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乡绅地主之家
在乾隆朝，东北还被封禁的时候，山东连年灾荒，土地高度集中，大批的农民破产，生计无着，流离失所，四处逃荒。其中的一大批人，按照祖辈的路线，向东北进发。他们明明知道朝廷禁止出关，但是被饥荒逼得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他们冲破清廷的封锁，成群结队，担着简单的行李和幼小的孩子，历经艰难险阻，忍饥挨饿，沿途乞讨，顶风冒雨，在黑土地上寻找可以落脚谋生的立锥之地。在逃往东北的大批难民中，有一个叫张岱的破产农民，他原籍在山东省东昌府莘县长兴社十甲梁丕营村，地处鲁西，是与河北、河南两省交界的地方。由于饥荒的逼迫，在家乡实在无法生活，他担着简单的行李，带着妻子章氏，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一路乞讨，来到了辽宁，在朝阳、凤凰城两地给旗户地主当雇工。后来，迁徙到吉林的伯都讷青山集镇东半截河子屯，“查其土质膏沃”，便报领了明代遗民的一块荒地。辛勤垦荒耕耘，终于摆脱了逃荒难民的贫苦生活，在黑土地上扎下了根。[1]
张岱就是萧红的远祖。他与妻子章氏生有三子：长子张明福（1789—1868）、次子张明贵（1794—1856）、三子张明义（1797—1879）。清嘉庆年间，张明福率妻子王氏（1784—1869）和弟弟张明贵到阿城县三区二甲福昌号屯一带（现哈尔滨市道外区民主乡福昌号屯）开荒，逐渐发达起来。张家聚族而居的阿城县福昌号屯的名字，就是得自张家烧锅（酿酒作坊）等产业的字号“福昌恒”，烧锅是从屯子的其他人家兑过来的。张明贵于清同治元年（1862）到宾县猴石开荒，与妻生五男一女。其长子张弼（1814—1869）即萧红的曾祖父，大约在道光年间到呼兰经商，设置烧锅福昌恒，因懂医术，后又在呼兰行医，并在呼兰、兰西等地广置田地，张家在呼兰的房产和田地即来源于此。他与妻子生有一男一女，儿子即萧红的祖父张维祯。在人丁兴旺的张氏家族中，这一支也算得上是门庭祚薄了。
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张家三兄弟都创立了一份家业。每年生产的大批粮食无法倾销储藏，便放火大量烧毁。后来觉得太可惜，就运往吉、辽两地销售，并在当地办起了烧锅、油坊和杂货店，开始向工商业方面发展。至道光年间，张家步入盛世，在榆树、阿城、宾县、呼兰、兰西、五常、绥化、海伦、拜泉、克山有大片田产、房屋、牲畜、作坊与杂货铺，成为吉黑两省有名的汉族工商大地主。光绪年间，清廷苟延残喘，匪祸连年，张家已呈衰落之势。
萧红近亲的这一支，主要经营农业，到土改的时候，他们总共还有1万多亩地，在福昌号屯就有2000多亩上好良田。自己种1200亩，分别租给其他三家农户800亩。张家的院子居于这个屯子的中心，东北俗语以“腰”比喻中心，所以屯子里的人称他们是腰院张家。一直到土改，张家雇着长工二十来个，固定干半年的工人十几个，加上更夫、厨子等，有三四十号人。遇到农忙的时候，还要雇短工三四十个。土改时，给张家定的成分是大地主。[2]此外，他们还有商铺，特别是萧红的六叔张廷献任哈尔滨道外税务分局局长之后，水晶街有半条街都是张家的产业，主要经营粮米铺、皮草铺等。[3]
到了第四代，由于家业庞大，内部矛盾不断激化，张氏家族开始分崩离析。分家时，萧红的祖父张维祯分得呼兰的房产和一处油坊，据说还有当铺和烧锅等产业。于光绪初年（19世纪末），带领父母、妻女离开张家的大本营阿城县福昌号屯，搬到呼兰定居。
张维祯生于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初五（1849-02-27），死于农历己巳年五月初一（1929-06-07）。《东昌张氏宗谱书》记载：“公秉性温厚，幼读诗书约十余年，辍学时，正逢家业隆盛之际，辅助父兄经营农商事物。”[4]他有相当的文学修养，但生性懦弱，不善理财。加之东昌张氏家族因是靠农商发家致富的，家族的规矩是只许子弟读书，不得出仕为官。到第四代张维祯，依然如此，所有的子弟无论读书多少，都要在家务农习商。张维祯性情懒散，辍学以后，赋闲在家，整天和妻子在一起厮混消磨时光，以哄孩子玩儿为乐趣。搬到呼兰，独立门户之后，他依然倦于理事，把一切都推给父母。父母双双过世之后，他大约理过一个时期的家，因不谙农商诸事，屡屡受伙计坑蒙拐骗，当铺、油坊和烧锅接连倒闭[5]。他把外面的事交给一个仆人（族侄）有二伯[6]去管理，家里的事全由妻子主持。连年亏空，张维祯也不在乎，靠出租少许土地和旧房屋过活。即使他善于经营，恐怕也没有挽颓败家势的回天之力。19世纪末，外来资本已经开始侵袭到黑龙江，而且愈演愈烈，传统的农耕经济整体处于破产的边缘。加上频繁的战争与革命，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从张家的第五代开始，已经有人违抗了不得入仕为官的家规。张维祯只有吃着祖先给他准备好的口粮，怡然自得地过着乡镇小地主的平淡日月。
张维祯的妻子范氏，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四月十七日，死于民国六年（1917）五月二十一日。据说她的娘家颇有势力，有一个哥哥是某地督军。范氏是一个精明强干的女人，公婆死后，一切家务都由她一手管理，在家说一不二。她喜欢热闹，在所有张家亲戚的记忆中，她都是一个神神道道好走动、很神通的人。她生有三女一男，三个女儿相继出嫁，幼子夭折。家里只有他们老夫妻两个，过着不愁吃穿、无忧无虑、无欢无乐、孤单寂寞的生活。比孤单寂寞更加不堪忍受的是没有子嗣的绝户处境，分家的时候已经吃了亏，死后由谁来摔孝子盆、打幡送葬呢？！这份不小的家业由谁来继承呢？！当然张氏家族中的近亲也有他们的忧虑，两个老人过世之后，呼兰这份不算薄的老张家财产谁来继承？！会不会落到外人手里？！这是不需求证也可以想见的难题。双方自然而然的解决办法，当然就是在族中选嗣过继，这对双方都有好处。张维祯的堂弟（当为张明贵之子）张维岳（1861—1910），一生只活了49年，却有七子一女，长子张廷蓂，次子张廷选，三子张廷举，四子张廷会，五子张廷禄，六子张廷献，七子张廷勋。其女嫁滨江本街杨氏。前四子为前妻王氏所生，后三子一女为后妻徐氏所生。张维祯在张维岳众多的儿子中，选中了第三个儿子，他就是萧红的父亲张廷举。
张廷举，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四月十七日，死于1959年。他3岁时丧母，12岁过继给堂伯父张维祯。因此，字选三，意思是父亲让四伯父在他们四兄弟中任选一个做儿子，四伯父选中了他（老三）。张廷举原在家乡阿城福昌号屯读书，到呼兰后，继续读书。范氏认为读书费钱无用，让他在家学习经营农商。张廷举坚决不肯，执意到省城卜奎（齐齐哈尔）去上学。张维祯不愿失信，决定按挑选过继子前许下的诺言去做，送张廷举去齐齐哈尔读书。他先是毕业于黑龙江省立高等小学堂，因考试成绩优秀，奖励廪生。尽管教育体制已经改革，但是科举制度的一些成规却保留在了新的体制中。廪生是考试名列优等的秀才，可以获得官府发放的廪米的津贴，类似于现在的奖学金。可见，张廷举天资很高，而且是保送上的中级学堂。古时的廪生因为享受津贴，名额有限，属于正式的生员，另有指标之外的生员，没有津贴。推荐上国子监的贡生也叫廪生，是延续古代诸侯郡定期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制度。明、清两代，一般每年或两三年，从府、州、县学中送廪生升入国子监读书，称之为岁贡。张廷举21岁毕业的时候，被授予了师范科举人，还有从七品虚衔官职的中书科中书衔，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汤原县任农业学堂教员、劝业局劝业员。读书时秘密加入了国民党，还曾经想到北京“留学”。他是张家顺应时代潮流维新的尖兵，自家厨房灶台墙上不贴灶王爷夫妇的神像，这在二三十年代的呼兰城里，也算是“文化革命”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人家都要贴一张长40厘米、宽30厘米的神像，两侧还要有对联一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横批是“一家之主”。[7]他第一个冲破了家规的约束，走出了先人耕读工商的传统人生道路。他的六弟张廷献，1928年毕业于北京国民大学教育系，由当教员到当官吏；他直系的后人都沿着他的方向，进入现代文明的体制，彻底脱离了乡土。后来，他调回呼兰，历任呼兰农工两级小学校长、呼兰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呼兰县立通俗出版社社长、呼兰县教育局局长、黑龙江省教育局秘书、巴彦县教育局督学兼清乡局助理员等职。[8]日伪统治时期，曾充当过呼兰县协和会副会长[9]，日本投降之后，又出任呼兰县维持会会长。人民政府成立之后，他积极拥护人民政府和土地改革，支持儿女参军参战，被呼兰县人民政府确认为开明士绅，曾被选为松江省参议员，1946年4月，以开明士绅的身份，参加了在宾县召开的东北人民代表大会[10]。后来他离开呼兰，在临走的时候，他把前任县长廖鹏飞督修的《呼兰县志》献给了人民政府，当时在场的同志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德高望重”[11]。
到张廷举成年的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况已呈颓势。他家在呼兰县河西（现乐业）乡有涝洼地200来亩，全部租给农民租种；在县城东门外有20多亩菜地（现属伟光村菜地），包给一户纪姓菜农经营，是个小地主。此外，在商号里还有些股份[12]。但是，涝洼地几乎没有收成，城里的菜地也没有太多的进项。在那个时代，随着外来资本的疯狂入侵，靠出租土地是没有太大收益的。此外，他在呼兰城内有一处房产，正房一排五间自家居住，院外西侧还有二十多间危旧房屋，全部出租给极其贫困的底层市民，房租经常是以一些自产的东西充抵。
福昌号屯的长工现在还记得：“三掌柜的（指张选三，因为他排行老三，所以人们便叫他三掌柜的）经常来福昌号屯，常到长工房和我们唠嗑，他待人和气，从不发脾气。他是念书人，不会管家，大掌柜的张廷蓂去呼兰住过，替他管过家。”[13]此外，因为福昌号屯没有分家，那里还有他名下的财产。这也使这个特殊的家庭关系复杂，不仅血缘关系复杂，父子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联系，财产也分割得不清楚。福昌号屯张家的孩子长年住在张廷举家上学，张廷举家的开销要由张廷蓂接济，逢年过节吃的米面、肉和燃料都要由福昌号屯送到呼兰。特别是家境开始破落之后，呼兰的房、地产没有什么进项，他的工资又有限，子女越来越多，要靠福昌号屯的接济维持日常家用。
张维岳去世早，张廷蓂自然长兄如父，具有家长的精神权威。他生于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二十日，比张廷举大6岁。《东昌张氏宗谱书》载，“幼年读书，颇有心得。仪容端方，举止庄严，身体魁伟，望之凛凛焉。喜围猎，爱枪马，尤长于管弦之属。非风尘中人，实山林逸者，视宦途如河海。精通俄语，尚义侠之举。迨民国二年（1913年），只身到江省拜泉县贞字四甲十二井开荒，艰俭备尝者20余年，于兹中间千百磨炼，胆略不为之挫。长于谈论，每坐家，对于匪患，防之极严，恒终夜而不寐，日中任聚三五知己高谈阔论。其精神健旺，概可知矣。”张廷蓂是张家这一支的中兴之人，自然有话语权和威慑力，他参与张廷举的家事就势在必然。而且，他精通俄语，必与当时在哈尔滨的俄商有交易来往，他是在家族传统中顺应时势改革经营方式的维新之士。特别是在张维祯去世之后，张廷举家境日渐窘迫，不时要靠卖点地应付支出。张廷举经常带领妻儿到福昌号屯居住就食，理由是“我们是过继出去的，老爷子不在了，我们过穷了就得回来。”[14]实际上，张廷蓂当着张廷举一半的家。
张廷举是封建文化传统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但也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反封建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因此，他的思想有着明显的两重性。一方面，维护封建礼教，家长制的道统思想严重。另一方面，又有民主、平等的维新思想。前者使他和萧红父女关系紧张，并最终导致反目。后者则使他做出了一系列进步的举动。他参加过国民党，是第一个破坏祖师庙偶像的人，他那时正任祖师庙小学校长，这对呼兰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终于同意萧红到哈尔滨读书；他自愿在家照顾孩子，让目不识丁的续弦妻子梁亚兰到平民学校补习文化。他支持妻子在呼兰县城内第一个穿起了高跟鞋。日本投降之后，萧红的胞弟张秀珂回家同家人团聚的时候，张廷举在自家大门上贴过这样一副对联：惜小女宣传革命南粤殁去，幸长男抗战胜利苏北归来。横批写了“革命家庭”四个大字。[15]可见，张廷举是一个在政治上极善于变通的人物，处于混乱的历史情境中，又有家族责任的束缚，这个兼容新旧的小知识分子，能够经历4个政治时期，没干什么坏事，而安然活到古稀之年，并且能够保护所有家人平安，也是很不容易的。他自己循规蹈矩、胆小怕事，自然看不惯萧红在祖父的宠爱之下，养成的无所顾忌的天性。
从呼兰城向西北，45里地的乡下，有一个叫姜家窝棚屯的村庄。这里住着一位被称为呼邑硕学鸿儒的姜大先生，名叫姜文选。他原籍山东登州府，读过孔孟的书，深达周公之礼。他年轻的时候，曾两次赴吉林应试，都落第了，从此，再也无心猎取功名。虽然他的家里很有钱，拥有土地1200多亩，但他却不务农耕，把地租给另外两家人耕种。他先在兰西的大王家窝棚屯教书9年，又在田家窝棚屯教书3年，回到呼兰本乡开家馆课徒授业，也教自己的儿女读书识字。[16]他写得一手好字，最擅长“八分体”。四书五经讲得透，讲得深，呼兰、巴彦一带的人都乐于把子弟送到他这里来读书。由于在呼兰名声日大，民国初年被选为省议员[17]。后来，为躲避匪患，姜家搬到呼兰镇四福胡同4号[18]。姜文选生有一男四女，都已长大成人。正值家业鼎盛的时期，他的儿女又都自幼跟他读书、有文化，自然被视为名门之后。
1900年夏天，沙皇尼古拉二世亲任总司令，统率大军入侵东北，目的是直取沈阳，占领整个东北，这就是著名的庚子之乱。东北民众四处躲藏，名之为“跑毛子”。时任黑龙江将军的寿山（袁崇焕后裔，汉军正白旗人，吉林将军富明阿之子，生于1860年，1900年战败自杀殉国）带领清军攻打俄军占领的哈尔滨。战事影响了呼兰的治安，满城人心惶惶。张维祯带领全家逃到距姜家窝棚屯西三里的麻家围子屯，住在一户李姓人家。呼兰老宅全权交给有二伯负责，因为他护宅有功，有恩于张家，深得主人的信任，在张家的地位介于家人与长工之间，类似于贾府中的焦大，可以随意骂人、发牢骚。躲在乡下的张家，大约听说了姜家的家声和姜玉兰的名气，离开的时候，范氏就托李家人去提亲。姜大先生没有答应，一来女儿只有19岁，大户人家女儿出嫁早了要被人笑话；二来对张家不了解。后来，他向别人谈起过结亲家的条件：“门当户对，人能读书”。至光绪三十三年，即公历1907年，姜大先生的大女儿姜玉兰已经22岁了。她的个子像她的父亲，细高挑的；她的脸盘像她的母亲，鼓鼓正正的，俊眉俊眼。姜玉兰自幼聪敏，跟着父亲习字读书，还学会了打算盘，16岁就能熟读唐诗宋词，文理初通，成为几个姐妹中的佼佼者。尤其是她的针线活更为出色，描凤绣花，样样精通。她纳的鞋底，任怎么有劲的汉子，都不容易撅出弯来。待人接物识礼知节，谈吐文雅，举止大方。
呼兰县城里有一个做买卖的人叫范老万，他媳妇是宋六子的姐姐。正月初二，宋六子的儿子娶媳妇，宋六子把他姐姐接到屯里来喝喜酒。张维祯的妻子范氏和范老万认户为一家子，所以，宋六儿子结婚那天，她也到屯里来喝喜酒。这门曾经提过放下的亲事旧话重提，张家老太太趁喝喜酒的机会，和宋六子与李家人提起，并且请姜玉兰帮助招待城里来的客人。范氏亲眼看见了姜玉兰，又借故到姜家看到了庄户。范氏觉得姜玉兰是个全乎人，命好有福，又听说识文断字、针线也棒，就相中了，回去就托宋六子做媒。姜文选听说张家是大家子，儿子又在齐齐哈尔读书，就请人合婚，批了八字，姜玉兰23岁属狗，张廷举21岁属鼠，狗和鼠不犯相[19]，又合民间“女大二，抱金块儿”的谚语，觉得很合适。他就和妹夫王玉峰（亦称傅八先生的中医）去呼兰相看，看到张家在呼兰城东南隅龙王庙路南新起的房屋院落，了解了张维祯家的情况，没有看到在外读书的张廷举，只看了他的照片就满意了。农历十一月，婚事就定了下来。[20]
按照当时的风俗，张家派张廷选（张廷举的亲二哥）带着订婚的大布、小布、烟袋钱等乡俗定规的财物，跟着媒人到姜家过了礼。第二年（1909）8月，姜玉兰和张廷举结了婚。“他们结婚那天正赶上下大雨，而且是连续了十几天的阴雨。送亲的去了20多人，坐了满满两大车，车上用席子搭的棚。”姜玉兰的两个叔叔、堂兄弟、姐妹们，喜气洋洋地送她到张家，所有女人都衣着整齐、戴着花朵，头天住在张家找好的下处王家店。那天，张家大摆宴席，院子里搭了席棚，连看热闹的小孩子都得到了糖吃，还打发人赶车到哈尔滨购买了礼品。呼兰北烧锅那天淌的二锅头酒，都让张家拉来了。张廷举在阿城县的几个兄弟，也都赶来贺喜。当天早晨阴雨不停，午后放晴了，张廷举和姜玉兰才拜了天地。婚礼结束以后，姜家人就回去了。女方家人走了之后，张家的宴席还连续摆了几天。为了他们的婚事，张家特意择地盖房，新房在新院子中心的五间正房，按照旧俗东大西小的规矩，中间的厨房两侧，公婆应该住东边两间，新人应该住西边两间，因为张维祯夫妇已经住进西侧，不想再挪动，姜玉兰和张廷举就住进了东侧。按照那个时代的乡俗，过门之后7天，新人要回访娘家，因为连阴雨，直到20多天之后，天气晴了，他们才回门看望姜文选及其家人[21]。
结婚以后，张廷举先是在齐齐哈尔读书，后来又被分配到汤原、巴彦等地教书。丈夫长年在外，姜玉兰侍奉公婆，协理各种家务。她知书达理，对老人十分的孝敬。晚上不管多晚，只要公公、婆婆不睡，她也不躺下。晚上为两个老人铺被窝，早晨叠被，天天如此。娘家的人问她，你那么“英跃”，怎么还干那活？姜玉兰说，这是老人家规矩，到哪家随哪家。她“手一分，嘴一分，能说能做，深得范氏的欢心，教给她做家务，领着她到亲戚家帮衬做事，学着处理各种事物。”[22]她在婆婆去世之后，独立持家，显示出精明强干的性格。她一手操办，在张家的院子里建成了厢房[23]。《东昌张氏宗谱书》上记载：“夫人姜氏玉兰呼邑文选公女，幼从父学，粗通文字，来归十二年，勤俭理家，躬操井臼，夫妻伉俪最笃，惟体格素弱，不幸罹疫逝世。”
[1] 见《〈东昌张氏宗谱书〉序》，转引自王连喜：《萧红故居建筑与文物综合考》，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370页。
[2] 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171页。
[3] 王化钰：《访萧红叔伯妹妹张秀珉老师》，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42页。
[4] 张抗：《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孙延林主编《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第63页。
[5] 叶君：《从异乡到异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3页。
[6] 又一说是有二伯姓李，30岁到张维祯家，60多岁死于阿城福昌号屯，乳名叫有子，大家多叫他乳名，久而久之，忘记了姓，小辈的都叫他有二伯。见张秀琢《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31页。
[7] 王连喜：《萧红故居建筑与文物综合考》，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351页。
[8] 铁峰：《萧红传》，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2—5页。铁峰主要是根据《东昌张氏宗谱书》的记载。
[9] 根据张廷举的老同事陈治国回忆，他事伪完全是不得已，几次推辞都不行，迫于日伪势力的压力，顾虑身家性命的危险，只好就任伪职。1934年，《跋涉》被查抄没收，萧红与萧军出走青岛，日伪特务立刻到呼兰张家进行大搜捕，连续两次，翻找信件、拍照取证，后来不了了之。据说，当时张廷举感到事态严重，为了避免灾祸，通过表哥疏通，日伪政府军政部大臣于琛徵、日伪军管区司令长官王济仲等把巨幅戎装照片送给他挂在屋里，又给他到呼兰县里通融。呼兰县日伪政府决定让他出任协和会副会长（见王化钰《访陈治国老人》与《萧红生父张廷举其人其事》，见《萧红身世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曾经重点审查张廷举，“经过严格审查，政府认定他在任期内只是徒有虚名，没有实际的罪恶活动，他成为教育释放对象”（见彭增喜《“四次”审查张廷举未有“杀人夺妻”之嫌》，见《萧红身世考》，第116页）。
[10] 叶君：《从异乡到异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第4页。
[11] 李重华等：《〈小城三月〉的思想性与人物形象来源漫谈》，李重华主编《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156页。
[12] 彭增喜：《“四次”审查张廷举未有“杀人夺妻”之嫌》，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114页。
[13] 王化钰等：《〈呼兰河传〉考论》，李重华主编《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176页。
[14] 张抗：《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孙延林主编《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第64页。
[15] 王化钰等：《〈呼兰河传〉考论》，李重华主编《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176页。
[16] 王化钰：《访萧红亲三姨——92岁老人姜玉凤》，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81页。
[17] 张抗：《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孙延林主编《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62页。
[18] 王化钰：《访萧红叔伯妹妹张秀珉老师》，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42页。
[19] 白执君：《萧红身世之谜》，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132页。
[20] 姜德坤：《萧红的母亲——萧红童年生活片断序》，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47页。
[21] 王化钰：《访萧红亲三姨——92岁老人姜玉凤》，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
[22] 姜德坤：《萧红的母亲》，孙茂山主编《萧红身世考》，哈尔滨出版社，2003，第47页。
[23] 张抗：《萧红家庭情况及其出走前后》，孙延林主编《萧红研究》第一辑，哈尔滨出版社，1993，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