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明初遗民词派的地域文化背景

明初遗民词派是一个颇具地域性的文学流派。除了遗民身份的社会性之外，我们更为看重的是其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这一词派中，邵亨贞及钱霖、钱应庚兄弟均为松江人，陶宗仪寄寓松江，王逢隐居于毗邻松江的上海乌泾，倪瓒为无锡人，晚年寄迹于所谓“五湖三泖”间，五湖或泛指吴中一带，三泖则往往特指松江。其他几位词人中，谢应芳为武进人，舒、舒逊兄弟为徽州绩溪人，除了占籍江西新余的梁寅稍偏，其余词人皆属传统的江南地区，用现在的说法叫“长三角”地区或杭、嘉、湖地区，或者用吴熊和先生的说法叫“环太湖文化区”。

从元明之际的特殊历史方位来看，松江与吴中一带有两个最值得关注的特点。

其一，这里为张士诚故地。张士诚于至正十六年（1356）定都平江（今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为朱元璋所灭，盘踞吴中十余年，苏州、松江及太湖地区皆在其势力范围之内。据钱谦益编录《国初群雄事略》记载，张士诚颇以礼贤下士著称。该书卷六曰：“士诚据吴，颇好士。”卷七曰：“士诚迟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誉，士有至者，不问贤不肖，辄重赠遗，舆马居室，无不充足。”卷八又曰：“伪周据吴日，开宾贤馆以致天下士，其陪臣潘元绍以国戚元勋，位重宰相，虽酗酒嗜杀，而能礼下文士，故当日出于仓卒之际，而一时文章书字，皆极天下之选。”同卷又曰：“盖张氏据有浙西富饶地，而好养士，凡不得志于前元者，争趋赴之，美官丰禄，富贵赫然。”(9)如此再三申说，可见钱氏虽口称“伪周”，实有歆羡表彰之意。此与焦竑《玉堂丛语》卷七称张士诚“开府平江，文士响臻”八字，适可互相印证。对于那些拒绝征聘的文士，如杨维桢、秦裕伯、陶宗仪等人，张士诚亦不予追究，听凭他们来去自由。因为这样一些宽简优裕的政策环境，张士诚这样一个“以操舟运盐为业”的粗人，能够受到三吴地区文人的认可与支持，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朱元璋在历时一年有余才攻下平江之后，对张士诚羽翼之下的三吴文士及巨室故家的报复也是极为苛刻的。方孝孺《采苓子郑处士墓碣》所谓“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室”(10)，吴宽《莫处士传》所谓“皇明受命，政令一新，富民豪族，刬削殆尽”(11)，都是以朱元璋平吴之后的报复举措为背景的。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军队攻下平江，为惩罚苏州士绅对张士诚的支持，“乙巳，置苏州卫指挥使，徙苏州富民实濠州”(12)。洪武三年六月，又从苏、松、杭、嘉、湖五郡徙四千余户往临濠。(13)类似的说法，在谈迁《国榷》、查继佐《罪惟录》诸书中皆可寻得印证。

这里所说的濠州或临濠，是朱元璋的老家。洪武二年十月，诏以临濠为中都。而在洪武初年迁徙临濠的，不仅有三吴地区的富室巨族，还有那些朱元璋恶其余胥的三吴文人。以富室而兼文人风雅主持的顾瑛，洪武元年三月被流放临濠，次年二月即病死在那里。《元诗史》的作者杨镰先生敏锐地指出：“流放地临濠在明初的社会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流放临濠，很长时期都是文人士子的噩梦，民间有许多有关的传说。”(14)

明王朝前期对于文士的摧残戕害，在历朝历代都是最为突出的。如果说文人们最为怀念的是宋代，那么最为憎厌乃至诅咒的应该就是明代，尤其是明初。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士多不仕”条说，“明初文人多有不欲仕者”，而“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例如：

宋濂以儒者侍帷闼十余年，重以皇太子师傅，尚不免茂州之行，何况疏逖素无恩眷者！如苏伯衡两被征，皆辞疾，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死。郭奎参朱文正军事，张孟兼修史成，仕至佥事，傅恕修史毕，授博野令，后俱坐事死。高启为户部侍郎，已放归，以魏观上梁文腰斩。张羽为太常丞，投江死。徐贲仕布政，下狱死。孙蕡仕经历，王蒙知泰安州，皆坐党死。其不死者，张宣修史成，受官，谪驿丞。杨基仕按察，谪输作。乌斯道授石龙令，谪役定远。此皆在《文苑传》中。当时以文学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桢等之不敢受职也。(15)

赵翼所举各例，不过是明初较为著名的文人而已。以洪武年间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大狱而言，被处死的官员及牵连得罪者多达四百人。如著名画家文人王蒙，史称其坐胡惟庸案被杀，而最后认定的“犯罪事实”只是他曾经在丞相胡惟庸府上作过画。《元诗史》的作者杨镰先生不禁感慨道：“这样的罪名连以‘莫须有’为岳飞定罪的秦桧等也未必敢于认定，只有朱元璋能‘拿得出手’。”(16)其他如高启应邀为苏州太守魏观重建府衙撰《上梁文》，因其中用“龙盘虎踞”四字而被腰斩；徐贲虽官至河南布政使，却因过境部队告他“犒劳不时”而下狱，不久瘐死狱中；杨基出任山西按察使，亦以事罢免，谪服苦役，最后即死于工所……事实上，朱元璋对于王蒙、高启、徐贲、杨基这些文人之所以特别严苛，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除了对文人的忮刻偏见之外，应该和他们同为吴地文人有关。

检点相关材料，明初文人被谪临濠的，有确切记载的有以下数人。洪武元年，被贬临濠的有吴县杨基（孟载）、武进徐贲（幼文）、永嘉余尧臣（唐卿）、昆山顾瑛，洪武二年有松江夏文彦（士良），洪武五年有长洲申屠衡（仲权），洪武六年有山阴唐肃（处敬），江阴张宣（藻仲）。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苏州、松江一带人。余尧臣籍贯永嘉，而寓居吴中（吴县）。张宣是邵亨贞的女婿。夏文彦、申屠衡则是邵亨贞的密友。观此，则邵亨贞入明之后的情怀郁结就是很自然的了。此数子中，杨基、徐贲、余尧臣三人，明确说是因为曾入张士诚幕而被谪居临濠的。

顺便说明一下，关于杨基诸人谪居临濠的情况，诸书每有误解。其实曰濠州，曰临濠，曰钟离，实际是一回事。临濠即濠州，府治在钟离（今凤阳县临淮镇）。杨基有《梦绿轩》诗记其谪居临濠事，小序中云：“余与徐君幼文，同谪钟离，结屋四楹，幼文居东楹，余居西楹……”又徐贲由临濠归苏州，友人高启有诗，题为《徐记室谪钟离归后同登东丘亭》。这两处所说的钟离都是指临濠。至于不用临濠而用钟离，或因后者字面更为古雅之故也。在明初诸人诗文中，谪徙临濠往往有不同的表述。如顾瑛谪临濠一事。《明史》本传称：“及吴平，父子并徙濠梁。”《元书》本传称：“明初，以元臣（按即顾瑛长子顾元臣）为元官，例徙临濠。”顾瑛诸友人中，谢应芳《龟巢稿》卷四《祭顾玉山》诗曰：“挈家赴临濠，星言去程速。”袁华《耕学斋诗集》卷六有诗作《分题得南武城送顾仲瑛之濠梁》。顾瑛《玉山逸稿》卷四《登虎丘有感》诗后跋语云：“仆将发濠梁，因登虎丘……”稍后之吴宽则往往称临濠为“中都”。《匏翁家藏集》卷五十一《跋桃源雅集记》云：“玉山在国初，以其子元臣为元故官，从诏皆徙居中都。”又同本集卷十三《题元顾仲瑛玉山佳处卷后》诗云：“栩栩百年真梦境，濠梁还见旧题铭。”句后注曰：“仲瑛后迁中都，家于庄子观鱼台旁，题其屋曰梦蝶。”这几种说法之中，濠梁本来最不正规，如果说临濠、濠州、凤阳、钟离皆为此地之本名，濠梁则只能说是别称。但既然庄子早有濠梁观鱼之辩，顾瑛又有梦蝶庵，吴宽此处称濠梁还是颇为切题的。

其二，在元末近二十年的战乱中，松江、苏州一带基本保持着浓郁的人文氛围与优裕的生活环境。虽然在至正十六年丙申（1356）正月，昆山顾瑛的玉山草堂亦被乱兵占据，二月至四月，松江城内更发生了苗人之乱，但总起来看，在近二十年的战乱中，这一带还是相对安定的。

苏松一带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元明时期的文人，描绘这一带的自然风貌，常用的概念有两个：一个是五湖三泖，一个是九峰三泖。明代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云：“苏、松乃五湖三泖积水之乡。”所谓五湖，一般认为是指今太湖及其附近的长荡湖、射湖、贵湖、滆湖；三泖则指松江西的泖湖，具体又分为上、中、下三泖。至于称“九峰三泖”，则主要指松江地区。因为三泖固在松江之侧，九峰则是松江境内十几座小山丘的总称。杨维桢《干山志》有云：“华亭地岸海，多平原大川，其山之联络于三泖之阴者十有三，名于海内者九。”这就是九峰三泖的具体解释。

关于松江的人文传统，邵亨贞在为钱应庚所作《一枝安记》中有精彩表述。其文曰：

云间为濒海下邑，因九峰三泖之胜，而置官司焉。迹其可考者，晋陆士衡、陈顾野王而下，人才辈出，民俗殷富。逮唐宋间，几与列郡抗。以五代南渡之乱，民不知兵，生聚五百余年，至宋末而盛剧矣。宋社既迁，名家巨室，罔不与国同休戚者。贵游子弟，华颠野服，欷歔乔木之下，彷徨离黍之间，相望于宽闲寂寞者，百年于兹矣。(17)

这里末数句笔端带有感情，实际不啻为元末明初遗民生活之写照。这种“五湖三泖”或“九峰三泖”的地理风貌，一方面孕育了江南文人的精神气质，同时又化为他们的山水诗、山水游记的题材与意象，化为“元四家”王蒙、倪瓒、吴镇等人画幅间山水连绵、云烟氤氲的江南气象。这就不仅是一种外在于人的自然风景，还是江南文人精神的栖息地与寄植体。

和其他地方不同，江南的富家巨室往往也是青箱世家，所以很多家饶资财的富豪同时也是江南区域文化中的风雅主持。最为著名的所在当然是昆山顾瑛的玉山佳处。王鏊《姑苏志》卷五十四顾瑛小传中写道：

……年三十始折节读书，益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筑别业于茜泾西，曰玉山佳处，日夜与客置酒赋诗其中。四方文学之士若河东张翥、会稽杨维桢、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方外之士若张伯雨、于彦成、琦元璞，与凡一时名士，咸主其家。其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与夫饩馆声伎，并鼎甲一时。而才情妙丽，与诸公亦略相当。风流文雅，著称东南。(18)

这里所说的“园池亭榭之盛，图史之富，与夫饩馆声伎”，或可视为元明时期江南文人雅集的三个共性条件。“园池亭榭之盛”是说居停环境之美，“图史之富”是说文化内涵与氛围，“饩馆声伎”则是说物质享受。顾瑛能够吸引众多知名文人前来而成为风雅盟主，与他这种经济实力当然不无关系。

据杨镰先生考证，顾瑛的玉山雅集，从至正初年（1341）一直延续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虽然其间时有断续，但总起来看是前后相续的。画家张渥以至正八年戊子（1348）二月十九日的诗人雅集为依据作《玉山雅集图》，杨维桢复以此图为本撰《雅集志》，文中生动再现了当年玉山雅集的盛况：

冠鹿皮，衣紫绮，坐案而伸卷者，铁笛道人会稽杨维桢也。执笛而侍者，姬为翡翠屏也。岸香几而雄辩者，野航道人姚文奂也。沉吟而痴坐，搜句于景象之外者，苕溪渔者郯韶也。琴书左右，捉玉麈从容而色笑者，即玉山主者也。姬之侍，为天香秀也。展卷而作画者，为吴门李立。傍侍而指画，即张渥也。席皋比，曲肱而枕石者，玉山之仲晋也。冠黄冠，坐蟠根之上者，匡庐山人于立也。美衣巾束带而立，颐指仆从治酒者，玉山之子元臣也。奉肴核者，丁香秀也。持觞而听令者，小琼英也。一时人品疏通俊朗，侍姝执伎皆妍整，奔走僮隶亦皆驯雅，安于矩矱之内。觞政流行，乐部皆畅。碧梧翠竹与清杨争秀，落花芳草与才情俱飞。矢口成句，落毫成文。花月不妖，湖山清发。是宜斯图一出，一时名流所慕尚也。(19)

此图中所绘文人只有九人，然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甲前集”所列“玉山草堂饯别寄赠诸诗人”凡三十七人；顾瑛编集的《玉山草堂雅集》，收录参与雅集唱和的诗人更是多达七十余家，诗二千余首。以诸书互参，可以想见当元末时期，虽然战乱频仍，江南文人还是活得颇为滋润的，至少与入明之后的凛冽肃杀相比，那时文士们的思想精神要宽松潇洒得多。

又如松江籍著名画家曹知白，其家园林亦是江南文人雅集之地。曹知白（1272—1355），字又玄，一字贞素，号云西，华亭（今上海松江）人。至元中曾任昆山教谕，旋弃去。又曾北上大都，不久辞归，隐于华亭长谷中。长于画山水，师法李成、郭熙。传世画作有《寒林图》《疏林幽岫图》等。贡师泰所作《贞素先生墓志铭》称其“晚益治圃，种花竹，日与宾客故人以诗酒相娱乐，醉即漫歌江左诸贤诗词，或放笔为图画，掀髯长啸，人莫窥其际也。四方士大夫闻其风者，争内屦愿交”(20)。邵亨贞《题钱素庵所藏曹云翁手书龙眠述古阁序文》中亦云：“追思翁康强时，幅巾野褐，扶短筇竹，招邀文人胜士，终日逍遥于嘉花美木、清泉翠石间，论文赋诗，挥麈谈玄，援琴雅歌，觞咏无算，风流文采，不减古人。”(21)陶宗仪《曹氏园池行》诗云：“翁之交游皆吉士，赵邓虞黄陈杜李。”(22)这里提到的诸位文人吉士，应是指赵孟、邓文原、虞集、黄公望、杜本、李孝光（陈氏不知所指何人），其中赵孟、邓文原年辈稍早，其余几位则是与曹知白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邵亨贞、倪瓒、王蒙、杨维桢等也都是曹知白园林中的常客。

此外，元代后期苏、松一带的文人聚会，见于记载的还有嘉兴濮乐闲的聚桂文会（参见杨维桢《东维子集》卷六《聚桂文会序》）、松江吕良佐的应奎文会（参见《全元文》一二二九卷吕良佐《应奎文会序》），以及在苏州狮子林举行的文人聚会（参见李祁《云阳集》卷六《师子林诗序》）等。由是可见，《明史·张简传》中所谓“当元季，浙东、西士大夫以文墨相尚，每岁必联诗社，聘一二文章巨公主之，四方文士毕至，燕赏穷日夜，诗胜者辄有厚赠”(23)确实是当时社会风尚的写照，而这种风气，尤以苏、松一带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