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货币乱战时期，哪里才是财富资产的避险天堂？

2013年夏天，在我完成《即将爆发的货币战争》一书的创作时，美元的强劲势头及其继续作为全球储备货币霸主的地位似乎还在摇摇欲坠，令人难以捉摸。毕竟，2008—2009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崩盘几乎彻底摧毁了全球金融体系。凭借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大量增发美元，提高公共债务），美国得以苟延残喘。然而，全世界仿佛依旧将美元视为最安全的货币天堂。

两年过后，“美元统治论”依旧大行其道，唯一的变化是这种事态似乎已不再是偶然；今天，美元的统治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当然，末世论者大有人在，依旧有人在不遗余力地叫嚣美元价值及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他们始终在喋喋不休地宣扬，美元正在加紧对全球金融的控制。而现实是，从加权指标来看，2014年美元对贸易伙伴的货币增值约8%。在这一年里，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都确有增值。不过，美元价值并非本书要讨论的重点，因为影响美元价值的因素往往并不能体现长期性的宏观经济基本面，然而，对美元资产需求的持久性强势增长，却足以说明美元的替代者还远未出现。更有说服力的一个事实是，作为体现其避风港价值的主要指标，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2014年年底也缓慢提升至63%。

对于美元的统治地位，我所列举的原因也一直在不断发酵。由于美国对金融安全性资产的需求迅猛增长，以及这种资产在美国以外的供给净额持续萎缩，导致美国成为此类资产最重要的供给者。

自2013年以来，困兽犹斗的日本银行就一直在为了避免通货紧缩和增长停滞而挣扎，但其努力皆因其他政策无法提供足够支撑而收效甚微。居高不下的债务水平严重制约了日本的财政政策，其债务规模已超过GDP的250%，而盼望已久的对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却始终未能兑现。日本银行曾大举买进债券、股票及其他资产，试图以此向本国经济注入更多流动性，并压低日元对其他货币的汇率。尽管它确实实现了这些目标，但对日本的经济增长或通胀率却影响甚微。

2015年1月，欧洲央行（ECB）也动用了自己的“火箭筒”。面对巨大的抗紧缩压力、欧元区增长失速以及德国和法国等核心经济体衰退，欧洲央行宣布将在2015年3月启动量化宽松计划。按照该计划，欧洲央行每月将买进价值600亿欧元的金融资产，包括欧元区政府债券、欧洲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务凭证及企业债券。该计划将持续到2016年9月，但如果彼时的通胀率依旧低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水平，该计划将继续实行。尽管量化宽松计划曾在2015年年初一度压低欧元币值，但以提振消费者和投资者信心来扩大市场总需求的希望最终还是落空了。2015年1月，希腊左翼联盟在希腊大选中获胜，这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新一届希腊政府放弃改革承诺，并试图就其公共债务重新谈判的担忧。尽管欧元区领导人维护欧元区稳定的声音始终强劲有力，但欧元区分裂的晦暗前景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晰。经济上举步维艰，市场日趋动荡不安，使得日本及欧元区显然已无力担当避风港的角色。

2014年，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同样发生了变化，但与日本和欧元区不同，美国面对的是一种向好变化。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及新兴市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逐渐成为唯一显示出积极增长动力的主要经济体，其劳动力市场已迅速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创伤中愈合。

进入2015年，尽管通胀压力减弱，工资增长速度趋缓，但美联储依旧是唯一有可能在近期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主要央行。就业稳定增长与失业率下降开始让人们更加担心，如果将紧缩性货币政策推迟得太久，美联储就会在控制通胀方面落得太远。尽管长期通胀预期始终维持在美联储的目标范围内，而且油价在2014年下半年的大跌也缓解了市场价格的上涨，但这些担忧还是带来了政策难题。此外，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也大幅下降，从2006年的6%降至2014年的2%多一点。这意味着，美国已大大减少了对其他国家的债务需求。

所有这些进展的结果是，主要发达经济体的非传统货币政策加剧了资本流动的波动和货币市场的震荡。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乌克兰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则成为又一个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不安因素。美国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商业周期条件上的差异，以及在货币政策观点上的分歧，同样成为加剧不确定性的根源。实际上，在未来若干年内，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全球金融市场必将充满不确定性。

由于担心这些因素带来的鞭梢效应，新兴经济体只能见机行事，继续累积外汇储备。他们很清楚，当资本流入本国时，即使不犯任何错误，这种流入也很可能轻而易举地转化成流出，因此他们刺激本国央行极力干预外汇市场，在避免本币升值的同时，扩大外汇储备。至于IMF以提高新兴经济体投票权的改革尝试，也在2015年年初戛然而止。由于在不附加诸多条件下获得IMF贷款的希望再次落空，新兴市场经济体对IMF的信心已跌入谷底。这加剧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自我保险”欲望，即通过积累硬通币储备，规避货币市场的波动性。尽管俄罗斯等国在2014年曾因经济衰退压力而大量消耗外汇储备，但就总体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在当年依旧增加了3 000亿美元。

新加坡和瑞士等开放型小国虽拥有深度金融市场并对金融流动高度开放，却同样无法规避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到2015年1月，作为瑞士的中央银行，瑞士国家银行（SNB）的外汇储备已超过5 000亿美元。其储备资产规模已达到瑞士GDP的80%左右，这一比例远超过其他央行，但也加大了风险头寸，进而削弱了瑞士国家银行的独立性。欧洲央行的量化宽松政策有可能导致更多的安全性资产注入瑞士，因此，瑞士国家银行的政策突变让国际货币市场遭遇了地震式冲击。

2011年9月，瑞士国家银行便对瑞士法郎的汇率设置上限，也就是说，本币升值不得超过1.2瑞士法郎兑换1欧元的汇率范围（对这一汇率指标，瑞士法郎数字的减小就意味着它的升值）。此举意在防止因瑞士法郎升值而导致瑞士对外竞争力被削弱。但这背后的含义则体现为，瑞士国家银行不得不强力干预外汇储备，以遏制瑞士法郎升值。2015年1月15日，瑞士国家银行突然取消汇率上限，此举令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恐慌。瑞士法郎对欧元及其他货币大幅升值，无数投资者、货币交易机构和金融机构再次跃跃欲试。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任何人都未曾预见到瑞士国家银行会如此轻而易举、毫无征兆地背弃自己的承诺。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面对着货币升值的压力，这不仅严重影响其经济发展，也增加了坊间对通货紧缩的担忧。2015年1月底，作为新加坡的央行，新加坡货币管理局（MAS）宣布将采取措施减缓新加坡元的升值速度，这自然也预示着更强力的外汇市场干预及更多的外汇储备积累。

对瑞士国家银行这种一向循规蹈矩的传统型央行而言，取消汇率上限实属反常，这种极端激进的举措显然预示着全球金融已进入不可预测的动荡时期。新加坡货币管理局的动作则进一步表明，为避免本国经济陷入绝境，各国央行都不得不采取积极措施。

最终结果是，尽管美国正在试图将公共赤字降到可控水平，举借新债的速度已明显低于危机爆发后的衰退时期，但其他国家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却日渐强劲。2014年，公开交易的美国联邦政府债券增加了3 000亿美元，包括各国央行在内，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却将他们持有的美国国债数量增加了4 000亿美元。面对如此强劲的需求，10年期美国国债的基准收益率也从2014年年初的3%（年化利率）下降至当年年底的2.2%，并在2015年1月底进一步降至1.7%。换句话说，全球投资者仍然将美元、尤其是美国国债视为最终的安全避风港。

尽管美元巩固了其作为统治性储备货币的角色，但诸多因素的变化或将对此带来长期影响。正如本书所预言，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和贸易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研究，到2014年年底，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五大主要支付货币。它在国际支付中占据的比例约为2%，其交易规模仅次于欧元、美元、英镑和日元。包括法兰克福和伦敦在内的很多主要金融中心均已成为人民币清算中心。

此外，由于阿根廷和俄罗斯等国家亟须用硬通货币偿还以外币计价的债务，使得中国有机会为这些国家提供资金支持。通过与相关国家央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为这些央行提供了充足的人民币流动性。但人民币还不属于可自由交易并转换为其他货币的可兑换货币。不过，这些国家依旧将中国在危难时刻提供的帮助视为友谊之光。中国以金融工具推进其经济与战略目标的成功做法，终将提升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中的地位。此外，中国还在逐步推进各项改革：开放资本账户、实行汇率自由浮动以及发展金融市场等。这些改革无疑将为人民币成为名副其实的储备货币奠定基础。

尽管人民币成为国际性货币乃至全球储备货币的前景一片光明，但在缺乏政治、机制和法律等配套性制度改革的条件下，人民币成为安全避险货币的未来似乎仍旧遥不可及。

无论是当下，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元仍将不可动摇地岿然屹立于全球金融舞台的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