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三叉戟”会议

1943年5月11日早上，天空雾蒙蒙的，它的声音从远处传来，穿透了低低笼罩在纽约湾上空的薄雾。低沉的低音A之后，紧紧跟着两个八度音，和两个中音C之下的音符。不同于安装在前向烟囱上的双联装7英尺汽笛发出的尖啸，它的汽笛音量已经被调低，以免惊扰在长廊上漫步的乘客。它在和平时期的红、白、黑涂色已被青灰色的油漆覆盖，尽管这遭到了伪装专家们的强烈反对——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蓝绿色相间的迷彩图案，并称之为“西向航路伪装计划”，以便能更好地迷惑试图判定它航速、方位和身份的敌方潜艇。即便有人看到它那著名的三层甲板、长达1 000英尺的巨大船体和庄严而独具特色的尖形船头，也未必会想起它的真实身份，因为灰色油漆甚至盖住了它的名字。但是，绝不会有人忘记它的存在，无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它就是“玛丽王后”号皇家邮轮。

离开苏格兰古罗克整整5天20个小时50分钟后，“玛丽王后”号于早晨8点30分驶过安布罗斯灯塔，负责护航的美国驱逐舰随即调转船头，驶向远海。与它战前涂色的命运一样，“玛丽王后”号上精美的内饰已被拆除，存放于纽约的一座仓库中，其中包括6英里长的威尔顿地毯，200箱骨瓷和水晶器具，以及和平时期一次航行中用来保存1.4万瓶美酒和5 000根雪茄的酒柜和雪茄保湿盒。为执行这次代号为“WW#21W”的航行任务，它已被改装为一艘运囚船。船舱内可用作武器的固定设施已被拆除，还安装了警铃、门锁，以及用沙袋堆成的机枪垒，并在食堂和运动区布设了铁丝网。船舱深处不时传来5 000名德国战俘躁动的声音，他们在刚刚结束的北非战役中被俘，关入了苏格兰的监狱，几经波折，才被押上当时停靠在古罗克的“玛丽王后”号。300名英军士兵时刻保持警惕，监视着这些俘虏，而因为同情，想为战俘提供帮助的卫兵则会受到提醒：“牢记他们的野蛮。”实际上，本次跨越北大西洋，长达5天的“之”字形航程，已令这些野蛮人变得温顺。他们会被送往美国西南部的一座战俘营，其人数是美国国内在押德国战俘总数的3倍，而且这个数字最终会增加至27.2万。为节省取暖费，大多数战俘营建立在北纬40度以南的地区，一些战俘营指挥官为战俘提供熏肉和鸡蛋，鼓励他们在营区内喂养宠物，还开办钢琴课，并允许通过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商品目录订购窗帘。这样做同样是为了让他们变得顺从。

但此次航行却另有目的。秘密乘客名单上，列出了英国最高级别军事将领的名字，其中包括英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指挥官。他们将赶往华盛顿，参加为期两周、代号“三叉戟”的英美战略会议。轮船悄然驶过韦拉扎诺海峡时，军官们挤在围栏前，试图穿透雾气，望见位于北方7英里外的曼哈顿。但这一切都是徒劳，他们最终选择了出现在右舷康尼岛的模糊景象，以及左舷处史泰登岛的沃兹沃斯堡，自欺欺人地认为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地。乘务员和副官们匆忙整理着成堆的行李，并用写有巨大“W”的红色纸片将运往白宫的物品标示出来，其中20多袋都属于“空军准将斯宾塞”。整理过的机密文件放在上了锁的箱子里，堆在上层甲板旁边的儿童游乐室内，一些作废的保密资料将被送往105号套房，扔进用浴缸临时改造成的焚化炉进行销毁。

为误导苏格兰各港口潜伏的敌方间谍，此行的计划者们煞费苦心地掩盖了航行的细节。在古罗克，“玛丽王后”号专门印制了荷兰语菜单，让人认为此番赶赴纽约的神秘贵客是流亡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工人们还安装了轮椅坡道和扶手，反间谍机构也刻意在港口附近的酒吧散布谣言称，“玛丽王后”号被派去迎接即将秘密访问英国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午9点，所有伪装宣告结束。轮船巨大的螺旋桨转动了最后一圈，船锚被抛入海中，咯咯作响，激起大片水花。空军准将斯宾塞在甲板上漫步，“看上去状态很好，肥胖、面色红润”，似乎满怀着对战争的渴望。

与“玛丽王后”号一样，温斯顿·S.丘吉尔太过显眼，根本无法隐藏，正如当时的人们所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人。”丘吉尔抽着据说有“长号那么长”的哈瓦那雪茄——这只是他每天八根中的一根。在那张为人熟知的圆脸上，额头布满了皱纹。他眉头紧蹙，不时用洒了香水的手帕擦脸。当天早上，给“玛丽王后”号上的服务员留下10英镑小费后，他脱掉了在航程中大多数时候穿在身上的连体工作服，换上了皇家游艇中队的制服，活像“一个舞台上的流氓牧师”。前一天晚上，丘吉尔摆下盛宴，庆祝“即将到达美国暨出任首相三周年”。这场盛宴不仅仅是对“玛丽王后”号战前的奢华生活，也是对日不落帝国昔日辉煌的一种缅怀：酥皮馅饼、法式干煎比目鱼、温莎薯条和朗姆糕，除了这些菜肴之外，还有一大瓶1926年的玛姆红带香槟。

“我们都是小虫，”丘吉尔曾吟诵道，“但我相信我是一只萤火虫。”谁能否认呢？他已奋战了三年，起初是孤身一人，随后便与他努力构建的强大联盟一同作战。他早就提醒过他的警卫，只有在英国遭到入侵的情况下，才能在夜间将他唤醒，但他却从未被叫醒过。他断言，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使命是“纠缠、不停地唠叨和促成”一场远征。罗斯福对此非常清楚，整个战争期间，他将从丘吉尔那里收到1 300封电报。这位首相的陆军参谋长写道：“他的脾气像电影明星一样多变，暴躁得如同被宠坏的孩子。”丘吉尔的妻子补充说：“温斯顿会冲我大声喊叫，所以我从不跟他争吵，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我就给他留张便条。”

“在大事上，他非常伟大，”南非政治家扬·史末资元帅说道，“可在小事上就不那么伟大了。”当然，小事也让他忙碌不堪：因士兵们缺乏纸牌而提出抗议，为英国饲养家禽的农民供应谷物，为军事行动拟定代号（他严厉地废除了“惊心噩梦”“黄疸”“开胃酒”“邦尼哈格舞”这些代号）等。但他的伟大总能在大事中显现出来，一位仰慕者的赞誉最能说明这一点：“他的心中没有‘失败’这两个字。”

海上航行总是能给丘吉尔注入新的活力，而且，没有哪次能与“WW#21W行动”相比。随行人员私下里戏称他为“主人”，因为丘吉尔总喜欢发号施令，让他们每天都忙碌不已。从密码员到陆军元帅，所有被选定为于周三召开的“三叉戟”会议撰写研究报告和备忘录的人员都被称作“祈祷者”。打字员们在一台特别设计的“雷明顿”无声打字机上轮班作业，记录下丘吉尔在滚滚的雪茄烟雾中低声嘟囔出的紧急文件和备忘录。在为特别紧急的文件注上“当日即办”之后，他会去玩上一把“比齐克牌”（他们使用多副纸牌，7以下的牌都被剔除），再喝点白兰地、香槟，或是他最喜爱的“尊尼获加红方”威士忌。他坚持在自己的救生艇内安装一挺机枪，并宣称，如果“玛丽王后”号被鱼雷击中，“我绝不会被俘。最好的死法莫过于在与敌人战斗的兴奋中死去……你们得跟我上救生艇，看看热闹。”有时候，他又显得心事重重——“弯着腰，盯着他的盘子”——以他朗读福勒《现代英语用法》的纯熟，指责那些倒霉蛋“分解不定式的邪恶以及用‘特别’取代‘很多’的语法”。但大多数时候，他的兴致都很高，会在船桥上与船长讨论航海技术，在休息室观看诸如《重击》（The Big Shot）和《渡过黑暗》（All Through the Night）之类的电影，或是在自己的舱室里，与同伴们共进晚餐，笑着说些段子。最令他高兴的是，柏林的一家电台宣称：“丘吉尔在中东，可能正与罗斯福会晤。”他问道：“在这场残酷战争中，谁听到这样的消息不会笑出声来？”

丘吉尔曾提议在曼哈顿的巴特里公园登岸，以此来振奋美国表兄的士气，然后再畅游百老汇。“一个人总是可以做他想做的事，如果这出乎其他人意料的话，”他解释道，“那些密谋者就来不及策划他们邪恶的计谋了。”但考虑到安全问题，美国特勤局不同意丘吉尔的提议，选择从史泰登岛的汤普金斯维尔派出三艘汽艇，越过灰色的海港，向“玛丽王后”号驶去，迎接丘吉尔。罗斯福总统最亲密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在码头上等候，和他在一起的是“费迪南德·麦哲伦”这辆7节车厢总统专列，车头已朝向华盛顿。

丘吉尔踏入为首那艘汽艇时，“玛丽王后”号的全体员工都站在围栏旁，向他欢呼。在一片喝彩声中，丘吉尔下船登岸，走上专列，向大家挥手道别。就在他们站在雾气中叫喊时，丘吉尔已经在心中摒弃了“失败”这两个字。

战略的缺失

与手提箱和文件袋一同被放入“费迪南德·麦哲伦”号专列行李车厢内的是一叠厚厚的地图，它们曾被悬挂在“玛丽王后”号临时作战室的墙壁上，上面钉满了图钉和色纱，用来描绘这个星期二全球各地十余处战场的情况。这天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1 349天，这场始于1939年9月的战争已经过半，但双方指挥官和统帅还不知道，血的代价其实只付出了不到一半，这场战争最终将导致6 000万人丧生。在6年时间里，每3秒钟便有一条生命逝去。他们也知道，就算以美国、英国和苏联为首的同盟国已经掌握了战略主动权，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轴心国依然控制着大量地盘，其中包括长达6 000英里的欧洲海岸线和整个亚洲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些都在地图上标注得清清楚楚。

非洲是轴心国领土霸权的例外，那里的战事已接近尾声。7个月前，也就是1942年11月，英美盟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横扫了通敌卖国的维希法国政府虚弱的部队，随后向东疾进，穿越寒冷的阿特拉斯山脉，进入突尼斯。在那里，他们与英国第八集团军会师，该集团军在埃及的阿拉曼打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仗后，已向西推进，跨过非洲的冠部。突尼斯的面积与佐治亚州相当，这个可怜的国家已经被一连串的战争肆虐得不成样子。最令盟军难堪的是1943年2月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惨败，美军伤亡了6 000人，算是在这场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次失败。但最终，盟军凭借出色的空中力量、海上力量、火炮支援及地面部队，困住并粉碎了轴心国军队，使后者最终于5月13日星期四正式投降。25万名轴心国士兵被俘，那些在“玛丽王后”号底舱中排队等候除虱的俘虏也在其中。

北非战役的胜利着实令人振奋，盟军借此成功控制了从卡萨布兰卡到亚历山德里亚所有优良的港口和机场，阻止了轴心国对中东油田的威胁，并使苏伊士运河自1941年来首次恢复畅通。从英国驶往印度的船队不再需要绕道非洲，从而节省了两个月的航行时间。同时，被轴心国占领的欧洲宽广的南侧也暴露在盟军的视野之下，进一步的攻击已经箭在弦上。北非战役的胜利与北大西洋的胜利不期而遇，德国潜艇组成“狼群”展开的破坏行动已没有之前那么凶猛，这要归功于电子监控技术的进步。密码专家已经破译了德国海军使用的无线电密码，使得盟军战机和军舰能够更加准确地定位并摧毁德国的U型潜艇。5月，德军将损失47艘潜艇，是3月份被击沉数量的3倍。1943年夏季，将有3 500多艘盟国商船平安横渡大西洋。而在一年前，盟军每8小时便会损失一艘船。德国潜艇在战争期间的损失率达到75%，超过了所有国家。

在这场席卷全球的战争中，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事却缺乏决定性。在太平洋地区，日本人已被逐出瓜达尔卡纳尔和巴布亚岛。当年2月，他们的援兵在俾斯麦海遭遇重创。5月11日，美军在阿留申群岛的阿图岛登陆，2 500名日本守军在这场战斗中丧生，而美军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有1 000多人伤亡。4月18日，无线电再一次发挥了作用，美军派遣战斗机伏击了日本偷袭珍珠港的主谋，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但日本仍牢牢控制着缅甸，占领着中国的大面积土地，其中包括众多港口和沿海城市，从千岛群岛至所罗门群岛中部的太平洋岛屿也在其掌握之下。东京方面转而进入消耗和僵持的战略防御状态，寄希望于苏联能够置身于太平洋战争之外，拖垮盟军的意志。

东线的战事始终保持其血腥的特点，自1941年6月希特勒入侵苏联后便一直如此。不到一年前，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的郊区和斯大林格勒，尽管没有进一步动作，但距离里海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态势仍然对轴心国不利，自1月份以来，德军已损失了30个师，大多数都是在斯大林格勒或突尼斯，相当于希特勒整个战斗序列1/8的兵力。在过去的3个月里，德军坦克的数量从5 500下降至3 600。苏军发起了一次反击，重新夺回了库尔斯克、罗斯托夫和亚速海东岸。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5月9日的日记中描述了元首的绝望：“他对将领们厌恶至极……他说，所有将领都在撒谎，所有将领都不忠诚，所有将领都在与国家社会主义作对。”

但是，苏联红军距离德国东部边境仍有300多英里，面对着德军2/3的作战力量。希特勒麾下仍有300个德国师，以及仆从国的90多个师。盟军庞大的轰炸机编队对德国的工业区和城市发起了攻击，但到目前为止，成果还并不显著，主要是因为美军很大一部分的空中力量被挪用，从英国基地调往北非。除了中立的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和瑞典之外，从比斯开湾到顿涅茨河，从北角到西西里，整个欧洲大陆仍在轴心国牢牢的掌控之下。约130万奴工被迫在德国工厂内辛苦地工作，另有25万奴工沿着法国和低地国家脆弱的西海岸，构建着“大西洋壁垒”。无数被视为“毫无价值”或“危险分子”的人被赶入集中营或灭绝营，其中包括25万法国人，最终，他们当中只有3.5万人活了下来。

5个月前，在卡萨布兰卡战略会议上，盟军于北非战役胜利后的新一轮攻击行动已经敲定。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该委员会由英国和美国指挥官联合组成，为罗斯福和丘吉尔指挥作战。——译者注）总结了“爱斯基摩人行动”：“针对西西里的进攻行动将于1943年7月展开，选择月色良好的夜晚，这样对我们有利。”作为地中海最大的岛屿，西西里岛距离突尼斯仅有100英里，与意大利这只“靴子”的尖头分离，对它展开进攻，将彻底结束非洲战役。早在1942年11月登陆非洲西北部之前，美军的战略家们就一直对在地中海地区挑起战事持怀疑态度，认为盟军应当将力量集中在英国，直接跨越英吉利海峡，扑向柏林。但罗斯福支持丘吉尔，无视那些将领的意见，执意发起这场战役。美国最高统帅部对“爱斯基摩人行动”表示支持，因为夺取西西里能恢复地中海航运的通畅，还能分散轴心国的力量，减轻苏联前线的压力。另外，还可以在这里建设空军基地，为轰炸意大利和欧洲其他敌占区做准备，甚至能对软弱的罗马政府形成威慑，令其废除1939年5月与柏林签署的《钢铁条约》，退出这场战争。

可是，拿下西西里岛后，下一步该怎么办？没有进一步的计划，没有大战略，决策者们甚至没有就如何指挥集结于地中海地区的盟国部队达成共识。为此，“三叉戟”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丘吉尔一直抱有野心，企图在意大利腹地发动一场战役。4月初，他恳请罗斯福不要仅仅将目光局限于西西里，认为西西里“对我们的军队来说，是个最小的、轻而易举就能拿下的目标”。而击败意大利“将孤立德国人，令他们不寒而栗，意味着其灭亡的开始”。感觉到美国人不太情愿后，丘吉尔于5月2日提醒哈里·霍普金斯，盟国友谊的“表面下隐藏着严重的分歧”，并在私下里告诉国王乔治六世，他决定在“三叉戟”会议上提出“先解决亚洲”的建议，因为有许多人都要求美国对东京施以更大力度的打击。

“我们远道而来，并非只有僵化的思维和死板的计划，”从古罗克启程后，丘吉尔为“三叉戟”会议准备开场白时说道。他的灵感被“雷明顿”无声打字机转换成文字，出现在唐宁街10号专用纸张上，其中包括“1号目标：令意大利退出战争”以及“绝不能忘记，德军185个师正在对付俄国人……而我们目前还尚未和任何敌军有过接触”。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在8月底前拿下西西里岛，到展开‘波列罗行动’（从英国出发，跨越海峡进攻西欧的行动）之前，有七八个月时间，那些参与行动的英美部队该做些什么？我们不能在俄国人承受着完全不成比例的重压之时，让我们的军队无所事事”。

他的无礼中带有一丝恳求，长达45个月的战争已令英国到达了极限。随着全民动员结束，12%的英国人都在军队中服役，如果战争继续下去，并且需要跨越海峡，向“欧洲壁垒”发起冲锋的话，人力将严重短缺。英国在战争中阵亡的人数已超过10万，数千人失踪，2万名商船船员遭受了损失，另外还有4.5万人死于德军空袭。

而美国就是救星。几年前，美军还那么稚嫩而脆弱，而现在的兵力已超过600万，由1 000名将军、7 000名上校和34.3万名中尉率领。从1941年年中到现在，陆军航空队的人数增长了35倍，陆军工程兵的规模也扩充了40倍。“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海军只有8艘航母，而到1943年底，竟拥有了50艘大小不一的航空母舰。美国还将制造更多的货船，其总数量将超过英国整支商船队。制造一艘“自由轮”，从铺设龙骨到交付只需要50天。也许丘吉尔在到来前提醒过罗斯福，就在当天，后者公开宣布了“美国的飞机产量”，美国于1943年一年共生产8.6万架飞机，“已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产量的总和”。另外，美国还向其盟国提供了价值480亿美元的战争物资，其中2/3都流入了英国。

在美军参战的前18个月里，表现出的特点是经验不足、人数匮乏和玩忽职守。这支军队需要一个漫长的熟悉过程，这非常必要，而且现在还仍然处于这一过程当中：从弱者中挑选出强者，从无用者中挑选出有用者，另外，一如既往，从倒霉蛋中挑选出幸运儿。《纽约时报》资深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在战场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旅途后，在本周二早上的头版上总结道：“美军最大的问题在于缺乏领导，迄今为止，陆军还尚未造就足够多能够率领部队的称职军官。”至于普通士兵，鲍德温说，他们“没有坚韧的精神和足够的决心，只把部分心思放在打仗上——只是一部分”。

但在后方，美国工业基地的生产能力几乎被充分调动起来，这个国家正从和平走上战争之途。1942年2月10日，最后一辆汽车从美国生产线上驶下，到1943年，取而代之的将是3万辆坦克。生产线以每小时超过3辆的速度昼夜不停地运转着，一年的坦克产量便超过德国从1939至1945年的总产量。原本生产钢琴和手风琴的鲁道夫·沃利策公司开始生产指南针和除冰器；国际银器公司不再生产餐具，转为制造勃朗宁自动步枪；唇膏、打字机和轮毂罩制造商分别开始生产子弹、机枪和钢盔。各个领域的企业都在转产，这一年，美国还生产了600万支步枪、9.8万具火箭筒、64.8万辆卡车、3 300万套军用汗衫和6 100万双羊毛袜等等各种军用物资。

战争像一种无孔不入的液体，渗进每一间厨房、每一个衣橱和每一个药品柜。糖、轮胎和汽油率先实行配给，随之而来的就是从鞋子到咖啡等等几乎所有的一切。“用完”“穿坏”“凑合凑合”“没有也罢”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作为按钮的新材料，塑料替代了黄铜，锌制硬币取代了铜板。为了每年能节省5 000万吨羊毛，政府宣布取缔背心、袖口、贴袋和阔翻领。裙子变短了，百褶裙消失了，一条要求将女式泳衣布料减少10%的法令催生了比基尼的出现。战时生产委员会签发的L-85号条例不仅规定将天然纤维列入配给物资，还严格限制了织物的颜色，仅限于“荣誉金”“英勇红”和“无畏蓝”。

德国战俘也许能在“西尔斯·罗巴克”订购窗帘，但商品目录上已经没有了萨克斯、铜水壶和犁。发夹的短缺迫使美发师不得不用牙签凑合，而丝袜也被诸如“维尔瓦腿膜液体丝袜”这类“丝袜妆”替代。在全国范围内，车辆限速每小时35英里，被称为“胜利的速度”。政府还发起了收集牙膏皮的运动——60个牙膏皮中所含的锡足以焊接一架B-17轰炸机上所有电缆——16个月就收集了2亿个。海报上呼吁“用废料埋葬一个日本鬼子”，精心制作的图表告诉美国人，10个旧桶便能提供足够制造一门迫击炮的钢，10个旧炉子等于一辆侦察车，252台割草机可以生产一门高射炮。

但是，只有在正确战略的指导下，所有被回收的割草机和牙膏皮，所有军舰、飞机和羊毛袜被投入正确的战役，才能帮助美军取得胜利。而这样的战略目前尚不存在。

★★★

在美国，华盛顿是因为战争发生改变最大的城市。下午6点后不久，“费迪南德·麦哲伦”号呼啸着，轮子与铁轨碰击发出令人昏昏欲睡的“咔啦”声，从东北方驶入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坐落在波多马克河上，一度沉睡着，充满了魅力，如今已迅速发展成令全球都为之疯狂的大都会，”《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怒气冲冲地写道，“说客、宣传者、各行各业的专家、富裕的实业家、结交权贵的人、发明家、贞操观令人不安的女士以及扒手们都开始在这座城市出没。”

首相和随行的100多名将领、职员、保镖和皇家海军陆战队员也来到了这座城市。下午6点45分，一支由豪华车辆组成的车队驶离白宫，向南而去。警车载着7名特勤局特工沿途护航，还有一名特工守在第十四街一处隐蔽的坡道顶上，从这里向下就是通往雕版及印刷局的地铁支线。在专列发出一声尖啸，缓缓停下的同时，豪华的车队驶上了站台。富兰克林·罗斯福坐在轮椅上，扫视着列车后半段的车厢。丘吉尔走上前来，他穿着特别定制的皇家游艇中队制服，显得神采奕奕。罗斯福原本苍白的脸色、肌肉松弛的颈部和眼袋突出而又朦胧的双眼似乎突然都好了起来。总统微笑着，首相也微笑着，这场为寻求挽救世界之道而秘密召开的会议开始了。

安排客人们住下可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1月份的《生活》杂志提醒道：“要是战争持续更长时间，华盛顿就要挤爆了。”5个月后，预言成真，这座城市1.2万家酒店的客房总是被预订一空，客人们不得不跑到远至费城的地方去寻找住处。波多马克河上的“船屋”应运而生，临时住房组成的破旧村落（被称为“可拆房”）不断向外延伸，逐渐覆盖了哥伦比亚特区及其近郊。当然，英国代表团可不会被安排下榻“船屋”或“可拆房”，丘吉尔住进了白宫的套房，代表团其他成员被硬塞进斯塔特勒酒店、沃德曼公园酒店、英国大使馆和私宅。16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员被带到一处美军兵营。潮湿的天气令人汗流浃背，派驻华盛顿的英国外交官甚至有资格拿到“热带岗位工资”。

丘吉尔能感觉到，自他上次（11个月前）来访后，这个国家确实发生了变化，其首都也一样。1942年，五角大楼仍栖身于河对岸的“地狱谷”中，现在却已巍然屹立。它不仅是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单体办公楼，还是“全球最大的伙食供应中心”，这里每天供应5.5万份饭菜，每份价值35美分。那些营养过剩、居住条件不佳的陆军部官员们比以往任何时刻都要繁忙。一个机灵鬼发明了一句新的座右铭：“筋疲力尽是不够的！”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供来访的承包商和生意人使用的临时信息中心被称为“疯人院”。当月，战时人力委员会宣布，计划在当年剩下的时间里，每天要征召1.2万人入伍。没有孩子的已婚男士首次被征入伍，这意味着很快就会轮到那些有孩子的人了。据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透露，他的特工已在20座城市里逮捕了500多名逃避兵役者，同时还对另外3 000人签署了逮捕令。

此外，其他迹象也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狂热：全国范围内建立了35家“谣言鉴定机构”，“调查恶意和目的不明的谣言”，由一位不受各类谣言影响的大学教授坐镇，负责审查工作，而审查结果将通报给当地报纸。工厂开始极其迫切地招聘大量车工、机械师和皮革工人，一些招工广告甚至声称“白人或有色人种均可”。同时，政府急需熟练的打字员，就连在为此发布的新闻稿中都包含了46处错误。据战时新闻办公室报告，由于气象仪器和光学设备需要，近期开始大量收集纤细金发，民众踊跃响应，使得金色秀发堆积如山，现已不再需要更多。

在这种狂热中，华盛顿增添了一处新景观。在白宫的住处，丘吉尔将目光扫过褪色的杜鹃花，掠过华盛顿纪念碑，落在一片栽满樱桃树的潮汐湖上。那里，托马斯·杰斐逊纪念堂已于4周前完工，这座优雅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内安放着美国第3任总统的塑像。塑像有19英尺高，暂时用石膏铸成——因为铜的需求量很大，战时生产委员会无法分出没有多余的配给。杰斐逊的宣言被篆刻在大理石上，完美地总结了将于次日展开的会晤：“我已经在上帝圣坛前发过誓，永远反对笼罩着人类心灵的任何形式的暴政。”

新一轮争论

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30分，众人在罗斯福总统椭圆形的书房里展开会晤。这里位于“蓝厅”上方，是一处舒适的世外桃源。墙壁被航海绘画和版画装点，一张熊皮覆盖在地板上。总统坐在没有扶手的轮椅上，迎接丘吉尔和另外10个参加会晤的人，他们其中大部分都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巨大的办公桌放在远离窗户的地方，上面摆着一盏蓝色的台灯、四只布艺玩具驴、一摞书、一个墨水瓶、一个药瓶、一只外形酷似舵盘的台钟，以及一尊在钢铁收集运动中幸免于难的第一夫人半身铜像。

5个月前，美国战略家们在离开卡萨布兰卡时就确信，他们被英国人挫败了，后者显然准备得更加充分，并已下定决心，继续执行以进攻北非为开端的地中海战略。为避免重蹈覆辙，美国人在“三叉戟”会议前便以意见书的形式向英方提出了问题，就各种战争政策起草了30多份研究报告，并将代表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在寻求“一个伟大的计划，以直抵欧洲中心地带”的过程中，美国的策划者们仔细考量了从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至意大利、希腊及土耳其等地各个可以突破欧洲大陆门户的地点。可即便如此，大家却更青睐于跨越英吉利海峡这条最直接的路径。

总统的智囊团正面临着许多人眼中的美国战略霸权最大障碍，即罗斯福本身。他显然很愿意被丘吉尔的甜言蜜语所动摇。“从伦敦来的那个人……总有办法对付我们的总统，我敢说，参谋人员拟定的计划一定会被否决，”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此深感担忧。”3天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罗斯福在白宫进行了协商，强硬地要求总统保证，会对英国人施压，要求他们同意执行跨越海峡进攻欧洲的计划。

在阐述完观点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再次表达了“对进攻意大利腹地的反感”，同时提醒总统，英国人“是咬文嚼字和回避承诺的老手”。罗斯福在备忘录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四个字作为回复，而丘吉尔也在“玛丽王后”号上的备忘录中写下过同样的一句话：“谁都不傻。”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从伦敦来的那个人”开口说话了。北非战役已获得胜利，进攻西西里岛的“爱斯基摩人行动”即将展开。“接下来该做什么？”丘吉尔问道。盟军拥有“获得胜利的实力和声望”，定会“攫取我们胜利的果实”。拿着手中的打印稿，他说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一，俄国人正苦苦抵御着185个德国师；第二，盟军目前没有作战行动；第三，夺取意大利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2年11月，英国首相曾在一份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使用了“软腹部”这个词，认为由轴心国控制的欧洲大陆南翼其实相当脆弱。同一周内，丘吉尔在私下里告诉他的军事顾问们：“我们希望他们同意，在‘爱斯基摩人行动’中优先考虑攻击‘腹部’。”此刻，他仍坚持这一点：“我们是要进攻意大利本土，还是发动空袭打垮它？德国人会保卫意大利吗？”丘吉尔自问自答，“指挥大军进攻意大利”势在必行，而不是在夺取西西里岛后就将其闲置。如果希特勒调集部队支援他的法西斯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苏军的压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首相并不认为一个被击败的意大利会成为盟国的经济负担，甚至不承认“占领意大利是必要的”。

这就是英国针对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概要。然而，丘吉尔的观点虽然很生动，但实在缺乏说服力。罗斯福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复：“攻占西西里岛后，我们该去哪里？”

在“爱斯基摩人行动”结束前，约有25个盟军师（每个师的兵力约为1.5万人）集结在地中海地区，而且，“这些部队必须保持部署状态”。但罗斯福“始终不敢将庞大的军队留在意大利”，认为这样分散兵力可能会“削弱盟国的实力，并使德国人有机可乘”。最好是在英国集结一支强大的主力部队，对德国本土发起致命一击，“应该确定下来，在1944年春季展开这项行动。”说罢，总统微笑着，漫不经心地晃了晃头，这个动作被一位崇拜者称为“他持烟嘴的姿势”。

僵局持续至第二天早上，联合参谋长们（其中包括6名美国和英国陆军、海军及空军高级军官）在联邦储备大厦继续展开会晤，罗斯福和丘吉尔没有出席。

联邦储备大厦是一座外形简约的直线型建筑，柱廊正对着宪法大道，空气中弥漫着玫瑰花和新修剪过的青草的香味。在供联邦储备委员会使用的房间里，美国代表团展示了一份题为“全球战争战略”的备忘录。备忘录共提出了11条决议，其中第3点最为一针见血：“美国各参谋长均认为，为尽早结束对德战争，跨越海峡进攻欧洲是必要的。”

一位身材高大、面色严峻、长着一头已经开始变灰的沙色头发的人正在阐述美方观点，他就是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尽管很担心总统会被英国人的花言巧语所动摇，但对于这个问题，他很有主见。马歇尔做事向来有条不紊，深信“没有谁能在下午3点过后仍然坚持最初的想法”。他藐视正统，鄙夷马屁精，也讨厌电话。在丘吉尔看来，他是“他们所有人当中最伟大的罗马人”。一名英国将军这样描述他：“虽然高贵，但有些孤傲，不被战争所影响，无法收买……我从未见过他以任何方式表露过自己的情感。”实际上，马歇尔的脾气很刚烈，他要求下属在战争期间“不说空话、废话，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做事”。他的问话总是特色鲜明，还会用那双冰蓝色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对方，总是令其属下的中将和中尉们害怕：“你确定你已经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了吗？”除了骑马，园艺是他唯一的消遣方式。据他妻子说，“他引以为豪的”依然是弗吉尼亚家门外的肥料堆。

马歇尔说，进攻意大利“会使地中海地区出现真空地带”，令跨越海峡发起进攻的部队和物资被分流。西西里战役后的行动“应仅限于空中打击”，否则会冒在地中海地区“长期作战”的风险，这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

陆军部将30份研究报告中的数据搬了出来：如果打垮意大利，则需要动用盟国宝贵的航运资源来养活意大利的百姓。德国将收回目前每年为意大利提供的1 200万吨煤和支援车辆。总的说来，“软腹部”缺乏足够的港口来支持庞大的盟军部队攻入欧洲中部。另外，美国战略规划者们还仔细考虑过英国人被“附加事件”、“在次要问题上吹毛求疵”和“无利可图”影响的可能性。美国人怀疑，英国人之所以对地中海如此痴迷，很可能是因为热衷于传统帝国的利益，或者是害怕付出可怕的伤亡代价，不愿再次冒险，重蹈上一代人的覆辙。

马歇尔补充道：“就结束这一场战争而言，针对地中海的行动太过投机。”

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子爵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棱角分明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曾这样评价马歇尔：“一个大个子，一个了不起的绅士，值得信赖，但他的思维能力却没能打动我。”

布鲁克59岁，经历过“一战”，脑子很够用，以至于总是想解雇那些“无法跟上他思维的蠢货”。他长着一副圆肩膀，一头黑发总是涂着发蜡，有时候很暴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易怒”，甚至还经常和首相发生矛盾。“我拍着桌子，把脸凑过去，你猜他会怎么做？”首相说道，“他会把桌子拍得更响，一双愤怒的眼睛几乎喷出火苗。”布鲁克计算过，平均每个月都要跟丘吉尔干一仗，每干一仗就会“减寿一年”。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道：“吃过晚饭，和他工作到凌晨1点，这种开夜车简直要了我的命。”

布鲁克是家中第九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他出生、成长于法国，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也因此被冠以一个令他为之恐惧一生的绰号——“青蛙”。他的父亲是一位盎格鲁－爱尔兰准男爵，早年移居国外。他爱好为鸟类和野生动物摄影，在这方面，他算是先驱。马歇尔钟情于他的肥料堆，而布鲁克最爱去萨克维尔街的索瑟兰书店，他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阅读有关鸟类学的图画书籍。在“玛丽王后”号上，他丢开《海洋鸟类》，用他爱尔兰海岸线般蜿蜒的笔迹在日记本上写道：“发动一场战争，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制订计划，并确保这些计划得以执行，争执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然而，他却与马歇尔发生了争执，尽管两人都没有提高嗓门。美国代表团战略备忘录中的11条决议全部被英国人驳回：“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意大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向击败德国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布鲁克不断强调着这个观点。目前，仍有35个德国师驻扎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国内还有10个师充当预备队。进攻意大利能够改变这些部队的部署状态，在盟军最终发起跨海进攻之前，削弱德军的防御力量。然而，这场跨海进攻很可能要到1945或1946年才能展开。如果意大利崩溃，德军就不得不接替占领巴尔干的43个意大利师，以及另外驻扎在法国南部的7个师。没有意大利这个盟友，德军就不大可能会选择在意大利北部波河河谷以南的地区作战。一名英国参谋在备忘录中写道：“如果意大利崩溃，我们派入意大利本土的全部力量绝对不会超过9个师。”

红色皮质文件夹中的一摞研究报告进一步为英方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地中海是如此诱人，如果意大利崩溃，德国人就无法继续控制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他们会将一切力量集中在防御上，我们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打垮轴心国，并于1944年结束对德战争。”

布鲁克提醒他的美国同僚，除非在夺取西西里岛后将战事延伸至意大利，“否则不可能继续进攻法国”。实际上，“如果在‘爱斯基摩人行动’结束后中止地中海战事，将会延长这场战争”。

会谈结束时，房间内一片沉默。双方互相猜疑，观点大相径庭。美方一名规划者对他的谈判对手说：“你们的人并不想跨越海峡。”脾气暴躁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向其他美军参谋长提出建议：“我们应该把力量集中在太平洋。”

讨论陷入僵局，马歇尔提议暂时休会。伴随着一阵挪动椅子的声响，与会者们纷纷离席，缓步来到隔壁的公共卫生大厦。地图室内已经安排好了午餐，争执暂时让位于闲聊和餐具间友好的碰撞声。当晚，布鲁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郁闷至极。”

与5个月前的卡萨布兰卡不同，华盛顿缺乏平静。会议没完没了，通常一天就要开三次甚至更多，会议结束后还不得不应承没完没了的社交义务，要连续四个晚上出席不同的正式场合。尽管大家都盛装到场，但首都的相关人员毕竟没见过什么世面，招待这些声望卓著的大人物时，既渴望取悦于他们，又为此紧张不已。

在一场华盛顿国民队的棒球赛上，两位陆军元帅在包厢现身，球迷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场休息时，平·克劳斯贝与凯特·史密斯引吭高歌，游客们则试图弄清什么是本垒，什么是本垒打。在一场晚宴上，每位来宾在入席前都要将手伸进一顶礼帽中（共两顶，男士和女士分别使用不同的礼帽），摸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历史上一位著名情人的名字。

餐桌的座次便根据不同情人的结合排定：海伦与帕里斯，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克洛伊与达佛涅斯，海洛薇兹与阿伯拉德……在白宫举行的私人放映会同样很“亲热”：影片是一部关于美国陆军通信兵的新片，《不列颠之战》。英勇的皇家空军飞行员爬入驾驶舱，“喷火”式战斗机与梅塞施密特缠斗，受到重创的战机拖着螺旋状的黑烟倾斜下坠。丘吉尔出神地盯着银幕，泪水从他胖乎乎的面颊上滚落，被放映机闪烁的灯光照得亮晶晶的。只有华盛顿的气候显得不太好客，炎热迫使一些萎靡的英国人采取了绝望的举措：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夫妇住在乔治敦区的一座房子里，他的妻子被发现浑身赤裸地睡在一台“西屋”牌电冰箱敞开的门前。

为躲避“公务华盛顿”和“社交华盛顿”，马歇尔安排了两架运输机，带着各参谋长们飞往弗吉尼亚东南部度周末。飞机在兰利机场着陆后，众人又挤入8辆早已在外等候的军用公务车，驶上17号公路，开始了约克镇战场之旅。在一阵哄笑声中，英国人声称不记得1781年“是哪个家伙在那里败得那么惨”。随后他们又去了已经被精心复原了的前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

相比起华盛顿的“紧张”，威廉斯堡则“满怀兴奋”：草坪、树篱和金银花都已被精心修剪；在威廉斯堡旅店，一直被封箱存放的亚麻布和瓷器终于重见天日；银器被反复抛光，木匠专门制作了一张可供13人用餐的餐桌；为了能照亮山茱萸，泛光灯的亮度被重新调整；在政府严格限制氟利昂的情况下，旅店还搞到了里士满南部仅有的两桶制冷剂，装上了令人愉快的空调。

曾资助威廉斯堡修复工作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在得知这次探访活动后，专门派人监督晚餐的准备工作。在他获悉劣质奶油可能会被用于制作冰激凌后，立即命人从位于纽约波坎蒂科山的自家庄园送来一大罐新鲜奶油，以及精心挑选的水果和奶酪，他位于曼哈顿的私人俱乐部还准备了新鲜的马里兰甲鱼。在宾州火车站，管家苦不堪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奶油、水果、奶酪、甲鱼和雪利酒塞入了列车包厢上铺，4小时后，他将在里士满挤下火车，坐上豪华汽车，带着这些慷慨的礼物赶往威廉斯堡。

5月15日星期六，下午5点前不久，参谋长们的车队离开皇后街，驶上格洛斯特公爵街，在旧国会大厦门前停下，一名身穿殖民地时期制服的黑人门童迎接他们。赞赏过打磨一新的木制器具和年轻的乔治·华盛顿肖像后，他们来到罗利酒店的达芙妮餐厅，品尝手指三明治和肉桂吐司，佐以茶水和苏打威士忌。随后，参谋长们回到旅店，大厅双壁炉内的火焰劈啪作响（简直是在白白浪费辛苦弄来的氟利昂），冰镇薄荷酒装在当地银匠手工打制的酒杯中被端了上来。

晚餐定在8点15分，除了洛克菲勒菜单上的菜式之外，还有蟹肉冷盘、弗吉尼亚火腿、松脆饼干以及一瓶1929年的海德西克独家珍藏干香槟。人们一致认为草莓冰激凌美味绝伦。喝罢咖啡和白兰地，马歇尔带着客人们“午夜游览”殖民地时期的总督府。数百支蜡烛将各个房间和整座花园照得灯火通明。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在树篱迷宫中迷了路，只得大声呼救，大家却都不敢去救他，因为这只会让自己也迷路，引得众人孩子似的开怀大笑。

星期日早上，在露台上吃罢早餐，有人来到草坪上玩槌球，有人穿着借来的泳裤去游泳。布鲁克一边盘算着要不要花1 500英镑买一套45卷的《古尔德鸟类大全》，一边带着望远镜外出搜索猫鹊和毛发啄木鸟。在前往机场返回华盛顿之前，这些高级将领们列队走进布鲁顿教区教堂，在接待员陪同下，参观了华盛顿将军曾坐过的座位。教堂里挤满了教友，两条过道被堵塞，长椅上坐满了人，折叠椅也被搬出来。达德利·庞德被检查出脑瘤，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始料未及的他被邀请朗读《圣经》。他走上诵经台，翻到《马太福音》第6章，大声读道：

你们细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既不劳苦，也不纺线。

最后，庞德以强有力的声音结束了朗读：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烦恼；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就在参谋长们南下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却选择北上，随行的还有埃莉诺·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一支摩托车护卫队负责肃清道路，车队驶上马萨诸塞大道，随即斜向驶离首都，沿威斯康星大道向位于马里兰州中部、凯托克廷山中的总统度假胜地而去。那里被称为“香格里拉”，后来更名为“戴维营”。罗斯福看见一块“巴巴拉·费里彻糖果”的广告牌，便吟诵了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叙事诗中的几句。这首诗描述的是内战期间一位传奇女英雄（诗歌名为《巴巴拉·费里彻》，与其歌颂的女英雄同名。——译者注），她在自家窗户里挥舞着星条旗，毫不在乎列队经过的叛军。

她说：“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

就射向我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别损伤你们的国旗。”

令总统惊讶的是，丘吉尔随后“背诵了整首诗”，整整60行：

她将身体远远倾出窗台，以极大的毅力把旗摇摆。

很快，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跟上首相的节奏，朗诵着副句：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

一连三天，他们都在香格里拉宁静的林间空地休憩，在小木屋中午睡，在小溪边钓鳟鱼，谈论80年前南部邦联部队穿越这些山丘，赶往葛底斯堡时的情景。罗斯福的女儿安娜也随父亲来到这里。5月14日，她写信告诉自己的丈夫，丘吉尔“在整个晚餐过程中一直在剔牙，还抽了好多鼻烟，导致他不断打喷嚏，每打一下都震得房屋发颤……不过我发现，那只鼻烟壶曾是纳尔逊勋爵的物品，真让我好生羡慕”。罗斯福经常坐在窗户旁欣赏他心爱的邮票收藏。更多的坦克和飞机，更多的这个和那个……当丘吉尔的请求变得过于急切时，罗斯福会拿起一张邮票凑至光线下，低声打断他的话：“这张纽芬兰的邮票很漂亮吧？”在其他场合，为了帮总统从“温斯顿时刻”中解围，一名助手会请罗斯福去接听并不存在的电话。

除了共同背负着拯救世界的责任之外，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拥有许多共同点，比如说，他们对保密、欺诈和军事史都有着相当的热情。一名下属写道，罗斯福总统“热衷于军事方面的事件，喜欢亲自处理，全权掌握”。而丘吉尔则将自己幻想为他著名的祖先马尔巴罗堡公爵转世——那位于1704年在布莱尼姆战胜了法军的大人物。尽管反对丘吉尔针对意大利的战略，但罗斯福也有“实施战略牵制的倾向”，对地中海地区怀有一种几乎与丘吉尔同样可怕的迷恋。他们不会忘记，也不会试图忘记这场战争带来的痛苦。（马歇尔经常给罗斯福送去色彩鲜艳的图表，上面详细统计了最新的战争伤亡数据，“因此，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总统愈来愈钦佩且喜爱丘吉尔，他曾问道：“他就像一个出色的民主党人，对吧？”

可是，丘吉尔却无法更进一步接近罗斯福。快乐、迷人的总统，内心却密不透光，神秘莫测。一位助手这样描述他：“他的内心深处密林丛生。”亨利·史汀生说，试图追随他的思维过程，“就像在一间空房间里绕圈，追逐一道移动的光线”。他很少发号施令，却明确表示“希望有事情可做”。他以忽略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没有哪个政治家能比他更出色。罗斯福将无为而治提升至一种艺术的境界，拒绝了军事智囊团提出的20多条建议，只遵循自己的本能，在去年11月做出了进攻北非的决定。一名英国观察家认为他“头脑并不清醒”，而美军参谋长们只能表示赞同。埃莉诺曾说过：“总统从不‘考虑’，他只负责决定。”

罗斯福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归纳为两个名词：民主党人和基督徒。他还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几个月前，他已开始构想战后的世界，而之所以刻意与丘吉尔保持一定的距离，恐怕是因为他的愿景中并不包括光复殖民帝国。当然，他曾发自肺腑地告诉英国首相：“能与你同处一个时代，我很开心。”但他也曾对儿子埃利奥特说过：“英国正在衰退。”

美国的地位正在上升，罗斯福有理由希望他的同胞们能够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份秘密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超过3/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在战后的世界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并“制订计划，帮助其他国家复苏”。半数以上的人同意美国应该“积极加入某种国际组织，该组织的法院和警察力量应强大到足以执行其决定的地步”。同样令人振奋的是，总统发现，70%的人认可他在战时的领导，如果战争继续下去，2/3的人希望他能在1944年连任。

如果说英国在衰退，那么，罗斯福本人也是如此，而且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一点。那些曾在卡萨布兰卡战略会议上见过他的人，都因他虚弱不堪的状态而倍感惊慌，漂亮的纽芬兰邮票也没能让他彻底恢复。“他具备某种特质，能立即对人产生吸引力，并令他们感到悲伤。”一名英国外交官在日记中写道，“伟大的身躯，杰出的头脑，庄严的体格，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或椅子上，从一个房间被抬到另一个房间。”除了抱怨周期性鼻窦炎外，罗斯福很少谈及他的健康问题——这只是另一个秘密而已。

达成共识

星期一上午10点30分，谈判继续进行。情谊与愉快的心情像肥皂泡一样迅速破灭，参谋长们争论不休，僵局一连持续了三天。布鲁克和他的同事们宣布放弃大英帝国针对地中海的战略规划和一切次要战略。但他们坚持认为，一场“本着追击精神”的战役将凭借西西里的胜利，扰乱罗马，动摇柏林。美国人拒绝认同这一点，并宣称无法投入更多地面或海上力量参与西西里岛战役以外的作战行动。马歇尔突出的双眉令他的尊容愈发严厉，他提醒参谋长们，“在北非，一股规模相对较小的德国军队”负责给大部队殿后，却整整阻击了我们6个月，如果德国人下定决心在意大利作战，“可能会使行动展开变得极其困难，并耗费大量时间”。

30多位副手和参谋人员守在参谋长们身后，迅速翻找着文件，或取出那些红色皮质文件夹，以证明某一观点或否定某种主张。截至周三下午4点30分，马歇尔的忍耐已达到极限。参谋长们打算在两个小时内结束会议，去白宫会见罗斯福和丘吉尔。双方依然相持不下，这就意味着战略计划将交由总统和首相来定夺。马歇尔提议，除诸位参谋长外，其他人员一概离开。随后，副官和参谋人员鱼贯而出，90分钟后，房门重新打开，桃花心木桌上放着一份协议。

这是一次古怪的让步，因为这其实是一种妥协。盟军将发起一场跨越海峡的进攻，而预定日期就在50周后，也就是1944年5月1日，“以确保军队能在欧洲大陆立足，并由此展开进一步攻势”。这样一场进攻（很快会被命名为“霸王行动”）需要动用29个师，4个美国师和3个英国师将在西西里岛战役后被调离地中海战区，在英国的军事基地内集结。北非战区盟军总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奉命策划在征服西西里岛后，能“将意大利逐出战争并尽可能地牵制德国军队”的一切行动。参谋长们估计，艾森豪威尔最终需要留下27个师和3 600架飞机，以继续攻击“软腹部”，但并未明确指出，会对意大利本土发动直接进攻。

尽管这个解决方案也能满足争论者，但就计划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什么好兆头。就在军官们整理文件，“啪”的一声关上公文包时，隆隆的雷声从华盛顿上空滚过。雨水很快将从西面而来，席卷这座城市，驱走眼下的炎热。

★★★

“三叉戟”会议还将持续一周。尽管主要分歧已得到解决，但从航运分配到太平洋作战行动，其他大大小小十几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除此之外，恼人的社交活动也得照旧。在白宫南草坪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上，海军陆战队乐队演奏了斯蒂芬·福斯特的乐曲和《共和国战歌》，来宾们喝着冰咖啡，盯着栏杆外正朝这里望来的游客。5月22日，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的午宴上，丘吉尔在威士忌的作用下，预计“英国和美国将主宰世界……为何要对盎格鲁—撒克逊的优越性心怀歉意呢”，美国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目瞪口呆，指责英国首相鼓吹“盎格鲁—撒克逊至上论”。可丘吉尔认为这一指责毫无道理。“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他称自己为撒克逊人，“是唯一真正懂得如何操纵局势的种族。”倒霉的布鲁克离席去理发，结果从十四级石台阶上跌了下去。身上多处擦伤的他在一家书店里买到两本稀缺的关于鸟类的书，总算得到些安慰。

永不知足、从不安静的丘吉尔声称要把手伸得更长。5月24日星期一，他把罗斯福折腾到凌晨2点30分才作罢（“三叉戟”会议后，筋疲力尽的总统逃回位于海德公园的住处，一连休息了3天，每天都要睡10个小时）。当天晚些时候，丘吉尔又试图推翻参谋长们达成的协议，认为协议中没有明确说明，是否要对意大利发起进攻。他还提出一个想法，建议对欧洲持续发动进攻，将战线延伸至南斯拉夫和希腊。丘吉尔告诉他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你有没有注意到总统总是看起来十分疲惫？他的思维似乎封闭了，丧失了他那奇妙的灵活性……我不能让问题就此被搁置。”

哈里·霍普金斯警告丘吉尔，这样做可能会令英美两国关系破裂。就连罗斯福也抱怨说，英国首相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丘吉尔不得不收敛脾气，带上浑身是伤的布鲁克和脾气暴躁的马歇尔（马歇尔把自己比作“一件行李”），改从华盛顿飞赴阿尔及尔，会见艾森豪威尔。霍普金斯对莫兰说，“我们都避免与温斯顿争执，但他实在太过分了。”医生表示同意，认为丘吉尔“只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从不顾及别人的想法”。

不过，他的豪言壮语的确是一针强心剂，这在之前曾被多次证明。周三中午，天气明朗，国会联席会议在众议院召开。英国大使的儿子也参加了会议，这位年轻的中尉在北非战役中失去了双腿，高大、有些驼背的父亲推着他的轮椅，走入众议院的旁听席。就在前一天，丘吉尔花了近10个小时，向那位忍耐力超凡的打字员口述了一份演说稿。此刻的他站在讲台上，攥着深色西装的翻领，吐出悠扬的元音，向世界各地自由的人们宣告，道路是漫长的，但事业是正义的。“战争是神秘的，而且充满了意外，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个战略上的失误，盟国之间的不和或将士们的倦怠，都可能会给予我们共同的敌人力量，使他们得以与我们对垒，”他说道，“这会延长战争的时间，造成巨大的损失，直至民主国家疲惫、厌烦或分裂，这正是德国和日本目前最希望看到的。”

50分钟后，他就像平常那样结束了演讲，随即迅速离开了会场：

单一的目标，坚定的行为，坚韧和耐力——正如我们迄今为止所展示的那样——依靠这些，也只有依靠这些，我们才能对未来世界和人类命运负责。

罗斯福一直待在白宫，以免抢走丘吉尔的风头。通过放在大办公桌左侧抽屉里的收音机，他聆听了首相的演讲。“温斯顿的文笔很漂亮，”总统对秘书说道，“在遣词造句上，他是个高手。”

★★★

会议渐入尾声，却没有卡萨布兰卡战略会议结束时大家共诉兄弟情谊、依依不舍的温情场面。“信任”不是什么靠得住的筹码，好人之间尚且不能完全信任，这顶多算是一个时代的理想。规划者们已经厌倦争吵，厌倦了肩上的重负，厌倦了整场战争带来的灾难。他们知道，艰难的时刻已然到来，只有真正的硬汉才能挺过去。

德国非洲军团的战俘此刻正迈步走进位于堪萨斯和俄克拉荷马的战俘营，对美国人来说，这标志着本世纪最艰苦卓绝的比赛的第一回合已落下帷幕。在这一回合中，从珍珠港被偷袭到夺取突尼斯，应对所有战斗都需要勇气、创造力、团结协作精神和组织智慧。现在，这场比赛漫长的第二回合即将开始，持续时间未定，其过程如何也无法确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回合需要他们具备新的美德，即忍耐力、坚定不移的信心和顽强的意志。

盟军统帅部第一次清晰地认识到，他们将在某天、以某种方式赢得这场战争。正如丘吉尔将于6月份对下议院说的那样：“胜利的柔光开始在这场世界大战整片浩瀚的战场上方闪烁。”会议期间，每日报告都会提到击沉U型潜艇，证明这场特殊战斗的趋势已经改变，这种改变显著而又不可逆转。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三叉戟”会议起草了联合公报，表达了一种虚张声势的乐观，同时还包括一些善意的谎言，声称所有战区“已完全达成一致”，包括针对“地中海战事”的看法。

尽管这是一种粉饰，但至少制订了作战计划。英国已成功将战事集中在地中海区域，至少在一年之内，会将消灭意大利作为目标。丘吉尔再次抑制了美国以牺牲大西洋地区利益为代价、在太平洋地区发力的冲动（尽管如此，美国对日作战仍然与欧洲战事同样激烈）。对中国国民党的援助仍将继续，盟军的轰炸机编队将越来越壮大，直至能够遮蔽德国和日本的天空。英国人大肆吹嘘，断言德国人不太可能为保卫意大利本土而奋战，以此打消美国人的疑虑。战斗胜利后，盟军并不需要实质性地占领意大利，只需派遣9个师长期介入当地局势。最终，在地中海地区苦战一场，就可以在1944年结束这场战争。当然，这些预言在未来都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美国人则在设法缩小地中海战事的规模，7个师将于秋季被调回英国，也不再向南部输送更多援兵。他们还承诺，盟军将在一个具体日期前对法国西部发起进攻。罗斯福告诉一名助手：“这是我在这个时候所能达成的最好交易。”总统和将领们都无法回答英国人的问题：如果调走部署在地中海的力量，在发起“霸王行动”之前，该用什么和德军交战？如果在这么长时间里英美联军都无所作为，该怎么面对俄国人的怒火？诱使德国从大西洋壁垒抽调部队以巩固其南翼防御，这种做法是否够谨慎？

虽然盟军制订了计划，但这究竟是不是一个好计划还仍然未知。而且计划并不详尽，该如何击败意大利始终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其目标“尽可能地牵制德国军队”意味着一场消耗战，这只是一种投机主义，而不是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

所有这些问题都留给了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

原本被派往北非，现又转至西西里岛的盟军已形成了独特的气质和逻辑。为解决两难的局面，一个稍稍有些歪曲的战略计划出现了，而它将一直引导着英美联军，直至战争结束。盟军将从南翼对欧洲壁垒发动一次无情的空中打击，为跨越海峡、直扑柏林的攻势做好准备。而至于能否在地中海顺利发动一场有目的的战役，以及敌人是否会如盟军战略家们所希望的那样做出反应，这一切都还是未知。

对参加“三叉戟”会议的人们来说，最大的成果并不是那些绘制在地图上的硕大箭头，而是对他们人性的肯定。尊严与品德、宽容与尊重，这才是他们共同的语言和价值观。尽管有些小争吵，但信仰、兄弟情谊和为正义而战的信念却将他们紧紧团结在了一起。当布鲁克那些美丽的小鸟轻轻飞起，当丘吉尔温柔地将毛毯披上罗斯福的肩头，当他们不喜欢战争却立志投身其中时，他们的胜利已然可以预见。

★★★

5月25日星期二，下午4点，恰好是到达华盛顿两周后，丘吉尔大步走过白宫西翼狭窄的走廊，来到椭圆形办公室。他的行李已打包，次日早上，他将在波托马克河搭乘水上飞机离开砾石点公园。这次旅程的代号在过去的48小时里曾几度改变，从“沃森”到“雷德卡”再到“学生”，但首相显然没能从中找出一个与战争相匹配的词，他还试图将代号更改为“海王星”，但终究是徒劳。

罗斯福坐在没有扶手的轮椅上。玻璃落地窗外，阳光洒满了玫瑰园。朝南的窗户已安装了防弹玻璃，但总统多次拒绝了更为疯狂的安保建议，其中包括在阳台上安装机枪、布设防毒通道以防止毒气攻击等等。丘吉尔来到他身旁，罗斯福点点头，一名助手打开办公室的房门，记者们蜂拥而入——这里将召开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第899次新闻发布会。

“我非常高兴能把丘吉尔先生请到这里，”罗斯福对记者们说道，“考虑到我们所面临问题的紧迫性，我们的讨论几乎都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的。”罗斯福随即转向英国首相，“我认为他会愿意回答几乎——我是说‘几乎’任何一个问题。”

“首相先生，”一名记者说道，“你能透露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吗，盟军会进攻欧洲吗？”

“我们的下一步计划，”丘吉尔回答道，“是继续这场战争，直到所有骚扰我们的敌人无条件投降为止，不论欧洲还是亚洲。”

罗斯福微笑着说道：“据我所知，‘骚扰’和‘妨害’是你将问题轻描淡写时最喜欢用的词汇。”

记者们也笑了起来。

“我很好奇，”另一名记者问道，“希特勒的脑子里在想什么？”话音刚落，低笑声就变成了哄堂大笑。

“欲壑难填，野心无限，他想要整个世界！”首相说道，“这个邪恶的人欲望无边。他现在应该后悔了，后悔没在正义和自由的人们反抗他和他的军队之前及时抑制自己的欲望。”

“你能谈谈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吗？”

丘吉尔皱起眉头：“比起德国，他们是个更加软弱的对手。”

提问和回答，新闻发布会就这样进行着，记者们的情绪异常高涨。在发布会结束前，竟被多达21次的笑声打断。

丘吉尔补充说，盟军并不打算在战后占领意大利的领土，不想干出与轴心国暴行相同的勾当，“绝不会以不人道的行为玷污我们的名字”。至于意大利人民，他们“有罪，他们任凭自己被暴政体系牵着鼻子走，从而误入了歧途”。但他们“会在崭新的欧洲重获新生，过上美好的生活”。

丘吉尔挺直了他那5尺7寸的身躯。“我们现在是大动物了，”他说道，“会把那些小动物吓得屁滚尿流，绝不给他们喘息和复原的机会。”

房门再次打开，记者们鱼贯而出，离开时都多多少少有些不情愿。就在这时，丘吉尔以出人意料的灵活身手爬上椅子，摇晃了片刻，便稳稳站住了脚。在噼啪作响的闪光灯、微笑的总统和鼓掌喝彩的记者面前，他用粗短的手指一遍又一遍地作出代表胜利的V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