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直到几年前，莫斯科早晨的第一声响动还是由牛群发出的，关在畜栏和后院里的它们走出小街，穿过那些有轨马车，走到赫莫夫尼基边缘处的会合点，在那里，市政府安排的饲养员会领着它们去牧场，要是冬天就领着它们摸黑去郊区堆放干草的地方。自从电车轨道实现了电气化，牛群便消失了。除了教堂的钟声，发出第一声响动的成了清晨五点开始运营的有轨电车。在二月，人们隔着内窗和外窗，两种声响皆不可闻，自前一年的十月起，这些窗户便紧闭起来，屋内也变得暖和且清静。

弗兰克起了床，准备做本该在前一晚做的事，却依然希望不必发那些电报。接着，他最好找个时间去那位英国牧师的办公处，在那里，他会见到塞西尔·格雷厄姆牧师，并尴尬地发现，牧师的那番话几乎帮不了他什么忙。这也意味着他必须向格雷厄姆太太解释一番，事实上，她不仅会在一旁看着，还会发表意见。也许弗兰克该等上一两天再去牧师那里。

七点差一刻，电话响了，固定在一张小写字台上的两个铜铃铛发出刺耳的丁零当啷声。打电话的是亚历山大火车站的站长。弗兰克跟他很熟。

“弗兰克·阿尔贝托维奇，出了点儿差错。你得赶紧过来领走，或是派个负责任、靠得住的人来。”

“领走什么？”

站长解释说，弗兰克的三个孩子被留在他的站点，他们从莫扎伊斯克来，在那里坐上了半夜从柏林开来的火车。

“他们随身带着一只脏衣篮。”

“就他们三个吗？”

“是的，就他们三个。不过我妻子正在茶点室照顾他们。”

弗兰克已经穿好了外套。他沿着利普卡街走了一会儿，想找辆雪橇，也希望车夫刚开工，而不是忙了一整夜，喝得大醉、半醉、宿醉或是“波德维佩夫奇耶”———也就是微醺时再度开工。他还想要一匹看起来耐得住性子的马。他在转角处叫住一位车夫，灯光下，车夫的衣领翻了起来，衣领之上的脸很小，长着斑，一副逆来顺受的模样。

“去亚历山大火车站。”

“是布列斯特火车站。”车夫说。很明显，他拒绝弃用旧站名。总的来说，这倒是令人心安。

“等我们到了那里，你得先等着，不过我说不上得等多久。”

“有行李吗？”

“有三个孩子，外加一只脏衣篮。我不知道还有些什么。”

马在雪地里缓步前行，吃力地爬上了诺温大街后，又自个儿寻着路下了坡，走向普列斯尼亚区。它很习惯这样的路线，要知道，若地势陡峭，上下坡会收更多钱，可这并非去火车站的最快路线。

“转弯，老兄。”弗兰克说，“走另一条路。”

车夫看似毫不惊慌，只是在路中央掉转了方向，冻雪则被刮出一道道形同灰色田垄的痕迹。马儿受了惊，想要振作起来，却四蹄交错，步伐笨拙，仿佛什么乱了方寸的生物。马肚子咕咕作响，马儿再三咳嗽，光听这些声响，似乎这不是一匹马，而是一台出了故障的机器。等到他们安定下来、沿着特维尔大街一路小跑的时候，弗兰克问车夫是否有孩子。车夫说，他的妻子和家人不在他身边，被留在老家罗维克村，他自个儿谋生计。嗯，可到底有几个孩子呢？两个，不过霍乱时都死在了罗维克。他妻子既没钱，又没门路，弄不来可以证明孩子们死于其他病症的文书，于是他们只能被埋在瘟疫公墓，可没人知道公墓在哪里。说到这儿，他拘谨地笑了笑。

“怎么不让妻子来给你做个伴儿呢？”

车夫说，女人只能彼此做伴。她们为彼此而生，整个白天都聚在一起聊天。到了晚上，她们便累得一点用处也没有了。

“可我们不该独自生活。”弗兰克说。

“生活是会修正自己的。”

他们不得不把雪橇停在火车站后面的货场。车夫不是那种脑子灵光的人，别人不许他在车站入口处候着。

“我尽快回来。”弗兰克边说边给了车夫些茶水钱。这话只能算是笼统的鼓励，除此之外毫无意义，不过车夫也明白这一点。雪正轻轻落下。车夫吃力地拽出一大块四四方方的绿色油布，盖在了马儿身上，马儿耷拉着头，打着盹儿，做着梦，梦到了夏天。

货场为环形线铁路提供服务，该铁路环绕整座莫斯科城，将货物从一个仓库送往另一个。雪橇到达货场时，一批来自东边某家工厂的金属小十字架也正好送到。两个男人正仔细核对许许多多用稻草编织的盒子。

弗兰克走过卸煤处和储藏室，穿过火车站洞穴似的后门入口。一缕灰暗的光线从高处透过玻璃穹顶射了进来。那里人不多，其中一些显得失魂落魄，他们常出没于车站和医院，期望当着那些焦头烂额的人的面———他们道别、重逢、抱恙、谢世———寻到些许人生意义。其中有几位正坐在火车站餐馆的角落里，既不好奇、又不愤恨地看着那些有钱在闪亮的栏杆前或柜台旁点餐的人。

站长不在那里。“长官在自己的办公室。这里是茶点室。”男侍说道。“是呀，”弗兰克说，“不过，早些时候，他夫人不是带着三个孩子来过这里吗？”“他夫人从没来过这里，她不住这里，她在长官家。”一位又高又壮的女侍者用胳膊肘把他推向一旁，同时抬起吧台的折叠板，走了出来。“三个英国小孩，一个棕头发、蓝眼睛的女孩，一个棕头发、蓝眼睛的男孩，还有个睡着了的小女孩，她的眼睛是闭着的。”“他们身边有只脏衣篮吗？”“是的，那个小女孩坐下的时候，把腿搁在了篮子上，她的腿太短了，好像还够不着地吧？”

“孩子们现在在哪儿？”

“他们被带走了。”

女侍者双臂交叉、放在胸前，似乎在质疑或是谴责他。她说话带着格鲁吉亚口音；他知道，仅仅将格鲁吉亚视作一个充满玫瑰和阳光的国度，这种想法非常愚蠢。格鲁吉亚人喜怒无常，但以此为荣。弗兰克说：“不管怎么说，你都不用担这个责。你用不着盯着茶点室的每个人。”她随即让了步，急着想取悦弗兰克。

“他们不是您的孩子。我看得出来。您不会让他们就这样来到这座城市，连个照顾他们的人也没有。”弗兰克问站长住在哪里。他家在普列斯尼亚区，位于公墓和弗拉索夫砖瓦厂之间。

他再次穿过煤场那片经过打扫、被车轮碾轧过的雪地。马儿站着，一动不动；远远望去，白茫茫一片，只见车夫走出了男厕所。他同意在弗兰克步行去不远处的普列斯尼亚区期间原地待命。

支路上散落着煤渣、马车上的弹簧、废弃的铁块，还有上了一层黄釉、曾一度用来给博特金牌茶叶以及杰伊斯牌消毒液做广告的锡条。沿路每隔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些木屋，它们被造得比地面高出两级木质台阶；弗兰克发现，这些屋子的入口都在屋后，跟村里一样。他根据指引到了十五号，屋子的后门实际上并未上锁。他走了进去，关上后门，发现身前还有两扇门。

“有人在家吗？”他大声问道。

右边的门开了，他的女儿多莉出现了。“你早该来了。”她说，“真的，我们不该待在这里。”

屋内，铺着油布的桌子被推到了右手边的角落里，这样一来，便没人能背对圣像画和照射它们的昏暗灯光落座了。安努什卡靠着脏衣篮睡觉，本在桌旁看报，这份《戈比报》专门登些强奸和谋杀之类的消息。可他抬起头来，说道：“要是你乘坐的火车行驶在主干线上，轨道旁的柱子间距是二十分之一里，如果火车两秒钟能行驶这么远，那说明你的速度是每小时九十里。”

“到底是怎么回事？”弗兰克问，“谁在照看你们？你们中途迷路了吗？”

一位身着罩衣、深色皮肤的女子走了进来，照她的解释，她不是站长的妻子———若真有其人的话———而是在必要时来搭把手的厨娘。

“她一天只挣八十戈比。”多莉说，“她得做那么多事，这些钱可不算多。”她抱住那女人的腰，柔声用俄语说道：“你挣得还不够多，对不对，小妈妈？”

“我先把该给别人的钱都付了，”弗兰克说，“然后直接回利普卡街。恐怕我们必须叫醒安妮了。”

孩子们的外衣正在炉子上烘干，一同烘干的还有站长的另一套制服，以及一堆铁路上用的毯子。取下桦木衣架的人仿佛正灵巧穿梭于船帆下。就在别人费劲儿给安努什卡穿皮外套的时候，她醒了过来，问自己是否还在莫斯科。“嗯，还在。”弗兰克答道。

“那我想去缪尔商场。”

缪尔和梅里利斯是一家百货商场，安努什卡几乎每次去那里都会收到精明的楼层经理额外送给她的小礼品。

“现在可不行。”多莉说。

“要不是安努什卡，”本说，“我想妈妈也有可能带上我们。我也不确定，但我觉得有可能。”

整栋房子开始摇晃起来，不是渐渐地，而是突然摇晃起来，有人在猛拍靠外面的那扇门。厨娘在胸前画起了十字。拍门的是驾雪橇的车夫。“我可没想到你会用这么大的气力敲门。”弗兰克对他说。

“还得等多久？多久？”

与此同时，站长从屋子正门走了进来，也许他想弄明白自己家里发生了什么。大概只有他走正门。这意味着所有人———弗兰克、孩子们、厨娘以及站长———只好一起再坐上半小时。安妮的外套只好再次脱下来。她立马再次睡着。站长拿来钥匙，打开橱柜，从里面取出茶和樱桃果酱。厨娘突然宣称自己无法忍受和她的多莉、她的达里娅莎分开，还说多莉长得特别像小时候的自己。站长依然戴着他那顶红色的制服帽，他哀叹自己在亚历山德罗芙娜遇到了困难，被一群外国游客纠缠不休。他的时钟全都与圣彼得堡时间保持一致，十分准确，比欧洲中部时间早六十一分钟，比格林尼治时间早两小时一分钟。这群游客到底有什么难处呢？

“你可以让人把你调到顿涅茨盆地去。”本提了个建议。

“你儿子多大？”

“九岁。”弗兰克说。

“告诉他，亚历山大火车站的站长已经是最大的官了。没什么官比这个更大。国家的铁路部门也没办法让我做更大的官。可这也不怪他，毕竟他还小，再说他妈妈也不在他身边。”

“说到这个，那你妻子呢？”弗兰克问。原来是这么回事：站长的妻子在莫斯科没有信得过的人，便回乡下老家去，想再招些女侍，为春天做准备。他们打算离开时，车夫才头一回说那匹马已经老了。

“到底有多老？”本问，“你知道吗，它们到底能活多久，是有规定的。”车夫说他是个小鬼头。

“这些孩子全都是小鬼头。”弗兰克说，“现在，我希望把他们送回利普卡街上的家中。”

他们本有可能一去数载。全家人，整栋房子，似乎在边笑边哭。这场狂欢———他们觉得这就是场狂欢———只有杜尼亚莎缺席。她几乎立刻走到弗兰克面前，索要她的国内护照，若旅行距离超过十五英里，就需要这本护照，而护照得交给雇主保管。她想离开，在这个家，她受到了种种批评，已不再开心。弗兰克从书房的抽屉里取出护照，他把这类物件全都锁了起来，藏在书房。他觉得自己像是个伤好了一半的人，生怕伤口恶化，所以不去管它反倒更好。内莉没有托孩子们给他带口信，她只字未说；他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别想这件事了，否则他可能会承受不来。他父亲一向认为，人的思想非常灵活，无边无际；他还认为，依照事物的本质，从没有人要求我们去承担超出我们承受范围的事情。弗兰克总觉得父亲的想法很可疑。去年冬天，印刷厂的一位机械工人在夜里去了离温达瓦火车站不远的某地，躺到了铁轨上。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妻子带着她的情人住到了他们家。可火车轴距的高度使得火车刚好打他上方经过，到头来，他毫发无损，倒像个醉酒的农民。四辆火车驶过后，他便起身乘有轨电车回了家，此后则如常工作。人的忍耐是否有个限度？这件事让这个问题没了定论。

屋子里依然弥漫着一种愉悦的氛围，这种氛围蔓延到院子里，连看院子的狗和关起来过冬的鸡也明显受到了感染。这时，多莉穿着叶卡捷琳娜文理中学的棕色校服走了进来，让弗兰克给她辅导家庭作业，毕竟她九点钟得到学校。她摊开自己的地图册、尺子，以及地理课的练习册。

“我们正在研究不列颠群岛。我们得标出工业区以及主要用来养羊的地区。”

“你把这些都带上了火车吗？”弗兰克问。

“是的。我觉得它们可能会派上用场，哪怕我再也不会回叶卡捷琳娜了。”

“你们不在的时候，家里挺冷清的，总之，就是有些冷清。”

“我们也没离开多久。”

“够久了，我都能体会你们不在到底是什么滋味了。”

多莉问：“难道你不知道妈妈在做些什么吗？”

“老实说，多莉，是的，我不知道。”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她迅速补充道，“这对她来说挺难的。要知道，之前她可从没照顾过我们，杜尼亚莎把事情都做了。安努什卡不肯乖乖坐着。妈妈找服务员要了一点缬草汁来让她安静些，可服务员没有。当然，我们本该自己带一些，可我没收拾行李。你就不该指望她自个儿应付得过来。她不得不把我们送回来，我们只会拖她的后腿。我觉得你对她的要求太高了。”

“我不这么觉得，多莉。我很清楚自己在想些什么，你妈妈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