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独眼战神·刘伯承
刘伯承（1892年—1986年），原名刘明昭，四川开县（今重庆开县）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
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3年在川军熊克武第5师任司务长，后任排长，响应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在四川境内与北洋军进行战争，曾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组织了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负责军事指挥。
1917年护法战争又起，任第5师第9旅一参谋长。3月任四川督军熊克武辖下的督军署警卫团中校副团长。1920年7月起，任熊克武部第2混成旅第1团团长。1923年任四川东路讨贼军第1路前敌指挥官。时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参与领导泸顺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1927年任暂编第15军军长。同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冬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留学。1930年毕业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同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1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后任军委总参谋长，参与指挥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长征途中黎平会议上，被恢复中央军委参谋长职务；不久，又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1935年1月指挥了强渡乌江、智取遵义战斗。随后协助组织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率干部团执行抢占绞平渡的任务。1935年5月任先遣纵队司令，率部进入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后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师长，率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参与领导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指挥阳明堡战斗。后亲自指挥七亘村战斗，创造了“重叠的待伏”这种奇妙战法。1940年参加百团大战。后领导军民多次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与政委邓小平率部进行上党、邯郸、陇海、定陶等战役。1947年与邓小平率部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1948年11月参与指挥淮海战役。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闽北等广大地区。同年，参与指挥了西南战役，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大批中高级干部，推进革命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作了巨大努力。
一生长期不懈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历任中共第七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9年起，连续被选为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并有《合同战术》、《论苏军合围钳形攻势》等译著。
一、当兵躲进了和尚庙
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激烈动荡的年代。清政府腐败卖国，假维新真保命；各地军阀封建割据，自拉势力；百姓备受盘剥，民怨沸腾。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不久，革命党人又在重庆起义，清政府在四川统治的基础也完全动摇了。
这时，早就对清政府不满的刘伯承，从四川境内不断发生的饥民暴动和抗捐、抗税等所谓“骚乱”中，预感到一种新的生活将会到来，加上几个弟弟、妹妹逐渐长大，可以担负劳动和家务了，于是，他决定外出找一条有志青年应该走的道路。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刘伯承决心去参加反对清朝的军队。他觉得只有军队，才是将来解救百姓的关键，才能改变社会。
母亲听说儿子要去当兵，心里很难过。
“家里这么多孩子，你是老大，一切都要靠你操持，你走了，家里可怎么过？”
刘伯承安慰母亲说：
“妈妈，您别哭，我在家里也一样活不下去，不如去当兵，当兵还是一条出路。也许当兵还能挣到一些钱，可以养家糊口。再说弟弟妹妹们也都大了，也能帮您做事了。”
母亲见他比较坚决，而且说得也还在理，便答应了。
一些乡邻听说刘伯承要去当兵，都赶来相劝。乡邻们认为，“好铁不打钉，好郎不当兵”，不管怎么说，当兵的名声总不好，还有一些好心人劝他经商，鼓励他走发财之道。
对于这些，刘伯承婉言谢绝了。他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不久，他便毅然剃掉了辫子，到万县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这年他19岁。
但是，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孙中山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位给窃国大盗袁世凯，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扼杀了。
伟大的胜利和沉痛的教训，使刘伯承更坚定了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决心。几个月的学生军生活，没有使他满足，他觉得应该求得更大的进步。于是，在1912年春天，他投考重庆都督张烈武所办的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以优异的成绩和威严的仪表被录取，改名为刘伯承，开始了军人的科班生活。
这时，各省革命党人纷纷组织军队，准备讨伐袁世凯。四川老同盟会员熊克武在宜昌用川汉铁路款购置武器，组织了蜀军第5师，熊克武亲自任师长。自师长以下军官，几乎是清一色的同盟会员。第5师因官佐不足，熊克武向张烈武求援，经张烈武同意，选一些将弁学堂的优等生，成立速成班，限半年毕业，以补充部队官佐。由于刘伯承各门功课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
1912年底，刘伯承以各科全优的成绩，提前在将弁学堂毕业，而后被派到第5师见习，任司务长。
1913年7月12日，孙中山兴兵讨伐袁世凯，发动了“二次革命”。这时的刘伯承，已由司务长改任排长。他参加的第一仗不是讨袁战斗，而是在綦江打土匪。这是他指挥的第一次战斗，也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杆子实践自己的誓言。但是，他没经验，还不懂战术，不知道发挥一个排的作用。正像后来他自己回忆所说：
“当时，我是有勇无谋，只管一个人冲在前面，没组织好一排人，已经和敌人接上火了，后面的士兵还没跟上来。这一仗打得不好。”
虽然这仗没打好，但这是一次实际的锻炼，刘伯承的戎马生涯真正开始了。
8月，蜀军第5师在重庆举起讨袁军旗帜，通电宣布四川独立，推熊克武为讨袁军总司令。这就是第一次“讨袁之役”。在讨袁之役中，刘伯承在隆昌打了一仗。在隆昌战斗中，他接受了綦江战斗的教训，集中全排兵力，攻敌之薄弱环节，一举溃敌，取得了胜利。
这虽然是一次很平常的战术指挥，但是，在当时雇佣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军队中，他的勇敢和主动精神，立即得到了上峰的赏识，使他受到表彰。不久，他被提升为连长。但是，不幸的是，在一次战斗中，他的左脚负伤。
“二次革命”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由于国民党是一个庞杂、涣散的政客集团，军队很不稳定，大都是为了某些个人和集团的私利而战，所以，在袁世凯北洋军镇压面前，节节败退，各地讨袁军都在8月相继失败。9月，四川讨袁军也遭失败，熊克武逃亡国外。刘伯承带着自己的队伍左右厮杀，沿途左遇团练，右遇敌军，队伍很快被打散了，他暂时躲进了一座和尚庙。
在和尚庙里，刘伯承意外地遇到了重庆将弁学堂的地形老师在此地测绘地图。承师生之谊，老师把他留在手下打杂。结果，他在这里干了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刘伯承又偷偷潜回重庆。
由于不便公开活动，加之脚伤未痊愈，不久，他就回到开县老家，躲进了山中。
讨袁之役失败后，袁世凯还开列了在逃的108名四川革命党人名单，通令全国“严密查拿，勿使漏网”。因为在讨袁之役中刘伯承在隆昌、合川及泸州作战中勇敢杀敌，影响很大，四川都督胡文澜拿着名单，四处捉拿他。
刘伯承虽然隐居山中养伤，但他对时局的发展非常关心，不时传来的国难消息，使他心中的怒火又燃烧起来。当他得知第5师的一些将士到了上海时，再也呆不下去了，他马上约了几名原来将弁学堂的同学，前去上海了。
二、血洒丰都城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组成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任第2军总司令，东出两广。唐继尧以云南都督兼任第3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策应各方。
当时，各省军政大权基本上为袁世凯的爪牙亲信所控制，惟有西南川滇黔三省是薄弱环节。反袁的革命势力力图把四川作为一个突破口。而袁世凯早已虑及西南空虚，特派其亲信陈宦为四川军务会办，总揽军政大权。并先后派遣精锐部队曹锟、张敬尧、李长泰约3个师，冯玉祥、伍祥祯、孔繁锦3个混成旅，共约六七万人入川镇慑。由于蔡锷将军亲自率领云南护国军第1军向川南袁军进攻，于是讨袁护国战争的主要战斗在四川境内展开。
刘伯承回川后，先以涪陵为活动中心，策动涪陵警备队长杨光烈率部起义。
该部有俄式枪120支，并得到当地开明士绅李次安等人的协助，又吸收了张子昭部义勇军数十人枪，还有夏仲实、曾江柱等人也率部前来投奔。刘伯承把这些部队集结到邻近的大顺场宣布起义，定番号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卢师谛任命王维纲（伯常）为支队长。因王维纲随熊克武绕道昆明、宜宾，此时尚未到达川东，该支队由刘伯承指挥。
在此前后，奉节、万县一带会党和农民群众也纷纷起义。这样，四川东部的长江通道便处在护国军的监视之下。刘伯承部署起义军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沿江一带进行游击活动，骚扰和拦截从湖北溯江入川的北洋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冯玉祥在他所著的《我的生活》中说：“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早先埋伏的奇兵。”
这支奇兵，正是刘伯承所带领的川东护国军。
在川东部署就绪后，刘伯承又应革命党人张明安的邀请，前往璧山县帮助整理、指挥民众起义队伍。璧山位于重庆的西面，是从陆路通往泸州的必经之道。这里的农民深受北洋军曹锟部奸淫掳掠之苦，尤其是丁家坳一带农民常常被北洋军拉夫充苦力。北洋军把抓去的强壮农民关进庙宇里，不但不给吃饱饭，还打骂虐待。一天，农民们饥饿难忍，群起要求供给饭食，被强加以“骚乱”“暴动”的罪名，遭到开枪镇压，当场惨死多人。愤怒至极的农民们拼死反抗，打死守卫冲出庙门，全部逃跑，但又不敢回家，便啸聚山林，起义反袁，人数聚集有千余之众。
刘伯承到达后，立即上山和农民首领吴国安、朱建勋等见面，对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深表赞誉，晓以反袁大义，欢迎他们投入护国战争。大家听后，一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请战，并要求刘伯承留下领导和指挥。刘伯承再三解释，说明涪陵、丰都一带有重任在身，不可能久留璧山，建议由张明安先生出面执掌。
张明安是当地的老革命党人，早年任丁家坳小学校长，讨袁战争时与刘伯承相识，后到重庆川东师范学校任教，在这一带颇有声望。前不久，学校被曹锟霸占为行营，师生被赶出校门。张明安对此极为愤慨，密谋用炸弹除掉曹锟，不料被北洋军察觉，便潜回老家避难。
经过大家协商，决定成立璧山县义勇军司令部，以张明安为司令。刘伯承常为他们出谋划策，协助张明安领导义勇军抗击北洋军。
据侦察报告，在泸州方面与蔡锷护国军作战的川军周骏师，急需补给5000套军装和一些其他物资，敌人派一名团长率两个连押送，预计次日早晨经过丁家坳。刘伯承赶紧和大家商议，准备设置伏兵，予以拦截。当天晚上，刘伯承带领两个随从，亲赴丁家坳10里外的龙塘，勘察地形，确定设伏地点。
次日上午，敌人的运输队果然开来了。敌军团长骑在马上，催促兵丁和挑夫赶路。刚到龙塘，突然两边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几个敌兵应声倒地。刘伯承冲在前面，并对敌人喊话：“弟兄们，莫替袁世凯卖命啦！前面义勇军多得很，你们冲不过去，也退不回去，只有缴械投降。我们保障你们的性命。快快派人来交涉。否则……”
敌人遇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见义勇军漫山遍野，吓得魂飞胆丧，不得不缴械投降。就这样，两个连的枪支，5000多套军装和一些物资，还有一匹战马，都成了义勇军的战利品。义勇军初战获胜，士气大为振奋，也震动了邻近四乡。璧山县南部十多个场、镇农民群起响应。
刘伯承还协助张明安整顿编制和进行训练，将吴、朱、钟、杨四个首领委为营长，投诚过来的敌方谢克伯连长升为营长，又任命了两位参谋和一个秘书。义勇军也全部换上了新军装，俨然成为正式的军队了。刘伯承治军十分严格，又样样身体力行。他告诫义勇军对人民要公平交易，不准乱拿群众财物，违者严惩不贷，深得农民的拥护。
后来，这支义勇军在张明安领导下积极配合护国军，开展游击活动。袭击、骚扰北洋军。
不久，涪陵、丰都一带军情紧迫，刘伯承又赶回涪陵大顺场。刘伯承返回川东以后，即指挥护国军第4支队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活动，更加猛烈地打击北洋军的援兵，全力配合川南护国军作战。这支400多人的队伍，以突然袭击的战法，将涪陵巡防队的30人枪全部俘获。接着，前往攻打邻近的长寿县。
长寿县在重庆下游150多里处，背山面水，地势十分险要。原来县城警备队长曾约定在4支队攻城时率部起义，作为内应。但当4支队进攻时，城内警备队却没有动作。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城未攻下。刘伯承下令撤出战斗。接着，他提议立即移兵丰都。因为那里敌军较弱，也料不到护国军会从200里外突然降临。支队长王维纲刚刚到职，指挥上对刘伯承言听计从。于是，部队快速向丰都运动。
当行军到马虎垩时，刘伯承和王维纲下令停止前进，并对负责联络的康云程说：“此地离丰城约30里，你先进城探明消息，联络党人，再定我军行止。”康云程领受任务后，即携带《讨袁檄文》和四川护国军的《布告》混进城里侦察。
在丰都城中，敌人仅有警备队100余人，相当空虚。县知事异常恐慌，忙请北洋军派援兵到丰都城。北洋军只派来一个营的兵力，但却在城内大点“万人团”，以虚张声势。康云程入城后误以为敌有两团兵力守御，但担心据实报告会引起指挥官的犹豫动摇，于是派人向刘伯承谎报说：“城内只驻有北洋军两个营，望速攻击。静候复命。”这番谎话，反倒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3月20日，丰都攻城战发动。刘伯承奋勇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护国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击敌军，毙敌百余人。康云程乘机在城内广贴檄文、布告。敌人不知虚实，遍烧民房数千家，一边阻止护国军进城，一边布置退却。
刘伯承率领部众攻打城门时，突然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刘伯承立即昏倒在血泊之中。
几位士兵在乱尸中找到了他，抬进城里邮局内休息，又请来“恒春茂中药店”老板郑慎之，给以治疗，敷些止血的草药。
护国军因为兵力不足，又失去指挥，被迫且战且退。
转移部队时，没有担架，康云程找来一只箩筐，刘伯承顶着一床棉被，蜷缩在筐里，被人抬着，颠簸在崎岖的山道上。部队退到涪陵鹤游坪就地休整。刘伯承忍着剧痛，力主召开“阵亡将士追悼会”。当大家看到他满头缠着绷带出现时，纷纷流下了热泪。
由于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加上缺医少药，刘伯承的伤势日趋恶化，已不能主持军务。支队长王维纲缺乏统驭部队的能力。4支队内部的杨光烈、张子昭等一些人看到部队面临困境，感到前途无望，便想拉走队伍，另谋出路。王维纲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但是又束手无策，独自一个人携款奔重庆去了。杨、张二人更加有恃无恐，便各自带些部队走了。
四川护国军第4支队瓦解以后，刘伯承在鹤游坪也呆不住了。
为了躲避北洋军的搜捕，康云程等不畏艰险，保护着刘伯承辗转奔走，后来刘伯承只好藏在当地一个农民家里。
康云程始终守在刘伯承身边，时常帮助洗伤口、换药，真是患难相依，生死与共。这个农民为人宽厚，给予饭食，代为找药。涪陵一带乡亲很爱戴这位反袁战士，纷纷送来鸡蛋和粮食，有的还设法弄来一些药物。一些革命党人也秘密前来探望。
这时，北洋军悬赏通缉刘伯承。但是乡亲们都冒着风险尽力掩护他，没有一个人贪赏告密。刘伯承在这一带养伤两三个月，身体渐渐得到恢复。
1916年春夏之交，刘伯承由康云程护送，改名换姓化装准备前往重庆就医。当他们走到涪陵至长寿间的蔺市镇时，突然遇到匪徒劫场，蔺市镇火光冲天，一片纷乱。雇来的两名轿夫逃得无影无踪。刘伯承只好拖着病体，披着棉被，和康云程一道钻进旁边的豆田里。深夜时分，两人间道而行，到涪陵新妙场李次安家投宿。第二日又启程上路，绕南岸渡江进入重庆，藏匿在王旭东、王尔常兄弟家。
在重庆，刘伯承先到宽仁医院治伤。宽仁医院是美国教会在1897年设立的，设备和医疗条件比较好。但医院已被曹锟的部队占用，住满了从泸州和丰都来的北洋军伤兵。刘伯承在这里治疗一段脑伤以后，就转到临江门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治眼伤。诊所的沃医生医术相当高明，尤以外科手术著称。
刘伯承在这家私人诊所先后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只是割去赘肉，理顺血管。沃医生托人回德国专门为刘伯承配制假眼。几个月后，为装假眼行第二次手术。
当时，诊所设备比较简陋，动手术只能施行局部麻醉。沃医生一刀一刀修割赘肉，每一刀都疼痛钻心，难以忍受。刘伯承却一直安然端坐，接受治疗，长达3个多小时。麻醉药作用早已消失，他仍然面色不改，一声不吭。
等待包扎完毕，沃医生见他的坐椅扶手已被汗水沾湿，便关切地问：“疼得厉害吧！”
刘伯承坦然一笑：“才割了70余刀，小意思！”
沃医生惊异地问他如何知道。刘伯承说：“阁下每割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
沃医生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了不起，了不起。你是真正的中国人。”
刘伯承见这位外国医生豪爽、正直，就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如实相告。沃医生听后，更为感佩，连称：“你真是军神、军神！”
由于四川反动当局的通缉，刘伯承在重庆不能久住，只得拖着病体急急又赶到永川。为了配合蔡锷军在隆昌一带打击北洋军残部，他曾收集旧部，准备夺取永川县城。但是，因为军机泄露，没有成功。于是他便带领部队在重庆、永川间展开游击活动，袭击敌军。
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下，北洋军节节败退，附北川军也纷纷倒戈。但是，旧川军系统对刘伯承恨之入骨，竟指使璧山县府的反动分子，将刘伯承逮捕，关入监狱，准备杀害他。蔡锷闻讯后，立即发来急电，严令璧山县政府保证刘伯承的安全，这样，璧山县府才不得不将他释放。
在四川人民支援下，滇、川护国军不断取得胜利，给各地反袁斗争以很大支持和鼓舞。广西等华南六省相继声明反对帝制，另有八省拒绝接受“洪宪皇帝”的命令。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窃国大盗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猝然死去。护国战争获得了胜利。
蔡锷将军有诗云：“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如诗所云，刘伯承正是这样一位热血护国的壮士。
三、巧渡金沙江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从西康经云南流入四川。江水从深山峡谷中流过，水深流急，地势险要。这里既不能徒涉，又无法架桥，只能靠船摆渡。这时，蒋介石似乎发现了红军过江的打算，天天派飞机在红军队伍上空盘旋；并且命金沙江北岸的部队全力以赴占领金沙江各渡口，封锁金沙江；其他围追长征红军的部队都向金沙江边收拢。
摆在红军面前的局势是严峻的，弄不好，红军就有被敌人压在这一带消灭的危险。鉴于以上情况，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迅速渡江的指示，并根据这一指示，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口；红三军团抢占洪门渡口；中央军委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
但是，由于缺乏实地考察，红一军团进至龙街渡时，因江面太宽，加上地形有利于飞机低空骚扰而无法渡江。红三军团在洪门渡也因水流太急，渡江未成。新的情况出现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决定全军从皎平渡口渡江。
会议结束后，刘伯承立即赶到干部团和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具体行动部署。最后，决定以2营为先遣支队，5连为前卫连，立即出发。为了便于指挥，刘伯承随先遣支队一起，向皎平渡口疾进。
经过两个昼夜的急行军，5月1日下午，先遣队抵达距皎平渡四五十里远的一个村子里。部队刚停下，刘伯承就命令封锁消息，并且不顾急行军的辛苦和疲劳，抓紧时间访问当地群众，了解皎平渡的情况。
随即，他从群众口中得知，自红军进入云南后，敌人担心红军渡江北上，已经把这一带的大小渡口都控制起来，把南岸的所有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两岸的交通，并不时派侦探划船过来探查消息。根据这种情况，刘伯承命令肖应棠率领的先遣支队前卫连，立刻轻装急进，突袭皎平渡。
这时，前卫连刚做好饭，大家一见来了紧急任务，也顾不得吃饭了，带上干粮马上出发。快要抵达江边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前卫连赶到江边，并没发现敌人，只是看到江边停着两只小船。连长肖应棠命令部队隐蔽，准备战斗，然后派出一个侦察组前往了解情况。
原来，这是敌人的两只过江来侦察情况的船。前卫连侦察员们走到江边，敌人的船夫以为是自己上岸侦察的人回来了，毫没在意，直到前卫连侦察员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胸口，方知当了红军的俘虏。
这时，刘伯承、宋任穷也赶到了。他们通过船夫了解到对岸镇子上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另外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由于敌人还没估计到红军会这么快赶到，因此戒备不严。
“天赐良机！”刘伯承果断地命令前卫连：“迅速渡江！”
遵照命令，肖应棠带领两个排登船向对岸划去。岸上敌人的哨兵以为是自己的船，根本没在意。船很快靠岸了，敌人的哨兵也成了红军的俘虏。
战斗很快在镇中展开，前卫连没费多大力就将国民党的一个连和保安队消灭了。皎平渡完全被红军控制，红军渡江有了一条重要通道。
控制渡口的信号传到对岸，刘伯承十分高兴，立刻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并指示先遣队继续前进，为大部队渡江担任警戒。为了保证大部队的安全渡江，刘伯承又命令干部团沿北岸向东西两侧派出部队，一方面寻找船只，一方面准备阻止敌人可能从两侧向渡口的进攻。
经过干部团的努力和当地群众的支持，红军又从上游和下游收集了7只小船，加强了运输力量。为了更好地渡江，刘伯承召集有关人员组织了渡江委员会，指挥整个部队渡江。同时，他派人到附近村庄，雇请和动员了一批内行的船家帮助摆渡。
这样，整个渡江工作，井然有序地展开了。
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过了江。他们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有方，备加赞赏。毛泽东高兴地说：
“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的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
“主席的估计是对的，”周恩来也风趣地说，“我们不是已经过来了吗？”
朱德、刘伯承和在场的人，听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都笑了。
9只小船日夜不停地摆渡着。经过整整9天9夜，中央红军全部人马，除红九军团从巧家渡口渡江外，都渡过了金沙江。
结果，几十万国民党部队远远地被甩在了后面，红军又一次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
四、彝海结盟
1935年5月22日，红军向彝民区进发。突然，随着一阵震天动地的“呜嗬！”“呜嗬！”声，彝民们成群结队地拿着大刀、长矛、土枪、弓箭挡住了去路。
红军被迫停了下来，许多彝民密密麻麻地把他们围了起来。尽管红军的工作团尽力做工作，说明红军是彝族的兄弟，不是来抢劫彝民的，只是借道而过，去打国民党；但是，彝民似乎对这些话并不理解，一股彝民在一些人唆使下，袭击红军的工兵连，把许多器材抢光，有的红军战士身上的衣服都被剥光了。
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红军处境十分危险。消息不断传到先遣队的指挥部，一些人非常着急。这时，如果用武力解决彝民的围攻，对于红军来说是费不了多大事的。但是，刘伯承司令员心里很清楚，红军的性质和宗旨绝不容许这样做。他告诉周围的同志，不要焦急，彝民主要是对我们不了解，只要他们了解我们，不仅不会打我们，而且会帮助我们通过这个地区。
果然，在红军工作团和部队的努力下，彝民渐渐对红军有了一些了解，他们亲眼看到红军和国民党不一样，于是，红军秋毫不犯的情况马上被报告到了彝民首领小叶丹那里。
小叶丹立即派自己的四叔前去察看，情况果真如此。
经过工作团的努力，小叶丹提出如果红军真的把彝民看成兄弟，刘伯承司令员就应该和他宣誓结为兄弟。刘伯承当即表示：“我们和彝族不结盟是兄弟，结盟更是兄弟，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做团结的模范。”
他和聂荣臻等领导同志商议后，立即驱马来到了约定地点。
刘伯承骑马到达后，负责联络的萧华把刘伯承介绍给了小叶丹，小叶丹马上跪了下去，对刘伯承表示敬意。刘伯承还过礼后，双手将小叶丹扶起。
结盟仪式开始了，刘伯承和小叶丹并排跪在地上，面前摆着两碗滴过鸡血的清水。小叶丹首先端起碗，郑重地宣誓：
“刘司令和小叶丹，在海子塘边结为兄弟，以后如有改变，同鸡一样地死。”
刘伯承双手高高地端起碗，宣誓道：
“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
说罢，两人将血水一饮而尽。
结盟之后，刘伯承邀请小叶丹到红军营地——大石桥村去。
小叶丹等人刚进村，就发生了一件未料到的事情。大桥的汉族群众听说小叶丹来了，纷纷跑来，很快把他们包围了。一部分过去受到彝民抢劫过的人，要求红军处置小叶丹，有的甚至提出要杀死他。
民族纠纷，历来是个很复杂、很棘手的问题。但这一次，刘伯承亲自做工作。
他对群众说：“彝民兄弟长期以来，受到官府、旧军队和奸商的压迫、剥削和欺骗，由于不了解汉族群众和官府、旧军队、奸商的关系，对汉族群众也发生了恶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他们明白了，彝族和汉族人民就会团结起来！”
通过做工作，群众思想很快通了，都渐渐自觉离去。
风波平息了。本来工作做到这个地步，总算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刘伯承感到，民族纠纷和争斗，受损的是人民自己的利益，他决定借此机会作一下团结的工作。于是他和小叶丹，还有当地汉人代表陈志喜一道，同时端起鸡血酒碗，一起宣了誓。
几天以后，红军又要出发了。
但是，这一次，他们仍然可以听到彝民的叫喊声，却不是狂怒的叫骂，到处都是热情的欢呼。红军队伍行至一个村子前，小叶丹率领着许多人欢送红军。其中，一个几十人的小队伍前竟然有一面这样的旗帜：“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基）支队”。
见到这样的情景，刘伯承很受感动，他走向前去，握住小叶丹的手，亲自送给他一把手枪和一支步枪。小叶丹也把自己一匹高大的黑马送给了刘伯承。
小叶丹又亲自挑选了几个彝民兄弟为向导，自己一直把刘伯承送到自己辖区的边缘。
五、将军的爱
汪荣华是安徽六安县人，1931年到大别山当了红军。她革命意志坚强，对工作兢兢业业，对自己要求严格，能吃苦耐劳，而且为人正直、善良、淳朴，很体贴人，关心人，和她在一起工作的同志，没有一个不称赞她的。
刘伯承很喜欢汪荣华，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产生了笃厚的爱情。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刘伯承同志和她结为终身伴侣。
在刘伯承和汪荣华结婚的时候，新房里既没有柜，也没有箱，只有一张简单的木板床，床上垫着一个旧棉褥，上面铺了一床旧白布床单，连床新被子也没有。作为红军高级将领的刘伯承，甚至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给新娘买，但是，婚后他们一直互敬、互爱、互谅，被全军传为佳话。
汪荣华在红军司令部机要处一科担负抄收电报的工作，日以继夜地守在收发报机旁，没有多少闲空料理家务。尽管这样，她总是自觉地按照组织的规定和刘伯承提出的要求做，自己的家务自己做，从不让警卫员帮自己。
所以，她每次换下脏衣服，能洗的当时就洗干净，来不及洗的总要东塞西藏，担心被警卫员“搜”去，帮助洗了。
可是，有一天，警卫员于河子经过反复“侦察”，终于在床铺底下发现了“秘密”。他高兴地哼着小曲，抱着脸盆朝河边走去。
不知怎的，正当小于在河边搓洗衣服的时候，刘伯承突然来到了面前。
看见小于在洗衣服，并且是女人的衣裳，刘伯承非常奇怪。经过他再三询问，才弄清了洗的是汪荣华的衣服，他严肃地说：“于河子同志呀，她没有使用警卫员的权利。干部的家属不能有半点特殊，希望你今后也要注意，莫帮倒忙。——你有时间，要多看书、写字、学文化，我给你定的学习计划，完成了没有？！”
于河子听着连连点头。原来，他以为这件“小事”，批评一下就完了，自己还觉得挺“心安理得”的。可是，这件“小事”在首长家里却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
素以和气著称，平时极少发脾气的刘伯承，一回到家里，就严厉地质问汪荣华：“你说说，为什么让警卫员洗衣服？我已经讲过，你自己也晓得，怎么不注意呢？！”
这突如其来的批评，使汪荣华感到十分委屈。她解释说：“我一直在机要处抄报，刚刚到家，根本没让小于洗衣服呀。”
“汪荣华同志，这是我亲眼看到，亲自调查了的。”刘伯承一字一板地说道。
汪荣华赶紧钻到床铺底下去翻，果然没有看到自己的脏衣服，只好无可奈何地表示：“你平时讲的我都注意了。这一次没藏好，被小于找去了，真没办法。”
但是，刘伯承并没有因为自己妻子作了解释而原谅她，而是语重心长地说：“汪荣华同志，责任不在战士身上。要多从我们自己严格要求。我再说一遍：你的衣服一定要自己洗，你没有用警卫员的权利。”
听到这里，汪荣华不由得哭了。
这位女红军战士，在鄂豫皖苏区的艰苦斗争中，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从来没有掉过眼泪。可是现在，她伤心地掉泪了。但她心里却更加明亮，她完全理解丈夫的一片苦心，心悦诚服地接受严师良友的批评。这事之后，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笃亲了。
六、长征历险
1936年10月中旬，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刘伯承率领红军大学从甘肃成县向环县的曲子镇转移。一天，部队来到宁夏和甘肃交界的地区，突然遭到敌机的轰炸扫射，地面大山上也有敌人阻击。经过一场激战后，敌人被打退了，敌机也飞走了。但是，刘伯承和汪荣华以及警卫员全被敌机炸伤了。刘伯承伤在臀部，不能动；汪荣华是小腿部负伤，勉强还能行走几步；警卫员伤得也不轻。
由于刚刚进行过战斗，部队已经前进了，后面究竟还有没有收容队，他们也不清楚。考虑到这种情况，刘伯承对汪荣华说：
“现在数你伤轻，你赶快去追赶部队，报告情况。”
汪荣华不肯，坚持要搀扶刘伯承一起走。她说：
“我不能丢下你们一个人走，要走咱们一块儿走，要死咱们一块儿死。”
刘伯承忍着疼痛强笑了一下，说：“汪荣华同志，敌人还离我们远着呢，没关系，放心去吧。”他见汪荣华仍不走，又接着说：“如果你没负伤，搀着我们是可以的，但你瞧瞧你自己的腿，能行吗？”
汪荣华看了一下自己还在流血的腿，感到刘伯承说得对，这样拖下去，弄不好会更危险。她对刘伯承和警卫员说：
“你们千万别动地方，我追上部队，马上回来接你们。”
她说完，一瘸一拐地向前走了。
刘伯承劝走了汪荣华，心里坦然了些。他十分清楚眼前的处境，周围到处都有敌人活动，呆在这里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能减少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革命保存了一分力量。警卫员的伤太重了，否则，刘伯承也会劝他离开的。
正当刘伯承左思右想的时候，他突然听到后面有动静。警卫员眼睛好，他从远处来人的浅灰色衣服上，立刻断定是自己人。
“首长，我们的同志上来了！”
“真的！”刘伯承十分高兴。
不一会儿，同志们陆续走近了。这是一个收容班，班长叫白高山，他离很远就看到了刘伯承，跑上来问：
“校长！怎么还呆在这里？”
刘伯承问：“你是带队的？”
“我是学校政治第9连的9班长。”
刘伯承挪动一下身子，露出了一摊血，他刚要继续问话，被白高山打断了。
“校长！你负伤了？！”他忙上前扶住刘伯承。
警卫员告诉白高山这是被飞机炸伤的。刘伯承摘下眼镜，抹了抹镜片上的灰尘说：
“不要紧，闹革命，负伤是常事，哪有不流血的革命？红军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
后面的人都上来了。刘伯承看到收容班收容了不少人，夸奖说：
“好兵不用多，一个顶十个。雪山草地都没有难住我们，现在还怕什么？”
一席话说得大家情绪高涨起来。可是，怎样护送刘伯承呢？抬吧，没担架，山头光秃秃的，连根棍子都找不到。白高山让几个战士架扶着刘伯承走。对刘伯承的警卫员，白高山也作了安排。
行军开始后，为了减少大家的疲劳，走不多远，刘伯承就叫大家停一停；好走的地方，刘伯承只让两个人扶着走。看到这种情况，一些伤员都不让人扶了，他们高兴地说：“和校长在一起，什么困难都没有了。”
不一会儿，他们竟然追上了蹒跚前进的汪荣华，她高兴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为了尽快让前面的部队了解刘伯承的情况，白高山派出两个身体好的战士，赶快去联络。大约三四个小时后，前面传来了马蹄声。没多久，三匹马便到了，还跟来三个饲养员。大家忙着把刘伯承、汪荣华和警卫员安置到马上。刘伯承紧紧地握了握白高山的手说：
“辛苦啦，高班长，谢谢你们班的帮助。”
马走动了，刘伯承还招呼着：“同志们！最艰苦的一段我们走过来了，希望你们都尽快赶上队伍！”
“我们一定要赶上队伍！”大家回答着。
不久，刘伯承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参与组织了著名的山城堡战斗，消灭了胡宗南部1个师，胜利结束了长征。
七、借眼睛
在一次抗击日寇的战斗中，八路军某团石志本副团长的左眼负伤，也残废了。由于整天用块纱布捂着眼睛，他感到很不雅观，不久，听说刘伯承师长家里有假眼珠子，很想借一个用用。
刘伯承同志得知这个情况以后，立即叫人通知石副团长来挑“眼珠子”，并且嘱咐让他一定尽快来取。
三天后，石副团长高高兴兴地登上门来。刘伯承同志一边热情地接待他，一边喊他的爱人汪荣华同志把那个盒子端出来，让他挑一挑“眼珠子”。
不一会，汪荣华就把刘伯承同志备用的玻璃眼球端出来了。刘伯承同志一个一个地拨拉着，亲自给石副团长挑选，让他试着戴一戴，还关切地说：“一定要合适才行，不然的话，眼眶子会磨得很疼的。”又手把手教给他安放假眼和进行消毒的方法。
可是，石副团长试了好几个都不合适。刘伯承同志耐心地说：“莫着急，再挑一挑。我的是右眼，你的是左眼，可能规格大小不一样……”
后来，石副团长又反复试了几遍，还是不合适，感到有些失望。刘伯承同志安慰他说：“你放心，我再想办法替你找一找。来，让我量一量你左边眼窝的大小。”说罢，他非常仔细地用手比划着，摆弄了好一阵子。
石副团长虽然没有借到“眼珠子”，但他心里一直暖烘烘的。打那以后，他也就不再把“眼珠子”的事放在心上了。
几个月过去了。有一天，石副团长刚刚训练回来。忽然，他的上级汪乃贵举着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高兴地喊道：“石志本，石志本，你的‘眼珠子’来啦！”
石志本好像做梦一般，激动地把小盒子接过来捧到自己胸前，然后，小心翼翼地打开——哎呀，里面真是3颗晶莹闪亮的玻璃球！全都像是水灵灵的真眼球一样——透明通亮，闪闪发光。这个从不落泪的汉子，竟像个孩子似地流下了热泪。他紧紧抓住汪乃贵的手，无限感激地说：“谢谢首长！”
“谢谢我干什么？”汪乃贵连忙解释说：“是刘师长特意送给你的。他专门托人到上海找师傅定做，又托人带到这太行山。”
八、不搞灶王爷吃糖瓜那一套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伯承担任八路129师师长，率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一个三伏天，房东趁刘伯承下部队的机会，悄悄地把一个20来斤重的大西瓜放在他的桌上。
刘伯承从部队赶回驻地，警卫员向他报告了大西瓜的来历。刘伯承觉得部队刚到这里不久，不能白吃老百姓的东西。于是，让警卫员快给房东送回去。
想不到，警卫员刚把西瓜送走，房东又亲自把西瓜抱来了，还挺亲热地说道：“嗳，八路军和老百姓是一家嘛，天气这么热，您老尝尝鲜，消消暑嘛！”
说完，搁下西瓜就走了。
刘伯承感到有些奇怪：这家房东是个小财主，平日里手上捏得很紧，很会划算，从不轻易开销什么东西，为什么今天突然大方起来了呢？为了把事情弄个明白，他让一个参谋从侧面调查了解一下，看房东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参谋“侦察”了一阵子，果然发现房东家出现的新问题。
原来，村子里正搞减租减息，也减到了房东头上。这个小财主所以三番两次送西瓜来，其用心是想甜刘伯承的口，让他帮忙说话。
刘伯承想了想，对警卫员说：“把房东请来坐一坐。”
稍过了一会儿，房东就笑眯眯地走进来了。
“请坐！”刘司令员很客气地招呼说，“我们住在这里，给你家添了不少麻烦。”
“哪里，哪里，军民本是一家人嘛。”
刘伯承指着桌上的西瓜，开门见山地说：“这个西瓜请你一定拿回去，我们八路军是有纪律的。”接着，又直接接了当地说：“听说政府颁布了减租减息的法令啊，你见着了没有？”
房东一听，以为讲“入格”了，连忙满脸堆笑，应酬着说：“是啊——是啊……”
没等他把“小算盘”端出来，刘伯承就严肃地说：“这是个好法令，谁都要遵守的。咱们八路军也赞成这个法令，你也要争取带个头，减点租，减点息哟……”
几句话，讲得房东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原来的“小算盘”再也敲不出来了。最后，他只好抱着西瓜，扫兴地转回家去。
刘伯承指着房东的背影，对警卫员说：“小鬼，都看见了吧，可不能贪吃哟——房东的这一套办法，是12月23日请灶王爷吃糖瓜的办法，——灶王爷吃了人家的糖瓜，就得向玉皇大帝讲好话。”
九、元帅翻译家
刘伯承是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同时，又是杰出的军事翻译家。刘伯承从事军事著作的翻译，既是我党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又是他执著追求，崇高情趣的具体体现，在他翻译著作的序、跋和附言中，常常见到“于前线”、“被敌人的枪炮压迫着”、“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下”等字样，指战员亲切地称他“火线上的军事翻译家”、“马背上的军事翻译家”。
1985年12月，徐向前元帅为刘伯承题写了“军事翻译家”五个字。
1927年，中国革命风起云涌、急剧动荡。刘伯承在屡遭挫折、饱经沧桑之后，被迫出国“留洋”，奔赴莫斯科。
那是在初冬的时候，上海——这颗东方的明珠仍然笼罩在血腥的反动黑幕之中。一团团阴惨的乌云，在天空中沉重地移动，冷冷的晴空，不时从乌云缝里向下窥视。大地像死人一样，沉睡在血腥和潮湿的空气里。在阴云密布的海面上，一艘舢板载着6名行色匆匆的船客，钻入浓浓的夜幕，急速驶向远处停泊的一艘俄国货船。接上暗号后，船客们敏捷地登上了刚刚升火的货轮，向大海的远方驶去。
这6名船客中，有一位身穿蓝布棉袄，戴着一副茶色眼镜，右手拄着一根手杖的人，他便是“川中名将”、八一南昌起义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
一个月后，白茫茫的大雪覆盖着古老的俄罗斯大地，苏联高级步兵学校，伸开了热情友好的双臂，欢迎刘伯承将军。这座十月革命后改称为“红色兵营”的学校，是苏联红军军官的摇篮。在欢迎会上，刘伯承用地道的川东口音说：“我们到列宁的故乡，是专门来请教的。”“我们要苦心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掌握军事科学知识，以便早日回国开展武装斗争。”
但是，初到苏联，刘伯承也备尝了语言不通的不便。一次，刘伯承事先准备好了购物的几句俄语，兴高采烈地迈着军人的步伐，独自到商店去，打算买一只盛食品的小饭盒。到柜台前，事先准备好的俄语，一开口就说走了调，买回的不是小饭盒，而是小脸盆。在课堂上，俄语教员要求学员起立回答问题，答错了或者不完整，只有等待下一个学员回答正确时，教员点头，才让学员坐下，这时，刘伯承已经36岁，是众人的“大哥哥”，“川中名将”，总指挥，军长，参谋长，但是，在课堂上因俄语过不了关，这位年龄最大、军阶最高的中国留学生也常这么“晾”着。
但是，“红色兵营”熄灯号吹过之后，学员扛不住一天的困倦，慢慢都入睡时，在灯火昏暗的走廊里，一位身材魁梧，戴着浅蓝色眼镜，身穿合体的红军军服，肩章上缀着两枚闪闪发光的菱形徽章的中国留学生，还在拿着俄文教材，一只眼吃力盯着课本，反复地念着俄语单词……
他就是被称为“刘瞎子”的刘伯承。
在俄语中，“P”这个字母发音比较难，加上刘伯承川东口音，开口就跑调，土不土，洋不洋，三不像，谁也听不明白，气得刘伯承摇过多少头，多少次自嘲地笑。但是最后，他又是多少次会心地笑。
莫斯科冬天的早晨，寒风刺骨，气温在零下15度，兵营打着寒噤，被晨光包裹着。起床号还未吹，就能听到刘伯承在操场上朗读俄语声。在厕所里，常常听见刘伯承背诵单词。刘伯承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中写3个生词，有时，一边走路，一边看看左手心上的单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
1928年春天，刘伯承致函重庆旧友王尔常，曾详细叙述了自己初学俄文的艰难情形。他在信中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饷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1930年，刘伯承从俄国留学回国后，担任了我党一位专司军事翻译的军委编译科长。从此，他根据战争中最紧迫需要的问题选题翻译。他参加和组织翻译、校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等，开创了中国无产阶级军事翻译事业。在战火中、马背上造就着一位杰出的中国军事翻译家。
1932年春，刘伯承担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翻译了苏联军队的战斗条令。1932年秋，刘伯承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他在前线翻译了《苏联的山地战斗》、《战斗胜利的基本原则》等苏联军事论著。在长征途中，翻译了《苏军参谋业务》，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他同左权将军合作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合同战术》。
1940年春，俄文版《步兵战斗条令》几经辗转，到了左权副参谋长之手。左权看过后，非常兴奋，马上派人送给刘伯承，同时提出了合作翻译的方案。对这本书，刘伯承同样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清楚地晓得，苏联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集中苏联红军作战经验的精华，折射着世界军事发展的趋势。欣喜之余，刘伯承研好墨，抓起毛笔，挥毫译出了第一章，送左权将军校正。左权读过译稿后，不禁击案称赞，主动承担了第二至第七章的翻译任务，剩下的第八九章及附录部分，由刘伯承翻译。
在刘伯承执笔翻译这部书的时候，刘伯承正和邓小平同志一道，指挥第129师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全师参战兵力38个团，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7名，曾一度收复县城9座。
1942年5月25日，左权在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牺牲。刘伯承在《苏军步兵战斗条令》译版序中深情地写道：“去年第一、二、三共三章已登载于《前线》（抗日战争时期由八路军总部主办的军事刊物），以后各章和附录延迟到今日我才陆续译完与校正完。用以供应军事干部的业务学习，亦即回答左权同志生前的希望。”
在刘伯承的军事翻译活动中，校译工作占了相当大的比重。1942年春，刘伯承接受了校译《合同战术》（上部）的任务。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中，旧中国交通不便，这部书在延安译出，然后，派人送到太行山根据地，交刘伯承进行校正。
这部书从开始校译到最后完成，中间经历了三次反“扫荡”作战。每到一个宿营地，刘伯承处理完军务后，便铺开稿纸进行校译。有时连桌子也没有，他就趴在床板、炕头上干；有时干脆就在自己的膝盖上摊开书稿。一到夜晚，点燃油灯，在豆大的灯火下，他一手握着毛笔，一手拿着放大镜，翻阅俄文原稿，查对俄汉字典，细细地进行校译。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在上党之战的紧张时刻，刘伯承又以“谈笑静胡沙”的从容气度，校译了《合同战术》（下部）。
刘伯承打仗与译书，将军与学者集一身，他一面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歼灭敌人整师、整旅的人马，一面从容自若地校译兵书。一面纵横捭阖，用兵如神，横扫千军如卷席，一面博采众长，精心译著，刻意求新，被人们称为战壕军事翻译家。
194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在刊登该书出版的消息时，发表了冀鲁前线记者的专稿，报道说：
“权威军事家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10万字。此为100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11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这部书专论兵器之性能与使用法及如何对抗它。蒋介石于7月间以大量的美国武器开始大举进攻解放区，刘将军在极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刘将军说：‘我军原本没有新武器，谈不上使用，但应该知道怎样对抗的方法。这一点对我们最重要。’……100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20天作战1次，加之20年前讨袁之役在战场上伤其左目，写作甚为不便。但刘将军深深感到自己对中国人民的光荣责任责无旁贷，就在运筹之暇，自炎夏到隆冬，挥汗呵冻，把这部书奋力校译成。此伟大的精神与魄力，实足使蒋介石之辈不寒而栗，更可使全国人民深深感激而激起学习。”
刘伯承作为一系列战役的最高指挥员、军区司令员、野战军司令员，能在烽火连天，兵书告急的情况下，从容自若，一字一句翻译数百万字的军事著作，这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都难以找到。
十、为斗争而祝贺五十寿辰
1942年冬天，刘伯承在他军事生涯的第31年的时候，迎来了自己的50寿辰。129师政治部决定，为刘伯承举行祝寿活动。
为刘伯承祝寿，是从斗争形势和政治需要考虑的。当时，敌后抗日军民的斗争处于极为艰苦的环境；国民党顽军在日军的诱降下，加紧了投降活动，再次紧密配合日军夹击八路军。刘伯承在抗日军民中威望甚高，他的威名就是在国民党、甚至是日伪军心目中，也得到了公认。为他祝寿，有利于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鼓舞人民的抗日热情。
刘伯承得知要为他祝寿的消息后，非常不安，始终不肯说出自己的生日。
政治部的人员就去问刘伯承的爱人汪荣华。汪荣华深受刘伯承谦逊作风的影响，也不愿说出他的生日。政治部只好自行决定，择期12月16日为刘伯承的生日。后来才知刘伯承确切的生日是1892年12月4日。
12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报道了“太行军民筹备祝贺刘师长五十寿辰”的消息，并发表了《刘师长略历》。
同日，《解放日报》宣布了为刘伯承祝寿的消息，报道了中共中央发电祝贺的消息；以及朱德总指挥撰写的祝贺诗文。各部队一些主要领导人和在延安刘伯承的一些同志和好友，也纷纷致电前方，遥为转战千里、威震敌后的刘伯承祝寿。
朱德在《祝刘师长五十寿辰》一文中写道：
从民初讨袁及护国护法之役后，中经大革命，南昌起义，苏维埃运动，红军长征西北，以迄抗日战争及敌后坚持，这三十余年，是中华民族历尽艰辛追求民族解放的伟大历史时期，也是伯承同志尽瘁革命，奋进不息的三十年。这三十年来，我与伯承同志大部分时间曾同事军旅，服务革命，深知其为人。我觉得伯承同志的光荣事迹和他的革命品质，有许多值得我党同志和革命军人学习的地方。
朱德还写道：
伯承同志对民族、对革命、对党和阶级具有无限忠诚。入党以前他激于爱国热诚参加了讨袁护国护法战争；入党以后，更深入了解了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乃毕其半生血汗，尽瘁于解放中华民族的革命事业，今天虽已弹痕遍体，须发斑白，但他永不知疲倦，刻苦奋发，任重道远。
伯承同志是深入群众深知群众的人，他律己严，待人宽，谦恭和蔼，一身为群众表率，因此，他自然而然得到群众的爱戴，成为群众的领袖。
在政治上，伯承同志是勇于负责，能在复杂环境中独立决定方向的。在长期军事工作中，在六年来华北抗战中，他均能胜不骄，败不馁，稳定地掌握住复杂的情况，不折不挠地完成着革命任务。在军事上，伯承同志不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而且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为国内不可多得的将材。
在纪律精神方面，伯承同志有高度的自觉与负责精神，坚定刚毅、尊重组织、执行决议、服从纪律的模范，并在反国焘路线斗争中，表现了这种百折不挠与一切机会主义作不调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品质。
朱德最后写道：
五十年岁月，在我们中国人说来已是半百，三十年出生入死奔驰战地的老军人更属不可多得。我非常愉快地庆祝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祝你老当益壮，并勉我党同志和我军将士，学习和发扬你一贯为革命奋斗的光荣历史和革命品格。
朱德的祝寿诗这样写道：
戎马生涯五十年，
凭歼日寇镇幽燕；
将军猿臂依然健，
还我山河任仔肩。
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也欣然提笔，作诗两首，祝刘伯承50寿辰：
（一）
太行游击费纠缠，
撑住平辽半壁山。
遍体弹痕余只眼，
寿君高唱凯歌旋。
（二）
细柳营中寂不哗，
枪垣炮堵即吾家。
将军五十人称健，
斩得委酋不自夸。
叶剑英在诗中吟到“遍体弹痕”，是指刘伯承从军后，在战争中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而屡次负伤。
林伯渠、吴玉章也致电为刘伯承祝寿：
伯承同志：
你率数十万健儿，在敌后坚持了五年。常常出奇制胜，维护亿兆人民，撑持半壁河山。恭逢五十寿辰，特致如下祝词，以申祝贺。
敌后苦撑持，百战英名惊日寇；
太行齐庆祝，万家生佛拜将军。
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正在东南前线指挥部队作战，也特地发来贺诗：
将军老益壮，戎马三十年。
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
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
弹触一目眇，枪伤遍体瘢。
斗争更坚决，冬青耐岁寒。
君在黄河北，我在淮泗南。
军前专征伐，敌后拯黎元。
举杯祝远道，康强慎食眼。
革命同志的赞扬和勉励，使刘伯承深为感动和不安。对于自己的50年，他是如何看的呢？
刘伯承在自己50寿辰的《自铭》中说：
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点点成就，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所给我的。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因此，我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做毛主席的小学生，为中国人民尽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题上：“中国布尔塞维克刘伯承之墓”十二个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荣！
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
十一、自缝征衣
1946年，刘邓大军是冒着酷暑进军大别山的，待到部队在长江北岸完成了战略展开时，已是深秋季节，严冬转眼就要到了，而十几万将士的身上仍穿着单衣。刘伯承和邓小平决定就地购买和筹借布匹棉花，由部队自己动手缝做棉衣。
一天，刘伯承见司令部的几位参谋用买来的花布做棉衣，就问：
“谁叫你们不染就缝？”
“公家没发染料。”一位参谋不假思索地说。
“同志！”刘伯承说，“无产阶级的队伍，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稻草、芝麻秆烧成灰，都是很好的染料。无论多么困难，我们也要穿一色的灰衣服，我们是人民军队，不是杂部队！”
道理是明白了，稻草灰究竟能否作染料，这几位参谋还有些怀疑。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转而一笑，和蔼地说：
“你们呀，等过两天看我怎么做的吧！”
果然，几天后，刘伯承就亲自动手，用稻草灰把白土布染成了灰色，拿竹条代替弹花弓，将棉花抽熟，又用报纸剪了个样子，一针一针地缝起来。
刘伯承的行动，对指战员们的影响很大，大家纷纷动手做棉衣。
但是，也出了不少“洋相”。有位司令部的警卫战士开的是“和尚”领口，领子缝好后，他试穿了一下，不料前襟吊起来好高，脖后却出了一个鼓包。另一位战士见了，调皮地将一只搪瓷碗塞进了那鼓包里。正巧，这情景被刘伯承看见了，他不声不响地从战士的脖后掏出了那只搪瓷碗，而后在一张铺了棉衣的门板旁边蹲下来，招呼大家围拢过来，边比划边说：
“你把它（搪瓷碗）扣在领口的地方，在棉衣背缝正中留出2公分，再用铅笔画一道圈。照这样开的领口，不大不小，正合适！”
战士们依此法一做，果真灵验。于是，刘伯承这个开领口的方法，由司令部传出去，很快就被许多部队学会了。
十二、枪伤遍体瘢
刘伯承从民初讨袁及护国护法之役，中经大革命，南昌起义，苏维埃运动，红军万里长征，抗日战争，组织和指挥部队大小仗打了数千次，仅在抗日战争头3年里，他率领八路军129师就经过3156次大小战斗。在这些战斗中，他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而屡次负伤。据统计，刘伯承从军后在战争中身体负伤9处：
左脚一伤；
颅顶一伤；
右眼一伤，这是重伤，使其不幸右眼致残；
右腿股动脉一伤，这也是重伤，险些丧生；
左臀部一伤；
左腿腓肠肌受伤，这一伤损破了神经，一度拐腿不能走路，后以坚强的毅力艰苦锻炼，终恢复正常；
右腿腓肠肌侧面一伤，因弹头入皮下不深，自己即时用手指抠了出来；
左脚侧边一伤；
右手侧面一伤。
十三、谈天散步
1942年12月6日，邓小平在《新华日报》发表庆祝刘伯承同志50寿辰《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一文中说：“假如有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他常批评自己对于时间太‘势利’了。难道这是他的缺点吗？这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的健康的关怀罢了。”
刘伯承为了革命，为了赢得革命战争的胜利，“除了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
在他青少年的时候，却是到处寻找游戏、寻找乐趣，常常同小伙伴下“和尚棋”、“围子棋”“跳跳棋”、象棋等。遇到经验丰富的老棋手，他也敢对阵几把。在他的家乡赵家场有位姓张的老大爷，不但爱下棋，而且经验丰富，棋艺很高，小小年纪的刘伯承主动上门去对阵，杀得难解难分，忘记了吃饭，忘记了回家，更忘记了学堂。
在课堂上，刘伯承又如饥似渴地学习各门功课，才思敏捷，与邹靛澄、谢南城三人，被称为县高“三才”和开县“三杰”。
一次，老师在课堂出一上联：
“红花不香，香花不红，唯有梅桂开花又红又香；”
学生面面相觑，无人能对上下联，刘伯承略加思索，站起来对道：
“臭屁不响，响屁不臭，只有吃豆放屁又臭又响。”
这虽然有些粗鲁，引得满堂哄笑，但是，对仗平仄俱好，老师也禁不住点头称赞。
1907年5月下旬，在义和团运动影响下，爆发了震惊川东的开县红灯教起义，打死了为侯知县卖命的邹师爷。邹师爷的尸体已经腐烂，抬回县城后，洋人送花圈，官绅富豪送祭幛、挽联、香烛供品，闹了七八天。
一天下午，刘伯承找到邹靛澄、谢南城两位好友，说：“姓邹的死了，弄得挺排场，我们也去凑个热闹，给姓邹的送挽联。”
邹靛澄立即脱口而出：“上联，效尽犬马劳；下联，流干奴才血；横批，死得活该。”刘伯承一听，拍手称赞：“意思要得，但就是太露骨一点，我给你添几个字。”接着，他提笔写道：
保大清效尽犬马劳；
报皇恩流干奴才血。
死得其所。
刘伯承解释说：前面加上“保大清”、“报皇恩”6个字，官府看了就抓不到把柄，“死得其所”与“死得活该”意义实际是一样的，这样叫他们有苦说不出来。
在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的主要精力用来指挥和研究战争，他不但放弃了这些爱好情趣，还认为，文体活动绝不能看成是单纯的游戏，而是军事训练的辅助。因此，他提倡打棒球，说这对臂力锻炼有用处，费钱不多，又容易形成群众性的活动。篮球、排球费钱，足球费鞋，而且这些活动容易造成出风头式的“明星制”。
但是，这些活动，刘伯承自己却很少去参加。
谈天，是刘伯承的娱乐方式。刘伯承讲话风趣幽默，富有哲理，古今中外典故、四川方言、谚语、歇后语，他信手拈来，引人发笑，发人深思。
一次，刘伯承给工作人员讲：从前有个很迂腐的人，花了很多钱修了一所房子，在房子门口外面立了一堵很长的影壁，粉刷得雪白雪白，他为了不让别人在这堵墙上乱画，自己先在墙上写了“此墙不准画”。
一个聪明的书生路过，见此情景，便在墙上写了：“焉何汝亦画”。那人见后气愤无比，马上又写：“吾墙由吾画”。
书生接着又写：“汝画吾亦画”。
那人实在奈何书生不得，只好写：“索性大家画”。
书生笑了，最后写了一句：“此话才像话。”然后扬长而去。
一次，刘伯承为了说明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要互相结合、搞好团结的道理。他说：英国有个大作家叫萧伯纳，人聪明，才华横溢，就是相貌长得丑。美国有个女舞蹈家叫邓肯，人长得非常漂亮，但远不如萧伯纳聪明。于是，邓肯就写信给萧伯纳说：假如我们俩结婚的话，生下的孩子有你那样的头脑，有我这样的身体和容貌，那将是多么幸福啊！萧伯纳回信说：小姐，先不要太乐观。我担心这个孩子的运气不一定那么好。如果有我这样的身体和容貌、加你那样的头脑，岂不更糟了吗？
刘伯承用这个笑话来说明人们各有所长、各有不足，只有取对方之长，补己之短，才能全面发展。
刘伯承为说明打破常规，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他也说过这样的故事：哥伦布和几个小伙伴在一起玩耍，有人提出，看谁能把蛋在桌面上竖起来，于是几个小伙伴开始试验。他们摆弄了半天，鸡蛋怎么也竖不起，轮到哥伦布了，只见他把鸡蛋的一头“啪”一声磕破，鸡蛋稳稳地竖在了桌面上，几个小伙伴都愣住了，待他们醒悟过来，嚷道：“这多么简单啊！这算不了什么本事！”哥伦布得意地回答：“这虽然很简单，可是你们没想到！”
刘伯承的语言很有特色，他有许多口头禅，他常常用“不管黄猫黑猫，只要逮住耗子就是好猫”，鼓动大家努力工作；用“摸着石头过河”，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用“蚊子叮了泥菩萨”，批评调查、办事马虎的同志；用“打死了人还不准变鬼”，批评霸道作风；用“跛子捉强盗，只能坐着喊”，批评只说不干的现象；用“骑马放屁，两不分明——不知是马放的，还是人放的”，批评文章层次不清；用“山西农民毡帽——里外一样，翻过去能戴、翻过来也能戴，拉也拉不烂”，批评学术研究工作中的不正之风。
散步是刘伯承多年的习惯。他早上散步、读外文；晚饭后散步、读军事著作。
1951年在南京军事学院，一天晚饭后，刘伯承拉着陈毅去梅园散步。
陈毅身穿一件白绸衬衣，手里拿着一把大蒲扇，不紧不慢地扇着，如同“上海的大阔佬”，刘伯承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一身戎装，整整齐齐。刘伯承与陈毅的性格、情趣、爱好各异，但出游、散步是共同的爱好和兴趣。出游时，他们碰到断碑、残垣、古墓，常驻足不前，细读碑文，核对史实，搜寻掌故。这种时候，刘伯承格外快活、兴奋，常对陈毅说：“我刘瞎子硬是离不开你陈爽子这根拐杖嘞！”
这次散步乘凉，没走多远，陈毅就不甘寂寞了，问：“听说你们这个院子，还有蒋介石的官邸！”
“兴许是有的！黄埔军校后来从广州迁到这里，改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蒋介石是校长嘛！”“在哪里？我们去看看？”陈毅兴趣上来了，两人快步流星地向大礼堂走去。找了半个多钟头，不但没找到什么官邸，反而连来时的路也迷失了。
陈毅着急了：“嗳呀，朗格搞的，硬是找不到！”
刘伯承也不愿找了，回答说：“莫提，莫提。听人讲在这里，硬是找不到。我们怕是成了宋公明，误入了祝家庄的盘陀路嘞！”
在返回的路上，刘伯承看陈毅这次散步不开心，便说：“陈老总，到我们这里来兼政委吧。你看，我们这里好得很！”
陈毅爽朗地笑着说：“你这个老头子，又打我这个华东军区司令员的主意了。你叫我兼政委，无非是想跟我要人、要钱、要房子嘛！你要人、要钱，我都可以给你，要多少给多少。你要房子，我再也没有了。人家都说你刘伯承在南京市已经是‘刘半城’！”
然而，刘伯承自己散步、逛公园可不是这个样子，有人称之为“拉练式”的，也有称之为“赶集”式的。
1953年“八一”后，刘伯承到大连休假。一个星期天，刘伯承的秘书告诉大家说：“首长说了，今天放假，早饭后首长同你们去逛公园。”
工作人员乘车随着刘伯承到了海边一个公园。60多岁的刘伯承，身躯魁梧，满面红光，刚刚跨入公园门口，他就大步流星地往前走，步子迈得又大又快，一群工作人员在他后边稀稀拉拉地快步加小跑才能跟上，等他坐下来休息时，一个一个才慢慢到齐。这时，他即景生情兴趣大发，谈笑风生，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回答工作人员提出的各种问题。
从那以后，工作人员讲：与其说跟刘院长逛公园，倒不如说跟刘院长一起去赶集。走路时，得紧一阵赶一阵，半天下来汗流浃背。以后，再遇到放假的日子，工作人员就提出单独行动的要求。刘伯承却笑着说：“不要单独行动的好，你们可以走快一点，我可以走慢一点，还是一块走的好。”
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又一块高高兴兴地跟刘院长一起去“赶集”——逛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