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这个地区人口由北向南的移动逆转为由南向北的移动，可能是在清代开始的。满族是女真之后，兴起在东北，入关统一中国之前，先并吞了蒙古的牧区，并和蒙古族建立了联盟，实行对蒙古族的和亲政策。今赤峰地区康熙、乾隆两代就有七八个公主下嫁给昭乌达盟的蒙古贵族，其中三个是在巴林右旗。我们参观了至今还作为文物重点保护的巴林右旗大板镇的庙宇，据传说，就是当时下嫁公主时，陪嫁的七十二行匠人所建。这些人的后代现在已作为蒙古族繁衍在这一地带。和亲政策的内容显然包括了文化流传和人口移动。这种移动不仅促进了当时牧区的社会发展，而且一直受到群众的欢迎，作为美好的传说，留传至今。又据说，当时的蒙古族王公为了自己的享受和蒙民的粮食供应，曾主动招收关内的汉人来归，给予土地，让他们开荒耕种。但是在清代初年，依法汉人是不准出关的，所以由南向北的流动总属少数。

17世纪末18世纪初，出现了新形势。一是中原经过几十年的安定和引进了新的粮食品种，人口大增，二是北方的帝俄已侵入西伯利亚，到达我国边境。一方面人口压力使华北的一部分贫苦农民为了寻求出路，大批出关；另一方面康熙、乾隆看到边区增加人口的重要性，不得不开放边禁，采取“借地养民”和“移民实边”的政策，这样大批汉人在政治力量支持下移向东北。其中一部分进入了当时蒙古族的游牧地区，首当其冲的是今赤峰地区。

我们还没有掌握近百年来，这地区人口流动的具体数据，但在这次访问中注意到在西拉木伦河以北，以牧业为主的地区，有一个务农汉族占90%以上的林西县。询问之下，才知道清末已开始有汉人入境，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移入的汉人更多，据说当时在热河称霸的军阀，强占牧场，分封部下，招募农民，高利盘剥，硬是把林西这片牧场开垦成农田。这只是一种强力移民的方式。更多的恐怕是通过早到的移民的同乡和亲戚，一个牵一个，一家拉一家地进入这在农民眼中看来是一片大可开垦的“荒地”。而实际上这都是改牧为农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无计划、无领导、落后的农业技术水平上进行的。其中固然有开垦成功的耕地，但直到1952年，平均每亩粮食产量才开始超过50公斤，以前一般只有几十公斤，实质上是一种广种薄收的对土地的掠夺。人们占有了一块草地，挖草开垦，靠天种地，几年后地力耗尽，就丢荒另开。这片被丢的土地不久就沙化，最严重的寸草不生，成为流沙，或称移动沙丘，进一步侵蚀草场，形成难于抗拒的破坏力量。

人口增加，不仅当地所需粮食增加，必须扩大开垦，而且建筑房屋，生火取暖，起炊造饭，这一切都需要木材和燃料。只砍不植，日久天长，使原来森林茂密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到了近几十年已成了一片树木稀少的平旷大地。树木日稀，水土流失，加速了沙化。以牧区来说，由于牧场缩小，单位面积载畜数相应增加，超过了自然恢复饲草的限度，引起草原退化。这一系列破坏生态平衡的因素，形成了恶性循环，引起了一般所说的“农牧矛盾”，在民族杂居地区又表现为民族矛盾。

解放后的30多年，尽管在植树造林和草原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从林草的植被状况看，沙化的程度还是十分严重的。以赤峰地区中部的翁牛特旗来说，基本是“五沙、四山、一分田”。已经沙化的一半土地中，流动、半流动沙丘占全镇总面积的41%。水土流失的面积占总面积的一半，全旗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仅为0.5%。因此，可以说赤峰地区生态平衡至今还没有恢复。而且这几十年里在一定程度上还加速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据当地同志的总结，这种情况主要是由“四滥”造成的，即滥砍、滥牧、滥垦、滥采。

滥砍。解放以来林木砍伐量远远大于林木生长量。30年中有两次大的破坏：一次是修建红山水库，1960年水库坝合龙时，使用大量木材，砍伐达四个月，附近地区几乎都剃了光头，至今这一带森林植被没有得到恢复。第二次是十年动乱期间，仅翁牛特旗就被砍伐了100多万棵树木。

滥牧。多年来，牧业的最大弊端是过度放牧，靠天养畜，不注意草场建设，造成草畜矛盾，牧草减少，牲畜羸弱，大量死亡。原因之一是领导部门误以牲畜存栏头数增加来衡量牧业是否发展的结果。解放初期，翁牛特旗牲畜仅15.6万头（只），而现在已有80万头（只），折合170万羊单位。载畜量过重，草场和牲畜质量都大大下降，形成夏秋抓膘不足，羸弱牲口不易过冬，到春天大量死亡，每年都在5%上下，灾害年份高达10%。如1984年干旱，死亡率达10.8%。

滥垦。开地垦荒，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为害最烈。翁牛特旗粮食单产一般仅为百余斤。解放初期该旗耕地面积150万亩。现在实际已达240万亩，30年开荒面积达90万亩。人们所说“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的恶性循环，还在发展。

滥采。主要是由于农村燃料供给不足。翁牛特旗7.3万户中缺烧柴5个月以上的就有2.9万户，估计全旗缺柴7500万公斤，先是砍树，树砍完割灌木，进而刨树根、挖草根，使草原沙化。草原上生长着许多贵重土产和药材，1983年夏季兴起一阵大挖黄芩之风，由历年挖5万公斤增到200万公斤，破坏了大片草原。

经此“四滥”破坏所及，林草俱尽，农牧双衰。总结这段长期没有扭转的恶性循环，人们往往总是归咎到流入的人口过多所引起的农牧矛盾。所以一听说我们要研究人口流动问题，犹如惊弓之鸟。从这段历史遭遇中，他们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同情的。

人本来是自然界生态环境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这个因素是主观能动的因素，它可以成为消极因素，也可以成为积极因素。这地区的游牧经济原是当地居民早年创造的一种生态体系，人们帮助牲畜找草吃，保护他们不受其他动物的袭击，引导它们避开寒冷的气候，使牲畜得到繁殖，然后人又靠牲畜提供生活资料。农业原本也是一种生态系统。有人说在东亚这片大陆上中国人能从土地上耕作了5000年，而地力不竭，明显地掌握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所以人成为生态环境中的积极因素是常态。

但是当靠天放牧和粗放农业碰在一起，问题就发生了。农民开垦土地，把原来的牧场变为耕地，人口多了，耕地面积扩大，更缩小了牧场。粗放农业不能经久地在一块土地上耕种，必须不断更新耕地，也就要不断丢荒，被丢荒的土地不久就沙化，沙丘会因风移动，吞没草地，又是对牧场的一种重大威胁。这样的农业在这个过程中确是破坏牧业的消极因素。它之成为消极因素也由于被破坏的牧业是靠天放牧的低级牧业。这种牧业是让牲畜在草地上自己去找自然生长的草吃，并不是人种了饲料去喂牲畜。如果我们把“农”理解为人工种植，那么靠天牧业中包括不了“农”的成分，因而同农对立了起来。如果牧业提高一步，人用自己种植的草和其他精饲料去喂牲畜，种草和种精饲料的活动应当可以包括在“农业”之中，农牧不仅不对立，而是结合在一起，可以说农业为牧业服务了。我对牧业固然没有专业的研究，但在访问英国和澳大利亚时确实看到过这种比我们靠天放牧高一级的饲育牧业。看来，只有提高牧业发展生产力才能根本扭转农牧矛盾的恶性循环，恢复这个地区已经破坏了的生态环境。要发展生产力，关键还是人这个能动因素。因为只有通过人的智力，才能实现这个转变。在这一层次上，我们一定会看到成为积极因素的人受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地区的欢迎，正如早先公主下嫁，七十二行技工进入内蒙古一样。我想，争取这一天早日到来，也正是我们所提出的开发边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