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元帅之首·朱德
朱德（1886年—1976年），字玉阶，四川仪陇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并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后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22年9月赴德国留学，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7月回国投身国民革命，被党派到四川军队中工作，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党代表。1927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失败后，收集余部，进行整编，转战粤湘赣边界。1928年1月举行湘南暴动，同年4月在宁冈砻市与毛泽东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前委书记。从此即和毛泽东并肩战斗，史称“朱毛”红军。
1929年与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奠定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1930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8月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后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9月，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1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随后，参与指挥红军长征作战，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进行坚决斗争，为促成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做出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总司令，并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亲率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开辟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5月回到延安，为克服边区经济困难，提出“南泥湾政策”，经毛泽东和中央肯定、提倡，掀起大生产运动。在1945年6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领导解放战争，参与组织和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攻击和陷害，以多种方式抵制“文革”的错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一、艰难起步
朱德祖籍为广东韶关。明末清初，国内连年战乱和饥荒，民不聊生。随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朱德的祖先迁徙到了四川；朱德曾祖父留给4个儿子的全部祖业是6亩地。随着人口的增多，这点土地很难维持生计了。为了生存，朱家不得不租种地主丁邱川的十几亩地，从此，沦为佃户了。
朱德出生时，一家三代20多口人住在一起，生活过得很苦。父亲朱世林，排行老二，终生务农，性格耿直厚道。母亲钟氏，出身贫苦人家，贤淑和气，与家人和睦相处。朱德兄弟姐妹共13个，但只活下来8个。
佃户人家过日子艰难又勤劳。每日清晨，母亲总是第一个起身，接着是父亲、祖父，一家人喂猪的，砍柴的，挑水的，下田的，都忙碌起来……朱家的人穿的是自家纺织的粗布衣，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杂粮。母亲用铜钱一般厚的家织土布给孩子们做成衣裤，大的穿过再给小的穿。
在这样的家境中，朱德渐渐长大了。
朱家祖祖辈辈没有过读书人，深受没有文化之苦。家里无人识字，常常受豪绅、地主的欺负；由于朱家无权无势，衙门差役更是横蛮无理，于是父母下狠心：再困难也要培养一个孩子读书，支撑门户。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为了供给朱德读书，全家节衣缩食，负债累累。
6岁时，朱德来到了远房堂叔朱世秦办的药铺垭私塾读书。在这所私塾的学生中，他年龄最小，但是由于聪颖、刻苦，很受塾师喜爱。他读书很用功，在所有的学生中，他记字最多，一年就读完了《三字经》、《大学》、《中庸》和《论语》。
为了使儿子更有长进，父母又送他到丁秀才的私塾中继续读书。
在丁秀才的30多名学生中，大都是姓丁的大户人家的子弟。朱德被指定坐在最后一排。丁家的少爷们生活优越，对读书不感兴趣，不是跑出去玩，便是偷着去看戏。丁先生也得罪不起这些少爷们。
但是，他对朱德却管教得很严，稍有差错，就要打“手板”。
朱德懂得像他这样的家境，读书上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年纪虽小，却一刻也不敢忘记父亲的期望，读书从不马虎。先生讲课时，他总是认真听，读书、写字都上进很快。10岁那年，他又到席家砭席聘三门下读私塾。席先生给他取字为“玉阶”。每天清晨，他起身为家里挑水、喂猪，吃过早饭便赶8里路去上学。暑去寒来，他养成了走路迅疾的习惯。朱德从10岁到18岁，在成长过程的这个重要时期，是在席聘三的私塾中度过的。
席先生是一位饱尝人世辛酸、思想开明的乡村知识分子。他痛恨恶势力，有追求报国救民真谛的精神，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广博的学识。席先生的品行深深感化着、陶冶着成长中的朱德。
在席先生的影响与教诲下，朱德的眼界开阔了，他开始忧虑国家的命运，头脑中产生了要“富国强兵”的思想。
在这一期间，朱德读了一些四书、五经和史籍，写了些诗词歌赋。他还阅读了一系列戊戌变法以来出版的新书，很受启发，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朴素的爱国思想开始在少年朱德的心间滋生了。
1905年，朱德年满19岁，讯息不灵的乡村和寒窗苦读的私塾，已不能满足他对理想的追求和报国的渴望。朱德决心出去闯一闯。在席先生的鼓励下，他肩挑行李，步行数十里，来到仪陇县城。
这是他第一次离家外出这么远。
他是到县城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县试发榜，他名列第20名。接着，他又挑着行李步行来到顺庆府参加府试。结果，他又一次顺利过关。这在朱家，可是从未有过的大喜事。全村一时沸腾了，亲戚乡邻们纷纷前来祝贺。
正在这时，清政府实行“新政”，宣布自1906年起两年内一律停止科举考试，举办新学。在革新浪潮的推动下，各种新式学堂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开办起来。1906年春，朱德考入了顺庆府官立新式小学堂。同年秋，他又考入中学堂。朱德如饥似渴地学习新学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语等。
顺庆府中学堂监督张澜、刘寿川及一些教师，曾去日本留学，他们思想开化、激进。张澜曾对学生们疾呼，现在要亡国灭种了！你们牺牲身家性命也要去救国家！
虽然在这所新式学堂读书只有一年时间，但是朱德的思想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他萌发了教育救国，读书不忘救国的思想。同时，他对社会的了解也更多了，他的求知求学救中国的愿望更强烈了。
1907年初春，满怀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渴求，20岁的朱德又踏上前去成都的路途。他一向认为，必须强体健身，操习武艺，才能在日后为拯救国家危亡效力。在这种认识支配下，他报考了当时为训练新军军士而开设的武备学堂的弁目队。但是因为全家人反对，他只得放弃这个机会。接着，他又考入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在体育学堂里，教师们都剪去了辫子，女生多为天足，和男子一样求学上进。学堂中处处透出新的气息，这使朱德感到精神振奋。他不放过一切机会，如饥似渴地获取更多的知识；坚持每天晨起锻炼，跑步之后练双杠、木马，刻苦练习各种体育项目。一年后，在学期届满毕业了，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他学习的12门课程中，考试成绩在八九十分以上的有修身、教育、心理、算术、教练和器械，其中成绩最好的是器械，得了100分。
当时已是清末，中国社会处在大动荡中，整个国家面临着变革的风暴。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后，在广东、广西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归于失败，但影响却一天天在扩大。在朱德就读的学堂里，要求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潮也日益流行。这样，朱德对国事、对革命更加关心了。他经常和同学们在一起慷慨陈词，谈论强国富民的问题，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这时同盟会的各种活动还处在秘密状态中，学堂里有3名教师是同盟会会员。朱德虽然希望与他们接触，但却无法寻找。一天，不知谁在他枕下塞了一本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他喜出望外，从头至尾仔细阅读。刊物上鼓吹革命的文章，对君主立宪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揭露他们主张的变革不过是“企图维护腐败的朝廷”的欺世行为。这些激进的言论，对朱德震动很大。
从体育学堂毕业后，朱德又回到家乡仪陇县，随后，担任了县立高等小学堂的体育教习兼庶务。
仪陇虽然是个偏僻山沟里的小城镇，但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新旧势力的矛盾也同样无法调和。朱德来此任教后，与同事们一道积极宣传新观念，倡议革除旧科目，设立新课程。县城一些举人、秀才以及一些地主豪绅反对他们，向县里诬告他们是“假洋鬼子”。朱德主张学生都要参加体育运动。在体育课上，他要求学生脱下长衫，穿上便于运动的短裤。不料，这竟招来抱有陈旧思想的人们强烈反对，诽谤体育“有伤风化”，是“猥亵的课程”。县里根据诬告去查封学堂。朱德与进步教师们联合社会上的开明人士据理力争，终使县里撤销禁令。
这一举动，在县城里引起很大反响，学堂重新开学后，学生大量增加。
但是，那些守旧势力又雇用地痞流氓，寻衅滋事，大打出手。为了学校师生们的安全，朱德挺身而出，教学生武术，实行自卫。
在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一年的经历，朱德感受到了社会上旧势力的压迫和排挤，更看到了社会的腐败和黑暗，认识到“教书不是一条生路”，决心走一条新路。他要投笔从戎，寻找新的救国之路。
1909年初春，朱德毫不犹豫地辞去教师一职，前往云南昆明报考陆军讲武堂。
临走前，他奋笔疾书，立下救国誓言：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他风尘仆仆赶到成都后，找到志同道合的老同窗敬熔。两人一起徒步前往云南，经过多日的长途跋涉，终于在4月底到达昆明。几经周折，朱德考入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丙班步兵科。
从此，朱德开始了他漫长的戎马生涯。
二、两次结婚
1912年秋天，朱德同昆明师范学院学生萧菊芳结婚了。
这时候，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年轻教官，许多人都很关心这位年轻少校的婚事。有一天，滇军里的一位朋友悄悄走到朱德面前，神秘地一笑，说：“玉阶，我妹妹来信了，她到师范学院读书去了，今年18岁。”
朱德瞄了对方一眼。他知道这位朋友出身于革命知识分子家庭，是积极参加维新运动的。不知是出于对朋友的关心还是触动了哪一根敏感的神经，他说：“能到师范学校学习，不容易嘛！她叫什么名字？”
“萧菊芳。”
在朋友的巧妙安排下，朱德来到萧菊芳家里。菊芳对这位年轻英俊的少校颇有好感，见到朱德时，羞答答地同朱德说了一席话。这在当时是相当“革命”的举动了。
当时姑娘一般不肯在结婚前同未婚夫见面。在这次见面中，朱德感到萧菊芳是一个诚实和相当进步的姑娘。朱德还发现萧菊芳的一个秘密：她没有缠足。这一大胆而又进步的行为又使朱德对萧菊芳增加了不少好感。
不久，朱德和萧菊芳结婚了。婚事是由萧菊芳的哥哥帮助操办的。当时，朱德的父母远在四川省仪陇县，他们并不知道朱德结婚的详细情况。
婚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德依旧住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整日带兵操练，萧菊芳继续在师范学校读书，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朱德和萧菊芳只有在星期天才能团聚。这时候，他们俩人总是有说有笑，亲密无间。凭朱德当时的地位，完全可以在昆明找一套别墅住，可是朱德和萧菊芳没有这样做。多年以后，朱德曾经自豪地说：这婚事并不是资产阶级的。
在率领部队行军作战的风雨岁月中，朱德同萧菊芳在一起的时间就更少了。即使是在昆明，朱德也往往是白天忙碌一天，夜晚才能回家同妻子相会。
1916年初，身为第1军第3梯队团第6支队长的朱德随讨袁护国军第1军北征，开往朱德的家乡四川，参加泸州、纳溪大战。这时萧菊芳已经怀孕了，也许是想念丈夫，也许是想念丈夫的家乡，朱德出征后，萧菊芳毅然坐轿子来到泸州，在泸州租了一所小小的住宅，同朱德住在一起。
9月底，萧菊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保柱。保柱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的气氛。萧菊芳为养育保柱日夜辛劳，却不知病魔突然袭来。保柱出生后数个月，萧菊芳患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
萧菊芳病逝以后，许多人劝朱德再婚，劝朱德为这个家庭找一个主妇。朱德想到没有母亲的婴儿需要有人照料，就同意了。
这场婚姻也是由朱德在军队中的朋友介绍的。
这位女子叫陈玉珍，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姑娘，也是天足，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陈玉珍有个条件，如果不在结婚前同求婚人当面谈谈，她就拒绝考虑婚事。
朱德接受了这个“挑战”。当朱德和朋友一起骑马到泸州西面的南溪去时，他的朋友三番五次地说：“我妹妹聪明过人，但也很任性。这几年有不少亲戚朋友给她提婚，她都拒绝了，一年一年地拖下来，今年已经21岁了。”
21岁，在当时算得上老姑娘了。他的朋友是希望朱德见到陈玉珍时多个心眼。其实，他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朱德见到陈玉珍后，双方都产生了好感。
在朱德看来，陈玉珍并不漂亮，也不难看，可是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夺人风度，令人尊敬。朱德特别欣赏陈玉珍的端庄、沉着和自信。朱德注意到，这个出身于一个小康读书人家的姑娘，很早就接触了革命运动。他同陈玉珍谈话时，感觉到对方读过许多书，爱好音乐，他俩有许多共同的爱好，还有一时说不上来的“许多共同的地方”。
朱德同陈玉珍面谈后不久，俩人就结婚了。
陈玉珍是一把理家的好手。婚后，她把家庭布置得简朴、新颖，非常干净。当她知道朱德喜欢养花时，她在小家庭的里里外外都摆上了鲜花，她还精心修整出一个很漂亮的花圃。她爱保柱，把保柱看作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保柱蹒跚学步时，朱德回家来，经常看到她们母子俩在院内花丛中捉迷藏……
第二次结婚，使朱德有了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清晨或者傍晚，每当朱德有空吹箫、拉胡琴时，陈玉珍也会在一旁弹一首《牧羊曲》，那曲调欢快、悠扬；当俩人弹、拉起《小夜曲》时，人们常常可以听到一阵清亮的琴声，悦耳的箫声，那乐曲是多么甜蜜、亲切……后来，他们又开始学习风琴、吉他等乐器。
在穷兵黩武的年代里，朱德的三口之家仿佛是一个安全港，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天地。这时，朱德的薪俸比较高，陈玉珍手头也有些积蓄。俩人虽然都很节俭，却舍得买一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来款待客人。这些客人大多是当地有思想的人，他们到朱德的寓所聚会，研究中国社会，探讨民主、科学、民族和种族平等等问题。为此，陈玉珍还布置了一间精致的书房，搜寻了一些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以及关于种族和民族平等的宣言这类题材的书籍和小册子，还订阅了《新青年》和《新潮》等杂志。
夏天，当朱德忙碌一天回到家里时，陈玉珍就抱起琵琶，来到幽静、清香的小院里，在皎洁的月光淋浴下弹一首朱德爱听的曲子。每当这个时候，朱德也会拿起一把胡琴，乐滋滋地来到玉珍身旁，很自然地和着玉珍演奏同一支曲子。
随着朱德和陈玉珍的演奏，黄莺在枝头轻鸣，蟋蟀哼起了小调，小院里的一切都融化在欢乐之中，朱德和陈玉珍沉浸在甜蜜的乐曲之中。
朱德的寓所里也有激烈争辩的时候。五四运动前后，许多青年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经常聚集在一起，对书报杂志上的一些新思想展开辩论。当他们来到朱德家里时，朱德和陈玉珍很自然地加入了争论的行列，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地争论。在这种形式的争论中，朱德和陈玉珍萌发了种族和民族平等、被压迫的殖民地人民有权独立以及国家要发展工业和文化等思想，也丰富了他们之间的爱情生活。
朱德回忆起这一时期的生活，颇有感慨地说：“封建的社会习惯在四川还很顽固。可是我的妻子和我，还有我们的朋友，对它全力攻击。我们多数人像西方知识分子那样生活，组织聚餐会……在这种场合，男人和妇女以平等的地位交往。男人们把他们的妻子和姐妹带来，而他们也生平第一次学会了与没有家属关系的男人讨论问题。当然，旧的封建势力把我们说成是放荡不羁；其实我们都是最规矩的……全中国都在谈论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可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清楚自己讲的是什么。我们在泸州的学习小组也不曾想象到无产阶级可以领导革命。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不过是杂志里的文章，还以为无产阶级就是既不能看书又不能写字的仆役、苦力和盐工。”
由于两人的兴趣和爱好相近，陈玉珍精心为朱德选购了《诗经》、《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唐诗三百首》、《孙子》等大量书籍，还买了两个漂亮的书柜，她把这间书屋整理得井井有条。这是朱德十分喜爱的一个地方。
有时候，朱德独自一人在书海里徜徉，有时候他和陈玉珍一起走进书屋，各看各的书，谁也不干扰谁。在明亮的灯光下，他们为民族英雄岳飞的爱国行动喝彩，为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的英勇斗争精神而深受鼓舞……
1922年夏天，朱德决心赴上海寻找革命道路。临走前，朱德接到川东军阀杨森的电报，杨森邀请朱德到重庆作客。朱德就告别妻子和儿子，离开了陈玉珍的家乡南溪。谁知这一别，朱德再也没有见到他们。
三、碰了陈独秀的壁
1922年6月初的一天，在奔流不息的长江上，一艘客轮驶离重庆朝天门码头顺流而下。身为护国军第13混成旅少将旅长的朱德，只身一人乘江轮出川东，前去上海。
一到上海，朱德便毫不犹豫地住进法国人开的圣公医院，毅然戒去了昔日染上的吸大烟的恶习。他下决心要与过去告别，以新的面目开始新生活。
这时，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发表了一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国情的文章，引起了朱德极大的兴趣。特别是《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了李汉俊与张闻天的《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中国底乱源及其解决》等一系列文章，尖锐地指出：用什么方法去改造中国社会？只能走社会主义这条路，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混乱才能终止。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积极开展活动，中国工人运动有了很大起色。朱德开始对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有所了解。尤其是在上海，他看到高楼大厦、宽阔马路边是设备简陋、阴暗潮湿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工人辛勤劳动，流血流汗，过的是贫病缠绕、随时有失业危险的苦难生活；而少数资本家、工头和外国老板却穷奢极欲、灯红酒绿。他耳闻目睹这一切，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改变中国命运的希望只能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他萌发了找党的愿望。
7月初，朱德由孙炳文陪伴，北行来到北京。在北京，孙炳文介绍他结识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之后，他们还到宣化、大同、归绥等地进行社会考察。朱德从亲身见闻中加深认识，相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走出一条新路。但是在北京期间，他未能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于是，他与孙炳文相伴，又重新回到上海，希望去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
回到上海后，朱德、陈炳文和原滇军将领金汉鼎一道，来到了莫里哀路孙中山寓所。
这时，孙中山刚刚蒙受了两个月前粤军将领陈炯明叛乱的打击，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积极筹划改组国民党，以图夺回广州，重建共和。朱德此时虽然很同情孙中山的处境，但十多年来，他的亲身经历使他对孙中山希望借一部分军阀的力量去打击另一部分军阀，从而推进革命的做法已不再相信了。
见面时，孙中山提出：要朱德和金汉鼎回到已经移驻广西的滇军中去，组织滇军到广东去打陈炯明，并许诺先付给他们10万元军饷。金汉鼎接受了孙中山的要求，但是，朱德心中已经另有打算，于是婉言谢绝了。
几天后，朱德几经周折，终于寻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的住址。随即，他们在上海闸北一所房子里见了面。
陈独秀对这位滇军将领的来访很感意外。当朱德向他提出请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要求时，陈独秀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朱德。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过像朱德这样在旧军队中有着高层地位的将领，愿意舍弃高官厚禄，来参加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有些疑惑，他对朱德说：“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参加共产党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要准备随时为这一事业献出生命。”
朱德表示：“只要百姓能够得解放，国家得以昌盛富强，个人没有什么不能牺牲的。”
陈独秀最后又说：“像你这样的旧军队将领，参加到共产党里来，尤其需要长时间地学习、真诚的申请和接受严格的考察。”
朱德对这次会见原是抱着很大的期望。然而，与陈独秀会面后，他觉得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对他不信任，态度冷淡，只好把入党的愿望暂时放下。
但是，这给他留下了痛苦伤感的回忆。在此后十多年谈及这一次会面的感受时，朱德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
虽然在陈独秀这里碰了壁，上海找党之行落空了，但是，朱德在一时未能如愿的困难面前，他没有改变他自己的初衷。
由于追求真理、向往党的坚强意志并没有动摇，9月，他与孙炳文一起登上了一艘法国邮轮，远涉重洋，驶向欧洲大陆，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寻求改变中国命运的新路了。
四、朱毛会师
1922年朱德来到德国，同年11月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他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7月，因投身国民革命，被党派到了四川军队中工作。1927年，他来到南昌创办了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收集余部进行整编，转战粤湘赣边界。
1928年春天，朱德、陈毅点燃起了湘南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湘南大地，有7个县相继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但是，就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突然乌云翻滚，湘南起义的一派大好形势，被湖南省委乱烧乱杀的“左”的政策断送了。许多群众产生了恐惧心理，远离了革命。
这时，粤、桂、湘三省军阀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他们勾结起来，从南、北、西三面对湘南地区进行联合“会剿”。
在这十分严峻的形势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朱德当机立断，除留下部分地方武装在湘南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和部分农军都撤出湘南，向井冈山地区转移。
随即，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着手同毛泽东会合，到井冈山实现武装割据。
这时，两支革命部队早有联系。1927年10月，朱德带着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赣南千里转战寻找“落脚点”。途中，到了信丰，赣南特委派人联络，说毛委员带着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朱德知道后，非常兴奋地说：“我们去找毛委员！”
11月间，朱德率部在江西崇义山区的上堡整训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敌人报纸上看到毛泽东在井冈山一带活动的消息，证实毛泽东确实在井冈山建立了根据地。
朱德拿着报纸对陈毅说：
“我们去找毛泽东，他确实在井冈山上！”
“要找毛泽东，有一个人去联系最合适。”陈毅说。
“谁？”
“毛泽东的亲弟弟毛泽覃就在我们这里。”陈毅说。
当即，朱德决定派原在第25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覃，装扮成16军的副官，通过敌人的防区，上井冈山去找毛泽东。毛泽覃日夜兼程，巧妙地通过敌人岗哨的盘查，在宁冈茅坪见到了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南昌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在朱德率领下转战赣南的情况以及两支部队会合的意向。毛泽东决定派出专人去同朱德联系，欢迎他的到来，共同对付敌人。
就在这时，张子清、伍中豪带着秋收起义部队的第3营，在江西上饶一带游击时，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相遇，他们向朱德介绍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和井冈山的有关情况。不久，毛泽东派何长工下山，向湖南省委汇报工作，同时担负联络朱德部队的使命。
何长工几经周折，在广东韶关的犁铺头终于找到了朱德。朱德详细地询问了井冈山的地形、群众基础和部队情况，并问到能否屯兵，是否有利于防守等等。临别时，朱德说：“今后，我们这两支部队要经常联系，将来要集中起来，力量就更大了！”
1928年3月上旬，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鲁到井冈山，贯彻执行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工作太右”、“烧杀太少”，宣布中央给毛泽东以“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省委委员”的处分；取消前委，成立师委，毛泽东改任师长；并命令工农革命军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湘南暴动。毛泽东下山后，没有直去湘南，在湖南酃县中村观察情况。他一面就地整训部队，一面发动群众。同时，派毛泽覃带着特务连去湘南同朱德联络。
到了3月的下旬，毛泽东得知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正遭到广东、湖南“协剿军”的夹击，在湘南难以立足时，当即决定兵分两路赶赴湘南接应和掩护湘南起义部队撤退。毛泽东亲率工农革命军第1团向桂东、汝城前进；袁文才、何长工率第2团向彭公庙、资兴前进。
朱德于3月底在湖南耒阳完成了转移准备后，率领湘南起义部队的主力工农革命军第1师和新成立的第4师及宋乔生领导的水口山工人武装，在毛泽覃带领的特务连接应下，4月上旬经安仁、茶陵到达酃县的沔渡。
这时，正在郴州的陈毅也接到向井冈山转移的通知，他立即组织湘南各县的党政机关和湘南农军转移，并在资兴与袁文才、何长工所率的第2团会合。
4月中旬，陈毅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主力一部和湘南农军第3师、第7师以及袁文才、何长工率领的第2团到达了酃县的沔渡，与朱德率领的主力部队会合，大家欢天喜地，群情激昂。第二天，何长工按毛泽东的指示，带着第2团先期回到井冈山地区，筹办两军会师的有关事宜。
4月24日前后，朱德、陈毅率领着湘南起义军主力工农革命军第1师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来到江西宁冈县的砻市。几天后，毛泽东在酃县一带阻击敌人，掩护朱德率部上井冈山后，也回到砻市。人们久久盼望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朱德和陈毅早已等候在龙江书院，当毛泽东来到时，他们大步迎出门外。走上前来的毛泽东早把双手伸了出来，朱德也抢前几步，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毛泽东热情地说：“这次湘赣两省的敌人竟然没有整倒你们，不易啊！”
朱德非常激动地回答：“我们转移得快，全靠你们掩护了！”
毛泽东说：“咱们原本就是一家人嘛！”
在场的陈毅、王尔琢、何长工等两支队伍的干部都热烈握手，互致问候。
第二天，在龙江书院召开了两支部队的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会议讨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及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决定几天后纪念五四运动9周年时，在砻市召开群众大会，热烈庆祝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起义部队的胜利会师。接着，中国共产党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了，选举了四军军委，军委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等23人组成，毛泽东当选为军委书记，朱德任军长。
5月4日，山清水秀的砻市，格外热闹。天刚亮，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涌向砻市。会场设在砻江边的沙洲上，在几十只木桶和门板搭起的主席台上，用竹竿和席子撑起了凉篷。主席台的两边挂着许多彩旗和标语。
早早的，战士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了会场，宁冈、遂川、永新、酃县等地的农民群众，扛着梭镖，举着红旗和标语小旗，川流不息地走进会场。人们喜气洋洋。会场内红旗招展。
上午10时左右，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和根据地党政军各方面的代表登上大会主席台。当陈毅高声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后，列队站在主席台前的几十名司号员，一同吹响庄严的军号，与此同时，鞭炮齐鸣，响声不绝于耳。
会上，陈毅首先宣读了第四军军委的决定。当他宣布两军会合后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为朱德，党代表为毛泽东，参谋长为王尔琢时，全场掌声雷动。
接着，由朱德讲话。他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走到主席台正中大声地说：
“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起点。参加这次胜利会师大会的同志，一定都很高兴。可是，敌人却在那里难过。那么，就让敌人难过去吧。我们不能照顾他们的情绪，我们将来还要彻底消灭他们呢！这次胜利会师，我们的力量大了，又有井冈山作为根据地，我们就可以不断地打击敌人，不断地发展革命。”
毛泽东讲话时，指出了这次会师的历史意义，同时非常乐观地分析了会师后的光明前途，他说：
“我们的军队不光要打仗，还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现在，我们虽然在数量上、装备上还不如敌人，但我们有革命思想，有群众支持，不怕打不败敌人。敌人并没有孙悟空的本事，即使有孙悟空的本事，我们也有办法对付他们，因为我们有如来佛的本事。他们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毛泽东的讲话，非常风趣，大家听得欢欣鼓舞，信心倍增。全场响起了热烈掌声和欢呼声。接着，他代表四军军委宣布了“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随后，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讲了搞好军民关系的问题。各方面的代表在大会上相继讲了话，大家都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
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军事工作大纲》，规定“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从此，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为中国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
五、军长担粮
自从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后，国民党反动军队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在调集部队“会剿”、“进剿”红军的同时，还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到处设关置卡，千方百计要使井冈山断粮断盐，企图把红军困死、饿死在井冈山上。因此，红军要粉碎敌人的围攻，除了修筑工事和练兵之外，还必须在井冈山上储备一定的粮食。
当时，井冈山上生产的粮食较少，当地群众留足口粮以后，能供给部队的粮食不多。红军要吃粮、存粮，除了井冈山周围地区的党积极动员群众送粮上山以外，还得自己下山去挑粮。战斗间隙，朱德总是和战士们一起下山挑粮，八百里井冈，到处都留下了朱德、毛泽东、陈毅和井冈山军民一起挑粮上山的足迹。
红军从山下挑粮上井冈山，主要有三条路，一条是从永新经过桐木岭上山，一条是从遂川经过朱砂冲上山，一条是从永新经过黄洋界上山。每一条路都要翻山越岭，挑一次粮至少得奔波一天。一位老红军曾经回忆说：从井冈山上到山下宁冈的茅坪，上下足有五六十里路，山又高，路又陡，着实难走。每到运粮的那天，我们天一亮就出发，赶到装粮地点，有的用箩筐担，有的用口袋背；用具不够，有的同志索性就脱下一条裤子，把裤腿扎紧，满满地装上两裤腿，往肩上一搭。这样挑的挑、背的背，翻山过坳，直到天黑才回山。
1928年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朱德又像往常一样，背着斗笠，蹬着草鞋，拿着自己亲手做的刻有“朱德记”三个字的扁担，精神抖擞地带领一部分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到宁冈古城去挑粮。
朱德肩上的这条扁担还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这时，朱德已经42岁了，平时整日整夜地投身于计划作战和部队训练，还常常和战士们一道挑着满满的一担米爬山过岭的，大家生怕他累坏了，都劝他不要去挑，但又说不过他，有几名红军战士就想了个办法：偷偷把朱德的扁担藏起来。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朱军长就可以休息了，谁知朱德又另外找来一根扁担，亲手在扁担上写了“朱德记”三个字。从此以后，“朱德记”的扁担就没有人“偷”了。
在朱德的带领下，战士们挑米的劲头更大了。有人还编出一首歌子，每当挑米爬山感到累的时候，战士们就唱起歌子互相鼓励。这首歌子是：
朱德挑谷上坳，粮食绝对可靠，
大家齐心合力，粉碎敌人“围剿”。
每次挑粮，朱德总是要挑满满的两筐。一天，几个战士悄悄议论起来，无论如何也不让朱军长挑那长多了。谁知刚到古城，朱德就先动手装粮了。他把两个箩筐装满以后，又拿出随身带来的两个口袋，装上大半口袋粮食，加在箩筐上。战士们见了，连忙跑过去抢下口袋，争先恐后地说：“军长，这一次你一定得少挑一点。我们那么多人，每人多挑一把，就把你的那份补上了。”
朱德脸一沉，又亲切又严肃地说：“我为什么要少挑呢？我挑得动嘛！挑粮也应该有我一份嘛！”说完，他就挑起担子去过秤。大家低头一看，朱德这一挑可重呢！
在朱德的带动下，战士们都自觉地把箩筐装得满满的。战士们刚要走，忽然听到山岗下传来一阵喜悦的歌声，留神一听，这歌声在颂扬朱德和红军：
一根扁担四尺长喽，年年用它来送粮。
往年送粮泪涟涟呵，家中没有隔夜粮，
今年不同往常年喽，人人喜送翻身粮，
朱军长带来好光景，支援红军打胜仗。
领头唱歌的是麻上村的邱祖德。今年，朱德领导他们村打土豪分田地，老乡们精耕细作，获得了好收成。为了支援红军打敌人，报答朱德的恩情，邱祖德把最好的稻谷用来送军粮。他挑着沉甸甸的担子，翻过山岗，越过小溪，不知不觉走到朱德面前。
“老邱，去送粮吧？快放下，休息一会。”邱祖德闻声回头一看，是朱德，他顺从地歇下了。他和朱德已经是老相识了。
“今年打了多少粮食，交了军粮还够吃吗？”朱德问。
“够了，够了！”老邱显得很激动，“红军来了，地也变了。今年我们收了3000多斤稻谷，交上1500斤，我还剩2000斤呢，够吃了。”
朱德仔细一算，觉得邱祖德一家孩子多，只要交1000斤军粮就够了，于是又和蔼地问：“真个够吃了？”
“不够吃我们还有南瓜和红薯呢！”邱祖德笑了。
朱德显得激动起来。他说：“红军是为穷苦百姓的，你们把粮食给了红军，自己吃南瓜红薯，这怎么行呢？”当朱德了解到根据地许多老乡都超额交了军粮时，他特地对地方干部说：“一定要劝说老乡，不要超额交军粮，要留够自己的口粮！”
办完这件事，朱德才和战士们一起挑粮上山。
从古城到茨坪，往返约200里，挑粮的红军指战员路上还得歇一宿。夜深了，月儿挂在中天，很圆，很亮。战士们望着夜空中亮晶晶的星星，围在一起议论着怎样才能减轻朱军长的谷担。
第二天一早，几名战士不约而同地来到朱德面前，准备集体向军长提“抗议”。朱德似乎看出了大家的来意，先开口了：“小伙子，怎么样，今天我们来比赛？”
班长谢长生听说军长主动提出比赛，劲头就上来了，连忙壮着胆子说：“好呀，赛就赛吧，谁先到山顶谁就是英雄。”旁边一中战士听了，连忙拉了拉班长的衣角，谢长生立刻醒悟过来了，又说：“军长，咱们比赛也得讲个条件！”
“什么条件？”朱德笑眯着眼。
“谷担得按年龄分轻重，你年纪大，不能挑那么多，给我们每人分一把。”
朱德一听，哈哈哈笑了：“那可不行，那可不行。”说着，挑起谷担就走。几名战士连忙赶上去，把朱德拦住，争执了好一会儿，朱德的谷担也没有减下来。
太阳冒出个圆顶子，嫣红嫣红的，把萦绕在村舍顶上、小山脚下的轻烟薄雾染成淡淡的玫瑰色，衬着远处如烟如云的青山翠田，融作一片朦胧荡漾的紫霞绿烟，在天地间缓缓游荡着。在挑粮队伍中，朱德挑着沉重的谷担，大步大步地朝前迈。不认识朱德的人万万想不到，红军的军长和战士们一起挑一百多斤重的谷担。
挑粮队伍到斜源村休息时，两名战士来到朱德面前，不由分说地把箩筐上的两大半口袋粮食提起来就跑。朱德想追，已经追不上了。朱德只好笑着说一声：“这小家伙……”
一名战士回头说：“军长，你‘逼’得我们不得不采取‘武力’行动了。”一语刚落，战士们都发出了一阵快乐的欢笑。
距离茨坪17公里，就是黄洋界了。黄洋界这个哨口地势雄伟险要，一面是高山，一面是万丈深渊，路窄，坡陡，空着手往山上爬，也会累得喘不过气来。红军战士们每人挑着一百多斤重的谷担，一步登一个石阶，走几十米就得歇一会。走了一阵子，一名战士用一种关切的口气说：“今天准把朱军长甩到后面了。”
黄洋界上有一棵十余丈高的大槲树，这棵树枝繁叶茂，像一把大伞。红军挑粮上山时，常常在大槲树下休息。今天，那几名先到大槲树下的红军战士放下箩筐，准备下山去接朱军长，可是回头一看，朱德迈着坚定的步伐已经走到大槲树下了。
围坐在大槲树下，战士们看着朱德汗涔涔的脸，湿透了的军装，感动得都不知说什么才好。忽然间，红军战士们放声齐唱起来：
同志哥，
扁担闪闪亮，挑起粮食上山岗，
毛委员带兵在井冈绘蓝图，
朱军长带（我）下山去挑粮。
这雄壮的歌声，在井冈山谷回响，在红军战士心中激荡。
六、兰香幽远
朱德一生酷爱兰花。他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尽管如此，却一直坚持养兰花。在他的住处，到处都可以见到兰花的身影，闻到兰花的清香。每当工作之余，闲暇之时，他都要亲自给兰花除草、培土、浇水、施肥，有时还面对兰花，或伫视、或静坐一会儿。他敬慕兰花、赞美兰花，他一生留下了不少赏兰诗。
但是，朱德喜爱兰花却大有缘由……
这源于朱德一段缠绵的爱情故事。
1928年2月15日，朱德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攻下耒阳古城。朱德进城时，突然，街道上一位年轻女子边跑边喊：
“乡亲们，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打败了章家梅的常备队，解放了耒阳城。为了欢庆战斗的胜利，大家快到城中广场参加军民大会！”
朱德发现远处这位喊话的女子大胆泼辣，就问邓宗海：“她叫什么名字？”
邓宗海说：“她叫伍若兰，出生于县城南九眼塘姓伍的知识分子家庭，上过衡阳女子三师，前年加入共产党，是我们县有名的女秀才。”
随着伍若兰一阵又一阵的喊声，市民们敲锣打鼓，点放鞭炮，手持小红旗，涌向城中广场。大会开始后，朱德、邓宗海分别讲了话。当司仪宣布由群众代表发言时，只见伍若兰穿着一身宝蓝色的衣服，迈步走上讲台，目光灼灼地扫视着台下的军民，激动地说：
“乡亲们，兄弟姐妹们，朱德师长和红军帮助我们解放了耒阳城，从今以后我们穷人有好日子过了！”
台下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坐在台上的朱德仔细一瞧，见到这位姑娘高个大脚，体格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浑身洋溢着青春活力。这时会场平静下来，伍若兰又号召全县人民爱护工农革命军，支持和帮助他们。
大会结束以后，朱德对邓宗海说：“你叫那位姓伍的女秀才来一下。”
邓宗海在台上人群中找到伍若兰说：“兰妹子，朱师长派我来叫你。”
伍若兰一听这话，非常高兴，连忙去见朱德。朱德笑容满面，双手握着伍若兰的手，情不自禁地称赞道：“你讲得真好啊！你讲得真好啊！”
伍若兰微微一笑，说：“我讲得不好，朱师长过奖啦！”
接着，朱德说：“大敌当前，工农革命军急需发展壮大，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你能把女子联合会组织起来，发动妇女做好部队后勤保障工作。”
“我们妇女保证完成好师长交给的任务！”
当天，伍若兰组建了妇女联合会，亲率姐妹们给部队送去了大米、蔬菜、稻草等物，朱德让后勤部的同志按价付款。临走时，朱德热情地把她们送出军营。这时，伍若兰发现许多官兵都是赤脚，于是，她和女子联合会的姐妹们，发动全县妇女开展“编草鞋竞赛”。夜里，伍若兰和姐妹们坐在豆油灯下编织草鞋，特意为朱德编了一双新草鞋，又做了一双布袜子，精心用花布包好，悄悄地藏起来。
结果，全县妇女两天时间就编织了1000多双草鞋。随后，她们肩挑一捆捆崭新的草鞋，送向军营。当姑娘们离开了部队驻地后，伍若兰还在向朱师长汇报着女子联合会的工作，朱德听了非常高兴，连连称赞。这时，伍若兰打开花布包，取出草鞋、布袜递给了朱德，含着笑道：“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请师长收下吧！”
说毕，她感到羞涩脸红，心脏突突地跳。原来这位多情的少女已经爱上了将军。
之后，伍若兰返回苏维埃政府驻地，又抽调全是编草鞋的女能手，组建了一个女子编织厂，日夜为部队编织草鞋。仅仅6天时间，就编织了3000双草鞋，又派人送到部队，受到朱德师长、王尔琢参谋长的赞扬。
随着交往的增多，朱德也常问熟悉伍若兰的女友和邓宗海、刘泰等人：“你们觉得若兰姑娘怎么样？”邓宗海发现朱德对伍若兰产生了爱慕之情，就毛遂自荐地要帮助师长捅破这层纸，朱德同意了。
一天下午，伍若兰来到县苏维埃政府，左看右瞧，像在找谁。邓宗海凑过去，在她的耳边说：“兰妹子，是找朱德师长吧？”
伍若兰大大方方地说：“是找朱师长。”
“他开完会回部队去了，你有事吗？”
“顺便给他汇报一下妇女工作。”
“我看这是借口，你是喜欢他吧？”
“哎呀，邓书记，你千万别瞎说。”
“你莫跺脚、脸红，朱师长也很喜欢你！他这个人值得你爱。”
“为啥这么说呢？”
邓宗海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朱德英勇善战，足智多谋，文武双全……”伍若兰早已深深地爱上朱德。一连几个深夜，她在梦中都梦见了落落大方的朱德将军。她把爱藏在心里，一点儿也说不出口。今天听了邓宗海的介绍，才羞涩地说：“哎，不！我总觉得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
邓宗海笑容满面，拍拍伍若兰的肩，亲切地说：“如果你喜欢朱师长，就请你明天晚饭后到城南河堤等候，他约你到耒河岩畔聊聊天。”
“好的！”伍若兰答应了。此刻，她对邓宗海充满真挚的感激之情。
第二天晚饭后，伍若兰独自向城南走去。
城南河堤上的大柳树下，果然站着朱德师长。见她走出古城，朱德含笑迎过来。之后两人并肩沿着河堤，缓缓地往青麓塔方向走去。
路上，朱德告诉伍若兰自己以前结过两次婚，然后，详细讲述了他家庭、婚姻的曲折和痛苦。伍若兰听着这位南征北战的大将的经历，坚决地说：“我不在意你的过去，只要你现在诚心诚意地爱我就行了。我真心爱你，是永远不会变的！”
朱德无法压抑心头幸福的冲动，真情地说：“若兰，谢谢你，我也真心地爱你，我们马上结婚吧！”
伍若兰一头伏在朱德的胸前，回答道：“好，你决定日期吧！”
三天之后，朱德和伍若兰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了婚礼。
4月28日，朱德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砻市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并后，组建了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在这期间，伍若兰从未离开过朱德。除了协助他工作以外，还精心照顾他的日常生活。
这时，井冈山上粮食严重不足，红军战士经常吃的是竹笋、野果和南瓜。朱德和战士甘苦与共。伍若兰发现丈夫的脸庞消瘦得逐渐显出棱角，心里十分难过，经常把稍好的饭食省给朱德吃。朱德发现后，十分感动：
“你也不能饿肚子呀，以后不管吃啥，咱们各分一半。”
从此，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论吃糠咽菜，或者吃荤吃素，总是每人吃一半。这里的甜味，悄悄地溶化在他们爱情生活之中。
当时，井冈山由于被敌人四周包围，交通阻隔，通信难又消息闭塞，想得知山外的情况很不容易。为此，朱德交给妻子两项重要任务：一是调查井冈山内军民的详情，收集红军歌曲、短诗、歌谣及战役、战斗简况等；二是搜集敌占区的报纸，了解国际国内情况。
伍若兰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她走遍了整个山区，边调查边搜集宣传材料。为了给朱德提供情况，她派人化装成老百姓混到敌占区弄来一些报纸。夜幕降临后，她坐在豆油灯下，整理简报或者抄写文章，给朱德参考阅读。
几十年后，朱德拿着伍若兰帮助他装订的小册子，一页页翻看，“顿时，井冈山的悬崖峭壁，青山翠谷，竹丛树林，花芳花朵，以及山顶上几乎经年环绕的云雾，又浮现在眼前。”
1929年1月，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转移到井冈山以外，去调动、分散敌人兵力。部队走下井冈山，一天在长途行军中，朱德和小股部队在小庙里休息，突然被跟踪而来的敌军刘士毅的部队包围了。
情况非常危急。伍若兰望着丈夫，坚定地说：“我和警卫班的同志掩护你突围！”
“快走吧！”朱德说。
伍若兰说：“你快走，别管我！你是一军之长，安全突围出去事关重大！”
伍若兰使尽全身力气，把朱德推出庙门外，说：“你快走吧，再迟了会出事的！”
正在这时，敌连长带领10多个敌兵端枪向小庙冲来，大声喊：“站住，举起手来，快投降吧！”
伍若兰一看情况万分紧急，一把夺过朱德的手枪。
10多支枪口对准朱德夫妇。敌连长冲到跟前，挥动手枪指着朱德，气势汹汹地问道：“你是什么人？”
伍若兰镇静地回答：“他是我们的伙夫！”
敌人一看朱德满脸黑胡须，身披破棉衣，赤脚穿着草鞋，打着烂得褪了色的绑腿，真像个伙夫，便撇开他。
又把枪口对准伍若兰，问道：“你是谁？”
伍若兰镇定自若地说：“我是朱德的太太！”
“妈的！朱德呢？”
伍若兰向左边一指说：“朱德在那边房子里。”
敌人抢功心切，急忙押着伍若兰，到左边房子去找朱德。
朱德强忍着沉重不安的心情，离开了伍若兰。没走多远，正巧碰上警卫班。朱德向他们要来一枝手提机枪，且战且退，被敌人追赶了20余里，6名红军警卫战士为了掩护他而光荣牺牲。敌人继续穷追不舍，朱德和3个警卫员占领一座小山头，向敌人猛打一阵子，又调头跑了15里，钻进一片山林，才逃出险境。
归队后，毛泽东见到朱德不见若兰，禁不住问道：“若兰呢？”
朱德含泪说：“若兰同志在战斗中不幸被捕了。”
“刘士毅这小子太坏了！”毛泽东气愤地说，“我们要给敌人一个沉重打击，才能从被动转为主动，为牺牲的战友报仇，营救若兰。”
由于红军有意避开战斗，刘士毅却以为朱德、毛泽东害怕他们，大胆地从汀州尾追而来，在瑞金以北的大柏，进入红军伏击圈，朱德一声令下，红军向敌人猛烈开火。这次战斗，红军大败敌军，生擒了敌团长和敌军870余人。
在欢庆胜利之际，朱德惦记着同自己出生入死的爱妻伍若兰。为了弄清伍若兰被捕后的详情，朱德坐在军部一间住房里，派人押来敌团长，亲自审问。
原来，敌连长一伙押着伍若兰去左边房内准备活捉朱德时，却连一个人影儿也没有见到。敌连长知道上当受骗，大怒，打了伍若兰几个耳光，逼问道：“朱德藏在哪里？”
伍若兰怒视敌人，坚决说：“我不知道！”
敌连长无奈，便将伍若兰押到刘士毅处领赏。
刘士毅得知部下抓住了朱德的太太，立即下令将她押到军法处审讯，并亲自审问。刘士毅厉声询问伍若兰姓名、籍贯、年龄等。
伍若兰神情自若地回答了。
刘士毅吼道：“你和朱德是什么关系？”
“夫妻关系。”
“你为什么要和共匪头子结婚？”
“因为我爱他。”
“你们为什么造反干坏事？”
“我们没有干过任何坏事。”
“人证物证俱在，还想狡赖！你们在耒阳、宜章、郴州等地打土豪，斗地主，烧田契，分土地，搞得鸡飞狗跳墙，难道这不是坏事吗？”
“这些土豪、地主干尽了坏事，群众拿起武器与他们斗争，你怎能说这是我们干的坏事？”
刘士毅气急败坏，瞪眼捶桌怒吼道：“你这个顽固的共匪婆子，还想狡赖！快给我打！”
敌兵把伍若兰捆在老虎凳上，接连加砖。她两腿痛得无法忍受，连声惨叫。同时，敌兵一次次给她脸上浇灌辣椒水，呛得她鼻血外流，昏死过去了。
刘士毅从伍若兰嘴里一无所获，气得暴跳如雷。刘士毅连夜草拟电文，发给蒋介石，请求指示。蒋介石复电：将伍若兰押送赣州处治。于是，刘士毅将伍若兰装入囚车，又派一个连的兵力把她押送到赣州城了。
朱德听完萧致平的交待，为妻子的生命安全而担忧，和毛泽东商量以后，派出两名精明强干的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前往赣州营救伍若兰出狱。这两名侦察员在赣州找熟人帮忙，用钱买通了看守伍若兰的敌排长，从他那里得知她在狱中受尽酷刑，仍然坚贞不屈。敌审讯官对伍若兰毫无办法，电告蒋介石，要求严处。
这时，正在侦察员营救伍若兰时，蒋介石复电：从速处决，割头示众。
接到电文的当天，赣州敌军指挥官就下令官兵把伍若兰押到刑场上。在刑场上，敌审讯官走过来，说：“如果在报上声明与朱德离婚，我们可以放了你。”
“你们都是些蠢猪！我和朱德恩爱结婚，怎能背叛他？你们要杀就杀，要斩就斩吧！”
接着，伍若兰昂首阔步走到刑场中央，高呼：“共产党万岁！……”
刑场上的群众听到她的声音都哭了。敌人吓得目瞪口呆，惊惶不已。两发子弹射出枪膛，但是，没有击中她身上的要害部位。伍若兰倒在地上骂不绝口。这一切，使执行枪杀的敌兵大为惊骇，在慌乱中，又向她连开3枪。
伍若兰壮烈就义了。残忍的敌人用大刀砍下她的头，将其头颅解送长沙，挂竿示众。
朱德得知伍若兰英勇就义的详情，难过地流泪了。他怎么也忘记不了夫妻的战斗情谊，忘记不了她掩护他脱险的场面。从此以后，朱德十分喜爱兰花，每当他看到一簇簇盛开的兰花，就不知不觉地怀念起爱妻伍若兰。他决心用战斗的胜利来哀悼惨死的妻子……
1961年3月3日，朱德在广州游览越秀公园时，写过这样一首诗，表达了自己对兰花的钟爱之情：
越秀公园花木林，
百花齐放各争春。
唯有兰花香正好，
一时名贵五羊城。
七、革命伴侣
伍若兰牺牲后，1929年底，朱德和康克清结婚了。
朱德和康克清是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中相识的。结婚那年，朱德已经43岁，是红四军军长，康克清则是一名普普通通的红军战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逐渐萌发了爱慕之情。
康克清出生那一年，正值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康克清的家乡在离井冈山很近的江西省万安县罗塘湾。罗塘湾离万安县10公里，是一座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的穷苦渔村。幼年的康克清历尽坎坷，由于度日维艰，出生仅仅40天的康克清就被送给别人做童养媳。1925年，他的养父加入了共产党组织。康克清在养父的熏陶和影响下，很早就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13岁就成为妇女协会的宣传委员，14岁就加入了共青团。
旧社会江西一带，许多人都是早婚。1928年春夏，养父已经开始为康克清筹办婚礼了。康克清不愿意，用种种理由拒绝这场婚姻。但是，她没办法说服养父，养父仍在按照他的计划筹办婚礼。
康克清想逃走，逃出这个家。养父知道后，把康克清锁进一间小房子里。康克清苦闷极了，她想哭，她想喊，希望有人来帮帮她。
一天夜里，康克清正昏昏欲睡，忽然听到窗口传来一个女娃子的声音：“桂秀、桂秀，红军要开到我们村里来了，有人已经看见红军了。”
桂秀是康克清小时的名字，康克清一听，顿时兴奋起来，连声说：“快帮我把门打开。”
“我们都报名参加万安游击队呢，你去吗？”
“哪能不去呢？你一定要替我报个名。”
就这样，康克清从那间小屋里逃了出来，同罗塘湾的37名女伴一起，跟随红军上了井冈山。康克清回忆第一次见到红军时说：“红军来到罗塘，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不进老百姓的家，宿营在外面。陈毅就召集我们开会，讲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向敌人作斗争，为红军筹粮菜。我们就组织起男男女女几千人，把丢到塘里的枪支、梭镖都捞起来了。后来，国民党81团来了，陈毅见敌人比我们强大，就立即撤回井冈山。我就是那次跟陈毅上井冈山的……”
这天，红军战士们兴致勃勃地向井冈山上前进。康克清正走得满头大汗，忽然听到队伍里有人喊了一声：朱军长来了！
康克清的心“突”地一跳，暗暗问自己：“朱军长？传说中‘朱毛红军’里边的朱德，人们说得可神哩，今天有机会，一定要亲眼看看他。”
康克清往前走了几步，顺着别人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体格魁梧、满脸胡子的中年人迎面走来。他脚上穿着一双草鞋，军衣领子敞开，一身风尘，可见走了很长的路。忽然，他在路边坐下了，笑嘻嘻地同大家打招呼。
“他就是朱德军长吗？”康克清心里顿时升起一个疑团。她见过反动派的军队，别说是一个军长，就是挨户团的杂牌团长，也是一走地皮颤，前前后后不知有多少护兵保镖呢！红军的军长怎么就像普普通通的战士一样，一点儿官架子都没有？
来人正是朱德。每当行军休息的时候，朱德总是和指战员们围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康克清见这情形，刚才那种紧张感也没有了。她小声对同村来的一位女同志说：“真没见过，朱军长一点官架子都没有。”
那位女同志“扑哧”一笑，说：“你没听见，有人竟敢叫他伙夫头，他还像士兵一样挑粮食呢！”
康克清刚从乡下出来，见到红军队伍里的生人还不大好意思，亲眼看见朱德军长这么平易近人，也就不感到怎么拘束了。她大大方方地走上前，听朱德同大家一起聊天。
这是康克清第一次见到朱德。当她和朱德组成家庭以后，她忘不了这次见面。她说：“当我初次碰到他，并没有立刻浪漫地对他钟情。不过因为他生活得跟小兵一样又做着小兵的工作，所以非常喜欢他。当时所有的人全都敬爱这位革命领袖。”
康克清从小生长在贫苦农民的家庭里，由于生活窘迫和繁重的劳动，她从来没有上过学。上井冈山时，康克清还不识字。参加红军以后，康克清担任了宣传工作。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康克清经常大胆地到朱德那里登门求教，朱德总是热情地鼓励和辅导康克清。
康克清很倔强，她把学习看作同打仗一样重要，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她都不放弃一切识字的机会。在朱德的热情辅导和影响下，康克清的文化水平提高很快。朝夕相处的革命斗争生活，使将军与战士之间萌发了爱慕之情。
有一天，康克清坦率地公开了自己的婚恋观。她对自己的战友们说：“我可以奉告大家，我的婚恋观就是无产阶级的婚恋观，只要革命坚决，品德高尚，对党的贡献大，真的志同道合，我就不计年龄，不媚权势。”
朱德听到康克清的这番话以后，心中增添了几分敬意。他紧握住康克清的手说：“克清，我现在需要有一个像你这样纯洁、真诚、坚强的姑娘真心地爱我，我们结成终身伴侣，好吗？”
康克清甜甜地一笑，低下了头。
忽然，她想到朱德马上就要率领部队出发了，猛地抬起头，说：“打了胜仗来结婚。”
1929年3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在赣闽边界地区游击。3月14日，红军在长汀一战中，歼敌2000多人，胜利攻克了长汀县。不久，朱德和康克清结婚了。
婚礼十分简朴，新房里几乎没有什么布置，陈设也很简单，只有一张木床，一张桌子和四个方凳。毛泽东、陈毅和战友们纷纷来到新房，向朱德和康克清道贺。朱德虽说是新郎，也钢枪不离身，草鞋不离脚，笑盈盈地拿着花生和汀州特产招待大家。
一对红军恋人终于结成终身伴侣。
婚后，朱德和康克清长期过着简朴的生活。朱德常常率领部队作战，有时候许多天都不在一起生活。但是，朱德心里却时时想着让康克清尽快地成长起来。他很少让康克清去料理他的生活，一旦能挤出空余时间，就和康克清并肩而坐，一只手拿着识字课本，一只手指点着生字，帮助康克清学习。康克清一字一句地学，一字一句地记，进步很快，短短一年里，康克清就认识上千个字了。
朱德喜欢康克清，也尊敬康克清。在朱德眼里，康克清是一个在部队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姑娘——红军的“标准产物”。在朱德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康克清又开始学军事、学政治。白天，她模范地执行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夜晚，她在油灯下认认真真地学文化。当朱德看到康克清伏在桌子上写笔记、写心得，看到她写出了一段文理通顺、言简意赅的短文时，总是一边夸奖她，鼓励她，一边又耐心地为她改正错别字。
康克清对朱德同样十分尊敬，她非常希望能给朱德更多的关心和照顾。康克清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三月，朱德和我在福建省长汀县结婚。”“自从结婚以后，我差不多始终跟他在一起，只有一九三〇年占领了吉安以后，两人曾分别了一年。”但是，艰苦的斗争岁月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她不得不把时间用于紧张的工作和学习。在瑞金时，康克清多次变换工作，从警卫团到交通队，从军委机要局到妇女义勇团，她总是愉快地接受新的任务，像男同志一样去爬山过河，去冲锋陷阵。但她心里时时忘不了朱德。
紧张、艰苦的斗争生活，更加深了康克清对朱德的理解。在康克清心目中，朱德最伟大的品质是他对于革命事业的耿耿忠心，诚实，正直，没有个人政治野心，这个品质使得朱德自觉地把自己和军队置于党的统率之下。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朱德平易近人，热爱战士，战士也同样爱戴他。
对于家庭生活，康克清曾经说：“我从未跟朱德吵过嘴，有时我给他一点小小的批评，但他平常的行为总是对的，我们两人亦从未命令过谁。他生病的时候，我把他当同志一样地服侍他，至于他的衣食，我可从未关心过，这些是由他的勤务兵料理的。”
《续西行漫记》的作者威尔斯曾经用称颂和羡慕的笔调写道：康克清在提起朱德时，“从不曾称呼他为自己的丈夫，而是用第三者的口吻，叫他‘同志’。我笑望着他们两个，心想他们是多么罕有的一对，而且各自又有着多么惹人敬爱的个性呵！他们是这么诚实坦率，又是这么天真无邪！他们两个，就像百炼之钢”。
八、与陈济棠合作
1933年5月，朱德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当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即将开始。这次“围剿”，蒋介石调兵遣将，直接用于进攻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兵力就达50万人。蒋介石费尽心机，把这些部队组织成南路军和北路军。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奉命指挥11个师又一个旅，筑堡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饶地区，阻止红军向南发展。
陈济棠是广东防城人，17岁时入学广东陆军小学，后在粤军担任团长、旅长等职。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11师师长。1931年，陈济棠参与反蒋活动，把所属部队扩编为第1集团军，自己担任总司令，并接管了驻广东的陆军、空军，他手下的兵力达15万人以上，成为独霸广东的“南天王”。但是，陈济棠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亲信。蒋介石把陈济棠这样一个公开对抗过自己的“南天王”委任为南路军总司令，只不过是想利用陈济棠的军事力量堵住南面的“缺口”，阻止红军向南发展。
这时，正在长征中的朱德在两军搏杀的层层迷雾中，敏锐地抓住了陈济棠同蒋介石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利用这种矛盾削弱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力量。
1934年9月，朱德亲自给陈济棠写信。
朱德在给陈济棠的信中，深刻分析了中华民族面临的危机，表明了红军抗日反蒋的态度，提出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设想。朱德在信中说：
“年来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愈趋愈烈，蒋、汪等国贼之卖国，亦日益露骨与无耻。华北大好山河，已沦亡于日本，东南半壁亦岌岌可危。中国人民凡有血气者，莫不以抗日救国为当务之急。抗日救国舍民族革命战争外，实无他途，而铲除汉奸卖国贼尤为民族革命战争胜利之前提。年来，德与数十万红军战士苦战频年者，莫非为求得中国民族之彻底解放、领土完整及工农群众之解放耳。德等深知为达此目的，应与国内诸武装部队作作战之联合。二年前苏维埃政府即宣告，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惜两载以还，除去冬蒋、蔡诸君曾一度与红军订立初步协定外，红军乃成为抗日反蒋而孤军奋战之唯一力量。且伺隙而图我侧后者，亦颇不乏人。比者，先生与贵部已申合作反蒋抗日之意，德等当无不欢迎。惟情势日急，日寇已跃跃欲试于华南，蒋贼则屈膝日本之前，广播法西斯组织，借款购机，增兵赣闽，若不急起图之，则非特两广苟安之局难保，抑且亡国之日可待。”
朱德陈述利害之后，坦率地提出了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的提议。朱德说：
“为求事之速成，德本两年前政府宣言之宗旨，敢向足下为如下之提议：
一、双方停止作战行动，而以赣州沿江至信丰而龙南、安远、寻乌、武平为分界线。上列诸城市及其附郭十里之处通归贵方管辖，线外贵军，尚祈令其移师反蒋。
二、立刻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
三、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
四、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并切实作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
五、请代购军火，并经门岭迅速运输。”
朱德写这封信时，中央红军已经准备撤离中央苏区。
在严重的敌情威胁面前，朱德和周恩来一起决策，派遣潘汉年和何长工作为红军代表，到寻乌同陈济棠的两个师长密谈。
“南天王”陈济棠虽然独揽广东军政大权，却时时有被蒋介石吞并的危险。他被蒋介石任命为赣、粤、闽、湘边区“剿匪”副总司令和南路军总司令后，仍然忧虑重重，既怕派兵到江西以后，受到红军的打击，削弱自己的力量；又怕蒋介石乘粤军到江西与红军作战之机，突然派部队从湖南出动夺取广东。因此，陈济棠对南路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一直不冷不热。
因此，当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派出代表同粤军进行秘密谈判时，陈济棠指派两名曾经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师长作为谈判代表，同红军进行谈判。
经过谈判，红军和陈济棠的部队达成了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互相借道等5项协议。双方还商定，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告知陈济棠，陈济棠的部队就后撤20里。这次谈判，为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突破蒋介石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济棠答应朱德和周恩来上述条件后不久，不知底细的蒋介石意欲陈济棠把精锐部队放在第一线，又把部署红军长征路上第二道“钢铁封锁线”的任务交给陈济棠。这道“钢铁封锁线”，设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城口一线的山上。
红军开始长征后，陈济棠应约命令在江西的粤军立刻撤回广东境内，并在广州近郊和粤东的惠州、淡水、平山、老隆、兴宁、焦岭、丰顺、潮安、汕头等各要点构筑永久性防御工事和野战工事，名义上是准备抗日，实际上是积极防备蒋介石吞并广东。
朱德和周恩来等指挥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钢铁封锁线”后，数万大军携带大量物资器材，沿着山路缓慢前进，11月8日，到达了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附近。
朱德看到国民党军队修筑了许多碉堡，堡垒与堡垒之间又挖了许多交通壕，组成了一条绵密的火网地带，但是，这道封锁线的前沿阵地却是地方保安部队防守，正规部队配置在内线。当红军经过时，陈济棠执行同红军原定的互相借道的秘密协定，没有堵截，使红军在很短时间内顺利通过第二道封锁线。
这样，朱德通过与陈济棠合作，成功地为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打开了通道。
九、朱毛不可分
1935年初秋。
一个和风轻拂的日子。朱德总司令带着几个警卫和参谋人员，来到黄河上游的草地——噶曲河。他一面亲自视察河水，一面派警卫班长测试了河的深浅，做好渡河的一切准备工作，然后，回到营地，等候与在包座的毛泽东等人率领的红军右路军会合。
1935年6月，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了。沙窝会议后，为了执行红军进军甘肃南部“夏洮计划”，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和张国焘率领。但是这时，张国焘野心膨胀，顽固坚持退却和分裂的南下方针，企图夺取红军的领导权，并且展开了分裂党和红军的行动。
就在朱德准备等待毛泽东的右路军会合的当天晚上，张国焘采取突然行动，把他扣押起来了。
月亮将要下山的时候，张国焘登门拜访。一跨进门儿，他假惺惺地带着歉意说：
“总司令，让你受惊了！”
朱德冷冷地说：“是呀，你干的好事呀！”
接下去，张国焘对朱德讲了许多不能北上，只能折回川康驻扎的“理由”，然后忽然站起身来，走到离朱德很近的地方，看着朱德一言不发，等待着他表态跟随自己走。
可是，朱德一点也不动。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违背中央决议的做法，并且为此已经做了他的好多思想工作。此刻，他明白张国焘已经开始行动了，他只有以静待动，静观对方的言行，于是保持着自己尊严的形态，一声不吭。谁知张国焘却按捺不住了，他“嗯嗯”了两声，脸上微微闪出一个不易察觉的笑意，然后用命令的口气说：
“朱德，第一，你必须公开谴责毛泽东，断绝与毛泽东的一切关系；第二，你必须公开谴责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与毛儿盖会议划清界线。”
朱德看了张国焘一眼，一下子长方脸涨得通红，这时，他轩昂的眉宇柔中却带着刚强，粗壮的脖颈上条条青筋暴突，满腔怒火，冲着张国焘大声地说：
“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决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我是举手赞成的，我决不能反对它！”
张国焘像是有一块骨头塞在喉头，使劲吞咽了一口唾沫，似乎这块骨头怎么也咽不下去。这时，他那副平静的表情完全消失了，脸面绷得像褐色的岩石，过了一会儿，他狠狠地威胁朱德说：
“如果拒绝这两项命令，我就枪毙你！我奉劝你要三思而行，免得悔恨莫及！”
这时，朱德神色严肃，双眉竖成两把剑似的，嘴角处皱纹刀刻一样严峻。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走到张国焘面前，坚决地声明：
“我朱德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和我们部队的战士一样，对毛主席是有感情的，对党中央有最高的信仰。你愿意枪毙就枪毙好了，我决不接受‘命令’，也决不会有什么悔恨可言，有的只是莫大的自豪！因为你朝思暮想的是叛党投敌，卖身求荣。而我梦寐以求的是人不可没有傲骨！我宁可饮弹身亡，也决不做任何损害我们党的事情。”
张国焘一看朱德揭了他的老底，把桌子一拍：“毛泽东也快完了！你死到临头，还这么嘴硬！”朱德严正斥责说：“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
张国焘看到朱德一点也不畏惧，更没有动摇的迹象，没有一点办法，最后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不久，迫于朱德在红军中的巨大影响，张国焘只好把他放出来了。
以后，在极其严峻的环境中，朱德始终从革命的全局出发，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主张，深入仔细地进行思想教育工作，规劝张国焘，促进了左路军广大指战员之间的团结。
十、与“官女子”的故事
草地的傍晚是美丽的。夕阳似乎在金红色的彩霞中滚动，通红的火球金边闪闪，迸出几点炽热的火星，夕阳的余辉使松潘草地呈现出一片金黄。
朱德走出帐篷，伸了伸腰，忽然看见十多名战士正在前方搭帐篷，想到总保卫局开办的机要学员训练班又开学了，就缓缓走过去。朱德正要伸手去拉帐篷杆子，忽然听到一声亲昵的叫喊：“朱叔叔！”
朱德一时没有认出叫他的人是谁，直埋怨自己。后来他忽然看到了小伙子右脸颊上的一块疤，喜上眉梢，问：“哟，你是官女子？”
“是我，朱叔叔！你还记得我吗？”
朱德双手一伸，按住年轻人的肩膀，亲切地摇了摇，说：“怎么不记得，你是带路的小英雄呀！”
年轻人笑了，说：“总司令，我是来参加机要学员学习班的。”
朱德拉住年轻人的手，脑海里浮现出第一次见到官女子时的情形。
那是1926年秋天，朱德率领的军队来到四川通江县洪山塘镇，准备讨伐军阀刘南亭。一天，朱德到镇子东北口视察时，一名副官忽然向他报告：长官，一个名叫官女子的孩子主动要为我们带路。
朱德一听，连连摇头：“不行不行，行军打仗，女孩子受不了。”
副官低头一笑，指着那孩子说：“他是个男孩。”
那孩子，连忙走上前，向朱德鞠了一躬。朱德连忙阻止，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孩子，问：“你是个男孩子，怎么叫官女子？”
那孩子动了动嘴，没有说出口。原来，他刚满周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几天不省人事。病好后，他的父母听信阴阳先生的话，取名“官女子”，让观音菩萨来保佑他。最后，官女子看了朱德一眼，壮着胆说：“我知道刘南亭住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吧！”
朱德微微一笑，问：“你今年多大？”
“16。”
“你比民国还大1岁。”
官女子听了很高兴，说：“父亲也跟我说，民国多少年再加一，就是我的年龄。今年是民国15年，我16岁。”
朱德连声称赞他好记性。官女子已经没有陌生感了，他和朱德滔滔不绝地交谈起来。朱德了解到官女子是个放牛娃，从7岁起就到老秀才罗德良家里去放牛。罗德良的表妹是军阀刘南亭的小老婆，刘、罗两家来往密切，官女子经常受罗德良的派遣给刘南亭送东西，对刘南亭的情况很熟悉。
革命军来到洪口附近，朱德部署好正面进攻以后，就让官女子带一组便衣队去活捉刘南亭。
便衣队在刘南亭的住处附近埋伏以后，官女子背着一篓鸭子，领着朱德和那名副官来到刘家大院。哨兵查问时，官女子摇动着篓里鸭子，理直气壮地说：“我们是给太太送鸭子来的。”哨兵听到“嘎嘎嘎”的鸭子叫声，信以为真，就让他们进屋了。军阀刘南亭酣睡未醒，就被活捉了。
革命军把刘南亭的浮财分给当地群众，官女子也分到了衣服、夹被和60块银元。谁知官女子怎么也不肯收，说：“我是个穷孩子，哪来这么多钱，别人还以为我是偷来的。”
朱德一听哈哈大笑，连忙写了一张“赠给官女子母子衣服9套、夹被两条；奖赏带路英雄官女子银元60元”的条子，还签上自己的名，交给官女子。官女子这才接过衣服、银元和条子，最后他犹豫了几下，说：“叔叔，我没有文化，记不住你的名字。”
朱德笑了，风趣地说：“官女子，你放过牛，对牲口一定很熟悉吧？我姓朱，你看到猪，就会想起我的姓——朱；你想一想手里得到的东西，就会想起我的名——德。”
“朱德，朱德！”官女子高兴得叫起来，最后眨眨眼睛：“朱德叔叔，我也要参加革命。”
朱德拍拍官女子的肩膀，说：“你快回家照顾母亲和姐姐吧，过几年再说。”
但是，自从那天分别以后，整整10年过去了。官女子已经改名为殷长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在草地上相遇，朱德总司令很高兴，他把殷长科领进自己的帐篷，亲昵地攀谈起来。殷长科的父亲曾经同朱德一起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来在战斗中负伤牺牲了。朱德总司令勉励殷长科要继承烈士的遗志。在机要训练班好好学习，准备接受更重要的任务。
起身告辞时，殷长科刚走两步，忽然被朱德一把拉住。朱德总司令低头看着他的绑带，和蔼地说：“你看，你的绑带没有打好，这是要影响行军打仗的呀！”说着，总司令把自己打的绑带伸到殷长科面前，说：“这种宽面绑带打成人字形，既舒适又好看。”
“我不会。”殷长科摇了摇头。
“来，我教你。”朱德弯下腰，同殷长科脚靠脚地打绑带。
殷长科集训结束回部队后，参加了西路军的战斗。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于1937年3月兵败祁连山，董振堂、孙玉清、陈海松等绝大部分红军将士先后牺牲。殷长科克服千难万险，从新疆辗转到延安。当时，在西路军中熟悉他的人几乎都牺牲了，他原来保留的可以证明身份的中共川陕委员会委员名单通知书也在一次战斗中被销毁了，组织上不了解他的履历，把他作为战士留在延安招待所。殷长科心里像火烧一样，他要上前线去。
最后，殷长科在招待所门口踱来踱去，忽然看到了中央首长住的窑洞，思考良久，他决定去找朱德总司令。
朱德看见殷长科，连忙迎出来：“官女子，你好呀！”他们又像当年在草地上见面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
朱德听了殷长科谈到西路军的损失时，十分痛心，但他还是安慰殷长科：“官女子，你是幸存者。这次你又过了一难。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殷长科紧锁着眉头，说：“现在组织上不承认我是干部，让我留在招待所。现在这个时候我上不了前线，真难受啊！”
听了这话，朱德沉思良久：“官女子，你是带路的小英雄，是中共川陕委员会委员，当过保卫干事。这些情况，我来作证。实事求是嘛！至于工作分配，就让组织上安排吧？”
不久，殷长科恢复了干部职务，被党组织派往胶东抗日前线。
十一、革命红娘
1936年4月16日，在山西溃城县北村的八路军总部机关驻地，正在举行一个热闹非凡的结婚典礼。
新郎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新娘是战士刘若兰。
婚礼就在左权的住室里举行。墙上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像，两边贴着鲜红的对联，房门上还贴着一个大红字；屋里桌子上摆放着瓜子、红枣。左权和刘若兰穿着粗布灰军衣干净又整齐，胸前戴着红花。新娘的头发上还扎着一个红蝴蝶，显得格外娴雅、妩媚。
7点整，彭德怀副总司令宣布婚礼开始，然后他说：“小刘同志在抗日前线表现很好，本人工作积极，吃苦耐劳，热情活泼，深受大家的喜爱和领导的赞扬。特别是她在团结同志方面做得最突出，你们看，她把我们的副参谋长都‘团结’过来了……”
“哈哈哈……”满屋一片大笑。这时，有人高声说：“请新郎和新娘谈谈恋爱经过！”
全场一片掌声。
左权副参谋长和女战士刘若兰谈恋爱的事，人们早有耳闻。然而，他们是“自由恋爱”还是经人介绍的，其中的细节就很少有人知晓了。在大家的一再催促下，新人才道出其中的奥秘。
原来，这还是朱德总司令的功劳。
3个月以前，一天傍晚，劳累多日的朱德出门散步，恰巧碰上了女战士刘若兰，刘若兰向朱总司令行了一个军礼后便想走开，没想到朱德微笑着问：“小刘啊，你去哪里？”
刘若兰只得驻足回答：“首长，我没有什么事儿，随便走走。”
“那咱们一起走走，好不好？”
刘若兰高兴地说：“好啊！”
他们边走边聊，小刘蹦蹦跳跳，快乐得像只小鸟。
朱德询问刘若兰的家庭情况之后，问道：“你今年多大？”
刘若兰回答说：“24岁了。”
朱德突然心里一动，觉得这姑娘条件不错，跟左权“对象”不是很般配吗！于是，他转弯抹角地说：“工作了一天出来走走，可以消除疲劳。刚才我本想拉左权副参谋长一起出来散步的，看他很忙，就只好自己跑单帮了，没想到遇见个‘同路人’，哈哈……”
朱德风趣地说罢，便把话锋一转，“左权同志可真是个好同志！工作起来就像个‘拼命三郎’，整天埋头苦干，有时由于过度疲劳，夜里做梦还在打电话布置工作哩！”
几句话说得刘若兰“咯咯”直笑。
接着，朱德又把左权的简历和才华讲了一遍，说道：“他可是我们党不可多得的人才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很好地向他学习哟。”
刘若兰诚挚地说：“是的，我很敬慕左副参谋长。”
朱德立即见机行事地说：“可是人整天都把全部精力用在革命工作上，结果把个人的事耽误了，都34岁了，还打光棍，这样的单身生活要到何时画句号？”
刘若兰听到总司令的话里有话，仿佛意识到了什么，心中“咚咚”直跳。
朱德看了刘若兰一眼，便单刀直入地问：“小刘，你有对象没有？”
刘若兰满脸绯红地说：“俺从学校来到革命队伍，还没有人跟俺提过这件事呢。”
朱德笑了笑：“你看左权同志怎么样？”
刘若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表个态嘛，当兵的就是要个爽快劲！”
小刘抬起头笑着说；“那就听从总司令的安排吧。”
朱德摆了摆手说：“不！不！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得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得听你的。我只是搭个‘桥’，当个‘红娘’，绝不能包办。”
刘若兰想了一会儿又说：“这么好的同志，只怕我配不上人家呢。”
朱德点点头：“有你这句话就行了，至于左权那边，由我去说。你们以后抽时间在一起多聊聊，成与不成，都自己拿主意。”
散步回来，朱德就把刚才的事儿与左权说了，左权听了很感动，总司令对自己的个人问题如此关心，他不知说什么好，当即表示一切听总司令的。
就这样，刘若兰和左权从相识到相恋，成了一对革命夫妻。
大家听了新娘和新郎的介绍后，满屋再一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时，朱德站起来说：
“今天，左权同志和刘若兰同志结婚，他们高兴，大家高兴，我更高兴。他们能成为百年之好，说明我这个‘红娘’还行。不过，如果和咱们今天的主婚人彭老总的‘红娘’陈赓相比，我可就差多了。不信大家问问彭总！”
彭德怀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着说：“那都是往事了，不必提了。今天是左权同志的大喜日子，可别弄错了方向啊。”
大家不依，一边鼓掌，一边起哄，一定要彭德怀借此机会也介绍介绍自己的恋爱经过。众情难却，彭德怀也只得硬着头皮简要地述说自己发生在几个月前的那段“战地之恋”……
十二、授勋
1955年9月，朱德已经69岁了。
9月27日下午，当朱德来到中南海怀仁堂前时，一股暖暖的热流从胸膛渐渐地往脸上涌，双眉跳动了一下，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毛泽东要在怀仁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们授勋。
怀仁堂内外喜气洋洋，连中南海也一改往日庄严宁静的气氛，显得熙熙攘攘，不时地传来阵阵欢笑声。
“我们的总司令来喽！”当朱德健步走进东休息室时，陈毅立刻站了起来。休息室里，身穿海蓝色元帅服的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谈笑风生，精神抖擞。
“各位早来了！”朱德双手抱拳，向大家致意。
彭德怀、贺龙等人看见朱老总走进来，也纷纷站了起来。在多年南征北战中，朱德是总司令，也是共和国元帅中的长者。朱德出生于1886年，比刘伯承还大6岁，比贺龙大10岁。刘伯承今天没有到怀仁堂来。
“免礼免礼，大家请坐！”看见彭德怀等人先后站起来，朱德连忙做了个坐下的手势，脸上露出慈祥的微笑。
陈毅走到朱德面前，上下打量了一番，乐呵呵地说：“老总哎，你穿上这身行头好漂亮哟！比南昌起义时还年轻嘛！”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陈毅转身要坐下，忽然看见身旁站着贺龙，又用浓重的四川口音问：“贺老总，当初在南昌打第一枪时，想到了今天要成为元帅吗？”
贺龙摸摸一字形黑髭须，颇有几分自豪地说：“那时候一心想把第一枪打好，哪里能想到今天当元帅哟！”
一说到南昌起义，老帅们你一言我一语，感慨万千。
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进耳朵里，老帅们不约而同地转过脸去，是周恩来总理走进东休息室了。
看见周恩来，贺龙坦率地说：“我们的周副主席也应该授勋嘛！”周恩来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周恩来同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一起领导了南昌起义，以后又长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毛泽东、朱德等人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授予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是当之应该的，贺龙一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共同心愿。
周恩来听后，微笑着摆了摆手，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是为主帅们服务的，我给你们当好后勤嘛！”
话音刚落，一辆黑色吉姆轿车在怀仁堂前停住了。毛泽东下了车，微笑着向大家招手。今天，毛泽东依然是穿着那一身灰色的中山装。
下午5时整，朱德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李先念、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等人一起，走上主席台。当时，朱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彭德怀、贺龙、陈毅是国务院副总理，这四位元帅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
主席台正面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侧挂着国旗，授勋会场庄严而肃穆。随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声音洪亮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开始！”
军队立刻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那气势磅礴的乐曲在中南海上空回荡……
1955年9月2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22次会议。会议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审议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建议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名单，决定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共和国第一次为中国革命做出杰出贡献的高级将领授予元帅军衔。
第22次人大常委会，不仅决定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还决定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功人员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04人分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用高昂而富有激情的声音，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顿时，会场上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站起来了，他开始亲自授勋了。
在军乐队演奏《胜利进行曲》的乐章中，第一个接受元帅军衔命令状和勋章的是朱德。
朱德走到毛泽东面前，端端正正地行了一个军礼，再伸出双手，接过毛泽东主席授予的元帅军衔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毛泽东又伸出手来和朱德握手。朱德和毛泽东双目对视，握在一起的手微微颤抖。从井冈山会师时，朱德和毛泽东第一次握手至今已经整整28年了。28年来，人称“红军之父”的朱德和中国人民伟大的统帅毛泽东同舟共济，带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今天，两位伟人的手又一次握在一起，彼此没有交谈，但千言万语却通过紧握的手在交流着……
在朱德之后，彭德怀、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和叶剑英分别从毛泽东手中接过元帅军衔命令状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朱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帅。元帅们都在各自的战线独当一面，驰骋疆场，屡建奇功。今天，他们汇聚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祖国人民给予他们的崇高荣誉。年近70岁的朱德元帅，心情非常激动。
在整个授衔授勋仪式上，毛泽东的表情始终是严肃的。他用凝重的眼光向朱德、向祖国的英雄儿女们表示深切的感谢。
下午6时半，授衔、授勋典礼在《胜利进行曲》的军乐声中结束了。参加典礼的有关方面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部分军官，各军区、各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国庆节观礼代表共1300多人，先后离开了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八大元帅依旧留在怀仁堂。
怀仁堂前的草坪上摆开了一排排木桌，木桌上摆着丰盛的冷餐和水酒。晚餐是自助餐，朱德元帅和参加庆祝活动的人们一起，自拿碗碟，自己动手。
夕阳西下了。墨绿色的水面在霞光的照耀下，好像有无数片锦鳞在畅游；岸边垂柳依依，宛若仙境，中南海的傍晚格外迷人。周恩来端着酒杯来到朱德面前，亲切地说：“朱老总，祝贺您。”
周恩来用热烈而激动的声音大声说：“同志们，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胜利，为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官兵，为元帅们、将军们和所有荣获勋章的有功人员的健康，干杯！”
在一片欢呼声中，朱德举起酒杯，将无限的幸福一饮而尽。
晚宴结束了。舞曲响起来了。
朱德元帅也抬头挺胸，欢快地跳起舞来。那舞姿仿佛在行军作战……
十三、工诗善词，撰联作对
朱德是名满天下的军事统帅，也是才华横溢的诗人。他写的诗词感情深沉淳厚，笔力苍劲刚坚。他不仅工诗善词是行家，而且撰联作对也是为人称赞的高手。
朱德生前做诗撰联颇多，大部分诗作已结集出版，但他的一些联语，大多因为战乱而散失了，尤其是军事方面的联语，留存下来的不多。
朱德早年在讨袁护国军总司令蔡锷部下任职。1916年初，他随蔡锷率护国军第1军由云南入川，在路过四川古蔺县的雪山关时，面对巍巍雄关，二人豪兴勃发，立马关前，你一句我一语地互相补充，口撰一联：
是南来第一雄关，只有天在上头，许壮士生还，将军夜渡；
作西蜀千年屏障，会当秋登绝顶，看滇池月小，黔岭云低。
借雪山关雄壮磅礴之势，联语抒发了蔡锷和朱德的宽广胸怀和护国壮志，表露了讨袁必胜的信念，气度非凡。后来，这副对联被人镌刻于关前，至今犹存。
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出任靖国军第2军第13旅旅长，驻守四川泸州。这期间，朱德忧国忧民，系天下兴亡于一身，在思绪万端的时刻，曾经撰写了一副楹联，流露自己的忧乐观：
四面云山归眼底；
万家灯火系心头。
1919年底，朱德率领部队与川东军阀杨森鏖战，战斗中，朱德的两个弟弟朱锟、朱敏奋勇作战，捐躯疆场。朱德对骨肉胞弟的阵亡，心如刀绞，悲愤万分，他将两个弟弟的遗体运回泸州后，和泪为墨，写下三副挽联：
虎斗龙争拼将热血扶危局；
兄存弟死誓把余生靖险途。
埋玉树著土中，拼热血把帝制消沉，大功回首亡双弟；
奋金戈于海内，抱正义而为民请命，奔苦伤心剩一兄。
随我自滇转战川南，痛马革裹尸，壮志未酬，一死负荣哀，竟借他州埋玉树；
行军进蜀支持革命，想冲锋摧敌，大功难泯，招魂伤手足，愿求来世作金昆。
在挽联中，朱德表达了对弟弟的无限哀悼之情，同时表达了自己安邦定国的雄才大志。当时，朱德还为牺牲的部下撰联一副：
叹中国版图，诸军各怀异志，政客多门枉用心；
问沙场战骨，几人归是奇男，英雄两字空流血。
朱德为缅怀阵亡将士，还在泸州城南的大较场陵园前，为护国之役壮烈牺牲的滇军将士修建了一座纪念亭，命名为“慰忠亭”，并撰写了两副楹联，表达缅怀之意：
收拾河山埋战骨；
摩挲碑碣慰忠亭。
与黄花岗同一馨香，气象森严，乾坤只有两堆土；
续奇男店无双祀典，风云叱咤，九天魂魄应归虎。
朱德爱兵，犹如慈父。1928年底，他任红军第四军军长，正率部驻防井冈山莲花县，春节时，为了让红军战士过好年，朱德亲自下伙房帮厨做菜，并应战士的要求挥毫作联：
红军中官兵夫衣着薪饷一样；
白军里将校尉饮食起居不同。
这短短两句朴实无华而又准确深刻的联语，把人民军队和反动军队的不同本质揭示出来，热情歌颂了红军官兵一致的原则，尖锐地揭露了军阀中一级欺一级的腐败作风。
1944年3月17日，朱德总司令撰联哀悼抗日爱国将领回族英雄马本斋，盛赞他母子的爱国牺牲精神。挽联写道：
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
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联语表达了朱德对马本斋及其母亲充满无限敬仰之情，高度赞扬了母子二人的崇高革命气节，指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模范，虽死犹生，将世世代代被人民所怀念。本联于戎马倥偬中信手拈来，但是，字字对仗得如天衣无缝。
新中国建立后，朱德追忆长征岁月，回想起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途中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情景，感慨万端，挥笔草就一副楹联：
万里长征犹忆泸关险；
三军远戍严防帝国侵。
这副雄健的楹联号召全军继承光荣传统，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楹联后被镌刻在泸定铁索桥附近的川藏公路大桥桥头堡的柱上。
朱德生前与他人联名题撰联语不少，但现在所能见到的不多了。有史可查的，还有：
（1）1931年9月与毛泽东联名为黄公略所献挽联。
（2）1939年6月与彭德怀联名挽“平江惨案”烈士联。
（3）1940年4月与彭德怀联名挽宋哲元联。
（4）1940年5月与彭德怀联名挽联。
（5）1941年11月与彭德怀联名祝冯玉祥60寿辰联。
（6）1942年7月与彭德怀联名挽戴安澜联。
这些联语，都是出自朱德之手。
十四、球迷
在战争年代，朱德喜欢打篮球和观看篮球比赛。如果说他是一个地道的球迷，一点也不过分；说他是一个合格的篮球运动员，一点儿也不夸张。
在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战的岁月里，部队的战斗生活虽然很紧张，但是，间隙的文体活动开展得也很活跃，尤其是体育活动常常是部队官兵喜爱的项目。
因为篮球比赛简便易行，既热闹又活跃，是部队常进行的。练兵场，老乡的谷场，常常被战士们当作临时的球场。在根据地，战士们往往是在门板上把篮圈一钉，又把门板钉在球场两端的树腰上，哨子一响，紧张的比赛就开始了。
在八路军总部机关驻地，每当举行篮球赛，只要有空，朱德总司令是必定到场。他有时是一位普通观众，坐在一旁观战，有时是一名正式队员，参加比赛。
但是在球场上，他并不是只是随便活动活动，而是一个认真的运动员，满场奔跑抢球，非常活跃并且勇猛，投篮命中率也很高。场外拉拉队则起劲地为他“加油”。打得激烈时，大家谁也不让谁，他也和一般球员一样，为了一个球的差误而争论着。有时，对方队员不敢大胆地和他抢球，他总是说：“打球不拼不抢，还有什么意思？打仗我是总司令，打球我是运动员呀！”有时，对方队员无意中把总司令撞倒，很不好意思，他则一边拍着身上的土，一边笑着说：“没什么，比赛嘛，就得有一股勇猛顽强的劲儿。今天我们在球场上敢打敢拼，明天我们在战场敢打必胜。”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天中午，朱德与同志们打球，进行比赛。球员有中央军委机关的报务员、译电员、通讯员、勤务员等。朱德虽然是总司令，但是老当益壮，投篮准确，又是打前锋，连连进球，不断激起观众的阵阵掌声。对方输了球，有些急躁，队员抢球变得凶猛起来。正当朱德在己方篮下又得一球欲投篮时，对方有个长得五大三粗的勤务员急忙跳起“盖帽”。因用力过猛，不仅把球打飞了，而且手掌还落在总司令的鼻子上，顿时流血不止。
大家赶忙围上去，有的说快去找医生，有的建议去医院。可是，朱德若无其事地说：“不要紧。”他拿点纸卷成一团堵住淌血的鼻孔，用手帕擦去脸上的血，一挥手，比赛又继续进行了。
当比赛结束后，一些同志向朱德道歉，那位勤务员也忙向总司令检讨。朱德笑着说：“球场打球不分上下，谁有本事谁得球。不是故意伤人，用不着检讨。再说球场就是战场，抢球不让人，没点拼劲怎能赢球呢？”
听了这些话，大家都变得很轻松。
在延安时期，总部机关经常进行篮球比赛，但是，最有趣的比赛，就是司令部对政治部的正式比赛了。
每当这时，朱德总司令和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就分别担任双方球队的队长。司令部队作风顽强，技艺高超，久负盛名；政治部队战术灵活，投篮准确，双方经常是打得难解难分。朱德和任弼时常常两个人也争球抢球，这时候，球场外的官兵和驻地的乡亲们就大喊大叫，为他们鼓掌、喝彩、助威。
有时，根据体力情况，或是为了调整战术，朱德常常是兴犹未尽就被替换下场。每当这时，他总是笑眯眯地和战士们席地而坐，摘下帽子，边擦汗，边观战。
每到新的驻地，不少当地乡亲们还不知道这位“摘下帽子就擦汗”的老兵就是威震敌军、驰名中外的朱德总司令。乡亲们都亲热地叫他“老汉”。在球场上，乡亲们高声大叫：“老汉加油！”之后，“老汉加油！”成了朱德上场的一种信号。人们听到这喊声，就赶来观看朱德的篮球比赛。
十五、在“文化大革命”中
（1）忧心如焚
1966年元旦刚过，朱德便踏上了南行的列车前往江苏、浙江、广东等省视察。到杭州时，正逢春节前夕，他委托秘书打电话给正在江西铅山参加“四清”的康克清，约她来杭州一同过年。
康克清到杭州后，朱德的举止、神态却在她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她发现朱德的话语很少，时常沉思、摇头。有时自言自语道：“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很多人，怎么得了呀！”
196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举行了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一伙任意罗织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
显然，朱德是在为这一事件而忧心忡忡。
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并且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会后，朱德的话更少了。原来，朱德在会上也受到了林彪、康生等人的攻击和诬陷。
不久，在“造反有理”的口号冲击下，从学校到工厂，从城市到农村，停课、停工、抄家、游街、武斗到处可见，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之中。看到这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朱德忧心如焚。他多次在会议发言中提出：“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现在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新出现的问题。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人还在搞武斗，甚至砸机器，烧房屋，这里有反革命分子捣乱，要注意。”
可是，这场灾难性的动乱已经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在林彪、“四人帮”的推动下，社会陷入全面混乱。许多地方相继发生大规模武斗，公检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遭到冲击，银行、仓库、机要档案部门遭到抢劫，铁路交通遭到破坏，违法事件不断发生，整个社会处在大动乱中。在这一段时间里，朱德一直很沉闷，他想去找主席谈谈，可是，得到的答复是：主席很忙，没有时间。
有一次，朱德要夫人康克清陪他去找总理，可到了总理门前，他又犹豫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
1967年，朱德的处境更加艰难了，1月的一天，中南海的一伙造反派突然闯入朱德的住所，高喊着：“打倒朱德！”在墙上、地下贴满了“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等标语，甚至有人还提出要把朱德一家从中南海轰出去。
因为当时，朱德正在西郊玉泉山，这伙人看闹不出什么名堂，只好悻悻地走了。
这伙人是受到戚本禹的挑唆而来的。他们先后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家中，进行所谓的“革命造反”。不久，事态发展越来越严重。江青、康生、戚本禹等人又把“批朱”的浪潮推向社会。一时间，北京的街头巷尾贴满了“炮轰朱德”、“批倒朱德”的大幅标语。造反派们还积极策划召开“万人批判朱德大会”。
后来，由于周恩来出面制止，才使批斗会没有开成。
对于斗争的升级，朱德早有思想准备，他十分坦然地对康克清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公正的。只要主席和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
果然，就在朱德家受到冲击后的一个星期，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毛泽东就提出：“朱老总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还是要保的。”结果，戚本禹等人才有所收敛。
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并没有就此罢休。在他们看来，尽管朱德年事已高，但由于他的威望和影响，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障碍。于是，他们趁机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夕，利用一起“中共（马列）党案”，恶意造谣中伤，诬陷朱德、陈毅等一批老同志“反党”，企图打倒这些老革命家，以排除他们一伙篡党夺权的障碍。
朱德蔑视林彪、江青一伙对他的诬陷，不屑地说道：“这是造谣，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搞清楚的。”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在北京举行，朱德抱病参加了会议。在小组会上，林彪、江青等人竭尽诬蔑造谣之能事，多次围攻朱德，逼他作“检讨”，企图从精神上去摧垮一个80多岁的老人。这时，有些人不敢接近他，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弄去游街、批斗。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
一天，朱德开会后回到家中，显得特别疲劳。康克清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有什么不适。朱德突然问康克清是否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康克清想了半天，说只记起曾在红军总部警卫班当过战士的李作鹏。随即，她问朱德为什么要提起这几个人。朱德叹着气，摇着头说：“这几个人‘左’得不可收拾哟！”
这年10月17日晚，朱德和董必武、叶剑英等人到体育馆观看体育比赛。赛后，他们接到通知，说10月20日前，在京的老同志必须离开北京，进行战备疏散。朱德被指定前往广东。
当朱德将要去广东的事告诉康克清时，康克清感到十分为难。这时她的处境很困难，有任何事都必须先请示军代表。不经军代表同意，她是不能随便行动的。最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康克清才被同意和朱德一起去了广东。
在广东的日子里，朱德的处境形同软禁，活动受到限制，不准他们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去。林彪在广东的爪牙还公开散布朱德的所谓“罪行”。
面对这一切，朱德不屑于理会。他充满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安慰康克清说：“平日我们难得有机会休息，在这里休息，是准备将来回去更好地工作。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的，你就安心陪着我吧。”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0年7月。因参加讨论修改宪法，朱德才得以回到北京。然而，他再也没有回到居住了近20年的中南海，而是搬进地处京城西郊的“新六所”。
（2）“中国（马列）共产党”
1968年7月，康生将他分类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在康生送来的名单中，刘少奇、邓小平等89人被列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朱德、陈云等29人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查的”。
同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部清查历史档案。经过几个月，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的地方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400多件，制造出一起起假案、错案。
10月13日至31日，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朱德参加了会议。当一些人在会上猛烈攻击所谓“二月逆流”问题时，朱德在小组会上依旧坦然地说：“一切问题都要弄清，怎么处理，主席有一整套政策，批评从严，处理按主席路线。谭震林，还有这些老帅，是否真正反毛主席？”
但是，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10月17日，谢富治在小组会上说：“朱德同志从到井冈山第一天起就反毛主席。”
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82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朱德在全会结束以后，用了近半月的时间，把自己从1950年至1966年的380篇讲话稿、文章重新认真地翻阅了一遍，检查自己的言行。
但是，从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到九大召开的5个月间，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继续加紧对朱德等的攻击和诬陷。
1968年12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周慈敖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供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李富春、陈毅、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余秋里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陈毅是“伪中央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当总理的角色”，常委有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等9人。并且成立了“中共（马列）起义行动委员会”，“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
这样一份荒诞离奇的供词，引起谢富治的极大兴趣。
他看到汇报后，说：“情报很重要，不能不信，不能全信；是准的话就是个大成绩。”
于是，他立即着手到处搜集“证据”。直到党的九大以后，谢富治仍对办案人员说：“有的目前找不到证据，下决心斗争，案犯口供也算数。”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九大召开了，尽管林彪、江青一伙百般阻挠，但是，由于毛泽东的表态，朱德等还是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九届一中全会上，朱德继续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3）处境一度有好转
党的九大以后，林彪及其同伙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步伐。他们暗地里制定武装政变的计划，组织“联合舰队”，甚至企图谋害毛泽东。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在阴谋败露后，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落得粉身碎骨、身败名裂的可耻下场。
朱德得到林彪摔死的消息后，舒心地笑了。他在写给党中央的信中说：“当我从文件中看到林彪及其一伙妄图谋害毛主席时，我感到异常愤慨。他们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林彪这颗埋藏在毛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了。”
1972年初夏，朱德不顾自己已是高龄，坚持参加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上，他对在座的军队同志说：“我已好几年没有和军队同志在一起开会了，现在我还能看到大家，看到我们的军队还是好军队，心情很愉快，很高兴。”
从这以后，朱德的处境有所好转。特别令他难忘的是，1973年底，他接到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通知。12月21日这一天，当他来到毛主席的住所时，毛主席立即起身相迎，并且拉着他的手关切地问：“老总啊，你好吗？”
朱德望着多年未见的毛泽东，激动地点点头。
毛主席又说：“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是批他们的，我说是红司令。”
与会的人看到两位领袖亲密无间的情景，都欣慰地笑了起来。
（4）坚信大多数，险风恶浪不动摇
1973年党的十大后，江青一伙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中直机关、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指桑骂槐，对周恩来、叶剑英等进行攻击。
康克清参加了这次大会，她看到江青在台上的露骨表演，心中既愤慨又担忧。
回到家，她把开会的情况讲给朱德听。她不无忧虑地说：“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去了。”
听了康克清的一番话，朱德沉思良久，神情镇定地说：
“你不要担心，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也是好的。你仔细想想，群众会同意受二茬罪吗？你到农村去问问农民，地主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到工厂去问问工人，资本家回来他们赞成不赞成？你再去问问知识分子，做亡国奴他们赞成不赞成？我看，人民是不会赞成的。”
这年夏天，被关押7年多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萧华获得释放，他首先想到的是去看望多年没有见面的朱德。
当萧华看到他一生敬重的朱德总司令，心中悲喜交集，他觉得朱德虽然脸上布满了寿斑，额头上皱纹多了，但是，他那和善、慈祥、庄严的神态依然如故，可亲可敬。
落座后，朱德关切地问起萧华的身体、生活以及家庭情况，总司令的关怀使萧华备受感动，不禁热泪盈眶。
当萧华谈到近8年的冤狱生活时，朱德意味深长地说：“萧华呀，要振作起精神，我们不能灰心呀！共产党员受点委曲不算回事。过去在战争年代里，我们遇到那么多困难，受到那么多挫折，不是都过来了？现在这点磨难，能让我们丧失信心吗？！”
朱德的话，说得萧华心里热乎乎的。他知道，像朱德这样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人民军队的统帅，在“文革”中同样受到林彪等人的迫害，人格受到莫大的污辱，但是他仍然是胸襟坦荡，于是心中对革命前途也充满了信心。
在交谈中，朱德勉励萧华说：“我们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这些年，不过是历史的一个插曲，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总是向前发展的。”
接着，朱德还鼓励萧华要抓紧学习，多读一些书，特别是有关哲学方面的书籍，为日后出来工作做准备。他语重心长地说：“萧华呀，你要记住，凡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人和事，别看他眼前时兴得很，但从长远的观点看，最后总是站不住脚的。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它是我们识别真假马列的武器。”
朱德不仅教育萧华要努力学习，坚定革命的信心，他对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
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种为党和国家的前途感到忧虑不安的情绪时时萦绕在朱德心头。特别是“文革”的后几年，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越来越无所顾忌；毛泽东、周恩来都已身患重病，全国的局势很混乱，这些更引起他的深深不安。
值得庆幸的是，江青一伙的阴谋并没有得逞。
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再次连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历经磨难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并出任副总理，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助手。在会上，当朱德听到周恩来在政府报告中再次重申“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时，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心情格外激动。
3月6日，朱德的一个晚辈去探望他，提出请他写几个字，他欣然秉笔，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
十六、生命的最后时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传来，朱德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在他漫长而又坎坷的人生旅途中，他和周恩来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月10日下午，朱德乘车来到北京医院。在女儿的搀扶下，他来到周恩来的遗体前。面对故去的战友，他敬重地脱去军帽，抬起右手，行军礼告别。
回到家中，他沉痛地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总理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久，他又对人大常委会的几个负责人说：“总理去世了，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只能上，不能下，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
周恩来逝世以后，江青一伙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他们利用各种舆论工具，攻击诋毁周恩来和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在同一位老部下交谈时，朱德愤怒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喝西北风去！”
6月21日，朱德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这次会面给弗雷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谁也没有料到，这次会见外宾，竟是朱德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从此，他再也没有踏进人民大会堂的大门。
6月25日下午，朱德突感不适，保健医生认为应立即住院治疗。
可是，他却要坚持第二天按照日程安排接待外宾后再去医院。后经医生和家人的劝说，才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他仍然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鼓励主管生产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要坚持工作，把生产搞上去；他郑重地向康克清谈了他对“四人帮”的看法。
这时，多种并发症袭扰着朱德，折磨着这位已经90岁高龄的老人。躺在病榻上，朱德却时时挂念着毛泽东的身体。他以微弱的声音让医疗小组的医生们快去关照毛泽东。
1976年7月6日下午3点零1分，朱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继周恩来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又失去了一位卓越的人民由衷爱戴和敬仰的领袖。成千上万的群众怀着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眷念，怀着对“四人帮”的无比愤怒，聚集在十里长街两侧，默默地目送着朱德的灵车向西缓缓驶去。
朱德逝世后不久，康克清和女儿朱敏驱车来到西山叶剑英的住地。
尽管由于朱德的去世，巨大的悲痛仍在缠绕着康克清，但是，她看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活动愈演愈烈，她再也无法忍受，她要把朱德的遗言尽快告诉叶剑英等老帅们。
对于康克清的到来，叶剑英已有准备。
他把康克清引进一间小屋，随即打开收音机，将音量放大，而后轻声问道：“大姐，朱老总走之前有什么交待吗？”
康克清如实地把朱德对“四人帮”的分析和看法全部转述给叶剑英。叶剑英听罢朱德的遗言，欣慰地连连点头。
金秋十月，天高气爽，“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街头巷尾，锣鼓喧天，欢歌笑语。人民胜利了。像朱德所预料的那样，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