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赴秦——挑选事业平台
商鞅几度跳槽却揭示出了一个道理：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平台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要想使自己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应，获得最大的成果，必须选择好事业平台。
商鞅是卫国的王室公子，生活在公元前360年前后的周朝，比秦始皇年长约120岁。
商鞅本姓公孙，他的祖先姓姬，因为是卫国的公子，因此，卫鞅、公孙鞅、姬鞅指的都是一个人，而最常用的名字是商鞅。古人以封地为姓，以显身份。商鞅后来帮助秦国的国君秦孝公变法成功，被封侯于商地，后人便尊称他为商鞅。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小时候就喜好“刑名之学”。这至少说明商鞅从小不是一个贪图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而是爱学习，对法学尤感兴趣。一个人有没有上进心，想不想干一番事业，这很重要。没有这个，一切免谈。
商鞅想干一番事业，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就钻研“刑名之学”。但是商鞅虽为卫国的公子，却不是正宫长子，因此，没有继承王位的希望。要想把自己所学的“刑名之学”运用到实践中去，商鞅就面临着一个选择了：是就近游说卫国的国君推行自己的治国主张，还是离家出走上外地图谋发展？
商鞅选择了离家出走。
商鞅先去了魏国，后来又去了秦国。
魏国比卫国大，秦国又比魏国大。受司马迁说商鞅“刻薄”“少恩”的影响，不喜欢商鞅的人就批评他不爱国，见异思迁，总想着攀高枝，是一个善于钻营的小人。
这种批评显然有失公允。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虽然你死我活不断厮杀，但是追根溯源，都是一家人，不是血亲就有姻亲。那个时代无数著名人士，效力的都不是自己的诸侯国。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王室，自己却在鲁国做大司寇；孙子是齐国人，却帮助吴王阖闾训练军队，司马迁说他后来威震齐国；孟子是邹国人，却跑到魏国希望谋得官职；荀子是赵国人，却长年在齐国和楚国为官讲学。所以，狭隘的爱国主义在这儿不适合。
不过商鞅几度跳槽却揭示出了一个道理：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平台来发挥自己的才能，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要想使自己有限的生命，有限的才能，发挥最大的效应，获得最大的成果，必须选择好事业平台。
是把你的管理才能施展在一个十来人的小作坊，还是借助大公司高起点成就跨国企业的兼并崛起？花的力气也许是一样的，获得的社会效益和个人价值却大不同。
《庄子·逍遥游》讲了一个故事：
宋国有个人从事漂洗丝绸的行当，由于总是沾水，冬天的时候手会皲裂，于是，他发明了一种治疗皲裂的药膏，效果很好。由于有了这种药膏，冬天的时候，他就不会因为手的皲裂而停止工作，因而比别人挣到了更多的钱。
这个人心满意足，怀揣着自己的秘方，每天不停地漂洗，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有个游士听说了这件事，就来找这个宋国人，要拿一百金购买他的秘方。
这里的一百金不是一百两黄金。金是先秦时期的一种货币计量单位。黄铜二十两为一金。也称一镒。不过如果有人把一百金说成一百两黄金，也没有必要去纠正人家。可能人家知道，是有意这么说的，为了通俗化便于理解。大意是不错的，反正是一笔很大财富。
宋国人当然很吃惊，于是他就回家和家人商量：
“我们世代从事漂洗丝绸的营生，赚来的钱不过价值几金而已。现在有人要拿一百金来收买我们的药方，我们一下子能得到一百金，今后就再也不用这么辛苦劳作了。”
于是，这个宋国人便把药方卖给了游士。
这个时候，正好越国发兵攻打吴国。冬天交战，吴国的士兵由于手部皲裂，抓不住矛戈，战斗力大减。
正在这时，怀揣秘方的那个游士来觐见吴王，献上秘方。吴国的军队由于有了秘方，手部皲裂的问题解决了，战斗力大为提高。于是大败越军，得胜还朝。吴王把一块土地封赏给提供秘方的游士。
秘方是一样的，就看你用在哪里。
从个人来讲，宋国人只是用它仅仅维持温饱，而游士却得到了裂土封侯。
从国家来讲，宋国几乎无所得，而吴国运用这个秘方，不仅避免了国家遭难，还大败越国获得无尽财富。
这说的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事业平台来发挥自己的才能，至关重要。
那么，商鞅不能选择卫国作为自己的事业平台吗？选择卫国不是有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第一，商鞅本人就是卫国的公子，接近权力核心容易。自家人谈事机会多，容易被接受。如果去别的国家，一切从零开始，接近权力中心需要时间，获得权力者信任也需要时间。生命不是很短暂吗？
第二，自己国家的人提出变法图强的建议，容易获得认同，并会获得爱国的美誉。
第三，在卫国商鞅人头熟，容易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形成支持变法维新的势力。
的确，上述的有利条件是确实存在的。然而，《史记·商君列传》却记载，商鞅没有留在卫国图发展，而是去了刚刚立国不久的魏国，投靠在魏国宰相公叔座的门下，做了他的侍从。“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一国的王室公子，跑去给另外一个国家的宰相做侍从，这个落差太大了。这个人若不心怀大志，难以想象。
然而，商鞅在魏国待了很多年，虽然放低身段做了魏国宰相公叔座的侍从，却没能获得向魏国最高当权者魏惠王进谏自己主张的机会。后来到了秦国，推行变法时几乎是孤军奋战。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商鞅断然离开卫国远走他乡，抛弃上述有利条件而去寻找新的事业平台，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卫国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东西无论对人、对一个企业、还是对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那就是：上进心。
一个泥潭沼泽一样的事业平台，只会将少数有才能的人和多数平庸之辈一同淹没。
商鞅离开卫国，是他变法成功的第一个正确决策。
一 好死不如赖活的卫国
卫国很小，小得可怜。拿今天的地图描绘它，也就从河南的濮阳，往东至山东的济宁，向南至山东的单县。论东西，只长120公里，论南北，宽的地方80公里，窄的地方只有20公里。就这么点大的地方。
小，并不是商鞅离开卫国的主要原因。
缺乏上进心的好死不如赖活，使卫国由大变小。
卫国在当时的诸侯列国中，应该是最根正苗红的。为什么这么说？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消灭殷商的纣王，取而代之开辟西周王朝。周朝建立的时候，两种人被封为诸侯：一是周武王的兄弟，二是有功的大臣。卫国的祖先是周武王的亲弟弟康叔。因此可以说，卫国是周朝的天子血统。
这个时候的卫国，占据着中原最肥沃的土地，拥有最富裕的城邑。黄河、淇水穿境而过，滋养着人民和万物。卫国的都城当时就建立在殷商的都城殷墟。公元前1042年周武王死，儿子周成王即位。这样一来，卫国的国君就成了当朝周天子的叔父，受到诸侯列国的尊敬。当时的卫国，无论从地位、实力、国土面积，无疑都是当时的第一诸侯大国。
而这个时候，秦国的祖先还只是周王朝的一个车夫，根本没有立锥之地。
魏国的祖先，虽然被周武王分封在毕地，有一块地方立脚，但不久就被贬为平民。直到650年后的公元前385年，魏国的后人侍奉比周天子低一级的晋献公，做了随车护卫，因为征讨霍国有功，被封在魏地，这才有资格成为低于诸侯一等的大夫。
按理说，卫国立国久远，历史悠久，根正苗红，又占尽天时地利，理应繁荣昌盛吧？
没有。
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记载，卫国自卫康叔之后不久，便开始祸乱频生，不得安宁。
公元前813年，卫釐侯去世，太子姬余继位为国君。
可是，姬余的弟弟姬和心存非分之想。卫釐侯在世的时候，也很宠爱新君姬余的这个弟弟姬和，赏赐给他很多钱财，使得姬和有很强的财力。姬和虽然名字叫“和”，却一点也不和顺。面对哥哥继位，姬和心中不满，就用手中的钱财收买武士，准备刺杀哥哥篡夺君位。这天，新君姬余去主持父亲卫釐侯的葬礼。在给卫釐侯下葬的时候，姬和在墓地袭击姬余。新君姬余猝不及防，只好逃到父亲卫釐侯的墓道里。眼见四处都是姬和的杀手，姬余无奈，只好在墓道里自杀身亡。
姬和杀死新君姬余之后，卫国大夫屈服于姬和的武力，只好立姬和为卫国国君，史称卫武公。
虽然卫武公姬和即位之后，对内整饬政务，安抚百姓，对外帮助周天子抵御犬戎的进攻。但是，姬和以武力轼兄自立，仿佛打开了卫国的潘多拉魔盒。从此以后，卫国的国君再无安宁。
从公元前813年卫武公姬和轼兄自立，到公元前361年商鞅离开魏国前往秦国，在这452年的时间里，卫国一共发生了16次以武力轼君篡位的事件。平均28年一次。
也就是说，在这462年的时间里，没有几个国君是通过正当途径继承君位的。
卫国伦理道德的丧失可想而知。
卫国国家的混乱可想而知。
内忧必然引来外患。
公元前632年，晋文公重耳发兵攻打卫国。
晋文公是一个很有名的历史人物，成语“退避三舍”就是来源于他的事迹。晋文公曾经在外流亡19年，62岁才在秦国的帮助下，回晋国继位为晋文公。
晋文公重耳在外流亡时，曾经路过卫国，卫国没有很好地招待他，引起他的嫉恨。晋文公掌握晋国政权后，就发兵攻打卫国。晋国的军队很快便占领了卫国的都城殷墟。当时的卫国国君卫成公，不得不逃亡到陈国避难。
晋文公重耳把占领的卫国土地一部分，送给了宋国，作为对宋国当年招待自己的酬谢。这样一来，使卫国失去了广阔的土地，实力大损。
这之后，卫国的国君两次被周天子贬撤爵位，从卫公被贬为卫侯，又被贬为卫君。
在余下的日子里，其他诸侯国肆意攻伐卫国。卫国的国君不得不以臣子的身份去朝拜晋国、楚国、齐国的国君。为了生存，不得不周旋于其他诸侯强国之间。晋、齐、楚等与卫国相邻的诸侯国，时常因为本国的利益，或者君王的好恶，随意用武力废立卫国国君，蚕食卫国的国土。直到后来，曾经占据中原殷商古都广阔土地的卫国，就只剩下濮阳附近方圆不到百里的狭小地域了。
然而，这并不是最可悲的事情。
最可悲的事情是，在462年的时间里，卫国上至国君，下至群臣百姓，好像都十分心安理得地面对国家的一天天衰落。
也就是这个时期，楚国的楚悼王任用吴起改革图强；齐国的齐威王开始整肃吏治；魏国的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革新；甚至最保守的鲁国，也都进行土地私有化的改革。
可是我们看卫国，地处中原腹地，位列于众多诸侯国的中心，面对四周的变革浪潮，却不为所动，面对四周诸侯国的蚕食和欺辱，处之泰然。几百年来卫国依然故我。
有一个历史事实可能被人们忽略了：
卫国自卫康叔立国一直到亡国834年间，很少有主动对外用兵的记载，很少主动发兵去攻打其他的诸侯国，哪怕近邻的小国如曹、戴、宿、杞等。
不仅如此，卫国也很少在自己的国土上，奋勇抵抗入侵的其他诸侯国。
这真令人惊讶。
在春秋战国那个“争于气力”的时代，卫国这样一个根正苗红的中原大国，竟然从来没有倚仗气力去欺辱和掠夺小国，也没有参与过其他诸侯国对某一诸侯国的瓜分。
更令人惊讶的是，当其他诸侯国的军队攻入卫国时，卫国人不是奋起反击，而是逆来顺受。想干吗你就干吗，想要什么你就拿什么，随便。
这样的行为放在今天，我们可以表扬它是爱好和平。但是在两千多年前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家灭亡、种族灭绝不断发生的时代，这样的软弱不思进取，岂不是自取灭亡吗！
比如公元前632年，晋国要求卫国出兵和晋国一起攻打楚国，一来救援宋国，二来报复楚国对卫国的侵扰，卫国的国君卫成公没同意。于是晋国反过来攻占卫国。卫成公逃出国都去向周天子报告，请求周天子帮助他复国。碍于周天子的面子，晋国的君主假装同意，却让手下人在卫成公的酒里下毒，想要毒死他。卫成公知道这事后，不敢斥责晋国君主或据理力争，而是私下拿钱贿赂下毒之人，让他少放一些毒药，这才捡了性命。等到晋国发现毒药没有发作，为时已晚。卫成公就是用这种逆来顺受的办法回到国内，重新执掌了政权。
比如公元前478年，赵国的大臣赵简子率军包围卫国，当时的卫庄公也不指挥军队抵抗，而是自己逃走。于是赵简子立卫公子姬斑师为卫君。不久齐国人又攻打卫国，俘虏了卫君姬斑师，卫国人也不还击。齐国人又改立卫公子姬起为卫君。等到齐国的军队退去之后，被赵简子赶走的卫庄公又回到卫国，卫国人又拥立他为国君。
卫国采取的策略是：默默地忍受着其他诸侯国的侵略、蚕食，可怜巴巴地用逆来顺受苟活于乱世之中。
如果说卫国采取的治国之道，吻合诸子百家的哪个学派的话，法家、兵家自然是挨不上。道家也不合。老子讲究无为而治，虽然“无为”，可是你还得“治”。不能眼看着国家一点点被别人瓜分而心安理得，过一天算一天。儒家也不符。诗书礼乐虽然不讲刀兵，但是国家危难，君王受辱，上至君王下至臣民却泰然处之，这却不符合儒家的君臣父子的道德礼教。
最后只有一家合乎卫国的治国之道，那就是墨家，兼爱天下，即使你攻占了我的城池，夺走了我的土地，我也爱你，绝不复仇。
你别说，卫国的这套治国之道，虽然使得国家的疆域一天天缩小，君王大臣不得不每时每刻小心侍奉于四周列强，但是，它却使得卫国成为最后一个灭亡的诸侯国。
在商鞅离开卫国100多年之后，公元前241年，秦始皇派大将蒙骜攻占卫国都城濮阳。也许是看在卫国与世无争的面子上，秦始皇没有就此灭亡卫国，而是把卫君和他的臣子迁往野王城，允许他继续延续卫国的国号。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一统天下，唯独卫国仍然在野王城依然故我。
直到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10年），陈涉、吴广已经在大泽乡造反，秦帝国已经自身难保了，不知道为什么秦二世这才想起了卫国。这一年，秦二世皇帝废除了卫国，把卫国国君姬角贬为庶人，卫国这才灭亡。
不过，卫国的这种侥幸并不能说明它的“与世无争”生存哲学的成功，而只能显示秦始皇的仁慈。那个时代灭亡一个国家，不仅仅是把这个国家的土地划归自己，而是会伴随着残暴地对人民的屠杀，对王族的灭门。像秦始皇这样仅兼并土地而不屠杀人民和王族的战胜者，是绝无仅有的。
商鞅离开卫国，并不是因为卫国小。
小不要紧。只要君臣百姓有危机感，有上进心，佐以正确的变革，君臣齐心，上下合力，小可以变大，弱可以变强。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这样的国君，这样的大臣和百姓，这样的知足常乐，这样地善于忍辱负重，这样地善于苟且偷生，苦中作乐，商鞅那一套变法图强的学说，能够引起君臣百姓的共鸣吗？自然不能。
如果商鞅仍然锲而不舍地向卫君游说他的变法之道，那无疑是对牛弹琴，不识时务了。
所以，商鞅痛下决心，断然离开了黄河岸边、沃野千里的卫国都城濮阳，抛弃了一国公子的所有荣华富贵，只身向陌生的诸侯列国，去寻找自己开创未来的事业平台。
商鞅理想的事业平台在哪儿呢？
二 大势反转的楚国
卫国的南面就是当时诸侯列国中国土面积最大的楚国。
一般人的择业标准，“大”是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条件。企业大则财大气粗，为之效力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大国实力雄厚，回旋余地大，一旦变法成功，便可以很容易的傲视群雄，称霸天下。所以，与其把才能浪费在十几个人的小作坊，为什么不在大企业领导跨国并购，叱咤风云。利用大国推销自己的主张，容易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更何况楚国虽大，却没有周天子的血统，不是卫国那样趴着过日子的软骨头。楚国人有危机感，也很希望变法图强。
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大国。
楚国的疆域包括了今天的湖北、湖南的全部，河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后来，江苏、浙江一带的吴国和越国发动战争，互相攻伐。先是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后又被勾践卧薪尝胆，反败为胜。等到越国灭亡吴国之后，楚威王熊商又灭亡了越国，把今天的江苏、浙江，以及安徽、江西的全部，都纳入了楚国的版图。这个时候，楚国已经完全占领了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南北的半个中国，除今天的广东广西一带，尚有南越控制着少数地区之外，尽为楚国所有。
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这都是楚国的优势。
楚国还有一个优势是中原列国所没有的：楚国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远离周天子的控制。春秋战国时代被中原诸侯称为蛮荒之地。所谓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着。
所以，楚国受周朝束缚少，受中原文化君臣父子的礼教束缚少。楚国是春秋列国最先称王的国家。早在公元前900年，周朝刚刚建立不久，只有周天子能够称王的时代，楚国的统治者熊渠就说：“我在蛮夷地区，不必和中原各国的名称谥号一样。”
于是他就封自己的长子熊康做句亶王，二儿子熊红做鄂王，小儿子熊执疵做越章王。[1]
而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宗亲被分封在各地的，如齐国、鲁国、卫国、晋国，都只敢称公。这个时候，秦国还没有资格称为诸侯。韩、赵、魏的祖先还只是晋国的臣子。
统治最薄弱的地方，按道理说是变革最容易成功的地方。商鞅要实践自己变法主张，应该是首选楚国。
然而，天时不予。
股票市场有一句名言：顺势而为。它的意思是，要想在股票市场上赚钱获得成功，必须随大势的走向而操作。大势看涨，则买入，大势看跌，则卖出。明明大势看跌，而且是一泻千里，个人的力量很难与之抗衡。这时候想要力挽狂澜，无疑是螳臂挡车。有多少钱买进去，只能是自投罗网，血本无归。
楚国当时的情形正是如此。如果把变法图强看作股票市场的牛市，变法失败保守势力报复清算看作熊市，这个时候的楚国，正是汹涌不断的抛盘倾泻而出，大势急转直下，不可遏止。
楚国早在商鞅婴幼儿的时候，就因为楚悼王的竭力推动，开始了变革。
楚悼王是在一场意外之后继承王位的。公元前402年，楚悼王熊疑的父亲楚声王在一次外出时，意外地被人刺杀了，缉拿凶手的工作却没有结果。熊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继承王位为楚悼王。
楚悼王继位不久，便面临着邻国的攻击。
楚悼王二年，刚刚取得诸侯地位的韩、赵、魏三国，便联合起来攻打楚国，希望能把楚国赶过淮河，占领楚国淮河以北的土地。三国的军队一直打到乘丘才得胜而还。
楚悼王十一年，韩、赵、魏又联合攻打楚国，在大梁和榆关打败了楚国的军队。楚国不得不拿出大量金钱去贿赂秦国，和秦国结成盟友，这才暂时缓解了韩、赵、魏的进一步进攻。
这个时候，名将吴起从魏国来到楚国。楚悼王早已听说吴起在魏国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使魏国强大的事情。因此，吴起一到楚国，楚悼王便任命他为相国，言听计从，放手让吴起对楚国进行变革。
吴起与商鞅是老乡，也是卫国人。吴起善于用兵，可是卫国羞与人争斗。吴起在卫国没有用武之地，于是他就去了不远的鲁国。
这个时候，齐国的军队攻打鲁国，鲁国国君想用吴起为将军，而吴起娶的妻子却是齐国人，因此就有人诋毁他，鲁君也对他心存怀疑。
当时，吴起一心想成名，于是就杀了自己的妻子，用来表明他不亲附齐国。
鲁君见吴起如此义无反顾，终于任命他做了将军。吴起率领并不英勇善战的鲁国军队，竟然把齐军打得大败。这是鲁国历史上少有的军事胜利。
吴起在军事上的胜利，引发了鲁国很多善于夸夸其谈，不善于实际工作人的嫉妒。于是，很多人不约而同地诋毁吴起。
有人攻击吴起残忍：“吴起为人，猜疑残忍。他年轻的时候，家里积蓄足有千金，在外边求官没有结果，把家产耗尽了，同乡有人笑话他，他就杀了三十多人。”
有人说吴起心术不正。“吴起离开卫国的时候，咬着自己的胳膊狠狠地说：‘我吴起不做卿相，绝不再回卫国。’不久，他母亲死了，吴起没有回去奔丧。鲁君怀疑他，他就杀掉妻子表明心迹，用来谋求将军的职位。”
也有人好像为鲁国担忧：“鲁国是个小国，却有着战胜强国的名声，我担心诸侯各国就要谋算鲁国了。”
也有人以外交纷争相威胁：“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鲁君要是重用吴起，就等于抛弃了卫国。”
众人不约而同的诋毁，终于在日积月累中发挥了作用。鲁君怀疑吴起，并开始疏远他。吴起大约是感到了鲁国国君的软弱和自己的孤立，于是他决定离开。
吴起到了新兴的魏国。
当时魏国的国君是魏文侯。魏文侯听说吴起来投奔，便向大臣李克询问吴起的才能。
李克这样向魏文侯描述吴起：“吴起贪恋名声而爱好女色，然而要带兵打仗，就是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
于是魏文侯用人之长，任命吴起为上将军去攻打秦国，很快，前线便传来捷报，吴起夺取了秦国五座城池。
吴起身为主将，却跟最下等的士兵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乘车马，亲自背负着捆扎好的粮食和士兵们同甘共苦。
有个士兵生了恶性毒疮，吴起替他吸吮脓液。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就放声大哭。
有人奇怪地问这位母亲：“你儿子是个无名小卒，将军却亲自替他吸吮脓液，怎么还哭呢？”
那位母亲回答说：“当年吴将军替他父亲吸吮毒疮，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结果战死沙场。如今吴将军又给他儿子吸吮毒疮，我不知道他又会在什么时候死在什么地方，因此，我才伤心。”
魏文侯见吴起善于用兵打仗，廉洁不贪，待人公平，能取得所有将士的欢心，就任命他担任西河太守，放心地让他长期独自将兵在外，驻扎在远离魏国都城的黄河以西，来抵挡秦国。
魏文侯死后，魏武侯继位。
一次，吴起陪同魏武侯泛舟黄河视察防务，船到半途，魏武侯回过头来对吴起说：
“山川是如此的险要、壮美，这是魏国的瑰宝啊！”
吴起回答说：“国家政权的稳固，在于施德于民，而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从前三苗氏左临洞庭湖，右濒彭蠡泽，因为它不修德行，不讲信义，所以夏禹能灭掉它。夏桀的领土，左临黄河、济水，右靠泰山、华山，伊阙山在它的南边，羊肠坂在它的北面。因为他不施仁政，所以商汤放逐了他。殷纣的领土，左边有孟门山，右边有太行山，常山在它的北边，黄河流经它的南面，因为他不施仁德，武王把他杀了。由此看来，政权稳固在于给百姓施以恩德，不在于地理形势的险要。如果不施恩德，即便同乘一条船的人也会变成你的仇敌。”
听了吴起的话，魏武侯称赞道：“讲得好。”
魏武侯嘴上虽然称赞吴起的话，心中也许并不以为然。吴起做西河守取得了很高的声望。但是，魏武侯在任命宰相时，却没有把吴起提拔到中央来以实施整个国家的变革，而是继续把他当作一只鹰犬，只是为魏国抵御外患。
这之后，魏国的大臣们在魏武侯面前诋毁吴起。挑头的，同时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与商鞅有着重要关系的人，魏国的宰相公叔座。就是这个公叔座把商鞅收为侍从，却将其雪藏多年；临死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接替自己的职务，没有得到重视便建议魏惠王杀掉商鞅；等到魏惠王走后他又把自己的建议告诉商鞅劝其赶紧逃命。这是一个心理复杂多变的人物。
公叔座设计陷害吴起，吴起怕招来灾祸，于是离开魏国去了楚国。
吴起来到楚国，立刻受到楚悼王的重用。
面对连连的战败，楚悼王希望凭借吴起的军事才能，使楚国免受列国的欺辱；而吴起则希望通过变革，使楚国这样一个大而弱，大而乱的国家，能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变化。
最终，楚悼王同意让吴起放手变革。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吴起明确法令，令出必行，裁减无关紧要的冗员，废除王族远亲的爵位和供给，用节省下来的钱来增加军队的补给。努力提高军队战斗力，驱逐各类游说之人。”[2]
吴起的改革很快收到了成效。楚国的王公贵族不敢胡作非为，从王公贵族的府库收缴上来的不当得利，充实了国库和军队。埋头实干的风气被倡导，光说不练的嘴把势在楚国没有市场。楚国的实力大增，楚军的战斗力提高。
于是，楚国的军队向南平定了位于今天福建省的百越，向北吞并了陈国和蔡国，打退韩、赵、魏三国的进攻，又向西讨伐秦国。诸侯各国对楚国的强大感到惊恐不安。
正在楚国蒸蒸日上的时候，楚悼王死了。
早在楚悼王病重期间，因吴起变革而自身利益受到损害的王公贵族，就准备发动宫廷暴乱，击杀吴起。现在楚悼王一死，他们甚至不愿意游说新即位的太子杀死吴起，而要亲自动手，以解心头之恨。
楚悼王尸骨未寒，王公贵族们就迫不及待地发动骚乱，武装攻打吴起。猝不及防的吴起逃向楚悼王的停尸房，王公贵族手持刀剑紧追不舍。无路可逃的吴起最后只好伏在楚悼王的尸体上，希望那些人能够看在先王的份上手下留情。
但是，攻打吴起的王公贵族毫不手软，刀枪乱箭一起杀向吴起，终于把吴起杀死在楚悼王尸体上。锐意变革的君臣二人，就这样心怀未能实现的强楚之梦，同时做鬼。
事情至此并没有结束。新即位的楚肃王熊臧，对吴起的死态度暧昧。他既没有表示吴起该死而奖赏杀死吴起的人，也没有因吴起的死而责罚凶手，而是用了一个奇怪的罪名，把参与暴乱的人一下子灭门了70多家。
他给这些人的罪名是：刀箭击中了楚悼王的尸体。[3]
楚国因变革而引起的这场屠杀事件，是公元前381年，这一年商鞅9岁。
虽然，后来的楚国统治者并没有明确表示，吴起的变革好还是不好，吴起该杀不该杀，但是，因变革引发的屠杀事件，使得楚国大伤元气。吴起的变革措施没有进一步的推行，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人提出变革维新。
楚国的军事实力一落千丈。就连地处蛮荒之地的蜀国，也敢于来攻打楚国，并且夺取了楚国的城池兹方。面对蜀国的占领，楚国不是发兵夺回失地，而是在那里修建一座关隘，防止蜀国进一步侵扰。魏国也来攻打楚国，并夺取了鲁阳。
吴起的变法失败，连同因此引发的流血，必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楚国君王和王公大臣中留下深深的阴影。这个时候，就如同股票市场的大盘走势，经过一段时间的上涨之后，大盘开始见顶。紧接着，大势反转，飞流而下。
在股票市场上打拼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下跌，没有到了跌无可跌的时候，贸然买入只能是送死。
楚国虽然在吴起死后受到了一些损失，但并没有伤及楚王的统治，并没有亡国的危险。楚国很大，丢失一些城池无足轻重。敌人离都城还远着呢，楚肃王可以高枕无忧地享受他的荣华富贵。贪官污吏继续腐败，贵族豪强继续巧取豪夺，老百姓也还没有到了无法忍受要拼死反抗的时候。
所以，在楚国的衰败远没有到见底买入的时候，作为吴起同乡的商鞅，此时再去楚国重提变革，反对派会坚决反对，就是变革派也会心有余悸，楚肃王也难以打起精神，迷信一点的人也许会认为吴起借尸还魂，也未必。想用自己一个人的积蓄来使熊市大势反转，徒劳无益，白白送死。
商鞅没有选择楚国逆势而为，是正确的决策。
那么，实力雄厚，正在奋发图强的齐国会是商鞅选择的理想事业平台吗？
三 背道而驰的齐国
齐国是东方大国。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亡殷商，姜太公辅佐有功，被周武王分封在营丘，这便是齐国。
齐国鼎盛时期，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称霸诸侯。可是子孙不肖，齐桓公一死，众王子为争夺王位大打出手。致使齐桓公停尸67天无人安葬，蛆虫满地乱爬。齐桓公的五个儿子都先后登上君位，但都不久被杀身亡。齐国从此衰落。
到了公元前488年，齐国的大臣田乞渐渐坐大，开始联络朝中其他大臣参与齐国君王的废立。他曾用一个口袋把齐国的一位公子阳生装在里面，偷偷从鲁国运回齐国，拥立为齐悼公，以此也确立了田氏家族在齐国群臣中的老大地位。
公元前480年，田乞死后，他的儿子田常继承了齐相。田常掌握了权力后，干了两件有悖常理的事情。
第一件，他在放贷借粮给百姓的时候，大斗放出，小斗收回，以此收买人心。果然，没过多久，齐国的百姓都赞颂田常的好处。齐国当时流传一首歌谣：“老太太采芑菜呀，送给田成子！”
第二件，他挑选身高七尺以上高大健壮的齐国女子，做后宫姬妾，他的姬妾达一百多人。不过他挑选了这么多姬妾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要加速生产儿子。他的后宫没有门禁，宾客侍从可以随便出入。没过多久，他的姬妾就给他生下70多个儿子。
田常势力做大之后，便把齐国有权势的鲍氏、晏氏、监止和公族中较强盛的家族全都杀了，从此独揽齐国大权，并把大片的土地封给自己。田氏的封地，比齐国君王管辖的土地都要大得多。
又过了70多年，到了公元前402年，田氏家族在魏文侯的帮助下，终于得到周天子的认可，成为诸侯。田氏家族的继承者田和把姜太公的后裔齐康公流放到海滨。田氏家族的新齐国，彻底取代了姜太公的老齐国。司马迁的《史记》以《田敬仲完世家》来记载田氏齐国的历史。
过了24年，公元前378年，锐意变革的田氏后裔齐威王即位。也就是这一年，远在海滨的齐康公去世，姜太公的齐国彻底灭亡。
这一年也是吴起因变革被杀3年祭满。
这一年商鞅12岁。
齐威王即位后九年不上朝，国家大事都由大臣处置。也由于田氏的齐国刚刚立国，在其他诸侯看来还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因此，这9年间，齐国不断遭到诸侯的攻击，损失惨重。
齐威王元年，韩、赵、魏三国就利用齐国丧事的机会，发兵攻打灵丘。鲁国也乘机进攻齐国，攻入阳关。魏国又进攻齐国，占领了博陵。连很少对外用兵的卫国，也跟着起哄，派军队越过边界，占领了薛陵。齐威王九年，赵国进攻齐国，占领甄城。
齐国处于诸侯列国的欺辱之下。
这个时候，齐威王坐不住了。齐威王九年，也就是商鞅21岁的时候，齐威王突然上朝主理政务。他首先召见了即墨大夫，对他说：
“自从你治理即墨，毁谤你的言论每天都有。可是我派人到即墨视察，田野得到开发，百姓生活富足，官府没有积压公事，齐国的东方因而得到安宁。这是由于你不会逢迎我的左右以求得赞扬的结果。”
于是，封给他一万户食邑。
接着，齐威王又召见阿城大夫，对他说：
“自从你治理阿城，赞扬你的话每天都能听到。可是我派人到阿城视察，田野荒废，百姓贫苦。从前赵军进攻甄城，你未能援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也不知道。这是你用财物贿赂我的左右来给你说好话的结果。”
于是，下令将阿城大夫当场处死，而且使用残酷的刑罚：烹杀。
处死了阿城大夫还不算完，齐威王还把曾经说过阿城大夫好话的大臣，一并烹杀处死。
齐威王九年不上朝，一上朝就大开杀戒，众多大臣一朝毙命，于是，朝野震惊。
齐威王借此威严，向西发兵进攻赵国和卫国，又在浊泽打败魏军，并围困了魏惠王。魏惠王请求献出观城讲和。赵国也归还了侵占齐国的城池。
于是齐国大治，朝野上下人人都不敢文过饰非，努力表现出他们的忠诚。齐威王雷厉风行的改革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果。
就在齐威王在齐国雷厉风行地实现变革的时候，21岁的商鞅身体长成，学识修满。年轻人急于要实现人生的理想，实践自己的治国理论，按理说，这个时候去齐国，正可以借齐威王改革的东风，用自己研修的刑名学识，把齐国的改革推向深入，使齐国真正强大起来，称霸诸侯，进而一统天下。
齐国有这个实力，商鞅有这个能力。
有人曾经这样描述齐国的实力：
“齐国南面有泰山，东面有琅邪山，西面有清河，北面有渤海，这可说是四面都有天险的国家。齐国的土地纵横两千余里，军队几十万，粮食堆积如山。三军精良，进攻如利刃强矢，勇猛捷速，雷霆万钧，撤退好像云雾风雨瞬间消散。自有战役以来，从未征调过泰山以南的军队，也不曾渡过清河，涉过渤海去征调那里的士兵。光是临淄就有居民七万户，士兵二十一万。临淄富有而殷实，这里的居民没有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下棋踢球的。临淄的街道上车子拥挤得车轴互相撞击，人多得肩膀相互摩擦，把衣襟连接起来，可以形成围幔，举起衣袖，可以成为遮幕，大家挥洒的汗水，就像下雨一样，家家殷实，人人富足，志向高远，意志飞扬。”
这就是齐国。
而此时的秦国还远在黄河以西，蛰伏于西北蛮荒不化之地。无论是经济实力，人口数量，国土面积，都无法与齐国相匹敌。
可以这么说，如果商鞅的变革能够顺利在齐国推行，齐国发兵消灭诸侯而一统天下，会比秦国早几代人。
那么，商鞅为什么没有选择去齐国？
原因就在于：道不合，不相与谋。
商鞅好刑名之学，它的实质是法治。而齐威王的改革，说到底是人治。
齐威王奖励即墨大夫，烹杀阿城大夫的做法，与商鞅钻研的刑名之学背道而驰。
表面上看，齐威王雷厉风行处罚不称职的官吏，同时对有作为的官吏进行奖励，好像是赏罚分明，后世也一直对齐威王持褒奖的态度，但是，这却违背了法治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由于没有依法赏罚，这其中就有冤屈。
第一，身边的人一句话决定封疆大吏身死荣辱。
考察干部应该由专职官吏进行，而且应该多方考察。现在齐威王只派一个身边的人去看看，回来悄悄禀报，封疆大吏的生死荣辱，就由这个人的几句话决定了，这太可怕了。
第二，封疆大吏什么情况下才是死罪，全凭齐威王一时高兴，随意定夺。
土地荒芜，周边城池被侵，是不是就应该死罪，没有明确规定。阿城大夫镇守阿城，阿城并没有丢失。诸侯来侵，城池丢失，在列国是常有的事情。没有听说丢失城池主管官吏要杀头的。何况，诸侯起大军来攻，阿城大夫一个文官，根本无法抵挡。
第三，完全不看即墨和阿城的实际情况。
即墨城在今天的胶东半岛上，处于齐国腹地，三面环海，西面是都城，远离诸侯的侵扰，所以它不可能有城池被占的事情发生。诸侯要想占领即墨，首先就要占领齐国的都城临淄。地处这样的地方，百姓当然容易安居乐业，田野也容易禾苗茁壮。
而阿城地处齐国西北边境，与赵国、魏国、卫国、燕国接壤。诸侯发兵，一抬脚就进了阿城的地界。在这样的地方，由于连连的战乱，百姓当然会逃离，当然无心耕作，土地自然会荒芜。
而阿城大夫在这样的凶险之地，以一城之力，能够保证阿城不失，所辖大部分地区仍为齐国控制，已经实属不易了。
第四，不给人以辩护和解释的机会。
齐威王九年不上朝，阿城大夫即使遇到困难，有险情，也无处禀报，禀报了也没有结果，只好自己苦撑危局。结果齐威王上朝就杀人，也不给阿城大夫辩解的机会。可以这么说，杀阿城大夫纯属恣意妄为，为树立威信而滥杀无辜。
第五，并无大臣受贿而替阿城大夫说好话的证据。
大臣替阿城大夫说好话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确有受贿行为，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还有一种可能是，阿城大夫确实不易。能在诸侯列国的兵锋之下，保住阿城不失，把当地治理成现在的样子，已经实在不易了。
可是，齐威王不问青红皂白，凡是替阿城大夫说过好话的大臣，一律烹杀，冤枉。
纵观齐威王的作为，虽然他有改变现状的想法，但是，他采取的方法和商鞅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齐威王的做法，是极端的君王独裁。
这样的人，极度的自信再加上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力，必不肯自觉地受法律约束。跟这样的独裁者谈刑名之学，不仅是对牛弹琴，也根本不可能谈得拢，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
这样的君王，也许会做出正确的决策，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旦做出错误的决策，便没有监督机制可以矫正和补救，除了自己身死和国家灭亡，没有别的办法能够改正错误。
《史记》中记载了一个“邹忌以音乐劝谏齐威王”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司马迁是以褒赞的笔墨来描写邹忌子与齐威王之间的君臣关系。然而，这个故事正好反映了齐威王个人独裁的恶果。
邹忌子善弹琴，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器乐演奏家。邹忌子因为演奏乐器而得以晋见齐威王，齐威王很喜欢他，把他留住在宫中的右室。一天，齐威王正在弹琴，邹忌子进门赞道：“弹得好极了！”
齐威王不高兴，离开琴手按宝剑说：“先生只看到我的样子，还没有认真观察，怎么能知道弹得好呢？”
邹忌子回答道：“大弦缓慢并且温和，这是象征国君；小弦高亢明快并且清亮，象征宰相；手指钩弦用力，放开舒缓，象征政令；发出的琴声和谐，大小配合美妙，曲折不正之声不相干扰，象征四时。我由此能知道您弹得好。”
齐威王说：“你很善于谈论音乐。”
邹忌子说：“何止是谈论音乐，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都在其中啊！”
齐威王又不高兴说：“如果谈论五音的调理，我相信没有比得上你的。如果是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又怎么能在琴弦之中呢？”
邹忌子说：“大弦缓慢并且温和，象征国君；小弦高亢明快并且清亮，象征宰相；钩弦用力但放开舒缓，象征政令；弹出的琴声和谐，大小配合美妙，曲折不正之声不相干扰，象征四时。回环往复而不乱，是由于政治昌明；连贯而轻快，是由于救亡图存；所以说琴音调谐就能保天下太平。治理国家和安抚人民，没有比五音的道理更相像的了。”
齐威王说：“好极了。”[4]
邹忌子就这样说了一通音乐的道理，夸了一通齐威王的琴艺，又把弹琴和治国之道牵强附会地胡说一通，三个月之后，齐威王就把他提拔为相国，还封给下邳之地为他的封国，赐爵成侯。
无征战之寸功，无治郡之寸绩，仅凭花言巧语，看得顺眼，立刻赐予万人之上权柄，委以治理国家之重任，岂不荒唐！
然而，司马迁却是以赞赏的文字写道：“邹忌子见三月而受相印”。殊不知，这正是齐国所以不能强盛，而秦国却能强盛并得天下之关键所在。
我们来看看齐威王提拔起来的这个邹忌子后来是怎么表现的。
1.齐威王二十六年，魏惠王包围攻打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王拿不定主意，召大臣讨论是否救赵。
邹忌子根本看不清利害，提出不救。
另一位大臣段干朋反对邹忌子，他提出：“不救则不义，且不利。”
齐威王不解，段干朋于是给齐威王分析道：“魏国吞并了邯郸，就会更加强大，对齐国没有好处。应该救赵。可是如果发兵去邯郸城外救赵，赵国得以解救，魏国也不伤毫发，齐国却劳师远遁，得不偿失。不如发兵向南去攻打魏国的襄陵，使魏国疲于救援，攻防难以兼顾。这样，即使邯郸被魏军攻克，我们也可以利用魏军的疲劳挫败它。”
结果齐威王采纳了段干朋的建议，派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领兵八万攻魏救赵。这就是成语“围魏救赵”的出处。这件事显示，邹忌子毫无治国之能。[5]
2.邹忌子没有治国之能，不懂诸侯间利害，可是搞起钩心斗角却很在行，很花心思。
邹忌子与大将田忌不和，于是就找了个机会，挑唆齐威王派田忌去攻打魏国。如果田忌战胜，则是他决策之功；如果战败，轻则受罚，重则送命，可解心头之恨。不管结果如何，他都能得利。一副小人嘴脸。[6]
3.齐威王三十五年，他又施毒计陷害田忌，逼得田忌不得不动兵造反，结果兵败逃亡。
齐威王三十五年，由于将军田忌屡战屡胜，君王宠信百姓爱戴。邹忌子心里嫉恨，他的从人公孙阅看透玄机，给邹忌子献计道：
“您为什么不让人拿十金到街上去占卜，就说是田忌的人。让他对卜师说：我们三战三胜，声威满天下，想要做大事，是吉利还是不吉利？等问卜的人走后，派人逮捕为他占卜的卜师，到齐威王那里验证问卜之辞，这样田忌便有口难辩了。”
于是邹忌依计而行。
果然，田忌听说邹忌施此毒计陷害自己，知道难洗清白，一怒之下，就率领部下袭击临淄，想捉拿邹忌。田忌的行动没有取胜，只好逃往国外。
邹忌子终于除掉了自己的心头之恨。田忌叛国而逃，身败名裂，家破人亡。[7]
这已经不仅仅是小人的作为了，而是地地道道的坏人了，完全是栽赃陷害。
虽然齐威王死后，他的儿子齐宣王把田忌从国外招了回来，恢复了官职。田忌也在后来著名的马陵之战中，和孙膑一起打败了强大的魏国军队，杀死了魏国大将庞涓，俘虏了魏太子申，解救了赵国、韩国之围。但朝中有邹忌子这样的坏人在捣乱，朝风不正，好人受气，国家岂能发展强大？
邹忌子这样无能且小人的人，之所以能够官居高位，就是因为有齐威王这样独断专行的君王。
所以，齐国在齐威王死后，仅传到孙子齐湣王，就遭灭国之灾。燕国大将乐毅率领燕国军队攻入齐国都城临淄，“尽取齐之宝藏器”，齐湣王也被刺杀身亡。就此宣告齐威王的变革失败。
齐威王变革失败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仅靠君王的刑杀之威，不可能带来国家的根本振兴。君王喜怒无常随心所欲的治国方法，必然引发灾难性的严重后果。处在春秋战国那样一个旧制度即将崩溃，新制度需要产生的时代，不在制度上创新，任何变革所带来的变化，不过是昙花一现。
齐威王的变革失败，也证明了商鞅没有去齐国是正确的选择。法治与独裁是水火不相容的东西。
商鞅变法，不可能在齐威王这样自以为是的独裁君王领导下获得成功。
四 进退两宜，商鞅赴魏
商鞅没有去大国楚国，也没有去强国齐国，而是选择去不大不小，不强不弱的魏国。去魏国，是一个进退两宜的正确选择。
第一，魏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立足未稳，人才稀缺。魏国的君王有吸纳人才，发愤图强的要求。
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原来是晋国的大臣，随着晋国的衰落，晋国国君的昏庸，魏文侯和韩侯、赵侯渐渐做大，并联合消灭了晋国内部的其他家族。公元前403年，魏、韩、赵三家瓜分了晋国的土地，并胁迫周天子封赏他们为诸侯。13年后商鞅出生。
魏文侯立国之后，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他师从子夏学习经书，以尊敬的礼节对待长者段干木。每次魏文侯外出征战路过段干木的家乡时，都要站在车上向段干木的住宅行礼。魏文侯曾经这样对他的臣子李克说：“先生曾经教导寡人，‘家贫就想得贤妻，国乱就想得贤相’。”有着这样礼贤下士心态的君主，必然会对人才格外的重视，也容易接受人才的建议。商鞅去这样的国家，容易被发现并得到重用。
不仅如此，魏国还有法治的传统。魏文侯任用李悝编制《法经》，在魏国实行法治。由此可见，魏国君王的治国之道，与商鞅的想法一致。商鞅所擅长的刑名之学容易被魏君认同并接受。
对于商鞅来说，这是进。进可以为官为相，施展才能。
第二，商鞅对李悝的《法经》十分信服。去魏国，如果不能得到重用，退，可以就近研习李悝的《法经》，充实自己，等待时机或者另择高就。
李悝的《法经》共有六篇，分别是：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李悝《法经》的具体内容今已失传，不过从保留下来的这些篇目看，其主要内容还是以刑法为主。这与商鞅的法治思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商鞅去魏国，也许是已经看到了李悝《法经》的这些不足。有不足才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进一步弥补这些不足，使魏国的依法治国能够完善，并以此使国家强大。
所以说，商鞅选择去魏国，是一个进退两宜的正确决策。
魏国的都城当时在安邑，就是今天山西省侯马市。这个地方在黄河以北，两面夹山，离商鞅的老家卫国都城濮阳约400公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可谓路途遥远，艰难险阻。
但是，商鞅经过了上述理智的分析之后，毅然离开温暖安逸的家，不畏艰难，矢志前往。
离家出走，选择魏国，商鞅不是盲目的。正因为不是盲目的，每一步都是经过仔细分析，精心计算，权衡利弊，想好退路，这才使得商鞅变法的道路，虽然不易，虽然缓慢，却从一开始就一步一个脚印，步步都在掌握之中，直到最后取得胜利。
商鞅来到魏国，放低身段，抛弃一国公子的骄傲和矜持，毅然投靠在宰相公叔座的门下，做了他的侍从。
聪明但却小肚鸡肠的公叔座，很快就发现这个年轻人不同一般，绝对有使魏国强大的才能和办法。可是，公叔座却没有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也没有吸纳商鞅的治国方法，用在自己的执政过程中。
商鞅被公叔座雪藏了。
直到公叔座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他才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希望魏惠王让商鞅来接替自己的职务，治理国家。
可惜，由于多年来公叔座雪藏商鞅，魏惠王对商鞅这个人一无所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口气的公叔座突然提出让商鞅直接当宰相，魏惠王以为公叔座病糊涂了，根本没有考虑。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了这段君臣对话：
公叔座病重，魏惠王亲自去看望他。魏惠王问公叔座：
“你的病倘有不测，国家将怎么办呢？”
公叔座回答说：“我的中庶子公孙鞅，虽然年轻，却有奇才，希望大王能把国政全部交给他，由他去治理。”
魏惠王听后默默无言。
魏惠王将要离开的时候，公叔座屏退左右道：“大王假如不任用公孙鞅，就一定要杀掉他，不要让他走出国境。”
魏惠王答应了他的要求就离开了。
魏惠王走后，公叔座忽觉于心不忍，就召来商鞅道：
“刚才大王询问能够出任国相的人，我推荐了你。看大王的神情不会同意我的建议。我当先忠于君王后考虑臣下，因此劝大王假如不任用你，就该杀之。大王答应了我的请求。你赶快离开吧，不快走马上就要被擒。”
商鞅道：“大王既然不能听您的话任用我，又怎么能听您的话来杀我呢？”
果然，魏惠王离开公叔座的府邸后对随侍道：
“公叔座看来病得不轻，他居然要我把国家交给公孙鞅来掌管，难道不是糊涂了吗？”
魏惠王终于没有任用商鞅，也没有杀商鞅。
公叔座既然如此欣赏商鞅的才能，又为什么要雪藏他呢？
既然雪藏，又为什么要在临死前极力推荐呢？
答案在于公叔座这个人的小肚鸡肠，以及魏国所面临的危局。
公叔座就是挤走吴起的人。公叔座排挤吴起，似乎并不是因为吴起的变革行为，而是公叔座自己的小肚鸡肠。
公叔座是两朝老臣。在魏惠王的父亲魏武侯执政期间，公叔座就是宰相。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
吴起做西河太守，在魏国声望卓著。当时魏国的宰相田文就曾称赞吴起：统率三军，让士兵乐意为国去死战，敌国不敢图谋魏国，我不如你；管理文武百官，让百姓亲附，充实府库的储备，我不如你；拒守西河而秦国的军队不敢向东侵犯，韩国、赵国服从归顺，我也不如你。
由此可见吴起在魏国的地位和作用。
田文死后，公叔座出任宰相，娶了魏武侯的女儿，对内是国君的驸马，对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公叔座可谓权倾朝野。
然而，公叔座腰板却挺不直，原因是吴起在魏国的声望太高了，又手握重兵战无不胜。没有人能够与吴起争锋。
于是，一个善于察言观色的仆人就给公叔座出主意道：“吴起是不难赶走的。”
公叔座问：“能怎么办？”
仆人道：“吴起为人有骨气而又喜好名声。您可找机会先对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能的人，而您的国土太小了，又和强大的秦国接壤，我私下担心吴起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魏武侯就会说‘那可怎么办呢？’您就趁机对魏武侯说‘请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如果吴起有长期留在魏国的心意，就一定会答应娶公主，如果没有长期留下来的心意，就一定会推辞。用这个办法能推断他的心志。’如果魏武侯同意用这个办法试探吴起，您再想办法让吴起不同意娶公主。”
公叔座问：“这又如何办到？”
仆人道：“您找个机会请吴起一道回家，却故意让您的夫人发怒当面鄙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蔑视您，那就一定不会答应娶公主了。”
于是，公叔座依计而行。果然，吴起见到公叔座的夫人以公主的尊贵发怒蔑视公叔座时，就婉言谢绝了魏武侯的美意。于是魏武侯便开始怀疑吴起，不再信任他。吴起怕招来灾祸，就离开魏国去了楚国。
上述的密谋也许不能当真，但是吴起是在公叔座任宰相期间离开魏国的却是事实。身为宰相却不能为国家留住吴起这样的人才，可见其对人才的态度。结合他雪藏商鞅的举动，说公叔座嫉贤妒能也许并不冤枉。这样的人在他执政期间，自然不希望商鞅显露才能，甚至一下子得到国君的信任而动摇了自己的显赫地位。
等到公叔座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时，被商鞅动摇其显赫地位的问题不存在了。加之魏国自魏惠王即位以后，屡吃败仗，迅速衰落，公叔座也不得不为子孙的安危考虑了。
魏惠王于公元前370年刚一即位，便发生韩、赵两国联合攻打魏国的战事。三国军队在浊泽大战，结果魏国大败，魏惠王被包围。幸亏韩、赵两国的君王在是否杀死魏惠王进而灭亡魏国的问题上发生分歧，魏国才躲过一劫。
魏惠王三年，齐国的军队在观城打败魏军。
五年，魏军又被秦军打败。
九年，魏军在少梁抵抗秦军，结果，魏军大败，秦军俘虏了魏将公孙痤，并夺取了庞城。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叔座才决定推荐商鞅。
可惜，由于事先没有铺垫，没有让商鞅有展示才华的机会，魏惠王连商鞅是谁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可能采纳公叔座的建议呢？
公叔座误国。
公叔座也耽误了商鞅的前程。
商鞅决定离开魏国前往秦国的时候，已经是29岁了。在那个时代，很多人40来岁就死了，29岁便是一个很不小的年纪了。俗话说30而立，29岁了还没有找到自己发展事业的平台，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即使是今天的人，也不免着急彷徨了。是不是自己就是一个庸才？不然为什么29岁了还一事无成？还坚持什么理想和追求，算了吃喝玩乐吧，混一天是一天。很多人就在黎明的曙光到来之前自暴自弃地沉沦了。
但是商鞅没有，没有虚度在魏国耽误的这些时间。
他可能利用这段时间仔细研究了李悝的《法经》，汲取了长处，发现了短处，从而完善了自己的法制体系。这使得他在秦国一旦受到秦孝公的器重之后，能够迅速拿出一套严密而切合实际的变法方案。
他可能因为长期生活在公叔座家中，耳濡目染对治理国家有了一定的认识，这就使他在后来一下子领导一个国家的时候，不至于手忙脚乱，犯一些低级的错误。
当真正适合自己的事业平台找到了之后，你有没有充分的准备，能不能一下子在这个平台上崭露头角，进而大显身手，并且能做到一举成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从这点意义上说，商鞅在魏国耽滞的时间，是值得的。
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秦国的秦献公去世，他的儿子秦孝公即位。
秦孝公刚一登基，就显现出强烈的改变现状，振兴秦国的愿望。他向全国发布诏令道：
“从前，缪公在岐山、雍邑之间，实行德政、振兴武力，向东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疆土达到黄河西岸；向西称霸戎狄，拓展疆土达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祝贺，给后世开创了基业，盛大辉煌。”
“但是，自厉公、躁公、简公、出子起，秦国几世不得安宁，国家内患不断，无暇顾及国外，结果晋国攻取先王河西之土，诸侯看轻秦国，没有比这更大的耻辱了。”
“我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感悲痛。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强盛，我将委以重任，并分给他土地。”
这不正是商鞅梦寐以求的事业平台吗？
君主有变革的强烈愿望，秦国又具有相当的实力，自己也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不正是所谓的天时地利人和吗？
机会总是在不断坚持中突然降临的。
商鞅决定离开魏国，向西赴秦。29岁那年，商鞅离开了魏国都城安邑，向西翻越吕梁山脉，再向西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只身前往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