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屠呦呦 青蒿素的发现之旅

屠呦呦，药学家，浙江宁波人，生于1930年，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2011年9月，她因发现治疗疟疾的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而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本土科学家。

“523项目”中的年轻人

1965年，中南半岛疟疾肆虐，发病率和致死率不容忽视，急需全新的抗疟药。当时，疟原虫已经对抗疟药物氯喹产生耐药性，变异后，疟原虫将抗疟药排出消化器官的速度快了50倍，恶性疟疾致死率飞速上升。

在蚊虫大军的包围下，人类像被海水日夜吞噬的小岛，无计可施地、渐渐地被逼入绝境。

我国决定发动顶尖科学家为当地提供帮助。1967年5月23日，“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协作会议”召开，确立了研究防治疟疾新药的项目并正式定名为“523项目”。

那时，“文革”已经爆发，全国范围内还在进行的大协作科研项目只有两个，一个是“两弹一星”，另一个是“523项目”。但当时国内的科研人才十分匮乏，“523项目”不得不四处寻找年轻的科研人员。

1969年1月，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屠呦呦加入了“523项目”。

这位“年轻人”39岁了，留着短发，带一副黑框眼镜，笑起来十分温柔，可在实验室里晃动烧瓶的样子又严肃到令人生畏。

接到任务之初，屠呦呦特别兴奋。“文革”中所有的科学研究都暂停了，但“523项目”是高层特批，不受影响。她因为专业对口，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

“我很年轻，而且雄心勃勃，”屠呦呦后来回忆说，“很高兴在那个混乱的时候有事情做。”

然而，“523项目”的科研难度远远超过当时科研人员的想象。

它包含了三个难度极大的目标，并且要求科研人员在3年内全部实现：一是耐药恶性疟的新型防治药物，二是耐药恶性疟的长效预防药物，三是驱蚊剂。

由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性，任务还增加了苛刻的条款，比如，要求研究出一种或多种口服或外用驱蚊剂（口服驱蚊剂要求驱蚊时效12小时以上，外用驱蚊剂要求驱蚊时效24小时以上），而且所有药物除满足药效强、副作用小的常规要求外，还必须实现“一轻”（体积小、重量轻）、“二便”（携带和使用方便）和“五防”（防潮、防霉、防热、防震、防光）。

直白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项目启动之初，“要什么没什么”，除了电、水和显微镜，屠呦呦只有七口大水缸，在平房中用土法尝试萃取。实验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需要其他设备时，他们还得去其他科研单位临时借用。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杂志在《中国革命性的医学发现：青蒿素攻克疟疾》一文中指出：“真正让外国同行刮目相看的是，中国研究人员在进行高尖端的科学实验时，使用的全都是西方国家早已经弃之不用的落后仪器。”

那时，屠呦呦已经有两个年幼的可爱女儿。为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她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一个女儿被送进全托托儿所，另一个女儿被送回了宁波的外婆家，很长时间才能见到母亲一面。

屠呦呦的丈夫李廷钊是苏联留学生，从列宁格勒加里宁工学院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的北满钢厂工作，后又先后在马鞍山钢铁厂、北京钢铁学院、国家冶金部工作。在他眼中，屠呦呦“和一般女孩不一样”，“心胸开阔，精力都在工作上”。

那几年，屠呦呦一心只有科研，她不怎么擅长照顾自己，经常找不到东西，行李箱也乱糟糟的。李廷钊一直支持她。从新婚到晚年，家里买菜、购物、做家务的大小事全部由李廷钊负责。新婚后，中学同学陈效中去小两口家串门，感慨“人家新婚夫妻家里很喜庆，他们家却有浓浓的学习氛围，家里全是书”。

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美国著名记者劳里·加勒特写道：20年前，实地工作的流行病学家都是货真价实的人才，实地考察、实验室研究、生物分离，他们样样都行……问题在于金钱，或者说是无法赚大钱。任何一个25岁、聪明能干的年轻科学家都看得出，当一名“疾病牛仔”从经济上讲是没有前途的。

但在1969年的中国，屠呦呦和年轻的科学家同伴们丝毫没有这个困扰，那种心无杂念反而造就了一种纯粹：一方面，在“参与阶级斗争”和“做研究”两个选择中，他们对后者求之不得；另一方面，他们和那个时期几乎可以称为“时代特产”的理想主义者们一样，相信生命力燃烧造就的奇迹，摆在他们面前的唯一目标就是找到那种理想的药物。

传承葛洪医术，研究创新成药

“人体”是一个复杂又精妙的系统，我们对其知之甚少，已被刮开涂层的生理学知识远不足以帮助药学家以个体的短暂一生为尺度，找到梦中的化合物。

到1971年年初，包括屠呦呦所在的中医研究院在内，参与“523项目”的科研机构超过60家。寻找抗疟药的科学家们在两条道路上求索：一条是筛选成千上万的化合物，靠撞大运求成功；另一条是搜索传统中医药文献，派研究员深入乡野，向疟疾高发区的民间医生寻求秘方。

第一条道路，在整个“523项目”开展期间，累计合成的化合物达万种之多，依次筛选4万多个样品后，初筛得到有效化合物近1000个，38个经过临床试验前药物、毒理研究，29个进行了临床研究，最后只有14个通过专业鉴定具有潜在的使用性。如果从筛选开始计算，失败率超过99.9%。

屠呦呦走的道路是第二条。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用草药抗疟退烧的历史。早在1941年，药理学家张昌绍就根据历代本草方书记载，实验性地用中药常山在南部沿海地区治疗疟疾。1946年和1948年，他先后在世界顶级期刊《科学》和《自然》上发表文章，讨论常山碱的抗疟效果。然而很遗憾，1967年张昌绍离世了。

继续研究常山成了屠呦呦的工作核心。她渴望消除常山碱引发的剧烈呕吐症状，一举攻克目标。她挑选了许多中药材来配伍常山碱，但事与愿违，最好的组合也只对鸽子的呕吐模型有效，对猫的呕吐模型无效。

重新筛选了大量样品后，屠呦呦将注意力转向了厨房中的常见调料——胡椒，其提取物对鼠疟模型疟原虫的抑制率可达84%。也许胡椒才是对的！

1969年盛夏，正值疟疾高发期，屠呦呦携带样品前往海南，用胡椒加辣椒和明矾进行临床验证。希望落空，胡椒只能减轻症状，却无法使患者体内疟原虫转阴。

失败后的第二年，屠呦呦研究小组仍在研究胡椒哪里出了问题，并且开始注意到青蒿。但对青蒿的研究一度因找不到方向而陷入停滞：青蒿研究因为水煎剂无效、乙醇提取效果不稳定而没有进展；他们艰难地筛选100多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200余个，期望通过不懈的努力触发一点点运气的降临，但并没有成功。

屠呦呦研究小组有三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人担任助手，负责提取药物、筛选，另外两个人做动物实验。那时他们重点做过青蒿的实验，抑制率只有68%，已算不错，但做复筛后，抑制率却降到40%甚至更低，他们甚至一度放弃了青蒿。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最艰难的是抉择：在希望渺茫的时刻，是全力以赴，还是索性放弃？

难道史书记载不可信？难道试验方法不合理？难道中医药这个宝库就发掘不出宝来？“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屠呦呦的执拗和坚持带动着大家。一个被思绪困扰的夜晚，屠呦呦阅读东晋葛洪的医书《肘后备急方》中的“治寒热诸疟方”，被灵感击中。古方上说“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屠呦呦注意到动词是“绞”——用手握住浸泡后的青蒿并拧出汁液来，而不是常见的“煎”，她意识到也许问题的关键在于温度。

屠呦呦没有错过这个一闪即逝的珍贵念头，她改变了提取流程，采用乙醚低温提取。在显微镜下，乙醚低温萃取的青蒿粗提物杀死了小鼠体内100%的疟原虫！

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中，屠呦呦提到围绕这个念头的一系列实验：“青蒿成株叶制成水煎浸膏，95%乙醇浸膏，挥发油无效。乙醇冷浸，控制温度低于60℃，鼠疟效价提高，温度过高则无效。乙醚回流或冷浸所得提取物，鼠疟效价显著增高且稳定。”

那是一种丑丑的黑色膏状粗提物，但它带给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感受无限接近于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希望。

然而，得到研究成果后，屠呦呦却无法找到配合的药厂，只能用水缸灌满乙醚，浸泡青蒿提取样品。

那时，实验室非常简陋，没有排风系统，如果纱布口罩不算，也没有防护用品。小组成员们很快出现头昏、皮肤过敏等乙醚诱发的症状，屠呦呦甚至被检查出患中毒性肝炎。

青蒿粗提物的效果时好时差，屠呦呦意识到青蒿的品种、部位和采收时间都对其效价有影响，这也是现代中药研究者普遍面临的问题：如何保证效果稳定、一致？最终，通过控制品种和采收时间，屠呦呦收获了效价稳定、可供临床使用的青蒿乙醚提取物。

1972年3月，在南京的“中草药专业组”会议上，屠呦呦报告了其研究小组的青蒿研究进展，“还写了大字报，讲了是怎么提取的，一步一步都公之于众”。

报告令人眼亮，但并未立即使这个科研项目调转船头，放弃其他选择。会议结束时，决策层要求尽快测定“鹰爪”和“仙鹤草”的化学结构，而对药物“青蒿”和“臭椿”，要“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南京的会议结束后，屠呦呦研究小组马不停蹄，分离纯品化合物，终于在1972年11月成功提取到白色针状结晶“青蒿素Ⅱ”（后命名为青蒿素）。

在得到屠呦呦研究小组比较详细的研究资料后，全国多个研究机构分别独立进行了青蒿抗疟有效物质的研究，青蒿素因此还被命名为“黄花蒿素”和“黄蒿素”。后来的两年里，屠呦呦曾经在确认青蒿素为不含氮的倍半萜内酯类化合物的结构研究陷入困境后，转而求助于擅长倍半萜结构研究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共同研究后发现青蒿素是一种在自然界从未被发现的化学结构，是一种含有过氧基团的新型倍半萜内酯。

在这次发现之前，人类的抗疟药都属于含氮的化合物。屠呦呦研究小组在1973年做了化学元素分析、光谱数据分析，她后来说：“最后证明青蒿素不含氮，而是一种全新结构的化合物，我们就放心了。”

有科学家统计过宇宙中可能成为药物的化合物数量——3×10⁶²，这一数字大到人类难以想象。至此，杰出、无私的中国科学家们最终证明，在动荡不安的艰难岁月，他们凭借生命力、毅力和中医药这个宝库，才从3×10⁶²种化合物中找到了自己梦中的化合物。

在30多年后，人们了解到青蒿素发现的历史，知道了屠呦呦和她的同伴们是在何等简陋的条件下完成了世界级的发现。对当时我国的科学家来说，实际情况要难得多，那不是一时一地的难，而是百年来的落后、动荡、战乱加在一起才能被充分理解的艰难。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时间回到1930年12月30日，新一年来临前夕，宁波开明街508号的男主人屠濂规彻夜未眠。他接受过西式教育，先后在太平洋轮船公司和银行工作，已经有三个儿子。天色破晓，产房中传出婴儿“呦呦”的啼哭，好似小鹿在林中低鸣——和前三次都不一样的哭声令他幸福不已，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收到一个小女儿更好的新年礼物了。

屠濂规想要永远记得这一刻的体验，为婴儿起名“呦呦”。“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一个来自父亲最快乐的记忆和《诗经》的美丽名字。

屠濂规把阁楼上的书房开放给小女儿玩。她想吃多少香螺，就吃多少香螺。屠家出门朝东走上20分钟就能到三江口，可以看大船；朝月湖西边走，可以看天一阁——中国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里面的书几辈子也读不完。不过，屠呦呦最喜欢、最常去的还是开明街另一头的外婆家。

外婆家像一个独立的世界，正楼是面阔三间一弄、进深五柱的大屋子，五脊马头山墙，前厅和大厅是三间二弄的二层小楼。当过复旦大学教授的外祖父姚永白样样讲究，廊楼板端面都雕有卷草纹路。穿过大屋子，内院种满了树，到了秋天，满院金黄的落叶。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1941年，屠家的房屋在战火中损毁，11岁的屠呦呦随父母搬来外婆家，直到21岁考上北京医学院离开宁波，她在这座金色的院子里住了10年。在院子里同住的还有舅舅姚庆三，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在银行上班，研究“货币”，他的专著《财政学原论》是中国最早的财政教科书之一。等到舅舅后来“将凯恩斯学术思想引入中国，留下中国第一批凯恩斯理论文献，赴香港两家香港中银集团前身机构任职，推动祖国海外金融事业发展”时，屠呦呦已经长大，沉浸在医药学的美妙世界里。

16岁那年，屠呦呦染上肺结核，被迫休学在家。两年药物治疗后，她健康如初，感觉医药像作用在身体上的魔法，“如果学会了，不仅可以让自己远离病痛，还可以救治更多人”。一年半后，她返回学校，进入宁波私立高中效实中学，这也是父亲屠濂规的母校。

效实中学由一群志气相投的科学家和本地实业家创建，学费高昂，校风洋派，与复旦大学和圣约翰大学签订合约——效实中学毕业生可免试直升这两所著名大学。效实中学声名在外还因为它培养了包括生物学家童第周、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核物理学家戴传曾、无机化工专家周光耀在内的15位院士。

在效实中学，屠呦呦的学号是A342，在满教室的“学霸”里算不上抢眼，好几科成绩都在70分上下，只有生物成绩突出。同学卢珊舟回忆，对屠呦呦“印象不深，倒是同班的李廷钊比较有名，当年因为深受英语老师的魅力和理想的感染，甚至把牛奶省下来给老师”。不善言辞的屠呦呦也默默地收藏着几十年前那位老师写给同学们的信，在老师过世前复制给全班同学每人一份。15年后，中学同学李廷钊与屠呦呦在北京重逢，成为她的丈夫。

1950年，屠家无力继续支付效实中学的学费，屠呦呦转学到宁波中学读高三。宁波中学是公立体系下的名校，早年，朱自清任学校语文老师，丰子恺任美术老师。在班主任徐季子老师的记忆里，屠呦呦“作文不错，字迹工整”，给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则仍然是“不善言辞”“不爱社交”。

属于屠呦呦的世界，大门还没有打开。在对她来说沉默的中学时代，哥哥屠恒学曾写信寄给她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呦呦，学问绝不能使诚心求她的人失望。”

1951年，屠呦呦自己做出决定，填报并顺利考入北京医学院药学系。药学分为药物检测、药物化学和生药学三个专业，屠呦呦再次选择了最冷僻、选择人数最少的生药学专业。

生药指纯天然、未经加工或简单加工的植物类、动物类、矿物类药材。不像药物化学专业在读书阶段就兼修管理学、经济学，培养更经世致用之才，直通大型药厂，生药学专业通往枯燥、日复一日、很可能一无所获的药物实验室生活。一名美国药物研发学者曾这样描述这种实验室之路，他说，他的绝大部分同事都毕业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进入了拥有顶级配置的实验室，付出一生的热忱研究这些生物活性分子，最终一无所获。

北京医学院生药学的奠基人是楼之岑，这位留英博士是浙江人，出生于一个穷苦的中医世家，家里只为他支付了小学学费。因为成绩异常出色，他一路凭借奖学金从初中读到伦敦大学博士学位。他的童年记忆全是穷苦人在家门口排着长队等待求医的场景，有的病人被家人用竹担子抬来，无法想象他们这样走了多少路，父亲对他们则是有求必应。

人的选择基于他此前一系列的经历，楼之岑谢绝了伦敦大学的挽留和英国爱文思药厂的聘书，回国任教，组建了北京医学院生药学教研室。在实验室里，他遇到了年轻、寡言、极度认真的学生屠呦呦。他们都很适应实验室里缺少波澜的烦琐工作：和药材、显微镜切片、萃取剂打交道，一天又一天，提取分离有效成分、研究化学性质、鉴定化学结构。

1955年，刚毕业的屠呦呦被分配到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

这一年，我国打响了国家范围内防治血吸虫的战役。屠呦呦在老师楼之岑的指导下完成了对有效药物半边莲的生药学研究，证明了中药半边莲是治疗血吸虫病的有效药物。1958年，这一研究成果被收录于《中药鉴定参考资料》。

那是世事变幻比天气更快的年代。很快，楼之岑被迫离开实验室，前往延庆永宁公社灰岭大队接受“再教育”。他力所能及地按他的愿望工作，甚至像父亲当年一样，跟穷困的患者和赤脚医生打交道，为他们上课，对在山里挖到的中药材进行初步加工，修建了一个简易的“土药厂”，甚至自编自印《赤脚医生通讯》。

老师楼之岑影响了屠呦呦的一生。2015年12月7日，屠呦呦应诺贝尔奖委员会邀请在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演讲，她现场展示了一张老照片并介绍说：“这是我刚到中药研究所时拍的照片，左侧是著名生药学家楼之岑，他在指导我鉴别药材。”

试药人与她的同伴们

发现青蒿素乙醚提取物有效是青蒿素发现史上最关键的一步。因动物毒性实验发现了疑似的毒副作用，屠呦呦为了尽快弄清它，并且担心错过当年疟疾流行期，那样将延误一整年的时间，她和同事郎林福、岳凤先决定以身试药，第一时间住进了东直门医院，试服青蒿素乙醚提取物。

“青蒿素治疗疟疾在动物实验中获得了完全的成功，那么作用于人类身上是否安全有效呢？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在当时没有关于药物安全性和临床效果评估程序的情况下，是用中草药治疗疟疾获得信心的唯一办法。”屠呦呦说。

屠呦呦和同事们的试药结果显示“青蒿素Ⅱ”无毒，但1973年首次临床试验的5例效果不理想，屠呦呦排查原因发现，匆忙赶制的药片太硬了（用乳钵都无法捣碎），人体难以吸收，她改用结晶原粉直接装胶囊，效果立即显现。

与此同时，在云南，负责临床试验的原本是“523项目”针灸组的李国桥，他对疟疾患者进行针刺治疗，可惜银针对灭杀疟原虫毫无作用。实验失败离开疫区前，他收到新发现的黄蒿素，马上开展临床试验，效果立竿见影：服药20小时，杀灭率在95%以上。

据《纽约时报》报道，药物学者基斯·阿诺德曾经帮助美国军方研制抗疟药甲氟喹。阿诺德回忆，1979年他在云南疫区遇到李国桥，双方进行了“对抗性试验”，“中国的神秘药物击败了他的药物”。

中国的神秘药物在绞杀疟原虫的战斗中兵贵神速，然而人体代谢它的速度同样很快，任何错过了窗口期的疟原虫都会卷土重来，造成病情复燃。测定青蒿素化学结构并加以改造的科学家们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1976年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李英和广西桂林制药厂的刘旭发明了青蒿素衍生物蒿甲醚、青蒿琥酯），将青蒿素衍生物与一些药性慢但药效更持久的药物混合，形成了目前主流的抗疟联用疗法。

讲述“523项目”和青蒿素历史的书《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中这样总结：“那一代老科学家所做的研究，他们的药物挽救了世界上很多人的生命，但他们本人却默默无闻，相关的文献淹没于即使能读中文者也感到冷僻的杂志，和一般读者不容易看到的内部会议资料。”

1974年年初，北京的青蒿素、山东的黄花蒿素和云南的黄蒿素被鉴定为同一种化合物，即青蒿素。

时光飞逝，1981年，中国试点经济体制改革，历史转移了它的注意力，历时14年的“523项目”告终。协作的科学家们站在一起拍了一张可谓壮观的合影，做出卓越贡献的机构和个人领到了作为纪念的奖状，其中机构134家，个人共计85人。同年，世界卫生组织出版的《疟疾的化学疗法的进展》一书记载，美国华尔特里陆军研究院在“523项目”同期的12年中为同一目标筛选了25万种化合物，这意味着25万次失落的寻找。

迟到的报告与更迟的认可

然而，人类与疟疾的隐形战争从未停止，自诺贝尔奖诞生至今的126年间，“对抗疟疾”成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中不断出现的关键词。

1902年，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因证明了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5年后，法国医师夏尔·拉韦朗因发现红细胞中疟原虫的作用过程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的50年，陆续又有3位科学家因与疟疾相关的研究和发现获得这一殊荣。

接着，就是2015年，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新疗法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10月5日该奖项公布的当晚，因为听力不好，屠呦呦没有接到通知获奖的电话。得知消息后，她彻夜未眠。

据媒体报道，各大机构的贺信、崇拜者送来的鲜花一早就涌入她的客厅，记者们蜂拥而至，屠呦呦拿着一张连夜准备的稿纸，准备回应他们。《纽约时报》的记者还没问完，屠呦呦的家乡宁波市的市长已经带着一束鲜花进了门。

然而大约10年前的冬天，《环球人物》采访屠呦呦时，记者描述了自己在屠呦呦的办公室坐了不到5分钟就赶紧穿上棉服的体验：暖气不足，屋里太冷了，“没有任何装修，门窗简陋，一张沙发已经破得很难坐人，屋里的电器只有两样——电话和存放药品的旧冰箱”。

“后来变化是非常快的，我都觉得像坐上了火箭。”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屠呦呦唯一的博士生王满元至今觉得不可思议。

2011年，全球生命科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杂志《细胞》刊登了一篇介绍青蒿素和屠呦呦所做贡献的文章——《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作者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传染病专家路易斯·米勒（Louis H.Miller），以及他的助手、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苏新专。他们的努力为屠呦呦带来了迟到的认可。

2010年，米勒首次向诺贝尔奖评委会推荐了屠呦呦，落选后，他又将其推荐到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评委会。从这一年开始，米勒每年都会在诺贝尔奖的推荐表格上填上屠呦呦的名字。

苏新专回忆，这个举动源于2005年米勒在上海参加了寄生虫学和媒介生物学国际研讨会议，共进晚餐时，米勒向研究疟疾的科学家们请教是谁发现了青蒿素，但无人知晓。

这一幕令米勒回想到奎宁的历史。奎宁是在青蒿素出现之前应用广泛的抗疟药物，最早出现于16世纪秘鲁的印第安人之中，后来被西班牙人带回欧洲使用。然而，印第安人从未被认定为奎宁的发现者。米勒认为青蒿素的发现值得获诺贝尔奖，他希望尽其所能地避免历史重演。

苏新专说，他们开始并不知道屠呦呦。“我在网上查有关资料，查到一篇英国华人写的文章里提到了屠呦呦的工作。我又从网上查到他们单位的电话，他们给了我屠呦呦的助手杨岚的电话，我又打电话给杨岚。”

他们很快收到了屠呦呦团队寄往美国的材料，包括屠呦呦出版的专著《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在历史迷雾中，王满元认为这本书第一次展现了青蒿素的开发过程。2011年，苏新专专程飞到北京拜访了屠呦呦和“523项目”其他成员，他感受到屠呦呦的开朗、直率，他清楚地记得屠呦呦在见面中一直强调：“我不想评论别人的工作以及他们对我的评价。我们只需要看一下过程和事实。”

“许多人强调说，青蒿素的开发是一项涉及数百人的团队合作，奖励应给予团队，不幸的是，团队合作的概念并不总能在国际范围内获得认同。米勒博士问李国桥教授和‘523项目’中其他人一个问题：如果您必须选择三个对项目贡献最大的人，他们是谁？屠教授一直是第一选择。”苏新专说。

2020年秋，回忆米勒先生和他如何做出最终决定时，苏新专说：“青蒿素的开发是团队的共同努力，但我们必须确定谁是第一个将青蒿或青蒿素引入‘523项目’的人。人们并不总是区分‘发现’和‘开发’，您需要先发现一些东西，然后才能将其开发为产品。”

2011年9月23日，屠呦呦获得了被称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风向标的国际医学大奖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评委会这样描述屠呦呦：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评委会成员露西尔·夏皮罗说：“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痛苦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不常有。”

新战斗

获诺贝尔奖后，屠呦呦的名字家喻户晓。她拒绝了绝大多数采访，因为需要时间工作。她不止一次向时任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的张伯礼诉苦：“就到这儿吧，我不习惯这些场面上的事，咱们加紧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吧。”

2020年9月，王满元打电话问老师的身体检查结果。两次感谢学生的关心后，屠呦呦话锋一转，几乎像检查作业般仔细地过问了王满元最近的工作情况。“我们之间聊得最多的就是工作。”王满元说，“那一代人和我们真的不一样。”

因为年事已高，屠呦呦缺席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华伦·阿尔波特奖的颁奖仪式。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她也因身体不舒服而匆匆返回酒店休息，拒绝了包括苏新专在内的所有访客。但只要同她谈起工作，身体上的一切不适似乎又都消失了。

“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屠呦呦说，“对青蒿素的研究远远没有结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升级，希望能诞生更多的新药……我的生活非常简单，工作就是我最大的乐趣。生活的乐趣源于工作。”

屠呦呦团队眼下的工作指的是青蒿素“老药新用”和遏制青蒿素耐药性的研究。目前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的动物试验效果不错，正在进行临床试验。

获得诺贝尔奖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为屠呦呦办过一次“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获诺贝尔奖座谈会”。屠呦呦在会上不断提到对工作的担心和焦虑：

我现在年纪已经大了，但是也会为这些事情担心，联合用药确实还是存在问题，联合用药并不是说随便加在一起就可以的，已经产生耐药性的药弄在一起更会有问题产生……一直到现在，青蒿素抗疟的机理也并没有（被）弄清楚。清华大学有一位周兵同志，他也很努力地在做，组织很多单位联系在一起，希望能够获得经费支持来继续工作，但是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今天院长在这里，周兵同志还是很努力的，你回去之后再考虑考虑……我这次得奖，最大心愿就是希望形成一个新的激励机制。（让）很多年轻同志发挥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实力。

更严峻的是，屠呦呦和年轻一代的科学家如今正面临新的挑战：疟原虫正在卷土重来。这种比人类长寿数千万年的古老生物（从3000万年前琥珀化石中的蚊子体内已经检测到疟原虫），没有一刻停止进化。

如今，非洲已经出现对青蒿素耐药的疟原虫突变，如果不采取措施，假如青蒿素疗法失效，非洲将会在5年内出现7800万新增病例和11.6万例额外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原总干事陈冯富珍说：“我们治疗疟疾最有力武器的效力正受到威胁。”

对抗疟疾的项目被命名为“全球计划”，由100多位疟疾研究专家讨论决定，由盖茨基金会赞助，这个计划正在大量召集专业队伍，投入资金，目标是将目前地球上最好的抗疟疗法——青蒿素联合疗法的耐药性消灭在萌芽状态。

由国家大协作创造的青蒿素正面临新的协作，这一次是全球性的。

此时，屠呦呦已经91岁，但她还要再次投身其中。

（文/李炫特）

科学精神内核

屠呦呦的科研之路可谓艰难，她选择了最冷门的专业，又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忍受着孤独。

1951年，屠呦呦考上了北京医学院药学系，那时药学分为药物检测、药物化学和生药学三个专业，生药学专业通往枯燥、日复一日、很可能一无所获的药物实验室生活，但屠呦呦自己做出决定，进入最冷僻、选择人数最少的生药学专业。她甘愿和药材、显微镜切片打交道，去体验科学的孤独。

在注意到青蒿之后，屠呦呦的研究依旧困难重重：因为水煎剂无效，乙醇提取效果差，对疟原虫的抑制率一度达到68%，但后续实验效果很差，她和同事甚至一度放弃了青蒿。在希望渺茫的时刻，是全力以赴，还是索性放弃？屠呦呦选择了坚持，并最终奋战到神奇的发现时刻。

获诺贝尔奖后，屠呦呦的名字家喻户晓，但她拒绝了绝大多数采访，并且不止一次向上级诉苦：“就到这儿吧，我不习惯这些场面上的事，咱们加紧青蒿素的研究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