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书籍制度的演变
概括而言，我国古代书籍制度主要分为三大类，即简牍制度、卷轴制度和册页（叶）制度。这三种书籍制度大体上代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也有交叉。
简牍制度
简牍制度是我国最早的书籍制度，对后来书籍形制的发展有很大影响。简册形制的书，其编连长度要视书籍内容的长短而定。但如果太长，抄写、阅读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干“篇”。每一篇往往是由若干支简编成的一册，然后合为一书，如《论语》二十篇、《孟子》七篇等。
卷轴制度
卷轴制度书籍，包括帛书和纸卷书两种形式。
继简策和帛书之后出现的书籍形式是纸写本书籍。由于纸张的发明和推广应用，为人类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书写材料，这对于促进书籍数量的增加，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虽然在西汉中期就发明了纸张，但是普遍用纸作为书写材料，仍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西汉的纸，质量还很粗糙，难以用作书写材料。蔡伦于东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105年），造出了质量较好的纸，纸张才开始作为书写材料。但是由于人们的习惯势力，简牍和缣帛仍被看作是正统的书写材料，纸张仍未被广泛地使用。除了人们的习惯势力外，当时纸的产量有限、质量不高，也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时纸的价格毕竟比缣帛要便宜得多，一般中下层知识分子，由于无力用缣帛书写，多采用纸张。
西晋时（公元3世纪），左思写《三都试》十年始成，“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洛阳纸贵”的故事，它说明在公元3世纪，纸已普遍被用作书写材料，和崔援时代不同的是，不仅贫寒者用纸，即使“豪贵之家”也竞相用纸，说明纸已不被看作一种低级的书写材料了。
东晋元兴元年（公元403年），桓玄据有建康（今南京），他下令：“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这是统治者下令推广以纸代简的最早记载，对于纸的推广应用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到南北朝时，纸书已风行全国，简帛已被纸质写本所代替。
从蔡伦造出优质纸开始，纸抄本书籍就开始出现了，《后汉书·蔡伦传》中就说过“自是莫不从用焉”，但当时使用面是很小的。随着纸张产量的增加，质量的不断提高，用纸作为书写材料，才逐渐的扩大应用，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过程，纸抄本书籍，才完全代替了简读和缣帛。
本世纪以来，在我国西部地区不断有古代纸抄本书籍的发现，这些实物进一步证明了自纸张发明后到印刷术发明前，纸张用于书写材料的发展历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结论：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纸已开始作为书写材料。随着纸的质量和产量的不断提高，纸作为书写材料越来越普遍。但由于人们的习惯势力，到东汉末年，简帛仍占着统治地位。西晋以后，纸质抄本才逐渐占了统治地位。公元4世纪，纸质抄本已完全代替了简帛。南北朝以后至唐代中期，是纸质抄本书籍的全盛时期。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纸抄本书籍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就导致了印刷术的发明。
初期的纸写书的形式，完全是模仿帛书的。纸被大量应用后，从抄写到制卷，逐渐改进、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卷轴制度。所以，这个时期在书史上又称为卷轴时代。
（1）抄写格式和卷轴的制作。
①古代的纸张有一定规格。晋代的纸高二十三至二十四厘米，长二十六至二十七厘米；唐代的纸高二十五至二十六厘米或二十六至二十七厘米，长四十至四十三厘米或四十四至五十一厘米；五代时期的纸，大小规模不等。敦煌书卷实物和宋代苏易简《纸谱》所记，大致与上述相符合。
②抄写时，第一张纸起首空二行，先写书名，另起一行写正文。每抄完一书，在末尾另起一行再写书名、字数、抄写人姓名、抄写时间、抄写目的、用纸数字，甚至连校书人、审阅人、制卷人姓名也一一附记。敦煌保存的经卷，提供了上述的实证。内容长的书，一张纸容纳不下，再用第二张继续抄写。纸的一面写满后，反过来在背面继续写。据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的统计，在近五百卷的卷子中，有一百八十多卷是两面书写的。如：一百一十九行的《春秋后语释文》的纸背面另抄写一百八十二行的历书；一百零五行的一卷《切韵》的纸背后继续接抄《切韵》。
③一部用多张纸写完的书，按顺序接成一张长纸。长纸可先写后接，也可先接后写。用张纸和卷的长度视内容多少而定，短卷有两三张纸，长卷有十几张纸、几十张不等。写完书的长纸，从左向右卷成一纸卷。
④为保护纸卷不折皱和损毁，在最后一纸上粘接一根木条，称作轴，可以手执轴，向前舒卷。轴的长度超过纸的宽度，纸卷好后，两头露出轴头。一般用竹木作轴，考究者用各种贵重质料做露在外边的轴头，如象牙、琉璃、玳瑁、紫檀等。
⑤为保护书的内容不受污损，在第一张纸前加粘一空白纸，考究者可用绢、绫等丝织品，称作褾、包头或玉池。
⑥加褾之后，再系上带，将卷子捆扎起来。
⑦为便于书卷的保存，每五卷或十卷用帙包裹起来，或盛之以囊。帙也称书衣，一般用布、帛来做，考究者用更高级的质料做帙。
⑧卷轴的存放方法是在书架上平放，把轴的一端向外，取阅时抽出，归还时插入。为区别书的内容和取阅方便，在轴的一端系上书签，标明书名和卷次。考究者用象牙等珍贵质料做书签。
（2）纸张的修染加工。
古代写书用纸，多经过染色。这样做可能有求美观的一面，但主要还是为使纸不受虫蛀，防止腐朽。早在汉代，宫中就有被称作“赫踬”的纸，孟康注说它为“染了红色的薄小纸”。三世纪后，普遍用黄纸染纸。晋荀勖整理的汲冢竹书就用黄纸抄清。东晋桓玄下令用黄纸代简。据记载，古代染纸用的是一种叫黄蘖的植物，用黄蘖法浸染纸叫“入潢”或“潢染”。二世纪末叶，刘熙在《释名》中就已把“潢”解释为“染纸”。黄蘖汁色黄，有防虫蛀的特效。以此汁染过的纸略呈黄色。五世纪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中有“入潢”一节，专门叙述了以黄蘖染纸的方法：将黄蘖浸入水中，得新鲜汁液，再将泡过的黄蘖捣碎煮开，倒入布袋，挤出汁液。经过三次捣煮，将捣煮的汁液与新鲜的汁液混合在一起，成黄色液体，用以染纸，可以防虫蛀。敦煌石室保存的唐代经卷，多数是经过潢染后而呈黄色的。这种经过入潢处理的纸卷，保存了一千多年以后，尽管有破损，但纸张完好，无虫蛀现象。宋代的书籍用纸经过入潢处理的减少，但某些卷轴形式的藏经，其用纸仍采用上术方法浸染。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直接在制纸原料中增加防腐剂、防虫剂了。如宋代以后就出现过在造纸原料中添加红汞来制作防蠹纸的做法。
纸书长卷的制作，需经粘接。古人在粘接书卷的方法上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据文献记载，粘接纸是“用古楮树汁、飞面、白芨末三物调合如糊，以之粘接纸接缝”，可“永不脱解”。白芨是一种植物药材，块茎含粘液质和淀粉等，可做糊剂，用它调和的粘糊料，不但能使纸接缝牢固，大概也可以对纸起到保护作用，使之不易腐朽。
册页（叶）制度
唐代发明雕版印刷之时，书籍形制渐由卷轴向册叶过渡。唐代后期出现了经折装、旋风装，不过有的书籍也还用卷轴。所以早期的雕版印刷书籍，不像后世那样单独成页，而是用比后代书版长而窄的长条形木版来刻字印刷，再把印好的印张粘连起来，卷成卷子或折叠成经折装、旋风装。
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不再粘连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沿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
（1）散叶上的名词术语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一些专门术语。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
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框内，用直线自右至左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
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作“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在上的是“上黑口”，在下的是“下黑口”。鱼尾和黑口连起来看有点像大象的鼻子，所以又称“象鼻”。
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在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作“书耳”。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左阑外有书耳，以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书耳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的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一个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上述刻本书籍版面的种种格式，统称“版式”。不同时代、不同刻书地区、不同的刻书者，其书籍版式往往各具特色。因此在古籍版本学中，了解和研究版式的异同，是鉴定古籍版本的一个重要方面。
（2）蝴蝶装蝴蝶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叶用一张纸从前包到后面，井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这样就成了蝴蝶装的书。
蝴蝶装书籍继承了折叠形制书籍翻阅方便的优点，装订成册后又不易断裂、散乱，所以很快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制。其所以得名，是因为书册打开后左右对称，犹如蝴蝶展开双翅。“蝴蝶”，古人又常写作“胡蜨”，所以又作“胡蜨装”、“蝴蜨装”，省称“蝶装”或“蜨装”。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为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
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
由于蝴蝶装的书衣都很坚硬结实，所以书上架的方法与今天的书籍相似，是立放在书架上。只不过今天的书籍插立时是书背向外，书头在上，书根向下压在板上，而蝴蝶装的书则是书背向上，书根向外，书口向下压在板上。
北京图书馆旧藏宋代蝴蝶装《册府元龟》和《欧阳文忠公集》，书根上写着书名和卷次，而且是由书背的一侧向书口一侧直行向下书写，书口处又有磨擦痕迹，都是书口向下立放的证明。蝴蝶装在宋代似乎还有不用粘贴而用线缝的。《墨庄漫录》卷四说：“王洙原叔内翰尝云：作书册，粘叶为上，岁久脱烂，寻其次第，足可抄录，屡得逸书，以此获全。若缝缋，岁久断绝，即难次序。”“他日得奇书，不复作缝缋也。”这里所说的“缝缋”，就是指用线缝住单页而成册，其具体方法已不得其详。大概正是因为张邦基所说的缝线断绝后次序容易混乱，当时人较少采用。
（3）包背装蝴蝶装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每页有字的一面对折在内，空白的背面在外，打开书，往往尽碰上空白的背面。而且读完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也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叶的背面同背面对折在内，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与后来的线装书各页相同），再用一张书衣，把折叠好的一叠散叶从前到后包裹起来，就成了“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包背装的书籍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一页书版面之外的两个余边粘在书背上。这样，展读时就不会遇到空白，可以逐叶读去而不间断。包背装始于北宋末，经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
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
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余纸上打小孔，一般打二至三个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书脑”，外边再用整张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起初的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
（4）线装起源于唐末，盛行于明代中叶，是在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背装在书背处容易破损，此时仅靠二、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脑的上下两角纸张容易卷起，影响外观和阅读。
于是又有人作了改进：在打孔订好纸捻后，另外打孔用线穿订，这就是“线装”。线装书不像蝴蝶装、包背装那样用整张的书衣裹背，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软纸，分置书册前后，作为封面和封底，与书册一起装订。线装打孔穿线有一定规格，一般使用“四针眼法”，打四个孔。书背厚大的，也有用六针眼甚至更多针眼。无论用几针眼法，都是上下两段的间距最短，中间的几段间距长。
明到清代前期的四针眼装，中间三段的间距大体平均，到清中期，线装书最中间的一段间距缩短，至清末民国时只有上下两个长段的二分之一。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散叶装订的书籍，特别是线装书，封面内往往订有空白纸，多的有二至三张，作用如同“赘简”，起保护作用，这称为“护页”或“副页”，也称“看页”。护叶后是题署书名及著作人姓名等的扉页，过去称“内封面”。卷末封底内，也订有空白的护页，过去人所作的题跋，就常写在这页上。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了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称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浆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这种套匣只包裹书册的封面、封底、书头、书根、书背，书口的一面空缺，书籍装套时用夹板或者不用，由空缺的一面装进去，套匣的书背上写书名、卷数、作者等等。线装书本来也是平放架上的，用书套之后，就可以像现代其它书籍一样立放架上，既整齐美观，又便于取用和放还。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制度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是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的，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书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于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