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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也遇到过：第一次大变革

斯宾塞夫妇之所以惨遭厄运，是因为他们遭遇了20世纪匈牙利思想家卡尔·波兰尼所谓的“大变革”。经过长达200年的不断变革，欧洲从君主统治下的农业经济转变为各种形式的民主制度下的工业经济。

这次大变革极具建设性，催生了现代的生活方式，但它也极具破坏性，从斯宾塞夫妇的遭遇，我们可以窥见这场大变革带来的悲与喜。

据前往斯宾塞夫妇家查验尸体的陪审员汇报，“他们被迫把全部衣服用来换食品，部分家具被房屋中介拿走抵债，有时家里甚至住着6家人……”办案人员入户调查尸体情况时，发现斯宾塞和孩子的床上只有破布条……窗户破烂不堪，一个破旧铁托盘固定在一块木板上。

对于自动化和全球化这两大“破坏力”，斯宾塞一家及其同时代的人都没有做好准备，因为这两大变化来得太快，影响太大。同样，当今社会也面临着大量人口失业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从那一次大变革中吸取经验教训。当然我们也不能全部照搬，毕竟那一次的大变革对欧美社会制度产生的巨大影响，在目前看来还是最大的。

大变革“大”在何处

在大变革之前的约1200多年里，人类文明的基石不过是6英寸（15.24厘米）厚的地表土和定期的雨水。对于大众而言，财富与土地紧密相关；对于贵族而言，其拥有的权力让他们可以从大众的财富中抽取一部分。因此，国家财富建立在对农业用地的掌控之上，虽然也有工业和商业，但规模很小。

在当时，把东西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极慢且贵，还十分危险。比如，马可·波罗花了三年时间才从意大利到达中国，而返程则花了两年时间。一路上他死去的旅伴多达上千人。运送货物虽然没这么危险，但也很困难，花费极高。罗马皇帝要在罗马购买中国丝绸，就得支付比在中国高出1万倍的价格。那时，就连思想也很难传播，2500年前佛教就在印度诞生了，直到1000多年后才传到中国和日本。

运输困难（既指货物，也指思想）迫使人们接受“距离独裁”：他们被束缚在一块特定的土地上，一切物品的生产都必须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完成。这就形成了本地化——全球化的反面。在工业社会之前，以村落为主体的生产方式是全球主要的生产方式，这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生产方式的优点是多样化，比如，几千年的本地化发展使现在的德国仍拥有5000多种啤酒品牌，意大利有350个葡萄品种，拉丁语发展成了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法语；缺点则是经济效益不高。

最重要的弊端则是经济发展迟缓。由于市场太小，改革生产技术既困难价值又不高。然而，没有技术革新就不会引发自动化发展。因此，整个经济发展缓慢，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难有提高。

除此之外，马尔萨斯定律也解释了人类生活难以摆脱的困境：在获得了新的土地、发现了新的作物、发明了新的犁头之后，人们的生活水平暂时得以提高，但随着一代或两代人的出生，这一红利就会消失殆尽，人们又被逼回饥荒的边缘。

在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之前，经济就是以这种模式运行的：增长依靠的是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劳动力投入，而不是单位产量和单位生产率的提高。马尔萨斯定律让人们的收入在一个可怕的循环中停滞不前。

始于18世纪末英国的现代经济模式，打破了马尔萨斯定律的魔咒：经济的增长使得每个工人每年的产出都有所提高，这样他们的收入就会年年增加。到20世纪，大部分欧美人已经远离了饥荒。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变革”前面专门加上“大”字的原因。当然，这场变革并非一蹴而就。如前所述，我们最好将其理解成一个包含了4个步骤的发展过程：技术进步引发了经济变革，经济变革引发了经济和社会动乱，动乱引发反拨，反拨促使新解决方案的诞生。

这是一个精彩纷呈的故事。

技术革新

18世纪，蒸汽技术很热门。蒸汽便于集中和操控，而且很容易获得和移动，这些优点使得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幸福双螺旋”发展阶段——技术革新和工业化发展相互促进，相互推动。这两者又推动了收入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技术革新和工业发展。

1712年，英国煤厂首次启用了纽科门（Newcomen）蒸汽发动机来抽取矿井里的地下水，蒸汽动力第一次得到了实际应用。这台发动机有三层楼高，很笨重，需要燃烧大量煤炭来驱动，完全与高科技不沾边。但这台机器完成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将“马力”一词中的“马”字废掉了。这台机器取代了几千匹马，使煤炭工人们能挖掘到更深层的煤，不仅产量大增，而且成本更低，这一点至关重要。

这场大变革的命脉就是煤炭，煤炭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幸福双螺旋”的关键连接点。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这就需要天文数字的能量供应，而无论是木柴、水力还是风力，显然都不能满足这种需要。

在接下来的150年中，机器生产技术和蒸汽动力上演了一曲“华尔兹”。机器生产的精度越来越高，使得蒸汽发动机变得越来越轻便、有力、节能；有了更好的发动机之后，生产更好的机器设备也更加容易，成本也更低。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在纽科门将“马力”中的“马”赶走了半个世纪之后，1769年，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发动机让“瓦”成为国际单位制中的功率单位。

虽然与之前迟缓的技术发展过程相比，这一进步在当时是革命性的，但与当今的技术进步相比，还不够快。特别是与驱动当今全球机器人化变革的数字技术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因为纽科门发动机出现100年之后，才出现了世界上第一台可商用的蒸汽船。

革命从来不是一件单方面的事。蒸汽革命期间，农业领域的“圈地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两者虽大为不同，却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英国农业革命

英国农业革命始于17世纪的圈地运动。曾经供所有人自由放牧的草地被围起来，这样可自由放牧的土地没有了。现在美国波士顿中心的一个大公园，在马萨诸塞州还是英国王室统治下的殖民地时，这片土地就被划为自由放牧的草场，从1630年开始就有当地人在那里放牧，直到1830年被改建成公园。

在英国，公共牧场被圈起来后，主要用于养羊，或者准确地说是生产羊毛——这是当时的“摇钱树”产业。由于养羊所需人手远少于种植粮食所需的劳动力，许多农民因此被迫转入非农产业。但英国的农业革命不仅仅是土地所有权的变更这么简单。

圈地运动还导致土地产权的建立和农业技术的革新。其中一项重要的技术革新是4种作物轮作，这项技术提高了土地的生产效率。此外，农机改革也提高了生产效率。最典型的新型农机包括自动脱粒机、播种机、铁犁头等。

工具和技术的升级带来了充足的食物、便宜的价格，人口开始激增。1750—1850年，英国人口翻了一番。

英国的这场大变革涉及的重要因素很多，过程也很复杂，为简明扼要起见，我们只谈农业、人口、蒸汽动力这三大要素，蒸汽动力则是重中之重。

技术推动变革

最初，蒸汽技术主要推动了机械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即现在所谓的自动化。当时，自动化只涉及最大的几个行业——纺织、煤炭、钢铁，但随后几十年内，自动化扩展至其他行业。

随着自动化技术的螺旋式发展，很快就催生出一个全新的产业：机床制造。1770—1840年，英国的机床制造业发展迅速，为推动整个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起到了关键作用。那时的机床制造业就如同当今的机器学习，是一项推动技术进步的技术。

在机床发明之前，所谓工业不过是手工制造而已。比如，步枪当时就是由经验丰富的工人手工打造而成。每一把步枪都与众不同，因此很昂贵。后来，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利用机床将步枪的各个组件标准化。1801年，他制造的所有步枪的组件实现了通用。枪支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价格更优惠。部分原因在于，有了此项技术，半熟练工人也能从事枪支生产，从而减少了工资成本（这是技术进步淘汰工人技能的一个先例）。

这是自动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与手工制作一把完整的枪不同，机床生产的是各个组件。这样生产出来的枪支精度更高，成本更低。然而，这一发展对工人就业来说，既有利也有弊。

自动化对就业的双重作用

机械化意味着完成同样工作量所需的工人数量减少，但由于成本降低，产品销量会上升，这就意味着工作量的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工作量与工人效率之间的一场竞争，我们姑且称之为“生产—效率”的竞争。

如果只是生产增加，就会吸引更多工人的加入；反之，如果只是效率增加，技术就会将工人赶出这个行业。比如，圈地运动、机械化、新农业技术都是推动因素，将劳动力从农业领域驱逐出去。很多人因此丢了饭碗，很多家庭和村庄受到严重冲击，但这些劳动力却为工业和服务业提供了所需的人力资源。

研究这一过程，我们能学到很多经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技术消灭了很多工作岗位，但并未消灭太多行业。技术使得每个农民养活的总人数增加，因此需要的农民数量减少了，但农业并未消失。

工业机械化则是拉动就业的因素。尽管机械化让每个工人的生产效率提高了，但工业产品生产总量增加更快，因此所需工人数量大幅增加。

需求方面也存在类似的推动和拉动因素。最明显的就是人口激增导致需求增加，从而催生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需求是，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购买模式会发生变化。原来大部分人只能购买少量物品，孩子们经常没鞋穿，大人常常穿着二手衣服，但收入提高后，人们会花钱买更多新物件，这些新的需求就会创造出更多就业岗位。

在那个年代，效率本身也是一项需求。如果一个人制造了某个东西，他就拥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其部分收入来源。尽管货物的供求可能偶尔失衡，但总体趋势是工人生产的产品越多，获得的收入就越高，购买力就更强。用专业术语来讲，这就是所谓的萨伊定律（Say’s law），即供应本身能创造需求。用19世纪法国学者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的原话来说，“人需要用自己的产品去换得他人的产品，即我们购买的物品价值与我们生产的物品价值相当，因此生产能力越强的人，购买能力越强。”

对于那些与外贸相关的行业而言，贸易全球化进一步放大了技术的这一推动和拉动作用。“技术—贸易”组合中的“贸易”远远落后于技术。纽科门的蒸汽发动机拉开了自动化的序幕整整100年以后，蒸汽动力才打响了贸易全球化的发令枪。人们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将蒸汽发动机制造得足够精确紧凑，以便安装在汽车和船舶上使用。

现代全球化的开始

铁路极大降低了货物的运输成本。铁路建成后，内陆居民与全球经济首次有了联系。蒸汽船对海运的影响同样巨大。1819年，人们第一次见证了蒸汽船实现了跨大西洋航行。当然，拿破仑战争后的和平也是促进全球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力。

尽管早在石器时代，人类就有了贸易活动，但囊括整个经济层面的贸易活动则始于19世纪早期。举个例子，整个17世纪，进行欧亚商贸交易的船只不过3000艘，而整个18世纪，这一数字甚至没有翻倍，且每艘船的载货量不超过1000吨。

牛津大学的凯文·奥鲁尔克教授和哈佛大学的杰夫·威廉森将全球化的起始时间定为1820年。这一年，英国的物价，比如小麦价格，开始受到全球供求关系的影响。在这之前，一个国家的食品价格波动主要是受国内供需关系的影响，比如当年的收成。若国际贸易的体量足够大，在农作物歉收的年份，食品价格并不一定会上涨，而是会引发大量进口。对人类发展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国际购买力对国内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这一切来得并非突然。虽然铁路改变了陆地运输方式，但建设铁路网络却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蒸汽船革新了海运，但燃料问题使得几十年内人们无法只依赖蒸汽作为动力。比如，第一艘跨大西洋的蒸汽船，因为燃料有限，就利用了风力和蒸汽动力同时供能。

成为全球供货商对就业的影响巨大。全球化刚刚抬头时期，英国的农业发展遇到了一定的阻碍，在19世纪中期，英国的食品进口量大增，因为从美国或其他地区进口的食品价格更便宜。但全球化总是有利有弊。

进口有优势的行业，就业机会会减少，而出口有优势的行业，就业机会就会增加。就英国而言，食品进口增多，而纺织品和其他制成品的出口量很大。

这一发展趋势背后的原则就是大卫·李嘉图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简单地说，该理论认为，“集中精力做自己擅长的行业，其他需求依靠进口。”19世纪的英国最擅长的是制造业。在19世纪，英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比其他国家高出一大截儿，而且增长势头迅猛，成为当时的世界工厂。制成品的出口量使工厂的工作量增长速度远超工人的生产率，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该行业的就业人数。

但全球化最大的影响，却是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

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诞生

我们现在习惯的稳定经济增长模式在工业革命之前闻所未闻。这一模式的基石是创新，因为只有不断提高产出才能不断提高收入。一个国家每年的经济收入要增加，就需要每年的产值增加。这就要求工人每年所用“工具”的数量和质量都要有所提升。所谓工具，即广义上的资本，比如人力资本（包括技能、教育、培训等）、实物资本（包括机器、建筑、工具等），以及知识资本（包括技术、生产技能等）。这三者又以知识资本最为关键。

创新更易使人力和实物资本产生收益，而知识资本则非常不同。如果没有创新（或模仿式创新），对教育或其他实物资本的投资会受到限制，其回报率是递减的，但知识资本不同，这是一个经验事实。

这背后的原因目前并不清楚，但有一个猜测是：这表明人类的无知是无限的，尽管几千年来人类已经积累了不少知识。无限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数字，你可以设想一个最大的数字，然后再加1。也就是说，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你依然很无知。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创新使我们能生产出新产品或优化旧生产工艺，这就是关键所在。创新能促使经济持续发展，长达100年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一系列创新就是很好的例证。随着创新的增加，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变得更加有用，且不断累积。通过影响创新，全球化也加入了创新的行列。

19世纪早期，全球化对创新产生了直接和微妙的影响：出口规避了国内市场不足的问题，而市场扩大又促进了对创新的需求。为了更好地把产品出口到全球，一些产业形成了区域聚集优势，这从另一方面促进了创新的发展——由于某地区思考相同问题的人数众多，创新思路也会增多。简言之，出口使得创新有利可图，于是创新更加频繁。自动化和全球化这一动态二重奏，就这样点燃了现代化增长的“烈火”，而此刻，这场烈火正在熊熊燃烧。

19世纪后半叶，经济发展第二阶段的助推器被点燃，这一阶段的加速度是如此显著，所以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技术促进技术发展

自18世纪早期开始的“幸福双螺旋”，在19世纪后半叶经历了一个平台期。机器越来越精密，能源越来越便宜，科技成果更频繁地转换为工业应用，许多新的产业纷纷涌现，产生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工作岗位——人们只在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里见过。

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把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称为“特殊世纪”（1870—1970），他认为这段时期发达国家经历了创新炸弹的“狂轰乱炸”。这些炸弹辐射的区域很大，且每一次爆炸都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人们收入的提高。

这段时期是自动化和全球化“幸福双螺旋”在全新领域创造大量新就业岗位的“蜜月期”。在那个年代——和现在一样——大部分就业岗位都是几十年前无法想象的，包括与铁路、通信、照明、内燃机、汽车、飞机、无线电、电视等相关的电子器械，以及农用化肥、除草剂、染发剂等相关的化工产品的制造。

这些都是在棉纺织产业形成之后，经过多年发展才出现的新产业。由自动化和全球化驱动的新产业，点燃了经济持续发展的烈火。这一发展带来了很多益处，也带来了很多变化，而变化常常与痛苦相伴而生。这些变化触发了4步发展过程中的第二步——动乱。

变革造成动乱

查尔斯·狄更斯笔下最脍炙人口的人物形象奥利弗·特威斯特可谓大混乱的“海报儿童”。奥利弗出生在工人家庭，9岁时被卖给一家贫民习艺所当学徒，在遭到一顿毒打之后，他饥饿难忍，说出了那句经典的句子：“求求你，先生，再多给我一点。”

而查尔斯自己的境遇，比笔下的奥利弗好不了多少。他家有8个孩子，他排行老二。12岁时，其父欠债被投进监狱，他只好去一家工厂打工。在父亲的债务偿还之后，家里情况好转，他重新回到了学校。然而，好景不长，15岁时，他又不得不找一份工作来补贴家用。

变革总会带来苦难，变化越快，痛苦越深。这场大变革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1）农民转变成工人；（2）农村人转变为城里人；（3）贫富差距加大；（4）土地的重要性让位于资本。

每个方面的变化都形成了不同的受益和受害人群，使几百年来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发生剧烈震荡。尽管传统的关系并不是田园牧歌般的美好，但人们已经习惯那样的安排。

城镇化：将工资收入与生计绑在了一起

当人们从农村人变为城里人之后，收入的不确定性与温饱问题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尽管城里的就业机会多，但城里人需要的食物全都要花钱购买，因此失业就意味着生计不保。城里的住房很拥挤，卫生条件差，食物质量差；事故、疾病、养老等都可能引发贫困，甚至饥荒。

在那场大变革中，政府对这些遭遇不幸的人没能施以援手，是引发社会混乱的一个重要因素。与现在一样，那时很多社会精英认为，那些人的不幸是他们咎由自取。英国政府当时采取的政策使那些不幸者生存更加艰难。而在这场大变革之前，英国的情况并没有那么糟糕。

当年，英国没有发生类似于法国革命那样的社会混乱并不是偶然。虽然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是一个原因，但当时拥有土地的阶层所秉持的“开明自利观”（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以及英国皇室与议会早期达成的让步协议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从16世纪开始，英国便制定了一系列穷人保护法，规定各社区或教区有义务为穷人提供资助，比如工作、学徒制和现金。

然而，到了大变革时期，“开明自利观”中的“明”越来越暗淡，同时由于人口增长过快，给穷人提供资助的难度增大。更重要的是，这一负担对城里的精英而言尤其难以承受，因为越来越多的穷人从乡村转入城市。于是那些“善良的伟人”实行了一项即便放在当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都不显得突兀的改革：他们提升了穷人保护法中“穷”的标准。

当时的批评者认为，原来的穷人保护法提供的保障措施导致人们多生孩子，还使得工人变得懒散，丧失独立性。此外，该法还导致雇主降低工资，因为穷人可以从社区领取政府补贴。于是，1834年，英国重新制定了《穷人保护法修正案》。修正案规定，给不在贫民习艺所里的人发放补贴是违法的；还规定，作为一条道德准则，贫民习艺所的环境要十分糟糕。修正案的效果很明显，贫民习艺所成了令人畏惧的地方，是走投无路之人的最后选择。

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学家，比如马尔萨斯就认为，某些工人之所以陷入贫困是因为他们有道德缺陷。为了鼓励大家勤勉、有道德，贫民习艺所的待遇比最穷的自由劳动者的待遇还要差。前面提到的凯瑟琳·斯宾塞的案例显示，在经济好的年代，这里的生活待遇在一般到中等水平；而在经济差的年代，这里的待遇则是赤贫或饥荒水平。

来这里寻求帮助的人被迫穿上特制的囚衣，必须屈辱地接受各种严苛的规定；丈夫和妻子被迫分开以避免增加家庭成员；必须做工；食物配给极少。

几起几落的贫富不均

与苦难一样令人不安的现实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富有之家和贫困之家常常比邻而居。凯瑟琳·斯宾塞遭受饥荒的那几年，伦敦建起了贫民窟，同时也建起了著名景点，比如大本钟、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大理石拱门、特拉法加广场等。

许多人将巨大的贫富差距归咎于社会变革造成的财富分配不公。他们认为，富人越来越富是因为穷人越来越穷。但事实如何呢？

《雾都孤儿》中奥利弗所处的现实社会，不平等现象非常严重，而且不断加剧。根据经济史学家彼得·林德特和托尼·阿特金森的研究，以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为分界线，大变革前半期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而从分界线到20世纪70年代，即大变革后半期，贫富差距逐渐减小。换句话讲，“幸福双螺旋”给富人带来的喜悦在前100年比较多，而在后100年给中产阶级带来的幸福更多。

正如图1–1所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即1759—1867年，占人口总数5%的最富有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人拥有的财富比值，从占全部财富的35%上升至40%。

自19世纪晚期起，即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之后，英国出现了许多新行业，工业再次突飞猛进，财富不均的程度下降了很多。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5%最富有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与全国总财富之比从40%下降到20%。但从那之后，财富不均的程度一直在加深，这个问题在下一章会加以详谈。

正如托马斯·皮凯蒂在其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所言，造成财富差距几起几落的具体原因还不清楚。就其本质而言，这与经济系统中的所有方面都有关联，如教育、技术、全球化、城市化、选举权、帝国主义。这些方面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比较可靠的说法是，前半期贫富差距的增大与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关。在大变革之前，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是土地所有权，而工业革命打开了一条致富新通道——资本所有权。资本既包括工厂、码头、船舶，也包括金融资本，比如股票、债券、银行。而5%最富有的人一直掌握着所有资本。原因很简单：只有富人才有多余金钱，进行更多投资，从而带来财富的进一步增加；而普通人不得不把所有的收入用于当下的消费。

另一方面，工资的增长速度低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用供需模式可以很好地理解这个问题：经济增长使得工厂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但人口的增加和农民转入城市就业的人数也在增加，很快就使得劳动力供应多于就业岗位的增加。工人不得已的选择是从事农业生产，因为农业生产效率低、工资低。要能长期吸引农村人进城务工，城里工资必须比农村工资高，但不需要一直上涨。

大变革后期贫富差距的降低，说明在生产力开始大幅提升时，劳动力变得稀缺。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人获得了选举权，他们的工资谈判能力增强。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工会的权力不断上升，尽管发展并非一番风顺。在19世纪之前，只有拥有一定财富的人才有选举权——这意味着政治权利和经济优势叠加。从19世纪开始，选举权的范围才逐渐扩大。所有21岁以上的男子都拥有选举权，到1918年，除了21岁以上的男子，所有30岁以上的女性也获得了选举权（1928年，对妇女的年龄歧视才被废除）。

大变革不只是人们的工作岗位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创造方式（收入），以及获得和掌握这些财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

价值创造及获取的演化：从土地到资本

在大变革之前，有价值的东西都是由劳动者在土地上劳作创造出来的。劳动者很多，且可以通过生育加大供应，但土地是一个定量，能够控制一片土地就意味着获得了财富。因此，地主控制着财富的分配。

为了中饱私囊，地主只需要给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一点回报以确保他们不会饿死、不会另寻他处即可。这就是所谓封建主义的含义：一切都与土地有关，土地是财富创造的核心。（封建主义“feudalism”一词中“feudal”来自拉丁语，其含义是“一片土地”。）但随着工业的兴起，土地失去了其核心地位。

随着经济生产中心从土地转向工厂，财富获取的方式和途径也发生了变化。土地不再是核心，资本成了新一代“帝王”，制造业成了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与劳动力两者联手，使得经济活动的价值创造核心从土地变成了资本。

拥有了资本就拥有了价值创造的能力，也就拥有了获得财富的能力，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含义。这个时期，劳动力仍然很充足，资本不完全固定，但资本拥有者能决定财富的分配。当然，资本拥有者之间的竞争会使得财富分配权受到一定限制，但有时，一个人也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比如亨利·福特曾经雇用了10万名工人，他一个人的决定权大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工人。（当然，后来这些工人开始组织起来，这是后话。）

图1–2清晰地揭示了财富创造及攫取方式的转变和英国劳动力、资本、土地方面的收入在1770—1910年的变化过程。从大变革开始之后的100年里，资本收入占比一直在增加，而同期土地收入占比则在下降，即便资本收入在价值创造这块大蛋糕中所占的比例稳定之后，土地收入占比仍然在下降。

大混乱引发强烈反拨

尽管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大变革的演化速度并不快，但19世纪的社会还是难以轻松接受。特别是在19世纪末，变化速度加快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不公感到不满。在此过程中，社会经历了四大变化：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从土地到资本，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增加。四重变化打破了旧制度和传统所建立的社会模式，而反拨的焦点在于新制度的设计。

面对这场新的社会混乱，19世纪的思想家开始思考创立一门全新的学科以理解社会混乱会导致什么样的反拨行动。这门学科被称为社会学。

该学科的创始人是法国人埃米尔·杜尔凯姆。杜尔凯姆认为，追求无序和自利是人的本性，因此实现社会稳定的前提是人的社会化。正是个体与社会的融合，才防止了社会混乱的发生。这一观点，即社会对个人行为的限制作用，可以被命名为“杜尔凯姆堤坝”——社会秩序防止了个体失序的发生。

当经济政治大混乱打破了原来社会安定的规则，反拨就显得顺利成章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大崩溃。农民从乡村迁移到拥挤的城市，他们原来习惯的家庭、宗教、社会层级关系等规则都遭到了破坏。埃米尔·杜尔凯姆用“失范”（anomie）——社会及伦理道德标准的缺失——一词来形容这种不守规则的个人主义。大变革也使得人们一直依赖的一些重要社会组织规则受到了破坏。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卢德运动。

英国的小规模反拨

暴乱一触即发。拿破仑战争使得英国纺织品行业备受打击，而连续几年农业歉收，导致食品价格高企，为争夺食品而发生的暴乱时有发生。此外，推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新的、令人不安的思想，比如人权、民有和民享的政府、反对君主制，开始传播到英格兰北部，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就在混乱不堪之际，以卡特莱特水力织布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的出现，使局面更加失控。这种织布机让一名初学儿童都能成为织布工，且速度比有经验的工人还快三倍多，这使得织布工人的工资急剧下跌。在英国诺丁汉，士兵被迫用武力驱散抗议工人；愤怒之下，工人们打砸了附近的一家织布厂，将其中一台新的水力织布机砸成碎片。

时值1811年，这次打砸事件引发了一场运动。砸织布机的行为开始传播开来，工人的暴力反抗越来越多。有大量工人、安保人员、士兵、工厂主在暴乱中丧生。时至今日，人们对这场反抗运动的认识还存在普遍误解。

其实，卢德分子并非反对技术进步。他们是一群熟练工人，是19世纪的“工会成员”。他们反对自动化技术，是因为自动化技术使原本专属于他们的岗位转移给了工资要求低的非熟练工人（主要是儿童）。这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惯例，显得极不公平，引发的愤怒与当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工作被转移到墨西哥所引发的愤怒一样强烈。当时政府的本能反应是镇压。

国会通过了一项《摧毁机器被限制破坏法》。该法规定，法官可以宣判打砸织布机的人死刑。政府派遣超过万人的士兵前去镇压。几十名抗议者被处以绞刑，还有很多被流放澳大利亚。在农业领域也发生了针对农业自动化的类似暴动（针对当时的自动脱粒机）。这些暴动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同样也被军政力量暴力镇压。

而全球化则催生了一场完全不同的反拨。

拿破仑战争对英国的进口整体上产生了不利影响，对欧洲大陆谷物进口的影响尤其大。英国小麦的产量和价格因此有所上涨，这让英国地主十分高兴，但战争结束之后，谷物进口量猛增，导致小麦价格大跌。愤怒的地主开始采取反制措施，他们不需要举行集会，也不用砸坏东西，他们有更简单的方法。

大地主在议会中拥有控制权，1815年，他们炮制了《谷物法》来进行保护性反击。该法案通过禁止谷物进口，将低价的外国谷物挡在了英国的国门之外，这使得英国面包价格达到了近30年来的最高位。

这些例子说明，大变革引发反拨行为很普遍，也是很自然的。欧洲大陆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只是时间上有所延迟。

1848年欧洲大陆夭折的反拨

法国大革命（1789）至拿破仑战争（1815）期间，欧洲大陆的商业环境并不好。这段时期内，社会混乱持续不断。最后，在维也纳大会上达成一系列协议后，旧王朝重新上台，和平重新回归，经济得以发展，自动化和全球化发展加快。虽然社会日趋稳定，工业化发展加快，经济效益提升，但社会不公的根本问题并没有因此得到解决。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变革导致工人的收入不稳定，独裁制度也让一些贵族、商人和资本家感到不满。

这个愤怒培养皿中还种下了暴乱的经典细菌——食品危机。1845年，土豆歉收，导致欧洲出现大面积饥荒。1846年，小麦和黑麦也歉收，这让食品困难变成了食品危机。

1848年，巴黎爆发了长达三天的暴乱，推翻了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统治。就跟现在的情形一样，引发法国暴乱的深层原因也是整个欧洲的通病，因此法国暴乱迅速引爆了整个欧洲的大火球。

1848年底，欧洲有几十个国家都爆发了暴乱，但奇怪的是，虽然由于政府镇压，成千上万人在暴乱中丧命，但情况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特里威廉所说，“历史转折点上却没有发生任何历史转折”。更准确地说应当是历史出现了转折信号，但欧洲却花了100年的时间才找到恰当的转折路径。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世纪初：不是暴乱而是新型政府的出现。创造了“大变革”一词的卡尔·波兰尼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对大变革最具革命性的反拨。我们认为，还可以加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当选及其实施的“新政”（新政在欧洲的通俗名称叫“市场经济”）。

大反拨：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新政资本主义

20世纪初，虽然大家都明白自动化和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将会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状况，但大混乱和反拨却风起云涌，种种社会问题凸显出来。

很多思想家认为，自由资本主义是错误的经济发展方式，无法真正完成大变革。在市场的引导下，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引导权交由资本家、个体企业家掌握，一定会导致社会发展步入歧途。

劳动力市场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劳动力即经济学上的“人”。当时，劳动力市场存在三大问题：（1）工人的平均工资只够糊口；（2）工资是工人收入的唯一来源；（3）劳动力就像商品一样被买卖。

在这种情形下，人们的生计完全取决于捉摸不定的市场力量。供需的变化使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处于不稳定状态。从某种角度看，凯瑟琳·斯宾塞的死因就是一次股市崩盘。收入不稳定、经济脆弱以及贫困，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程度。

对待工人一天的劳动成果可不能像对待一般的商品一样，原因很明显：工人可以通过投票来解决问题，如果不行，还可以投弹。

根本问题是：怎么能让工人在一个毫无约束的自由市场中得到必要的保护？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毁灭、死亡、颠沛流离，这让一些人想到了激进的解决方案。于是在20世纪初，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新政资本主义作为解决方案逐一登场。

《共产党宣言》1848年就发表了，但在历史转折点上却没有促进历史转折的发生；然而，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却让历史重新选择了这条道路。共产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将经济体系中的“市场”彻底废除。社会的重大抉择不再由个人利益和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决定，而是在共产党的有形之手的领导下，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抉择的依据。市场出局，计划登场，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们受到经济发展副作用的影响。

要实现这样的经济控制就需要绝对的政治控制，所以共产主义很快就发展成一党专政制度。同一时期登场的还有走上独裁之路的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宣言》由墨索里尼发表于1919年。当时很多人认为，既要摆脱自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问题，又不能像共产主义那样激进，最佳的选择就是实行法西斯主义。事实上，20世纪初之所以有人选择支持法西斯主义，就是为了抵抗共产主义。

《法西斯宣言》呼吁实行全民选举，包括给予妇女选举权；议会实行按比例分配代表席位的制度；废除以财富为入选标准的意大利参议院；对所有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征收累进税。

请注意，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还未与恐怖的希特勒主义产生任何瓜葛。1937年，瑞士洛桑大学还给意大利法西斯独裁统治者本尼托·墨索里尼颁发了荣誉博士学位。

简言之，法西斯主义对自由资本主义提出的修正办法是通过合作而不是竞争来抵抗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性。法西斯主义主张资本家、工人、政府合作共赢，即所谓“统合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旨在消除阶级冲突，促进阶级间的合作。

1922年，墨索里尼上台后，逐渐用专政取代了民主。但上台初期，他被视为底层民众的救星。

他启动了大规模福利和公共设施建设项目，沼泽被改造成农田，修建铁路促进商业发展，修建医院为民治病。在初期，法西斯主义广受好评。在欧洲和美国遭受了大萧条危机后，法西斯主义看起来更加优越。希特勒上台后推出的国家社会主义为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史所罕见，但在意大利实行的早期法西斯主义，从经济上看却是成功的。

由于地理隔绝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20世纪席卷欧洲的混乱并未给美国造成伤害，但迟来的反拨（大萧条），还是给美国带来了重创。

反饥饿游行及罗斯福当政

随着大萧条带来的大规模失业，原以为几十年前就在发达国家绝迹的饥荒又卷土重来。面对饥荒，不是人人都愿坐以待毙。美国共产党组织的福特公司员工反饥饿游行，就是一个很小但很典型的例子。

1932年3月7日，几千人从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游行到位于迪尔伯恩的福特公司最大的一家工厂。他们的游行诉求是要求福特公司重新聘用被解雇的工人，以及获得在该公司组织工会的权利。游行者到达迪尔伯恩后，警察企图用催泪瓦斯和电警棍驱散他们，但没有成功。于是，警察朝游行队伍开枪，5名工人遭枪击身亡。

游行者的请愿书没能送达福特公司，但通过这次游行，该行业的工人获得了成立工会的权利。相较于欧洲当时发生的极端冲突，这样的解决方案更好一些。事实上，英国也发生过类似游行。

1932年，为了让当局重视社会不公问题，英国共产党组织了全国反饥饿游行。游行发起者起草了一份致国会的请愿书，得到了上百万人的签名。

上万人参加了游行，但这次游行遭到了暴力镇压，请愿书中途被没收，没能送达议会。

20世纪30年代，英国全境爆发了多次游行，经济下行严重地区，比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卡迪夫、考文垂、诺丁汉、贝尔法斯特，游行活动更为频繁。同期，在所有工业国，类似的游行或大罢工都很常见。这是一个没有发生转折的历史转折点。

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引发了美国史上著名的大萧条，而错误的政策，使得经济雪上加霜。政府允许银行破产，被证明是巨大的错误，但赫伯特·胡佛总统坚持的最简政府理念则更加致命。他引用英国当年贫民习艺所的逻辑认为，帮助赤贫的人只会让他们变得懒惰和具有依赖性——他的这一理念定会让托马斯·马尔萨斯深感欣慰。然而，大萧条引发的反拨行动不可避免。

在美国，作为对赫伯特·胡佛政府的反拨，民众一边倒地支持一位持相反理念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宣称，贫困不是穷人道德不佳造成的，采取措施保证民众的基本生活是政府的义务。这位政治家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1932年的选举中，获得531张选票中的472张，以领先17个百分点的优势胜出。

然而，每一次反拨都会以某种方式结束，而通常是以镇压和改革相结合的方式。二者的结合是否是有效的解决之道，还需要历史来回答。不过，目前来看，共产主义和罗斯福新政都是19世纪资本主义主要缺陷的长效解决方案。

反拨促进解决方案的产生

罗斯福的解决方案被称为“新政”，其关键是3R，即给予穷人和失业人口以救济（relief），将经济活动恢复到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recovery），通过改革消除导致经济、社会和经济失衡的因素（reform）。

核心改革内容包括：制定工会法，保护工人利益；对富人征收更高的所得税；对银行和垄断行为进行全面监管。这样一来，工人的力量得以加强——大公司需要和大工会进行谈判才能决定工人的命运。新政还出台了保护农民、失业人员、青少年和老年人利益的措施。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美国实现了这样的变革，因此美国工人阶级对当时欧洲实施的一些激进的解决方案毫无兴趣。

在罗斯福执政期间，美国政府的开支从原来占国民收入的5%上升到20%，此后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同时，二战军事支出减少，而新政支出，特别是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支出增加。

罗斯福执政期长达12年，从1933—1945年，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他的继任者基本保留了他的政策。即使像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这样的共和党总统也接受他的核心政策，而林登·约翰逊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实行的“伟大社会”施政纲领，不过是新政的扩大版。

类似的经济政策在所有西方工业国家流行开来。变革的核心内容是重新划分责任。在全世界范围内，政府开始承担起保证社会公平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责任。市场负责提升经济发展的效率，政府负责维持社会公平。

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被武力结束了，而共产主义和新政资本主义却发展壮大起来——二者进行了长达50多年的斗争。在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后，经过大幅度改革，共产主义在中国、越南、古巴等国家发展依然良好。就本质而言，共产主义是在与资本主义深度结合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也是在与共产主义深度结合的基础上，才茁壮成长为今天的模样。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反拨运动和随之形成的解决方案，使得现代社会保持了几十年的平稳发展。社会安宁、技术革新、全球化发展造就了辉煌三十年。

辉煌三十年

罗斯福新政使得美国的政治经济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类似政策在其他西方工业国家也取得了相同效果，整个西方经济迅速发展（“西方”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统称，包括东半球的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

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内，技术革新、自动化、全球化使人们的收入空前增长，达到了大变革时期的两倍。技术革新不仅增加了人们的收入，还缩小了贫富差距，促进了共同繁荣和全民经济保障。

这些技术革新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方面，包括新产品的制造。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大部分人都有了稳定的高收入，这对保持社会稳定十分有利。这些工作需要一定的思考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这是当时机器无法做到的，但这些工作并不需要太高的教育程度和超人的操作技能。

由此产生了巨大的中产阶级，他们拥有房屋、汽车和体面的工作，形成了非常稳定的社区。社会收入分配机制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大多数人不会认为富人变富是靠压榨穷人实现的。

1963年，肯尼迪总统才能底气十足地宣称：“潮水上涨时，所有的船只都能往上升。”他说得没错。二战后的30年内，美国的经济发展可谓一大奇迹。在那30年里，只要一张高中毕业证和勤奋肯干，你的日子就过得有滋有味——至少很多人是如此认为的。

技术革新起步于制造业。大变革时代的发明对那些从事制造业的人非常有利。对从事服务业的人而言，这些发明也是有益的。因为这些发明使人类进入了现代社会，几乎每个人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标准都有了提升。对从事公用事业、交通、清洁、批发、零售等行业的人而言，汽车和电动工具给他们带来了方便；对律师、医生、建筑设计师、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而言，电灯、空调、X射线机、家用电器、圆珠笔、打字机、复写纸等技术发明都给他们带来了更高的生产率。

虽然创造并获取价值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公司所有者或者说资本家手里，但新政改革对收入的分配进行了优化。强大的工会组织确保了生产力增长的成果能够惠及工人。政府强化了对垄断企业的监管，要求公司必须遵守关于工人医疗健康、人身安全、环境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法规。政府还提供了教育补助，建立起优质公立大学，这样人们可以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获得高等教育。

经验、机制和下一次变革

大变革是一场从大型技术革新开始、分4个步骤进行的社会发展过程。这4个步骤就是变化、动乱、反拨、解决。技术革新引发了自动化和全球化，从而导致经济变革。自动化和全球化不是同时发生的，首先启动的是机械化，即所谓的自动化。这就启动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良性循环过程：技术革新、工业发展和收入增加。

100年后，技术革新又促进了全球化发展。这样，技术与全球贸易携手，以技术革新为主导的“幸福双螺旋”开始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

尽管总体而言，这是一件好事，但自动化和全球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是有喜有忧。这一变化，对传统生产价值链的每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使人们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秩序，比如改变了社团结构，改变了生活方式，在为某些人带来巨大成功的同时，给另一些人带来了惨痛失败。简言之，这一系列悲喜交加的变化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混乱，给这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这些变化来得太快，社会还没来得及反应。正如俗语所言，“难以为继的事情，肯定无法继续”。因此第四步必须是解决。当时人们提出了三种解决方案，其中的两种存活了下来，即共产主义和新政资本主义，第三种解决方案——法西斯主义——则被前两种解决方案的支持者消灭了。

从大变革的历史，我们还可以学习到关于失业和重新就业方面的经验教训。今天，我们讨论就业前景问题时，失业和重新就业是一个核心问题。

自动化和全球化让经济发展的方向发生了急剧变化。根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古拉斯·克拉夫茨的研究，1700年，英国工人占劳动力总数的19%，到1870年时，这一数据上升到了49%。这期间，英国从一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城市人口占2/3以上的国家。仔细观察这一变化，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

开放行业vs封闭行业

大变革时期和今天一样，自动化和全球化并不是对所有行业都产生了同等影响。有一些行业对这两大力量是开放的，而另一些行业则是封闭的。自动化和全球化对各个行业的冲击程度不一，对于解释劳动力为什么会从农业大量转移到工业十分关键，对于理解自动化和全球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十分必要。这其中的基本概念并不复杂。

对自动化和全球化封闭的行业容易吸引劳动力进入，因为失业工人必须找到工作。更准确地说，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即使工人的就业岗位与自动化和全球化无关，他们的工资也不会太低。在大变革时期，服务业对全球化是封闭的，因为大部分服务都需要面对面进行。你不能像装谷物或纺织品那样，把服务装到一艘蒸汽船上。此外，服务业对自动化也是封闭的，因为那时的自动化主要是帮助人们制造产品而不是思考。

随着中产阶级人口数量的增加，很多人在吃穿住行之外还有余钱来购买令他们生活更舒适的服务。新的服务项目范围很广，且工资也比较高，但对于向自动化和全球化开放的行业而言，情况就要糟糕多了。

直接受到自动化冲击的行业，就业人口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这取决于生产效率和产量哪一方走在前面。

结构性变革

以英国为例，图1–3左边一栏显示的是服务业、制造业和农业的就业人数，右边一栏显示的是其对应的百分比。

很明显，1800年到1850年前后，英国的就业人数绝对值不断上升，其中制造业上升最快。原因在于英国人口增长快，市场和企业发展快，几乎人人都能找到工作。随后出现了农业就业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

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从18世纪中期开始，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开始显著增加。对自动化和全球化封闭的服务业是不断扩张的劳动人口的天然吸附剂。

美国的大变革也基本类似，但在变革初期，其农业人口远高于工人数量，部分原因是大英帝国限制其殖民地的工业发展。英美大变革在模式上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二者变革初期的条件不同，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特殊性质，尤其是其陆地领土不断扩张造成的。

整个19世纪，美国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人数都在缓慢增加。同英国一样，贸易和机械化的发展创造了很多新的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不断上升的收入又催生了千千万万的服务业就业岗位。铁路的修建、新国土的获取、内陆航道的修建，使得可耕地面积大大增加。在此基础上，从欧洲蜂拥而至的移民，使得农业就业机会大大增加。

图1—4右边一栏清晰地显示了美国经济从农村/农业经济转变为城镇/工业经济的结构性转变过程。农业岗位所占比例直线下降，而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迅速增加。美国制造业岗位增加持续的时间比英国长，尽管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两国的制造业岗位所占百分比都开始下降。这其中的原因是两国的人口增长幅度不一样，由于工业品的消费者主要还是国内消费者，所以人口基数大意味着消费者更多。1850—1950年，美国的人口增加了1.25亿，而英国仅仅增加了0.27亿。在这之后的20年里，美国人口又增加了0.2亿，而英国只增加了0.05亿。

正如图1—3、1—4所示，在辉煌三十年的末期，历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导致工业行业从业人数在所有劳动力中所占的百分比急剧下降。

服务业变革

我们从讲述凯瑟琳·斯宾塞在伦敦多克兰码头区的死亡开始讲述英国的大变革，而多克兰码头区的没落则是英国大变革的尾声。伦敦多克兰码头区在几百年内经历了兴衰，也经历过战争，在这个过程中一度成为皇家码头。但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多克兰码头区无法与下游泰晤士河上的深水码头竞争，于是遭到致命打击。20世纪70年代，多克兰码头区被关闭，逐渐成为杂草丛生的荒郊野地。

码头区的没落正象征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经济变革。这次变革使得发达工业国升级为后工业国家——大多数人是在办公室而非农场或工厂里工作。

但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