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地区的一年级儿童

我们的记录表明，各个群体的兰花型猴子与幼童往往会经历（或表现出）消极情绪，该现象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即高反应性兰花型儿童不仅更易受伤与感冒，而且更易患心理疾病。这赋予了我们的研究更加深刻的意义。我们很有可能正在新知识的边缘徘徊，它不仅关乎生理健康问题，也关乎心理健康问题，以及这两者如何影响人生。

我在联邦政府的猴子农场逗留期间，加入了麦克阿瑟基金会组织的精神病理与发展研究网络，还结识了十几个出色的同事。通过那个研究网络，我了解到威斯康星州家庭与工作研究项目（WSFW）以及其领头科学家——来自威斯康星大学精神病学系的社会学家玛丽莲·埃塞克斯。1990年，她和同事开展研究，调查570名怀孕中期的妇女及其伴侣，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该项目最初的目的是调查女性产假与回归工作岗位的过渡情况，但是随着时间推进，玛丽莲意识到，它可以发展成一项弥足珍贵的研究。这是一项纵向的（跨越时间）、前瞻性的（展望未来）研究，从孩子出生前就开始观察，一直记录他们的成长、变化与稳定性。调查对象大多为白人女性，平均年龄29岁，处于怀孕中期，且95%已与孩子父亲结婚（毕竟这是在威斯康星州的中心地带）。WSFW定期仔细地收集各类数据，包括社会环境及社交关系、压力源与逆境、儿童发展、从胚胎期到高中毕业的心理与生理健康状况等，这些都是相当丰富的资源，帮助我们洞察兰花型与蒲公英型儿童的成长发育情况。

我们研究小组关于实验室压力活动的成果正要显现时，威斯康星州的那群儿童刚从幼儿园毕业，即将进入一年级，准备迎接第一次“真正的校园生活”。我和玛丽莲发现应激反应似乎能反映儿童对社会环境的特殊生理敏感性，正是由于这些证据，我们决定要为WSFW的一群儿童增加应激反应测试。这一附加实验至关重要，且迫在眉睫。然而，它同样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1998年那个稍纵即逝的夏天，我们在麦克阿瑟研究网络的帮助下，开始设法在威斯康星州，测量那群即将进入一年级的儿童的战斗或逃跑系统与皮质醇系统的反应强度。把孩子从威斯康星州乡村地区带到大学实验室既不可行也不现实，所以我们决定将实验室搬到孩子身边，也就是这些孩子所在的社区与车道。这意味着我们要把一个设备齐全的儿童心理实验室塞进一辆足球妈妈^[3]式灰色雪佛兰面包车里。这辆车过去的使命是接送威斯康星州某家庭的孩子与宠物狗，如今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设备精良的现代化压力实验室。

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魔方——车内空间只有普通厨房大小，却要容纳视频电视监控器、生理测试仪器、若干样品瓶、一个冰箱、所有的测试材料、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两名实验助理以及一名6岁儿童。我们使尽浑身解数，将所有座位拿出又拿进，测试区从后侧移动到前端或中间，门开了又闭。最后，经过一周的尝试，我们的工作人员成功布置好实验室。如下图所示，被测试儿童与实验助理占据了最大的空间，位于驾驶座与乘客座的正后方。另一名实验助理坐在他们后面，负责监控实验设备读数，在时间日志上做笔记，控制孩子们观看的视频片段并记录反应值。

然后，我们很快发现，威斯康星州的夏天闷热潮湿、蝉鸣声声，封闭的车厢里挤着三个人，外加许多运转着的电子设备，内部温度热得令人窒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又购买了一个工业用空调安装在前方的乘客座处。所有实验设备都由一根重型电源线连接到家庭车库的插座上。我们的移动儿童实验室已准备就绪，它就像圣诞节时格里斯沃尔德^[4]的家一样亮闪闪，里面装备齐全，可以触发并测量压力系统反应，收集并储藏唾液样本，记录儿童的行为。车厢内虽然略显拥挤，但也能保证被测试儿童与实验助理的舒适度。

1998年夏天于威斯康星州路边，我们将儿童精神生理实验室移置到一辆1995年制造的雪佛兰面包车内。

那年夏天，在威斯康星州，我们将车停到120户家庭的车道上，每一次都带着应激反应与其他各项测试值满载而归。一路上，我们看到了许多珍贵的例子，它们不断提醒着我们，儿童日常生活存在显著差异。这个他们称之为家的世界平凡普通却又挑战重重，有时他们能茁壮成长，更多时候却要努力适应才能活下去。面对停在车道上的实验室，有些家庭成员和孩子惊恐万分，他们的邻居也蜂拥而至，好奇不已。有些孩子躲在卧室与橱柜里不敢出来，有些则蹦蹦跳跳地迎接我们，也有些孩子惊恐万分，需要得到父母与工作人员的反复保证才同意合作，还有些孩子带着值得庆祝的胜利，像英雄一样从面包车里出来，到家门前的草坪上迎接伙伴们的称赞。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求取的生理反应测量值，可以用于研究早期心理健康问题——既可用于当下，即孩子们将进入一年级时，也可以用于将来。当孩子们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心理问题会变得更加明显，甚至还会酿成悲剧。我们发现，一方面，相比于没有任何早期心理问题迹象的儿童，有忧郁、焦虑等内显症状的准一年级学生们战斗或逃跑系统反应明显要强得多。另一方面，蒲公英型儿童——占比80%的、反应值较正常的儿童——则没有表现出任何明显的心理健康症状。从威斯康星州的小学生身上，我们得到了新增证据，即反应值较高的兰花型儿童更易表现出忧郁、焦虑等心理健康症状，而反应值正常的蒲公英型儿童则几乎没有心理行为问题，哪怕有也很少。这个全新儿童样本来自完全不同的地区，他们验证了我们原先的发现，让我们激动不已。

可是，当这些威斯康星州的一年级学生成长发育为脆弱的青少年，需要应对挑战、处理中学阶段及之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与社交关系时，他们又会怎么样呢？一年级前夕的夏天，我们所测得的反应值，能预测几年后他们心理问题的差异吗？当他们踏入青春期这个情绪荆棘丛以后，兰花型儿童与蒲公英型儿童之间的差异，还会像我们目前发现的那样惊人吗？

等到这群儿童13岁，进入七年级时，我们又一次测量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症状。这一次，我们不再将六年前收集到的反应值与压力值，与此次数据相比较，而是尝试着通过当年的数据，预测这些正处于青春期初期的孩子的心理健康状况。科学家们总是喜欢此类纵向分析，因为相比于截面数据（静态数据），纵向分析得出错误结论的概率较低，且更有可能揭示因果联系。我们以这些儿童一年级时教师们做的师生矛盾评估，以及当年在面包车实验室里获取的生理及行为测试值作为预测因子，以七年级时母亲、教师以及儿童本人填写的心理健康症状反馈表作为目标结果。

结果显示的就是我们如今已经十分熟悉的特殊敏感性模式。战斗或逃跑系统反应强烈、行为内向的兰花型儿童将来的心理问题可能是最严重的，也可能是最轻微的，具体视一年级时与教师的相处情况而定。高反应性儿童若在一年级时师生矛盾不断，那么即便是在6年后，他们的心理问题依旧十分严重；同样是高反应性儿童，若一年级时师生矛盾较少，他们的心理问题会远低于其他人。相比之下，不那么敏感或害羞的蒲公英型儿童基本不受师生矛盾影响，即使有影响也很小。这更加有力地说明了差别易感性。生理与行为反应值不仅能预测当下的心理健康状况，还能跨越时间，与六年后青春期初期的心理问题相关联。

一年级的早期教室环境与七年级的精神病理症状存在着跨越时间的紧密联系，其中威斯康星州的两名儿童就是有力代表，让我们难以忘怀。其中一个是个腼腆的兰花型男童，1998年那个夏天，不仅是为了让他进入停在他家车道上的车厢实验室，就连让他走出家门，都需要我们好言哄骗。六岁的他体格瘦弱、发色金黄，两颗上门牙已经掉落，每当他羞涩一笑时，两颗门牙的位置仿佛可以轻松容纳一辆小卡车。早在我们上门前一天，他就已经明显表现出局促不安。我们进门寒暄时，他一直躲在妈妈裙子后面，他的第一口唾液样本满是皮质醇，你几乎可以看到里面的激素，就像浮在油层上方的醋那样明显。在车厢里，他的兰花型生理特征展露无遗，面对我们准备的每一项挑战，他都表现出了战斗或逃跑反应。尽管这名男孩面对压力源反应强烈，对几周后的开学也紧张不已，但是他在学校表现优异，也碰上了父母梦寐以求的那种老师，等到七年级时，他已经成长为一名健康自信的中学生，没有任何心理健康问题。

另一名孩子是个双眸乌黑的蒲公英型女童，在许多方面都与上述男孩截然相反，她老练而又激动地在门口迎接我们，急切地想要上车一探究竟，滔滔不绝地讲述着她的暑期活动和对一年级的热切期盼。她的唾液样本里几乎没有检测出皮质醇，她的战斗或逃跑系统也对我们施加的适度压力源几乎毫无反应。虽然从一年级到七年级一直和教师偶有矛盾，而且一年级时师生关系极其紧张，她还是像只快乐的燕子轻松地度过了公立学校的7年，且在此期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以上两个例子一方面表明兰花型儿童，部分归功于自身对学校的接纳性和敏感性，可以在积极的、鼓励性的校园环境中大放异彩，另一方面也说明蒲公英型儿童虽然有时身处混乱的校园环境中，但凭借自己的乐天派性格也可以保证童年期不受心理问题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