想象如果约翰·福特[32]从未见过纪念碑谷，或马丁·斯科塞斯[33]从未走过纽约的穷街僻巷，会是怎样一种结果。同样难以想象的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如若不曾在郊区长大，又将是怎样一种情形。“我从来没有看不起郊区，”斯皮尔伯格曾说，“我的人生就从那里开始。”然而，尽管他表达了对郊区的情感，但并不完全相信或认同郊区生活的价值观，也不曾在银幕上将郊区生活描绘得光鲜亮丽。在诸如《决斗》《第三类接触》和《E.T.外星人》等电影中，他的父母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为了跻身上层社会而努力迁往的郊区，却成了不满于现状的中产阶级渴望逃离的藩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