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吴江县的集镇调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了集镇的转衰为兴，是由于当时所谓社队工业即现在所说的乡镇工业的兴起。我们这次四市访问证实了这是这个地区共同的特点。

据反映，苏南地区的乡镇工业虽发生于70年代的初、中期，但那时是“偷偷摸摸地搞”，一般说来工厂为数不多，规模也较小，如雨后春笋般地蓬勃兴起，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例如无锡县的前洲公社1970年仅有一个农机厂，12名工人，全公社的工业产值才150万元；到了1982年，工业产值达到7388万元，增长了48倍，务工社员也增长到7700余人。从无锡全市范围来看，1978年以来乡镇工业的产值和利润分别以年均23%和7%的速率递增。

这一情况的发生，如我过去已经指出的，只有从乡镇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内在联系中才能找到答案。苏南是一个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吸引和积聚越来越密集的人口。为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维持住该地区的“天堂”之富，这里很早就在农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家庭手工业。“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了夫妇之间的分工和合作，表明了农业与手工业在一个家庭内的有机结合。这就是苏南地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历史总结。

建国以后，苏南的农业由个体经济走上了集体经济的道路，农业生产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可是，由于人口的一度失控，人多地少的矛盾在这里越来越尖锐，70年代初四市的人均耕田已经降到1亩上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村经济政策又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以粮为纲”变成了单一的粮食生产，破坏了这一地区工农相辅的传统结构。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力没有别的出路，不得不以成倍增长的成本在有限的土地上搞强化开发，那是增产不增收的路子。据苏州市的测算，70年代中期以来，纯农业的收入长期在人均100元上下徘徊。

我在《小城镇　大问题》一文里已经说过，江苏农民怎样在十年动乱中“逼上梁山”地找到发展乡镇工业的道路。我也指出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是乡镇工业发生和发展的内在因素。据我们这次调查的四市来说，以劳均4亩耕地计算，农村里就有1/3以上的剩余劳力，仅苏州市的五个县就有120万人，约占该市农村总劳力的50%。这些原来被“大锅饭”所吞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旦在自办的工厂里找到了从事生产的机会就成了农村里新增的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生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农村里家家户户都发现了从有限的责任田上大可腾出手来另找生财之道，于是乡镇企业就遍地开花地在农村里生长了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乡镇工业是农村剩余劳力以新的劳动手段与新的劳动对象相结合的产物。它是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办起来的工业，它不但不会损害作为自己基础的农副业，而且能在为国家财政收入做一定贡献的同时，主动地承担起支农、补农和养农的责任，形成了我在上节里所提出的我国工业化的新道路。

从江苏全省来看，1983年乡镇工业向国家纳税11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1/8。在1979年到1982年4年间，乡镇工业的利润中有20%以上用于购置农机、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兴办农村集体福利事业等，总额达14.5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全省农林、水利、气象的投资总额。与此同期，乡镇工业工资总额和返队利润累计有59.9亿元，其中1982年为17.9亿元，以全省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收入35元。苏州市的同志说：“我们这里正是由于乡镇工业的发展，依靠以工补农这着棋，才稳定了务农社员的生产情绪，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1982年，全市5个县农村人均255元的集体分配收入中，来自乡镇工业的为130元。实质上，这是在弥补粮食价格背离价值的差额上，在国家宏观调节手段不足的情况下，乡镇工业为国家分挑的一部分担子。这副担子非挑不可，因此，乡镇工业也非办不可。”上述数字表明了苏南的乡镇工业对农副业的巩固、发展和农村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在调查中我们看到，凡是工业办得好的地方，随着工业对农副业的补养成分越大，农副业的发展也就越迅速。这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联系。

乡镇工业补贴农业并促使农副工综合发展的这种作用，在形式上类似于历史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乡镇工业是根植于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的。但在新的历史时期下，农工相辅已不再以一个家庭为单位，而是以集体经济的性质出现。从一对对的“男耕女织”到一村一乡的农副工综合发展，使农工相辅的传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一进步迅速改变了农村的面貌，使农民的富裕得到了保证。在调查中，四个市的干部和群众都提到这样三句话：“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面貌改。”意思是说，农副业过关，充其量是解决温饱问题和略有余款，只有办起乡村工业，才能使农村的繁荣具有坚实的基础。这是各级干部与农民的切身体会和自觉行动，是一种“一荣俱荣，一枯俱枯”的感情。苏州的一些同志说，要是回过头来，把转移到工业上去的几十万劳动力重新捆在一人一亩的土地上，这是万万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