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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吹群体灭绝的理论家们

右翼团体对第二共和国及其工人阶级支持者的敌意，在非洲殖民军军官团和国民卫队身上得到了最为激烈的展现。他们从众多政客和报纸杂志所兜售的针对左翼的恶毒攻击中获得了鼓励，并认为与左翼为敌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特别是，一些有势力的人物在散播一种恶劣的言论，他们极力主张“根除左派分子是爱国使命”。他们还宣扬“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的陈词滥调，暗示作为其宿敌的左翼分子和自由派人士属于劣等种族。于1933年初出台的禁止宗教团体参与学校运营的法律草案，就是一个借题发挥的绝好机会。1月30日，在马德里纪念剧院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作为萨拉曼卡省国会代表之一的卡洛斯派土地所有者何塞·马里亚·拉马米耶·德·克莱拉克公开谴责该法案，并称之为共济会摧毁天主教会的一个撒旦式阴谋。1该法案于5月18日获得通过。6月4日，拉马米耶的同事，萨拉曼卡省的国会代表坎迪多·卡萨努埃瓦对此作出回应，他告知“国民教育妇女协会”的成员：“你们有责任每日向孩子心中缓慢注入对这一针对宗教团体的法令及其始作俑者的仇恨。如果你们有谁不照做，灾难就会降临到他的头上！”2第二天，希尔·罗夫莱斯宣称“将这一针对宗教团体的法令引入西班牙的共济会制度，就像那些异端党派和赤色组织一样，都是外来势力的杰作”。3

1932年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反犹主义作品之一——《锡安长老会纪要》（The 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简称《纪要》）的广泛传播，使邪恶的犹太人阴谋正在摧毁基督教世界这一观念在西班牙境内获得了某种当下的意味。这部源自19世纪60年代德法两国小说文学的作品于1903年在俄国出版，它由众多荒诞不经的虚构素材拼凑而成，其主要观点是：有一个名为“锡安长老会”的犹太人秘密政府，它正在谋划摧毁基督教并建立犹太教对世界的统治。4《纪要》的第一个西班牙文译本于1930年在莱比锡出版。另一个西班牙文译本则于1932年在巴塞罗那由一个耶稣会名下的出版社付梓，该出版社接下来又在其下的一份杂志上连载此作品。《纪要》进一步得到关注与认可，则得益于加泰罗尼亚神父胡安·图斯克茨·泰拉茨（1901—1998）所著的一本畅销读物——《西班牙革命之起源》（Orígenes de la revolución española，简称《起源》）。图斯克茨于1901年3月31日出生于巴塞罗那一个富有的金融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犹太银行家的后代，一位坚定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者，也是富豪弗兰塞斯克·坎博的朋友之一。他的母亲是极为富有的米拉家族中的一员，该家族也是高迪①的赞助者。他先是在一个耶稣会办的学校里接受了中学教育，接着又在鲁汶大学和塔拉戈纳的宗座大学继续学业，并在宗座大学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于1926年被授予圣职，并很快被视为加泰罗尼亚哲学界一颗璀璨的希望之星。因为虔诚和知识渊博的名声，他成为加泰罗尼亚首府之神学院中的一位教师。在那里，他受托撰写一本作品，讨论富有争议的唯灵论学者海伦娜·勃拉瓦茨基的神智学运动。在这本书取得成功之后，他开始逐渐着迷于形形色色的秘密社团。5

尽管，或者可能正是因为他本人身上残留着一点犹太血统，到第二共和国建立时，图斯克茨对秘密社团的研究已经演变成一种激烈的反犹主义，以及一种更为激烈的对共济会的仇恨。作为对其家族背景进一步的拒斥，他转而激烈反对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并诬告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弗兰塞斯克·马西亚是共济会员，然而这却使他声名狼藉。6在与神父华金·吉乌·博纳斯特雷共事期间，他建立了一个被他自己称为“我的那些忠实勇敢的情报员”的网络。尽管图斯克茨表现出一副虔诚的模样，然而实际上他不仅从事特务活动，而且有时还干入室盗窃的勾当。共济会在巴塞罗那的一个主要据点位于达文约街的一个药房旁边。因为图斯克茨的阿姨就住在药房后面，所以他和吉乌神父可以在她的房间里监视共济会分子的活动。有一次，他们冲进共济会的另一处集会所放火，然后趁乱偷走了一系列的文件。图斯克茨定期为卡洛斯主义者的报纸《加泰罗尼亚邮报》（El Correo Catalán）撰写的那些激烈反共济会的文章，以及其取得极大成功的著作《西班牙革命之起源》，都以这些所谓的“研究调查”为基础。《起源》这本书之所以闻名，不仅仅是因为它普及了“共和国是犹太人–共济会阴谋之成果”这一观念，同时也是由于，它列出了作者心中“犹太人–共济会同盟”中最凶恶的成员的名单。图斯克茨后来声称，为了报复他写下这本书，共济会曾两次企图暗杀他。然而，根据他的记述，似乎共济会分子并未进行过认真的尝试。在第一次暗杀中，他仅仅是跳上一辆出租车就逃过了一劫。关于第二次暗杀，令人好奇的是，他宣称自己是被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报纸《劳工团结报》（Solidaridad Obrera）方面提供的一位护卫者所救。考虑到无政府主义者自身激进的反教权主义之主张，这一所谓的善举更加令人难以置信。7

图斯克茨将《锡安长老会纪要》作为“文献”证据来支持其基本理论，即“犹太人正致力于毁灭基督教文明”。而他们的工具，正是那些利用革命、经济危机、渎神与淫秽之宣传以及无限制的自由主义等境况和手段做脏活的共济会员和社会主义者。他宣称第二共和国是共济会之子，并公开指控道貌岸然的天主教徒尼塞托·阿尔卡拉·萨莫拉总统具有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双重身份。8此处传递的信号非常清晰：只有消灭犹太人、共济会员和社会主义者，即消灭政治领域内的整个左派阵营，西班牙国家和天主教会才能被拯救。《起源》一书热销，同时还引发了一场纷繁的争论，而这又让作者的理念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图斯克茨在《加泰罗尼亚邮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及他颇为畅销的15卷本丛书《异端教派种种》（Las Sectas），也在大肆传播共和国是“犹太–共济会”掌控下的独裁政权这一观点。

《异端教派种种》的第二卷中包含了《锡安长老会纪要》的全译本，以及图斯克茨对马西亚的再次诋毁。在以“他们在西班牙的实际运用”为题的章节中，作者声称，在共和国的宗教迫害中，以及在通过对大庄园产业实施再分配而展开的农业改革运动中，犹太人对西班牙国家的进攻是清晰可见的。9 1933年晚期，因各种著作而声名大噪的图斯克茨应“国际反共济会协会”之邀，前去参观刚建成不久的达豪集中营。他评论道，“他们为我们展示了我们应该在西班牙做些什么”。达豪集中营的建立是为了安置纳粹希望将之隔离的各种群体，其中包括各类政治犯（共济会员、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分子、反对纳粹政权的天主教徒和君主制支持者），以及那些被贴上“反社会”与“变态”标签的人（同性恋者、吉普赛人和流浪者）。尽管图斯克茨当时对此赞许有加，然而在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却声称，当时的所见所闻让他震惊不已。无疑，此次访问丝毫未曾阻止其反犹和反共济会出版物的发行，也没有削弱内中言论的激烈程度。10

图斯克茨将对整个西班牙右翼，尤其是佛朗哥将军产生巨大的影响，后者深深痴迷于这种反共济会与反犹主义的言论。他制作了一份关于共济会的通讯刊物，并在军队高层中分发。后来，佛朗哥的连襟兼最强有力的盟友拉蒙·塞拉诺·苏涅尔对图斯克茨为“创造一种促成全国性起义之大环境”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许。11然而，图斯克茨所做的努力不仅仅限于发展那些将暴力合法化的理念。通过与加泰罗尼亚卡洛斯派分子之间的联系，他卷入了武装反对共和国的阴谋之中。他和他的好伙伴华金·吉乌参加了由“西班牙军事同盟”（该组织在巴塞罗那有着强大的势力）召集的数次密谋会议。1936年5月底，他与加泰罗尼亚百万富翁弗兰塞斯克·坎博的私人秘书接洽，并请求对方为即将到来的军事政变提供经济支持。尽管，作为图斯克茨父亲的朋友，坎博曾写信称赞他在撰写和出版《起源》一书中所取得的成功，但是他并没有为政变提供资助。12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图斯克茨和华金·吉乌就已经开始专注于编纂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名单。他们甚至将“国家公敌”的搜索范围扩大到裸体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唯灵论者和世界语爱好者等群体中去。当图斯克茨终于在内战期间的布尔戈斯成为佛朗哥的合作者时，他的那些包含所谓的共济会员信息的文件，将成为一个得到充分组织的镇压体系的重要部分。13

极右翼君主主义者理论期刊《西班牙行动》的创始人金塔纳尔侯爵同样认可《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内容。在一次以他的名义于丽兹酒店举办的公众活动中，金塔纳尔声称，君主制崩溃的灾难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世界范围的犹太–共济会之惊天阴谋，将民主的病毒注入了集权君主制的体内，它先是将其转化为开明君主制，然后再将其彻底击败”。14同属“西班牙行动”压力集团的胡利安·科尔特斯·卡瓦尼利亚斯也援引《锡安长老会纪要》中的内容，将其作为“以色列的恶魔子孙”——犹太人——以共济会为媒介，控制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乌合之众的证据。新成立的共和派–社会党政府中聚集了共济会员、社会主义者和被认为具有犹太血统的人士，这成为马克思和罗斯柴尔德之联盟已在西班牙建立桥头堡的铁证。15埃利塞达女侯爵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审阅了《锡安长老会纪要》的某个法文译本——仿佛其中所载为经验性的真理，她曾含蓄地向玛加丽塔·内尔肯表示，卡斯蒂尔布兰科事件是犹太人一手策划的。16

为《西班牙行动》杂志撰稿的其他具有影响力的人包括世俗神学家马西亚尔·索拉纳和神父阿尼塞托·德·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后者是萨拉曼卡主教座堂的一位高级教士。他们两人和神父巴勃罗·莱昂·穆尔谢戈为暴力颠覆共和国提供了神学上的合理性。他们坚持认为反抗暴政是天主教徒的职责。索拉纳利用圣阿奎那②的哲学思想证明，“暴君”就是任何暴虐或不公正的政府。既然权力最终归于上帝，那么这样一部反教权主义的宪法就已经清晰展现出了共和国的暴虐本质。17 1932年，时任科米利亚斯耶稣会大学校长的卡斯特罗·阿尔瓦兰神父撰写了一本以“反叛之权利”为主题的著作。尽管该书直到1934年才得以出版，但是部分内容当时就已经选登在《西班牙行动》杂志上，它为索拉纳煽动叛乱的言论火上浇油，并且专门针对《辩论报》不愿触犯法律的谨慎态度展开攻击。通过撰文和布道，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将成为军事叛乱最重要的神学辩护者。后来，他在1938年出版的《圣战》（Guerra santa）一书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总结。18阿尔瓦兰、索拉纳和其他人极力主张暴力反抗共和国的合理性，因为它是一场针对暴政、无政府状态和莫斯科煽动的无神论思潮的神圣起义。1932年，吉普斯夸省的国会代表，同时也是维多利亚主教座堂之教士的安东尼奥·德·皮尔达因·萨皮安神父在国会中宣称，天主教的教义允许暴力反抗不义的法律。类似观点构成了1933年由神父何塞·西雷拉·普拉特出版的一部争议性著作的核心内容。19

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和西雷拉的著作，让塞维利亚红衣主教欧斯塔基奥·伊隆达因·埃斯特万和塔拉戈纳红衣主教比达尔·巴拉克尔等较为温和的教会人士感到惊骇不已。比达尔对卡斯特罗·阿尔瓦兰将天主教教义表现为具有党派性质的理念时所流露出的狂妄自大深感不安，因为这与梵蒂冈要求与共和国和平共处的政策背道而驰。他向担任教廷国务卿的红衣主教帕切利提出抗议，后者下令去除书上的“印行许可”③字样（基督教会表示认同其内容的印鉴），并设法将已发售的图书悉数收回。然而该书内容已在卡洛斯派分子的报纸上进行连载，新任命的全西班牙首席主教，托莱多大主教伊西德罗·戈马对“西班牙行动”的成员表示支持。20戈马在托莱多的前任，流亡罗马的红衣主教佩德罗·塞古拉·萨恩斯，被卡洛斯派分子的《未来世纪报》描绘成天主教会针对共和国不妥协之立场的典范。后来人们发现，在卡洛斯派的民兵组织（“义勇军”）为准备反共和国的暴动而进行军事训练期间，他曾经积极给该派领导人加油鼓劲。21

佛朗哥将军是《西班牙行动》杂志的订阅者，同时他对存在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之“肮脏结合”这一点也深信不疑。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持类似观点的高级军官中间，还包括1936年军事政变的总导演埃米利奥·莫拉将军。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莫拉将军颇有些学究气，然而他的真实背景却是一个严肃实干的非洲殖民老兵。他于1887年在古巴出生，是一名国民卫队上尉的儿子，打小就受到其父严苛的管束；历次非洲殖民战争让他在土著正规军（Regulares Indígenas，在当地招募并由西班牙军官率领的雇佣军部队）中一步步晋升至高位。他的摩洛哥回忆录中充斥着有关破碎头骨和腐烂肚肠的描述，这表明多年的非洲经历已经让他变得如野兽般冷酷无情。22在1930年2月独裁政权垮台之际，莫拉被任命为国家保安总长。他很快就开始接手警务工作。就像在摩洛哥粉碎部落民起义那样，他致力于镇压西班牙本土的工潮和学潮，直到君主制于14个月之后崩溃。23为实施镇压计划，他创建了一个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堪称一流的反暴乱小分队以及一个复杂的谍报系统。这一所谓的“赤色分子调查部”利用秘密警察渗透进入反对派组织的内部，并在其中扮演煽风点火的内奸角色。当莫拉将军在1936年为准备军事叛乱进行部署时，这一网络基本上仍可正常使用。24

莫拉过高估计了相对弱小的西班牙共产党的威胁——他将共产党视为“犹太–共济会阴谋”的邪恶工具。这反映出他对其手下密探所提供的言辞激烈的报告深信不疑，尤其是那些来自圣地亚哥·马丁·巴格纳斯和腐化且偏执的胡利安·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德尔·巴里奥的报告。莫拉对犹太人、共产党员和共济会员的看法，同样也受到总部位于巴黎的白俄流亡部队组织（即俄罗斯全军联盟，ROVS）给出的情报的影响。之后，即便他不再担任保安总长，他仍然与该联盟的领袖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中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米勒与纳粹党的种族主义理论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一样都是波罗的海德意志人。他们对共产主义的憎恨反映出这一事实：布尔什维克革命让他们失去了家庭、财产、生计和故乡。他们相信犹太人一手策划了这场革命，所以他们决定阻止犹太人在西欧做同样的事。25

在共和国建立之际，莫拉确信自己将会因为之前保卫君主制的作为遭到逮捕，因此他躲藏了起来。后来，在1931年4月21日，他向国防部长曼努埃尔·阿萨尼亚自首。4天以前，达马索·贝伦格尔将军即已因为其作为首相在摩洛哥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后来作为陆军大臣在对亲共和派的起义军官费尔明·加兰上尉和安赫尔·加西亚·埃尔南德斯上尉的草率审判与处决中所扮演的角色而被捕。在右翼看来，逮捕莫拉和贝伦格尔纯粹是共和国方面的报复行为。26在非洲殖民军军官阶层的眼中，致使贝伦格尔遭到迫害的正是他们曾经为之流血牺牲的那场战争，而在军事法庭上审判叛乱者加兰和加西亚·埃尔南德斯时，贝伦格尔也只是照章办事。同样，他们将莫拉视为非洲殖民战争中的英雄，而作为国家保安总长，镇压骚乱仅仅是他的职责所在。非洲军团的军官们极为恼火，那些为他们所敬仰的军人领袖遭到迫害，而那些密谋反对“独裁者”④的人却获得了嘉奖。对曼努埃尔·戈代德、华金·凡胡尔、莫拉和佛朗哥等殖民军军官来说，逮捕行动为他们心中对共和国的本能敌意提供了正当的理由。他们将获得共和国方面晋升的军官视作犹太人与共济会员的走狗，以及纵容暴徒的懦夫。

莫拉本人因在3月25日处置一次学生示威时过度使用武力而受到指控。在等待审判期间，他被囚禁于一座军事监狱的一个“潮湿和充满臭气的牢房”中。27 8月5日，阿萨尼亚安排将莫拉转为在家中软禁。然而毫不令人意外的是，当看到不久之前他所针对的那些目标人物如今都大权在握时，莫拉心中滋生出了对共和国深深的敌意，以及对阿萨尼亚个人的憎恨。卡拉维利亚递交的那些充满偏见的报告，还有俄罗斯全军联盟提供的诸多档案，促使他相信民主政治的胜利，正是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精心策划的结果。1931年晚期，在他回忆录的第一卷中，关于共济会的威胁，他这样写道：“当我为履行职责而对共济会分支机构插手西班牙政治生活的情况进行调查之后，我意识到了他们所拥有的巨大力量，让我察觉到这一点的，不是这些支部本身，而是那个在国外操纵共济会的强有力的团体——犹太人。”《西班牙行动》杂志刊登了一篇长达9页的评论文章来热烈欢迎此书的出版。该评论文章的作者为欧亨尼奥·维加斯·拉塔皮，他是《西班牙行动》杂志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暴力反对共和国的狂热倡导者。28

当莫拉开始撰写回忆录的第二卷时，他更加直言不讳地对共济会和犹太人进行攻击。他本人对此有所暗示，他之所以这么做，除了因为受到米勒提供的报告的影响，还因为他已经读过了图斯克茨神父的著作和《锡安长老会纪要》。于是，莫拉在书中写道，共和国的降临是犹太人和共济会对西班牙之仇恨的反映。

我们西班牙人因何激起了以色列后裔之仇恨？此仇恨之动机是什么？基本说来有三点：根植于他们内心之中的，对任何一个拥有自己祖国的种族的嫉妒；对我们的信仰难以遏制的厌恶，因为他们将自身在全世界的流散归咎于我们的信仰；以及他们对被驱逐的经历的记忆，而该事件的发生并非像其经常宣称的那样，是源自国王的一时冲动，而是源自人民的呼声。⑤这些就是共济会西班牙支部之三角标的三个点所代表的含义。29

1933年12月，莫拉为其充满激辩言辞的《过去、阿萨尼亚（时代）与未来》（El pasado，Azaña y el porvenir）一书写下结语，并在自己的笔下声援军方对共和国整体和阿萨尼亚个人的普遍敌意。左翼的反军国主义被莫拉视为不爱国之举，并使他感到羞恼，他将此种举动归结为受到多种不同原因的影响，而主要原因则为：

那些颓废堕落的国家是国际性寄生组织最中意的牺牲品，这些组织轮流被各大势力操控，利用弱小国家的艰难处境，在其中取得了最大的成功，正如不健康的机体组织是病菌得以广泛传播的最肥沃的土壤那样。重要的是，所有类似的组织都处于犹太人直接或间接的操纵之下……犹太人不关心一个国家，或者十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毁灭，因为他们只不过是在实施他们蓄谋已久的宏大计划，而且，在从史无前例的大灾变中捞取好处这一点上，他们能力非凡。发生在俄国的事件正是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例证，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希特勒的观点。作为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德国总理希特勒坚信，只要犹太人及其控制与影响的寄生组织仍然存在于国家的内部，德意志民族就无法重新崛起。这就是他毫不留情地迫害犹太人的缘由。30

莫拉是个阴郁且不愿抛头露面的人，早先他并不为世人所知。然而，借助这本畅销书，他成为被军方与民间最反动的那部分群体推崇备至的对象之一。31

从1927年起，莫拉和佛朗哥就已经是日内瓦出版的反共杂志《反共产国际联盟通讯》（Bulletin de l’Entente Internationale contre la Troisième Internationale）的忠实读者了。在莫拉担任国家保安总长期间，他的密探们在不断编造关于所谓来自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之威胁的报告。莫拉将这些捕风捉影的文字寄给日内瓦的反共产国际联盟，后者将其整合到刊物当中，该刊物又通过佛朗哥与军队里的其他订阅者回到西班牙，成为“过硬的证据”。该组织的创办人是瑞士右翼分子提奥多尔·奥贝特，以及一位名叫乔治·洛德金斯基⑥的白俄流亡者。在洛德金斯基的推动下，该组织的出版物具有强烈的反犹与反共色彩，它赞扬法西斯主义和军事独裁为抵御共产主义的防波堤。该组织还与由约瑟夫·戈培尔的情报部负责运作的“反共产国际”（Antikomintern）组织保有密切联系，借助这一便利条件，它熟练地将目标定位于有影响力的人士的身上，并为他们提供形形色色的曝光所谓赤色分子未来进攻计划的报告。佛朗哥、莫拉和其他军官如饥似渴地阅读《反共产国际联盟通讯》中的资料，在这些文章中，第二共和国被描绘成共济会和赤色分子的“特洛伊木马”，这些人决意要松开那些听命于莫斯科的不信神的暴徒的笼头，并用他们对抗西班牙及其全部的伟大传统。32对于西班牙极右翼分子和他们的很多海外盟友而言，第二共和国就是“锡安长老会”的一个前哨。33

奥内西莫·雷东多·奥尔特加是西班牙法西斯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同时也是《锡安长老会纪要》的狂热信徒。雷东多曾在德国学习，并与耶稣会关系紧密。他深受恩里克·埃雷拉·奥里亚神父的影响，后者是《辩论报》主编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的兄弟。埃雷拉神父促使奥内西莫相信共产主义、共济会和犹太教徒正在阴谋摧毁基督教和祖国，并推荐他阅读由莱昂·蓬森所编写的一本激烈反犹和反共济会的小册子——《革命的秘密部队，FM–犹太教》（Las fuerzas secretas de la Revolución. F∴M∴–Judaismo），其中F∴M∴显然是代表“共济会”。因此，奥内西莫在了解到《锡安长老会纪要》之后，便翻译了一个简略的译本，并将其发表在他于巴利亚多利德省出版的报纸《自由报》（Libertad）上。这个译本后来被重新出版，其附带的评注将文中泛泛而谈的指控与第二共和国的特定环境联系了起来。34

极右翼报刊普遍将《锡安长老会纪要》视为一份严肃的社会学研究著作。由于西班牙并没有多少犹太人，所以很难说那里存在“犹太人问题”。然而，西班牙的“没有犹太人的反犹主义”并非针对真实的犹太人，而是对一种“可察觉的国际威胁”的抽象指涉。反犹主义是整合派天主教的核心，它可以追溯到加略人犹大对耶稣基督的背叛，以及那些有关犹太人杀害儿童作为祭品的中世纪传说及其引发的恐惧。现在，对革命的恐惧又赋予它某种强烈的现实意义。那些逃离纳粹政权统治并在第二共和国寻求庇护的左翼分子和犹太人的存在，为“所有属于左翼社团之人士均为犹太人傀儡”的观念提供了支持。在卡洛斯主义者的报刊媒体看来，入境的少量犹太人是世界革命的前卫部队，他们企图用色情和娼妓来毒害西班牙社会。35这些反对城市化和工业化，反对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一切与犹太人和共济会沾边的意识形态的卡洛斯主义者，他们执迷于通过武装叛乱摧毁共和国，并在西班牙推行一种田园式的乡村神权统治。36

保守派知识分子坚持认为，犹太人已暗中使用各种卑劣手段将西班牙工人阶级变为他们的奴隶。有人声称，这一征服的结果是西班牙工人本身开始具有某些“东方化”的特质。西班牙的激进右翼分子开始将工人阶级视为被犹太人和穆斯林的背信弃义与野蛮残暴败坏后的产物。这种观点最极端的支持者，是19世纪晚期的卡洛斯主义理论家胡安·巴斯克斯·德·梅利亚。他认为，曾经资助过自由派革命运动的犹太资本家，正在有组织地支持共产主义革命，他们与人数众多的穆斯林各部族建立了联盟，以摧毁基督教文明，并让犹太人的暴政降临世间。甚至连阿方索十三世国王都相信，里夫地区的部落民起义是“一场由莫斯科和国际犹太人团体煽动发起的整个穆斯林世界总暴动的开端”。37卡洛斯主义的拥护者们将这些理论视作确凿的事实，他们辩称“世界末日的四驾马车——犹太教、共产主义、共济会和死亡”，已经统治了不列颠、法国和奥地利，很快西班牙也要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下。38

圣胡尔霍政变失败后入狱的何塞·恩里克·巴雷拉上校如饥似渴地阅读巴斯克斯·德·梅利亚和其他卡洛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的著作。对比1923年普里莫·德·里韦拉之政变的成功和1932年圣胡尔霍的失败，精力旺盛且胆大包天的巴雷拉相信，一场成功的武装起义需要平民的大力支持。他相信卡洛斯派的激进民兵组织“义勇军”就可以实现这一点。然而，他回绝了要求他领导一次由卡洛斯派单独参加的起义的号召，理由是这一重任需要像佛朗哥这样资历更高的军官来承担，不过他接下了将义勇军转变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公民军队”的任务。由于他仍然处于警方监管之下，所以在前往卡洛斯派北部核心地区纳瓦拉省旅行期间，他使用了“唐·佩佩”的假名。卡洛斯派义勇军的日常训练工作由义勇军全国总督察长，退役中校里卡多·德·拉达进行管理，他在后来还负责长枪党民兵的训练。39同样，1934年，另一位参与圣胡尔霍政变的军官，国民卫队上尉利萨尔多·多瓦尔则开始训练人民行动青年团（即希尔·罗夫莱斯的天主教政党——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之青年运动组织）的各个准军事小分队。

在通过著述和演说极力营造社会及种族仇恨氛围的群体中间，有卡洛斯派分子、神学家和非洲殖民军军官。而在他们之外，奥内西莫·雷东多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虽然他很难称得上是全国性公众人物，但他是值得被关注的，一是因为他作为西班牙法西斯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身份，另外也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的政治理念使他的家乡巴利亚多利德经历了比其他的卡斯蒂利亚省会更多的政治性暴力。作为一名年轻的律师，奥内西莫·雷东多曾经加入过民族行动党（后来的“人民行动党”）这一天主教政治团体，该组织于1931年4月26日由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创建，其首要支持者为卡斯蒂利亚的农场主阶层。5月初，他在巴利亚多利德建立了党支部，并带领当地党部为即将开始的国会选举宣传造势。6月13日，奥内西莫印发了反共和主义报纸《自由报》的创刊号。该报最初是每两周一期，后来改为每周一期。当共和派–社会主义者联盟于6月28日赢得绝对多数之后，奥内西莫拒绝接受民主政体，并与民族行动党决裂。同年8月，他成立了一个法西斯政党“卡斯蒂利亚泛西班牙行动大会”（Juntas Castellanas de Actuación Hispánica，简称“泛西班牙行动大会”）。40

8月10日，他在《自由报》上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宣言，承诺自己将维护旧卡斯蒂利亚传统村社之价值，维护社会公正，并履行使用武力的义务。他写道：“青年同胞们，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们有义务拿起武器。愿我们知道如何去使用它们来保卫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服务于政客们的利益。”对于他来说，“民族主义是斗争的运动，在支援西班牙对抗其内部叛徒的过程中，必须发起对抗性的暴力活动”41。奥内西莫·雷东多及其泛西班牙行动大会，无疑为这座先前曾以劳资关系相对和谐而闻名的城市带来了一种残酷对抗的基调。42奥内西莫号召“在每个省份组织几百名年轻的战士，作为守纪律的理想主义者，将赤色威胁的肮脏幽灵砸得粉身碎骨”。为了准备与在巴利亚多利德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党工人团体进行巷战，他召集的志愿者开始武装自己。他提及了“培养暴力及武力对抗之精神”的必要性。该组织的会议事实上都是秘密举行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对暴力的热情呼声日益尖锐。43

泛西班牙行动大会在人数上的劣势迫使奥内西莫寻求与其他理念相似的群体建立联系。于是，他的目光落到了西班牙第一个公开的法西斯团体之上，该团体名为“征服国家”（La Conquista del Estado），由拉米罗·莱德斯马·拉莫斯领导，其成员少得可怜。44来自萨莫拉省的莱德斯马曾在马德里的一所邮局工作。作为泛日耳曼哲学的一个狂热信徒，他于1931年2月在马德里某办公大楼的一个肮脏不堪的房间里成立了自己的小团体。屋内没装电灯，仅有的家具是一张桌子。十位参会者签署了一份由他撰写的题为“征服国家”的宣言。同名的报纸于3月14日创刊发行。尽管公众对此漠不关心且不断有警察骚扰，这份报纸还是存在了一年之久。45在《自由报》的创刊号中，奥内西莫·雷东多以赞许的语气提及了莱德斯马·拉莫斯的报纸：“我们赞同《征服国家报》对战斗的渴望与热情，但是我们为反犹活动没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感到遗憾，那是该运动生发效力且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所必需的。”46虽然雷东多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翻译成西班牙文，但是他的反犹主义理论更多来自15世纪的卡斯蒂利亚女王——“天主教的伊莎贝拉”，而非纳粹主义的意识形态。反犹主义是在他的著作中被一再提及的主题。例如，在1931年晚期，他将第二共和国引入的男女生同校的学校描绘为“反对各自由民族的犹太人行动”的一个实例——“这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犯罪，为此叛徒们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47。

1931年10月，奥内西莫与莱德斯马·拉莫斯在马德里会面。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们在马德里和巴利亚多利德举行了数次会议，商讨将这两个团体进行松散的联合，并更名为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JONS）。成立于1931年11月30日的“国家工团主义奋进会”采用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组织“全国劳工联盟”的红黑配色方案，并且在其上加入了历代天主教国王所使用的“牛轭与捆箭”纹章作为它的标志。该组织的意识形态是反民主和帝国主义的，它主张西班牙拥有对直布罗陀、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权，并渴望“根除与瓦解各种反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党派”。为了达成“以民族主义暴力反抗赤色暴力”这一目的，“民族–工团主义民兵部队”将被组建。莱德斯马·拉莫斯坚持认为政治性的暴力是合法手段，他鼓吹按照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军的模式创建武装民兵，以便为发动叛乱或军事政变做准备。48为实践其理念，奋进会的小分队袭击左翼学生，并且在1933年6月洗劫了位于马德里的“苏联之友协会”办事处。49

在巴利亚多利德，奥内西莫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培训他的那些年过四旬的追随者，并试图把他们转化成所谓“有组织的反共民兵团”之中的战士。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在巴利亚多利德大学和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与左翼学生和工人展开流血冲突。他们购买手枪并花费大量时间学习如何操作。到1932年春，奥内西莫·雷东多在文章中预言了内战的来临：“战争正离我们越来越近，暴力局面不可避免。拒绝接受这一点毫无意义。他们正准备对我们发动战争，此时转身逃开显然是愚不可及的。重要的是准备赢得胜利，而要想赢得胜利，必须夺取主动权，抢先发起进攻。”1932年5月3日，在巴利亚多利德的主广场，他们与左翼分子之间爆发了一场混战，之后有超过20人因伤住院。奥内西莫本人因为在《自由报》发表触发冲突的过激言论而被判处两个月的监禁。50

入狱经历并未让奥内西莫·雷东多变得更稳健一些。他于1933年5月在法西斯主义月刊《JONS》上发表的文章反映出其思想愈加恶毒，他还在文中重复了圣胡尔霍将阿拉伯部落民与西班牙工人阶级等同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与其穆罕默德式的乌托邦、专横冷酷的信条、暴虐寡头的冷酷欲望一道，在突然之间，就像一场现代的萨拉森入侵一样，再次遮蔽了文明与自由之光……这种正以进步之名进行的非洲化之威胁，已经在西班牙清晰可见。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上，有着全欧洲最多的热带血统……自古以来，我们身处文明世界与蛮荒禁地之间的摩擦区域，位于雅利安种族和闪族之间的地区……因此，塑造我们国家的远祖和先辈，那些将我们从黑暗大陆的不断扩张中拯救出来的英雄战士，举起他们手中的剑，对抗来自南方的进攻，而这些指向敌人的刀剑再也没能入鞘……伟大的伊莎贝拉女王命令西班牙人民时刻留意非洲，击败非洲，并且绝不允许祖国再次遭到蛮族的侵略。（伊比利亚）半岛是否已经全部“去非洲化”了？在这个处于欧洲领袖地位的民族之性格中，仍然存留有众多根深蒂固的摩尔人的气质，在这里，难道没有存在一种改头换面的非洲式统治的危险？我们冷静地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并且可以立即做出回复，新一轮“非洲化”的迫切威胁已然非常明显，它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存在着犹太人或闪米特人针对西方文明的阴谋，但是在西班牙，它可以更迅速、以一种更隐晦的方式联系到闪米特元素（非洲的元素）。我们可以看到，它正在我国南方各省的原野上朝气蓬勃地生长，在那里，摩尔人的血脉继续存在于种族的根基当中……在西班牙各地，尤其是在安达卢西亚，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很快就会将点燃的火炬扔进庄园主的住所和农场中。他受到了马德里犹太社团的煽动，盲从于兴风作浪的暴徒；他想要不劳而获，游手好闲又发财致富；他想要把他的快乐建立在复仇之上……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胜利将使西班牙再度非洲化（野蛮化），这场胜利属于联合了的闪米特各族，即犹太人与摩尔人，那些在种族与信仰层面仍存活于半岛乃至整个欧洲的贵族与平民。51

通过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犹太人的发明，以及声称西班牙存在所谓的“再非洲化”的威胁，雷东多把犹太人和摩尔人这两个西班牙典型的“他者”，与共和政体等同起来。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为了避免西班牙落入其当代敌人之手，必须展开一场新的“再征服运动”，而很多右翼人士也深以为然。他的关于暴力之合理性的观点颇类似以卡斯特罗·阿尔瓦兰的作品为典型代表的天主教极右翼分子的论调。52

反犹主义思潮在西班牙右翼中普遍存在。在某些情况下，这只不过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源自天主教因耶稣基督之命运而产生的传统仇恨；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为针对左派的可怕暴力赋予了合理性。奇怪的是，奥内西莫·雷东多的恶毒反犹在西班牙新兴法西斯主义运动中是一个例外。莱德斯马·拉莫斯认为反犹主义只在德国具有重要性。53长枪党领袖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对“犹太人问题”并没有多少兴趣，除非是在涉及犹太–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之影响的时候。尽管如此，长枪党日报《前进报》（Arriba）仍然宣称“犹太–共济会国际是折磨人类社会的两大恶魔——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创造者”。与其他右派人士类似，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也相信，针对共和国的暴力是合理的，因为共和国深受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影响。54他批准了长枪党分子于1935年春对犹太人所拥有的SEPU百货商店⑦的袭击行动。55

将国内工人阶级与国外敌人等同起来的做法是基于一个令人费解的逻辑：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犹太人的发明，而犹太人又与穆斯林难以区分，所以左翼分子肯定一心想让西班牙屈从来自非洲的蛮族的统治。进而，同西班牙工人阶级的敌对被当成一种源于西班牙爱国主义的合理行动。按照“西班牙行动”的另一位人士，从自由主义者转变为极右翼分子的拉米罗·德·马埃斯图的说法，西班牙民族正是在与犹太人（傲慢的高利贷者）和摩尔人（毫无文明可言的蛮族）的斗争中被锻造成型的。56在君主主义者领袖何塞·卡尔沃·索特洛的一篇文章中，当他将社会党领袖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称为“摩洛哥的列宁”时，他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反左翼言论的种族主义特征。57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韦拉也认同西班牙左派与摩尔人的这种所谓的联系。在他于1936年入狱之后的反思中，他将西班牙的全部历史都解读为哥特民族和柏柏尔人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前者的精神在君主主义的、贵族的、宗教的和军人的价值观中延续，而后者的精神则在乡村无产阶级之中存留。他公开指责第二共和国是“新一轮柏柏尔人入侵”，标志着欧州之西班牙的崩坏。58

希尔·罗夫莱斯可能不像圣胡尔霍或奥内西莫·雷东多那样直率，但他也传达了“针对左派之暴力为合法”的观点，因为他也将西班牙左派分子归为劣等种族。通过频繁使用“再征服”一词，他将20世纪30年代面向西班牙左翼的敌对行动，与西班牙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史诗——从公元722年一直持续到1492年的将西班牙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放出来的漫长征战——联系到了一起。在为1933年11月大选而举行的竞选活动期间，10月15日，他在马德里的纪念剧院宣布：“我们必须再征服西班牙……我们必须给予西班牙真正的统一，为其注入一种新的精神，建立一种极权主义政体……对我而言，现在只有一种手段可用，即组成一个尽可能广泛的反马克思主义阵线。现在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击败社会主义。”此时，极右翼“西班牙行动”团体的领袖安东尼奥·戈伊科切亚被安排站起来，听众向他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希尔·罗夫莱斯用与右翼密谋者毫无二致的语气继续他的演说：

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新国家，将犹太化的共济会分子赶出我们的祖国……我们必须推动建国大业，而这意味着责任与牺牲。哪怕我们必须为此流血又有什么关系！……正如我们所极力主张的，我们需要足够的权力……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我们不打算在旧有体制上浪费时间。民主不是目的，而是征服新国家的一种手段。当时机成熟时，无论是通过国会投票，还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力量，民主制度都将被废除。59

希尔·罗夫莱斯的演讲被《社会主义者报》（El Socialista）描绘成一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的长篇大论”。在左派方面，它被认为是表面温和的大众党派——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所秉承的真正政策。当然，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引起了在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作为一个稳健的社会党人和杰出的法学教授，从1931年10月起开始担任教育与艺术部部长的费尔南多·德·洛斯·里奥斯，因为其容许犹太人学校存在的政策，以及他对北非犹太人社区之处境的同情，遭到了反犹分子的大肆攻击。他指出，希尔·罗夫莱斯要求清除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言论，是对共和国司法与政治之根本立足点的一种否定。60西班牙独立右翼党团联盟的竞选海报宣称，必须将西班牙从“马克思主义者、共济会分子、地方分离主义者和犹太人”的手中拯救出来。整个左翼群体——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派共和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均被指责为反西班牙分子。61因而针对他们的暴力行动不仅合情合理，而且也是爱国主义的迫切需要。

希尔·罗夫莱斯的激烈言论同《辩论报》报章上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的观点遥相呼应，后者是继安赫尔·埃雷拉·奥里亚之后的《辩论报》主编。与奥内西莫·雷东多一样，德·路易斯也是“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阴谋”理论的狂热鼓吹者。他在1935年出版了一部以此为主题的力作，并且获得了天主教会的出版许可。在书中，通过大量引用图斯克茨、卡洛斯派报刊、《锡安长老会纪要》和莫拉将军的论述，他试图证明：共济会的目的，是用“东方式”的价值观腐蚀基督教文明。而他立论的前提是，“犹太人——共济会分子的祖先，他们没有自己的祖国，也不想让别人拥有祖国”。在将大众的爱国热忱与道德冲动打消以后，犹太人就可以招募他们来攻击基督教的价值观。在他的论述中，天主教徒正面临着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因为“在每个犹太人的内心深处都住着一个共济会员：狡诈、谎话连篇、行踪诡秘、仇恨耶稣基督和基督教文明并渴望将其彻底消灭。共济会社团和犹太人是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生产者和操纵者”。62

除了在影响力范围方面相差悬殊，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和奥内西莫·雷东多二人的宣言，与莫拉将军的朋友兼曾经的下属胡利安·毛里西奥·卡拉维利亚·德尔·巴里奥警官的宣言事实上大同小异。卡拉维利亚·德尔·巴里奥于1896年2月13日出生于新卡斯蒂利亚昆卡省瓦尔帕莱索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青年时代的卡拉维利亚曾经做过农业短工和羊倌，之后因为交不起免服兵役的钱，他又被军队征召，并在摩洛哥服役达3年之久。返回西班牙以后，他通过了警队的入职考试，并于1921年7月9日在巴伦西亚上岗工作。由于巴伦西亚省的省长向国家保安总长投诉了卡拉维利亚入职后使警队蒙羞的种种行径，仅仅11个月之后，他就被调往萨拉戈萨。后来，在1923年10月于马德里落脚之前，他分别在塞哥维亚和毕尔巴鄂短暂待过一段时间。1925年11月，他被调往摩洛哥，在那里他与军方人士建立了联系，这将对他未来的职业生涯大有助益。然而，在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因私吞罚款和向妓女收取保护费等不法行为遭到指控，又被调回西班牙本土。尽管如此，卡拉维利亚还是在1935年升任警务督察（comisario）。63

起初他专门从事卧底工作，打入左翼团体内部，然后扮演内奸角色。他是在不通知其上级的情况下主动去做这些事情的。他的工作包括煽风点火，后来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曾经挫败了1929年5月在塞维利亚举行的（伊比利亚美洲）博览会开幕式上针对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和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的一次暗杀企图。64当莫拉将军于1930年初成为国家保安总长后，卡拉维利亚向他汇报了自己的秘密行动，并将自己从中起到的作用描述为“革命最高层内部的催化剂”。65奉莫拉的命令，卡拉维利亚写就了一份有关所谓西班牙境内共产党活动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可以说是充斥着臆想与偏执妄断的大杂烩，然而，在1930年底，莫拉将其寄到了位于日内瓦的有影响力的反共组织“反共产国际联盟”那里。该组织对报告中的内容照单全收，然后又将据此编就的刊物寄给了包括佛朗哥将军在内的订阅者。这份报告构成了卡拉维利亚的第一本书《共产主义在西班牙》（El comunismo en España）的基本内容。66

卡拉维利亚也参与了圣胡尔霍政变，他在其中的角色是阻止警方察觉到处于萌芽状态的密谋。67在1932年到1936年间，他用“毛里西奥·卡尔”的笔名撰写了一系列的畅销书。68其中第一本就是《共产主义在西班牙》，这本书将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各种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统统描绘成西班牙国家的敌人，必须将它们彻底击败。在他的第二本书《敌人》（El enemigo）和第三本书《西班牙暗杀者》（Asesinos de España）中，他提出策划左翼暗杀西班牙之行动的敌人，就是控制着共济会（“他们的第一军团”）、社会党国际和共产国际，以及国际资本主义势力的犹太人。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强盛正是驱逐犹太人的结果，重现这一伟大和荣耀需要重复这一过程。既然现在西班牙没有多少犹太人可供驱逐，那么他们的走狗——共济会员和左翼分子——必须被消灭。阻止基督教文明毁灭和以色列帝国建立的唯一希望，就是加入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击败“共济会–犹太集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去。卡拉维利亚声称，普里莫·德·里韦拉将军是被一个犹太裔的共济会员毒杀的（实际是自然死亡），并声称加泰罗尼亚银行家弗兰塞斯克·坎博拥有犹太人和共济会员的双重身份。

10万册《西班牙暗杀者》被免费分发给陆军军官。该书的结尾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挑衅。在将犹太人、左翼分子和共济会员描绘成在死去的西班牙尸体上空盘旋的秃鹫之后，他这样写道：“当为锡安效力的各个民族如赌徒般在外交场上争夺亡者的土地时，敌人在厉声尖笑。因此，这个曾为众多民族所惧怕的西班牙不得不面对它当下的命运，因为她的子孙不再知晓怎样为她战斗，怎样为她流血牺牲。”69结果卡拉维利亚于1935年9月被逐出警察队伍，档案中记载的缘由是“严重的不法行为”。后来他宣称，他被解职是自己揭露共济会内幕而招致的迫害。70

除了这些犯罪活动，卡拉维利亚还是密谋组织“西班牙军事同盟”的活跃会员之一。起初，他的任务主要是编写和散发支持军事政变的传单。然而，据信他也卷入杀害杰出法学教授路易斯·希门尼斯·阿苏亚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国会议员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二人的阴谋之中。1936年5月，根据西班牙军事同盟的命令，他参与了一次针对曼努埃尔·阿萨尼亚的暗杀行动。事败之后他被迫逃往葡萄牙。所有这些计划似乎都是由莫拉的密友，警务督察圣地亚哥·马丁·巴格纳斯一手策划，他从1932年9月起就开始为支持君主主义的军队密谋者工作。非洲军团军官曼努埃尔·迪亚斯·克里亚多上尉也卷入这些失败的行动当中，正是此人策动了1931年7月在塞维利亚玛丽亚–路易莎公园的枪击事件。在里斯本，卡拉维利亚联系上了流亡中的圣胡尔霍将军，虽然是在外围，但他仍没有脱离军事密谋团体。在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前往布尔戈斯，在那里他应邀加入了莫拉将军的参谋部。卡拉维利亚在那里与胡安·图斯克茨神父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71

总而言之，图斯克茨、弗朗西斯科·德·路易斯、恩里克·埃雷拉·奥里亚、奥内西莫·雷东多、莫拉、卡拉维利亚、卡洛斯派报刊媒体，以及所有声称存在“犹太–共济会–布尔什维克密谋”的个人和团体，均已将根除左翼势力合法化。共和国的改革举措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共和国的暴力攻击，都被视为左翼渎神和反对西班牙国家的证据。于是，国民卫队对罢工与示威游行的残酷镇压、军事密谋和法西斯主义群体的恐怖行动，均被视为保卫真正的西班牙的合法手段。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