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时代特征明显的发展历程
到了秦代，庙会的内容仍然单一而稳定，主要是祭祀祖先与神灵。在商周时期，庙会是一种不自觉的活动，仅是一种隆重的祭祀活动。
至汉代，朝廷、郡国、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都立有社。乡以上的社由官府设置，官府致祭。里社则由居民自己组织祭祀，即以里名为社名，称某某里社，里的全体居民不论贫富都参加。
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上旬的戊日举行社祭，祭后在社下宴饮行乐，费用由全里居民分摊。有时也采取捐献的办法。
除去集体的祭祀外，个人也常向社神祈福、立誓、禳病。领导社事的是里正、父老，里、社在组织上是合一的，社的活动即为里的职司的一部分，并得到封建国家的认可与支持。社祭时的具体执事者称社宰、社祝、祭尊，是宗教巫术者的称谓。
社的活动的参加者并没有专门的称呼，反映了当时里、社尚未分离的情况。不过，与先秦相比，汉代时，里虽普遍立社，但已出现与里有别的“里社”一词。
社神和社祭的地位有所降低，里中居民对社的活动的态度随贫富分化而不一致，已开始带有自由参加的色彩。
这些说明，汉代里与社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分离的迹象，社的活动开始出现了私人化、自愿化的趋向。
汉代以后，庙逐渐成为祭鬼神的场所，还常用来敕封、追谥有贡献的英雄人物。这实际上体现了从祖先崇拜到英雄崇拜的嬗变过程。
西汉时期，道教开始初步形成。庙会受到了宗教信仰的影响，内容开始出现了多元化的色彩，各种习俗也开始初步形成。
在《西京杂记》中，描述了当时的祠庙祭祀习俗：
汉制宗庙，八月饮酎，用九酝，太牢，京师大水，祭山川以止雨，丞相御史二千石，祷祠如求雨法。
“九酝”即九“股”，分九次将酒饭投入曲液中。《齐民要术》分次殿饭下瓮，初股、二股、三股，最多至十股，直至发酵停止酒熟止。先股的发酵醒对于后股的饭起着酒母的作用。
“太牢”，即古代帝王祭祀社稷时，牛、羊、豕三牲全备为“太牢”。古代祭祀所用牺牲，行祭前需先饲养于牢，故这类牺牲称为牢。又根据牺牲搭配的种类不同而有太牢、少牢之分。少牢只有羊、豕，没有牛。
由于祭祀者和祭祀对象不同，所用牺牲的规格也有所区别，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诸侯祭祀用少牢。《礼记》中太牢指的是大牢。
后来，在佛教传入我国的同时，道教也逐渐发展并完善起来。民间信仰的报赛酬神活动，纷纷与佛道神灵相结合，其活动也由乡间里社逐渐转移到了佛寺和道观中进行。
在佛、道二教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时，民间的各种组织也主动前往集会、助兴。于是寺庙、道观场所便逐渐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的场所了。庙会活动中，佛与道或分庭抗礼，或相互渗透，使庙会文化更加丰富。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寺庙与市场已经发生联系，但是这时的寺庙与市场的关系还不密切。当时，战乱频繁，人口流散，再加上门阀世族占有大量的户口，封建国家的户籍制度毁坏，汉代严整的里制已无法维持，里、社合一，全里居民参加的里社制度开始瓦解。
此时，私社开始发展。有适应门阀世族制度和战乱中举族迁徙或聚保的需要，以宗族地望关系为纽带而结成的“宗社”，有按阶级和职业结成的社。
而最盛行的则是东晋末南北朝时，由佛教信徒组成的“邑义”和“法社”。邑义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一般按村邑或宗族组成，在僧人参加或指导下，结集人众，聚敛财物，从事造像、修寺、建塔、营斋、诵经等活动。
其主事者名目繁多，主要有邑主、邑长、邑维那、邑师等。参加者称“邑子”、“邑人”。规模一般为10余人至数十人，有的达数百人甚至千人以上。
“法社”兴于南方，侧重讲经、说法、修行，参加者往往是贵族、官僚和士大夫等。
邑义和法社，特别是邑义，实际上是寺院地主和世俗地主借助佛教来统治、剥削群众的组织。随着时间的推移，到隋唐时，邑义和法社在地域和活动内容上的区别逐渐泯没。
唐建立后，就下诏强调社祭，令民间普遍立社。唐五代私社大盛，通称“社”、“社邑”、“义社”、“义邑”、“邑义”等。许多私社因本身的主要活动或社人成分而有专名，如亲情社、官品社、女人社、坊巷社、法社、香火社、燃灯社等。
这些私社大体有两种类型，一类主要从事佛教活动，与寺院和僧人有密切关系，多数就是依附于寺院和僧团的组织。
一类主要从事经济和生活的互助，其中最主要的是营办丧葬。有些社则兼具上述两类社的职能。而传统的社祭，往往仍是这些私社的重要活动内容。
但是，唐宋时期毕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段时期，尤其是胡人文化的大量介入，儒释道三教并立，进入全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宗教活动，如圣诞庆典、坛醮斋戒、水陆道场等。
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对吕洞宾的祭祀信仰，并很快就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展起来。在河北邯郸的吕仙祠，每年有4个传统庙会，即农历正月初十、三月十五、四月十一和十月十三。
规模最大的要算农历四月十一的庙会，民间传说这个会是“遇神仙会”。据说，四月十四是吕洞宾的诞辰，八仙中的其他神仙会提前几天来给吕洞宾拜寿，他们会扮成凡人来到人间，谁要是运气好的话，遇到真仙被点化了，没准也能成仙。要是有个什么病灾的，求求神仙也就都好了。
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北到保定，南到河南新乡，东到山东聊城，西到山西长治，四省数十县都有香客赶过来。庙会期间，集市上打扇鼓的，舞龙舞狮的，还有做各种买卖的，真是热闹非凡。
传说有一年的四月十一庙会，有一个要饭的老头，穿得破破烂烂，胳膊腿上长的都是脓疮，还淌着脓水，又臭又脏。可是他自己还挺美，乐颠颠地边走边唱，周围的人们都嫌他臭，唯恐避之不及。
这时，路边有个卖竹帘的，他把竹帘子摞得老高，并不时地高声吆喝着：“便宜了，便宜了！”可是无论他怎么叫卖，就是没人买。
那个要饭的老头走到卖竹帘的附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卖帘子的一见，急忙跑过来把老头搀了起来，顾不上呛鼻的臭气，也不在意脓水蹭得哪都是，就把老人扶到自己的摊上，让他躺在竹帘上休息，并端来一碗水喂给他喝。
谁知老头刚一喝完，他竟然一跳而起，口里说道；“好了，好了。”
这让卖帘子的一下子目瞪口呆了，心想：怎么这么一会儿就好了？只见要饭的老头一颠一颠地走进了人群，不见了。
这时，人们都围过来看热闹，突然有人喊道：“神仙显灵了，神仙显灵，快看！”
只见这人拿起一张竹帘，竹帘中间赫然出现一幅韩湘子吹箫图。图中韩湘子吹着仙乐，衣衫随风飘动，呼之欲出。再看竟然张张帘子都有。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叫花子就是八仙之一的韩湘子。
有人说：“把这竹帘挂在家里，肯定能驱邪避害，我买一个。”只见大家纷纷掏钱来买，不到一刻钟的工夫，一摞竹帘子就全都卖光了。
当然，最高兴的还是这个卖帘子的，自己不仅赚了钱，而且还万分难得地碰到了神仙！消息不胫而走，人们都说卖帘子的人真是好心有好报。
这虽是个传说，但是却表达了人民积善行德的心理欲求。
后来，庙会的活动也逐渐由祀神和娱神开始向娱人发展，还增加了娱乐内容，如舞蹈和戏剧等。
除了一些宗教活动上的竞相比拼，佛、道二教还大量修建寺庙和道观，争取信徒，招徕群众，从而促进了庙会活动的繁荣。
此时，庙、台、祠、宫、观、庵等宗教建筑十分密集，龙王庙、天爷庙、祖师庙、娘娘庙、火神庙、土地庙、城隍庙、关爷庙、山神庙、河神庙、禹王庙、圣母庙、二郎神庙等数不胜数。
这些为日后庙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庙会亦应运而兴，虽然这一时期的庙会不论从其数量还是规模，在全国都已形成蔚为壮观的局面，但就庙会的活动内容来说，仍偏重于祭神赛会，而在民间商业贸易方面还是相对要薄弱很多的。
为了争取更多的信众，佛、道两教常常用走出庙观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佛教所盛行的行像活动，就是如此。
“行像”是用宝车载着佛像，巡行与街巷的一种宗教仪式。赞宁的《大宋僧史略》上说：
行像者，自佛泥洹，王臣多恨不亲睹佛，由是立佛降生相，或作太子巡城相。
这是佛教“行像”的起源。
赞宁是北宋的僧人，佛教史学家，俗姓高，吴兴德清人，后在唐天成年间在杭州祥符寺出家。赞宁与人谈论，辞辩纵横，有“律虎”之称。内学之外，兼善儒、老、百家之言，博闻强记，擅长诗文，声望日增，为吴越王钱俶所敬，署为两浙僧统，赐“明义示文大师”号。
相传在5世纪初，法显旅行印度时，在西域和印度都曾亲见行像的仪式。后来，我国佛经翻译渐备，信仰亦次第普及，造像风气大兴，除铜像外，还有木像和夹紵像，行像的仪式也自西域传入了。
夹紵像又叫脱胎像、干漆像或者行像。据文献记载，它是由东晋时著名雕塑家戴逵，在传统髹漆工艺基础上所创制的。他先用泥塑出人物粗坯，然后糊上麻布、反复涂漆，待干后使泥脱空即成为夹紵像。这种雕塑重量轻，易于搬动，适合当时人们抬佛像游于街衢的需要。
每年的释迦牟尼诞辰日，都要举行佛像出行大会。佛像出行前一日，洛阳城各寺都将佛像送至景明寺。佛像多时，就有千余尊。
佛诞日这天，当佛像出行时，队伍中以会以避邪的狮子为前导，宝盖幡幢等随后，音乐百戏，诸般杂耍，热闹非凡。
伴随着佛教教义的传播，佛寺星罗棋布，分布于中原地区的名山、巨邑、小镇。许多著名的寺院，如洛阳白马寺、开封相国寺、登封少林寺、临汝风穴寺、镇平菩提寺、石佛寺及瓦宫寺等，如雨后春笋般，林立中原，并留下了许多神奇的传说。
于是，崇佛庙会应运而生，林林总总。中原地区广大庙会群中，佛与道使庙会文化更加丰富。
唐宋以后，庙会的迎神、出巡，大都是这一时期行像活动的沿袭和发展，并逐渐推广到四川、湖广、西夏各地。元、明以后，行像之风才逐渐衰落。
除了佛、道二教的行像，他们还在寺、观中举办道场，定期进行一些法事或佛事活动，坐等信徒俗众前往斋戒听讲，顶礼膜拜。
原来属于民间信仰的报赛酬神活动，纷纷与佛道神灵相结合。其活动也由乡间里社，逐渐转移到了佛寺和道观中进行。
在佛、道二教举行各种节日庆典时，民间的各种社、会组织也主动前往集会助兴。这样一来，寺庙、道观场所，便逐渐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的场所。而这些宗教活动的逐渐世俗化，更多的是由民间俗众出面协商举办。
庙会变化，不仅大大增加了这些活动自身的吸引力和热闹程度，也使这些活动中的商贸气息，随着群众性、娱乐性的加强而相应地增加。在宗教界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协助下，庙会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唐宋时期的庙会，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已形成规模，但就庙会的活动内容来说，仍偏重于祭神赛会。庙会的真正定型、完善，则是在明清时期。
明代是中原广大地区庙会群昌盛的重要转折时期。明代社会安定，经济飞速发展，使得在洛阳、黎阳、陈州等规模较大的城镇进行大规模的建造庙宇成为可能。
明代手工业的繁荣，也刺激了生产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庙会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繁胜。
明代庙会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行会或者称为会馆、公所的大量兴起，使庙会更加秩序化。中原地区出现许多山陕会馆，他们敬祀关羽，立祠建庙，特别是建造戏楼等祭祀场所，使庙会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地扩大化。
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庙会就在保持祭祀活动的同时，逐渐融入到集市交易活动，这时的庙会又得名为“庙市”，成为我国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
庙会和集市交易融为一体，成为人们敬祀神灵、交流感情和贸易往来的综合性社会活动。随着人们的需要，又在庙会上增加了娱乐性活动。
庙会除了在寺庙进行，也有在开阔的地方举行，主要是进行文化、贸易和娱乐活动，宗教活动已经很少了。全国各地的庙会活动随处可见。
比较典型的有北京地坛庙会、上海城隍庙庙会、南京蒋王庙会、山东泰山东岳庙会、天津皇会、福建妈祖庙会等。丰富多彩的地方庙会活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我国庙会文化。
[旁注]
里正 战国时秦国居民区一里之长。后世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专政，在县级以下，设立了有乡和里，其中一“里”单位的长官为里正。
敕封明、清对文武官员及其先代妻室赠予爵位名号时，皇帝诏命有诰命与敕命之分，五品以上授诰命，称诰封；六品以下授敕命，称敕封。诰命与敕命形如画卷，轴端一品用玉，二品用犀，三品与四品用裹金，五品以下用角。
《齐民要术》是北魏时期的我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著之一。是我国现存的最完整的农书。书名中的“齐民”，指平民百姓。“要术”指谋生方法。
门阀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我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姓氏家族所垄断。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邑义又称邑会、法义。为北魏初至隋唐间，我国北方以在家佛教徒为中心，以营造佛像寺塔等为机缘而结成的信仰团体。主要分布在云冈、龙门、天龙山等石窟一带。是由信徒出资营造，并以其所造尊像为信仰中心而组织成的佛教团体。
正月我国农历的第一个月一般称为正月，即通常意义上的岁首。正月，又称孟春、端月、陬月、柳月、初月、嘉月、新月、开岁。
吕洞宾 原名吕喦，字洞宾，道号纯阳子，于796年生于永乐县招贤里，是著名的道教仙人，八仙之一，道教全真派北五祖之一，全真道祖师，钟、吕内丹派、三教合流思想代表人物。
韩湘子 字清夫，是民间故事的“八仙”之一，拜吕洞宾为师学道。道教音乐《天花引》，相传为韩湘子所作。又说韩湘子是唐朝韩愈的侄孙子。生性放荡不拘，不好读书，只好饮酒，世传其学道成仙。
二郎神即杨戬，道教俗神，天庭大将，玉帝的外甥，变化无穷，神通广大，肉身成圣。早年劈桃山救母，视天界兵将如无物。受封清源妙道真君。又助武王伐纣，再封昭惠显圣仁佑王，是人们心中超越观音菩萨的唯一的真神。
戴逵（326年～396年），东晋著名美术家、音乐家。字安道，谯郡铚县人，居会稽剡县。戴逵终生不仕，初就学于名儒范宣，博学多才，善鼓琴，工人物、山水，坚拒太宰武陵王召其鼓琴之命，王徽之曾雪夜访之，到门未入，孝武帝时累征不就。
幡幢汉魏时期，幢出现在车行仪仗和佛教仪式中，一般是在立竿上悬挂单层或多层伞盖状丝织物，伞盖四周饰有垂幔、飘带，在幢幔上书写经文就成为经幢。唐代开始有石造经幢，中唐以后，逐渐模仿丝织物幢的形状，建造多段石柱和多层盘盖相间叠加的石幢，并在盘盖四周雕出垂幔、飘带、花绳等图像。
道场 又称法事，即道教宫观中一种为善男信女祈福消灾，超度亡灵而设坛祭祀神灵的宗教仪式。其方法主要由高功、经师诵经、掐诀、踏罡、存神，把信众的美好心愿传达给神灵，祈求神灵保佑人们实现一切美好的愿望关羽（约162年～220年），字云长，河东解良人，汉末三国时期名将。刘备起兵时，关羽跟随刘备，忠心不二，深受刘备信任。关羽去世后，逐渐被神化，被民间尊为“关公”；历代朝廷多有褒封，清代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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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道场，也叫水陆法会、水陆大会、水陆斋，是我国佛教最隆重的一种经忏法事，全名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简称水陆会，又称水陆斋、水陆道场、悲济会等，是设斋供奉以超度水陆众鬼的法会。
水陆法会需要七昼夜才能功德圆满。七昼夜之中，诵经典如上。水陆法会虽分7个坛场，其实是一堂整体的佛事，每一坛同等重要，缺其一就不能名之为水陆法会。每日分三时，至总回向坛宣读文疏，昭告十方法界，将每日所诵经典功德回向。
因此，水陆是不分内坛、外坛的，斋主们随自己发心，共同成就此一法会，就是最大的功德。诵经功德贵在自己的发心虔诚，发心愈大，虔诚愈深，则功德广大愈是无可限量，是道教祭祀中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