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洲扩张史的反思

“去殖民化历史”削弱了欧洲的历史地位。因为它，我们很难再理所当然地认为欧洲社会天生具有进步倾向，或是欧洲社会必然比欧亚世界（或其他大陆）的其他民族更有效率。欧洲人对“进步”的界定，一如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论点，已失去以往不容挑战的权威。甚至有些现代作家还认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任何比较都没有意义（因为没有人能透彻地了解多种文化），他们坚信这个纷然杂陈的世界原本就由种种独特、新颖的文化所组成。后殖民历史普遍怀疑欧洲带来的冲击，更怀疑过去所宣称的殖民统治给当地带来的“改善”。后殖民历史认为“殖民”历史短视而充满偏见，甚至具有欺骗性，“殖民”历史的主张中为殖民者本国国内舆论服务的宣传意味太过浓厚。事实上，更仔细地审视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与殖民主义者完全相悖、颇为讽刺的结论：殖民统治并未将落后民族引领至欧洲式的现代性，反倒更像是加诸了某种“反现代性”。印度的种姓制度代表着印度的落后，但英国统治者为统治之便与婆罗门阶级达成协议，将种姓制度强化为行政管理体制（具体落实在人口普查中）。殖民统治下的非洲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氏族及其成员被改归为“部落”，并以宗族领袖为主要统治者。殖民者在这里（一如在印度）精心包装政治策略，以示对当地传统的尊重。在殖民视角的历史中，种姓制度和部落都被深深烙印在印度与非洲历史的传统特性之中。在帝国主义者的宣传里，它们就是使印度人、非洲人无法当家做主的遗传缺陷；但在“去殖民化历史”里，欧洲的扩张实为按照伪造的传统路线重新整合非西方世界的大阴谋，旨在永远遏制非西方世界的壮大，剥削其资源。

不论是基于何种思潮，欧洲在如今世界史里的地位，都与几十年前传统叙事中的情形大不相同。但欲将欧洲“地方化”的史学家，其论点仍有待进一步阐明。欧洲诸国乃是创造19世纪末期“全球化”世界的主要力量，也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的“现代世界”里紧密关联的两大变革的主要推手。第一大变革是世界经济的诞生，在这种世界经济里不只有高价奢侈品的长途贸易，还有数量与金额庞大的制造品、原料、食品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员与资本流动。这场经济革命主要以欧洲为中心，或是主要靠欧洲人来运转（虽然并非总是能够良好运转），并且是为迎合他们的特殊利益而诞生的。第二大变革与前一个密切相关，即欧洲人的统治权以公开或暗地进行的方式，扩及欧洲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一过程在公元1800年前就已开始，但在19世纪中期突然加快。这一点明显可见于殖民列强对非洲、东南亚、南太平洋、（后来的）中东的瓜分；俄国在北亚、英国在南亚建造帝国的大规模冒险行动；中国人的海上势力范围大量落入外国人之手；还有欧洲人（借由人口帝国主义手段）对中南非洲部分地区、美洲、澳大利亚的占领。现今东南亚许多地区、非洲、中东、太平洋、澳大利亚，乃至美洲的国家疆界，就在欧洲人的这番扩张中确立。

因此欧洲进行了一场双重扩张。第一重扩张的外在表现是铁路的蔓延与汽轮的远航，建构出比过去更快、更稳定，且能将大量货物运到原本无法抵达之地的庞大交通网。港口设施、火车站、电话线路、仓库、银行、保险公司、商店、饭店（例如开罗的谢泼德饭店或新加坡的莱佛士饭店）、俱乐部，乃至教堂，构成欧洲商业帝国的全球系统网络，使欧洲商人得以自由迁徙，贸易得以自由进行，并使欧洲商人易于接触到大批新客户。第二重扩张发生于领土层面。那意味着取得要塞和基地，进而得以从那些地方派出部队和战舰前去压迫或征服。那意味着掌控地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往来海上要道的战略要地：典型例子就是1882年遭英国占领的埃及。那意味着某种可借以将殖民地的产物和收入恣意转供帝国使用的统治模式。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地位稳固后，立即向印度人征税，以供应他们在亚洲维持的军队（印度兵军队）。欧洲的商业帝国和其领土帝国，并非完全重叠。但这双重扩张的关键处在于两种扩张相互依赖。领土帝国主义是攻坚利器，可以强行打开反对自由贸易的市场，或（一如在印度）征用当地资源建造欧洲商人所要求的铁路、公路。它能给予欧洲企业家安全保障，或者（一如在非洲常发生的）让欧洲企业家免费取得当地土地和人力，但它也倚赖欧洲能运用的科技、工业、金融方面的资源。需要动武时，这些资源可能就是影响成败的关键（英国就凭借着蒸汽船和先进武器，打赢了1840年至1842年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但这一点并非在所有地方都管用。工业帝国主义的真正优势，在于规模和速度。工业技术和资本供应，使欧洲人得以发动一连串令对手猝不及防的征服行动；得以用惊人的速度铺设铁路，将兵力投放到距海岸数百英里的内陆；得以将大量欧洲移民移入新地区，在几乎一夜之间改变该地区的人口结构，使原住民惊慌失措，觉得抵抗也是枉然；得以将原本陌生的环境彻底改造为他们熟悉的欧式居住地；除了引进作物和家畜，还引进野生的动植物。尤其重要的，是欧洲人得以将即使地球上最偏远的地区，都改造为奶油、肉或奶酪之类日常商品的供应地，从而不必再像从前那样只能倚赖母国的生产商。1880年后在新西兰沿海地区大量出现的冷冻加工厂和其满是污垢的烟囱，正是殖民化的工业面貌。

若说欧洲人未得到盟友和助手的支持，这绝非事实；但欧洲人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的确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但从一个欧亚“相连”的世界转变为一个全球帝国世界，如此非比寻常的转变（看上去在1914年已几乎完成），我们应如何解释？探讨这主题的著作多如牛毛，但仍有许多问题困扰着人们。1492年（哥伦布横越大西洋）和1498年（达·伽马抵达印度）这两个神奇的年份，或许标志着欧洲新时代的开始。但前进的步伐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走走停停。哥伦布登陆后300年，北美大陆大部分地区仍未遭欧洲人占领，几乎未曾有欧洲人踏足。达·伽马所登陆的印度那一隅，则是在将近300年后，才落入欧洲人的统治（卡利卡特于1792年遭英国吞并）。直到18、19世纪之交，欧洲人的扩张脚步才变为冲刺。有待进一步解释的，不只是欧洲扩张的时机，还有其形式和方向。奥斯曼帝国与伊朗，比印度更靠近欧洲，为何能比印度更晚许久才被欧洲人掌控？为何印度受殖民统治时，饱受外人侵逼的中国仍能保有其主权地位，而日本为何能到1914年时成为殖民强权？如果工业资本主义是欧洲势力扩张的关键，那为什么世界许多地方在那么久之后才感受到它的冲击，而且冲击之后的结果如此多样？欧洲内部频频爆发死伤惊人的对立冲突，为何这些冲突未对其帝国主义野心带来更大的伤害？还有什么才该被视为“欧洲”？为什么在“非欧洲”地区中，有些地区比其他地区更能抗拒欧洲势力，或更快摆脱欧洲的掌控？欧洲的诸帝国瓦解后，“欧洲缔造的世界”还剩下多少？

欲回答这些问题，似乎应该在过去史学家采取的路径之外，另辟蹊径。本书提出的论点，深受四个基本假定的影响。第一个假定，乃是我们应扬弃现代世界史的发展进程是单一直线的观点，也就是不应再认为欧洲“以先进姿态”崛起，称雄于世，然后衰落，再以“西方”的一部分的身份兴起。从“因缘际会时期”（conjuncture）的角度来思考，会比较有助于了解过去，也就是说，在这时期，世上不同地区同时发生某些普遍情势，从而助长（或抑制）贸易的扩大、帝国的扩张、观念的交流或人员的移动。这一现象发生的方式，可能会一举改变世上不同地区间的实力对比，至少短时期内是如此。光是一个条件，很少能撼动大局。生产者和消费者或许想做买卖，但也必须是政府和统治者同意自由（某种程度的自由）贸易（或任何其他种类贸易）才能如愿。政治尤其是地缘政治是这综合因素里的关键因素。战争的爆发和不可预测的战争过程，可能打破既有均势，形成另一种均势。因此，19世纪末期的贸易大扩张和其所协助促成的各种全球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猝然停摆。1929年后，“去全球化”降临，带来重大灾难。把让欧洲得以称雄全球的独有突破，视为欧洲大陆某场革命不期而至的结果，会比将其视为循着哥伦布脚步稳步前进的结果更为适切。贴切的意象不是河流或潮流，反倒是地震和洪水。

第二个假定，乃是必须将欧洲的扩张时代，牢牢放在其欧亚环境里探讨。那意味着得将欧洲与亚洲及北非其他“旧世界”文明和国家的关系，摆在“中心”位置来看待。欧洲强行进入“外围世界”（Outer World），进入其在美洲、澳大利亚、非洲南部所缔造的“新欧洲”，无疑是这段历史的关键部分。没有对北美资源的开采利用，没有美洲东北部和西北欧形成“大西洋”经济的商业整合，19世纪末期或许根本不可能出现全球经济。但我们不应被美国惊人的财富（长逾一世纪的世界奇观）带离了焦点。现代世界史的重心在于欧亚，在于从欧洲的“远西”到亚洲的“远东”一连串欧亚伟大文化与国家之间混乱矛盾而又紧密相连的关系。

这一“欧亚”观点最有力的陈述，出自一个世纪前英国地理学家暨帝国主义者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之口，这或许令人意想不到。麦金德热切提醒他的读者，在“哥伦布时代”，欧洲海权看似已宰制世界，但该时代其实只是个插曲。海洋超越陆地，成为首要的交通路线，只是暂时的，而非永远；铁路的问世就见证了这点。不久后，主宰世局的力量，将重回控制欧亚“心脏地带”而得以掌控欧亚（麦金德所谓的“世界岛”）的强权（列强）之手。占据这一中心位置，加上有铁路网可移动庞大资源，欧亚帝国可以将任何对手赶到世界的海洋边陲（包括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东南亚岛屿区、大洋洲的“外围世界”），甚至在那里也向对手发起挑战。我们无须跟着麦金德的地缘政治观点，探讨此观点顺理成章得出的结论（他的目的终究是戳破“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自满精神），但在纳粹帝国主义时代，“心脏地带”超级帝国的梦魇式情景，变得较可能成真。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或许比他看得更清楚的，乃是欧亚世界主要成员在财富、力量平衡方面的变动，以及那些成员进入全球经济和现代“世界体系”所凭借的不同条件，构成了现代世界史的锤子与铁砧。

我们甚至可以主张，欧洲吞并“外围世界”只是这欧亚史的一部分，且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亚世界的发展局势。过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东南亚，欧洲人和“旧世界”的其他帝国以及那些帝国的附属国处于竞争态势。约1870年后，因为担心中国、日本移民“和平入侵”，整个“白人”太平洋区（澳大利亚、新西兰、北美洲太平洋沿岸）对黄种人产生被害妄想症。但不容置疑的是，欧洲人欲在“外围世界”打造可以长久的殖民地，的确有赖于吸收或征用欧亚世界非欧洲人地区的资源。印度的税收、士兵、商人、人力（往往是契约工），协助欧洲企业（在此是英国企业）打入东非、东南亚大陆部分的某些地区、远至斐济的太平洋岛屿。中国商人、矿工、工匠，在后来成为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地方，也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中国人、印度人前来，不是替中国或印度执行扩张任务，而是协助欧洲人扩张，这是至为重要的事实。

第三个假定，乃是必须非常谨慎地思索何谓“欧洲”。在欧洲顶多是个结构松散而内部纷争频仍的“联邦”之时，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必然招致反对。因此，我们谈到“欧洲称雄”时，我们真正表达的，乃是欧洲诸国（特别是在海外贸易和帝国扩张上最活跃的那些国家）的集体称雄。困难之一在于“欧洲”这个字眼已具备至少三种不同的意涵，即地理空间，社会-政治共同体，以及特定的文化。书写欧洲的全球扩张历史时，有个行之已久的简便解决办法，就是把欧陆的西北一隅视为欧洲的权力中心。英国、低地国家、法国北部、德国西部成为欧洲的“最典型地区”，制定了经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方面的“欧洲”标准。因此，欲解释欧洲为何如此成功，就只需直接锁定代表欧洲的那些“核心国家”的强大和效率。

从长审视欧洲在欧亚（或全球史里）的地位时，这一简化的办法会让人产生严重误解，而这出于三个原因。第一，西北欧诸国并非可以我行我素，而无须理会欧陆其他地方的情势发展，即使它们已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区块亦然。它们的富裕和安全，始终有赖于欧洲“国际体系”的整体稳定。中欧或东欧动荡，或整个均势出现大变动，就可能危及它们在欧洲或欧洲以外地区的霸权，或使它们在这些地区得到意外的收益。事实上，在本书所探讨的那段历史里，没有哪个欧洲地区一直保有凌驾于欧洲其他所有地区的霸权地位。西北欧诸国的商业繁荣，受到东边军力强大而人口众多的帝国制约。民族国家的欧洲（西边）或许瞧不起帝制的欧洲（东边），但还是得和后者共存。共存往往引发战火。欧洲诸国的争吵和冲突（在20世纪升到可怕的高点），乃是使它们无法齐心协力让欧洲支配世上其他地区的制约因素，且是未曾消失的制约因素。

第二，如果从过于狭隘的角度审视何谓欧洲，就会忽略俄国这个问题。漫长的自由主义传统，怀疑俄国的欧洲身份，认为沙皇治下的俄国乃是“亚洲式的专制君主统治”，太粗鄙，太贫穷，不配成为“我们的一分子”。有些俄国思想家则反击称，俄国是未受欧洲毫无道德观念的工业主义玷污的独立（且优越的）文明。现实主义观点则将俄国视为在欧洲扩张行动中扮演前锋角色的诸多边陲国家之一，一如西班牙或哈布斯堡王朝。西欧诸国在1815年后终于支配南亚大部地区，其实也是与俄国联手才达成的（迫于形势而不得不联手却也龃龉不断）。俄罗斯人以中亚为核心的庞大内陆帝国，渐渐吞并北亚的许多土地。奥斯曼人、伊朗人、中国人以及日本人在面对英、法攻势的同时，也承受着俄国的逼近。欧洲对亚洲的庞大（但不完全的）包围圈，乃是19世纪世界地缘政治的显著局面。但对于自由派和斯拉夫派（Slavophile）来说，俄国扩张背后的“支撑力量”事实上源于其欧洲身份认同：跻身欧洲一流国家之列的身份优势，俄国经济融入欧洲体系后产生的经济动能，以及16世纪以来俄罗斯人对欧洲思想和文化的普遍吸收。俄罗斯人一如其他欧洲人，声称他们的征服行动乃是在执行“文明教化的使命”。

第三，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欧洲”的范围向东、向西扩展。大西洋经济的重要性，前文已提及。1500年后，包含西非沿海、加勒比群岛、北美沿海、墨西哥、秘鲁、巴西沿海在内的辽阔经济空间，在商业上都被并入“欧洲”的概念之中。这一主要倚赖奴隶劳力的地区对日后欧洲的工业化究竟有多少贡献，目前仍存有不少争议，而这一贡献可能并不大。但重点在于，到了19世纪初期（甚至在那之前），这一大西洋世界中，已有相当多地区不应再被视为欧洲的附属边陲。美国的“旧东北地区”及其第一大城纽约，从功能上讲，乃是欧洲先进商业区域的一部分。这些地区在美国南部和中西部（欧洲的内陆帝国）的农地开辟过程中表现也十分积极，后来更是成为这一发展活动的主导者。到了19世纪70年代，它们在金融和工业上都已经与欧洲最富庶的国家并驾齐驱。尽管美国的政治人物和作家们坚持宣扬美国独立的主体性，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极力避免卷入欧洲纷争，但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却并非真的冷淡或是疏离。美国旧东北地区和欧洲西北地区之间在货物、科技、观念与人员方面的交流非常密集。双方在文化和科技上互相交流，且彼此之间的影响都很强烈。旧欧洲与新欧洲在断断续续、时进时退的互动下，正渐渐融为更大的混合物：“西方”。那是个不稳定的过程，而美国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轨迹、庞大的企业规模以及活跃的贸易保护政策，对这一过程影响甚大。但这一过程也是影响欧洲在欧亚地位的关键所在——它促成了欧洲的称雄地位，也决定了这一地位的陨落。

第四个假定与我们对帝国的理解有关。帝国常被视为欧洲人的原罪，因为欧洲人腐化了纯真的世界。事实上，帝国的起源要古老得多，且源自人类社会极为普遍的进程中。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1776年）中论道，“交往、以物易物、交换”是人类的特性。在此，亚当·斯密想到的是物质产品的交换：因为有了交换习惯，才会出现分工，而分工是经济活动的实际基础。而他很有可能认为这个哲学洞见也适用于信息、观念这种与商品并存的领域。信息、知识、信仰与观念的交换（有时跨越了遥远距离），一如欲通过购买或以物易物来获得实用器具、名贵物品或奢侈品的渴望，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典型特征。这两种交换都会带来相应的影响。举个简单例子，供应廉价火器给那些火器稀少或是对此一无所知的社会，可能会迅速打破该社会内部的势力平衡，并使此地进入漫长的暴力周期，伤害人类或自然生态。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改变了皈依者对自己在世上所处地位的认知，改变了他们对邻人的看法以及对统治者效忠的观念。一如这些例子所显示的，纵观历史，货物与观念交换对某些社会团结的破坏力（从而使那些社会更易于瓦解并受到外来侵略者的主导），向来远大于其他因素。因此，人类社会里的第二个倾向，乃是大规模积聚权力，亦即建造帝国。事实上，以民族为基础建立自治国度，要克服文化或经济吸引力的强力拉扯（还有军力悬殊的问题），殊为不易，因此，将不同民族族群统归一人统治的帝国，一直是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会自然发展出的政治组织模式。帝国在历史进程中是很常见的。

但如果帝国是“标准”路径，欧洲人的帝国之路为何会引发如此强烈的敌意，且直到如今，这种敌意在大部分相关主题的著作中仍未消退？答案之一在于，有太多后殖民国家觉得，将其政权合法性建立在反抗外来帝国的邪恶压迫之上，乃是顺理成章的。此后约40年时间，这一传统越发深厚。原因之一在于，欧洲人建造帝国时影响的范围，远大于（例如）蒙古人、奥斯曼土耳其人或中国人建造帝国时的影响范围，被压迫者的数量也更多。但如此强烈的敌意，也反映了人们普遍秉持（并因此表现在许多历史著作中）的一种看法，即欧洲人所建造的帝国，在本质上与其他帝国有所不同。传统的农业帝国只是积聚土地和人员，但欧洲帝国主义的最大特色，是征用和剥夺。他们征用土地来满足长途贸易催生出的对种植园和矿场的需求。基于同一理由，殖民者从数千英里外贩运奴隶以满足新增的劳动力需求。殖民者称原住民不懂得善用手中的土地，将他们驱离家园，剥夺他们的财产权。原住民和奴隶都失去了家园，只不过方式有所不同。他们被剥夺了文化与身份认同，沦为支离破碎的个体，无望复归他们已失去的世界。他们成了没有历史的人。而当欧洲殖民者凭借武力征用与掠夺仍然无法满足需求时，他们转而祭出最后的办法：隔离、驱逐或杀戮。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走访美国后，在1835年写道：“若以过去发生的事实来推论，我们几乎可以说欧洲人之于其他种族，如同人类之于低等动物：欧洲人奴役其他种族以供己用，倘若无法制伏就予以毁灭。”

美洲新大陆发生的事态，似乎充分印证了欧洲帝国（实行于欧洲以外地区时）的这种可怕形象。欧洲人在美洲比在其他地方，更能随心所欲地施行他们的意志（第二章中将会探讨其中原因）。直到公元1800年前后，世界其他地区受种种因素影响，似乎仍无法走上与欧洲相似的道路。距离、疾病以及人口等因素似乎也强化了这些地区维持惯性的力量。即使在欧洲人已经建立据点的地方，他们仍不得不“克里奥尔化”（Creolize），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努力与亚非本土人民和平共存，但结果却并不如人意。19世纪时，科技与文化领域的变革极大提升了欧洲的扩张力量。欧洲入侵、干预其他地区的能力，在两个层面上发生转变。一是欧洲人从此具备了将自身意志加诸遥远地区的手段，即必要时动用武力的能力。这在印度表现得最为突出。欧洲人直接统治被征服的印度人民，他们向当地课税、配置警察，并制定法律。与此同时，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经济的发展，还有以其法律规范为标准的国际体系的扩展，以及欧洲人凭借各种工具（例如电报、邮递、汽轮等服务手段）进行的思想传播，都创造出了“宏观”意义上的新环境。所有的信息交通路线似乎都被欧洲人掌控，人们只有在欧洲人的主导下，才能实现地区间的移动。亚、非被殖民地区的人民，被困在殖民者的本土统治之下，甚至逃脱无门，也难怪他们会将自己的处境与最早受到欧洲人迫害的美洲人相提并论。

后面我们会说明为何这种观点过于悲观，至少在某些情况中是如此。即便此时的欧洲人实力大增，他们仍然需要与当地人合作，并不得不付出相应的代价。欧洲人所提供的东西，有一些被当地人迅速改造，用以“增强自身实力”，积累其建设国家与自身文化的能力。他们的部分合作也符合当地改革者的奋斗目标。那一时期最激烈反对殖民主义的某些主张，今日看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爱国情怀，倒像是来自因为特权旁落而产生的不满。但短期内我们似乎很难通过一种不受政治立场影响的客观眼光，看待欧洲帝国崛起的历史。在世界上的太多地方，欧洲帝国活动所带来的影响还是不久前的事，因而无法被归为“过去”——一个时期所发生的事，只有被我们认为对现今情势仅具备间接影响，才能被称为“过去”。可能还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才能更加冷静客观地将欧洲帝国活动视为世界史上的一个阶段（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阶段），而不只是世界某个地区进行道德与文化侵略的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今天的人们在谈到“现代”世界时，已经习惯了将打造出“现代”世界的种种改变视为“现代化”，并且认为国家或族群历史中最重要的变革就是获得这种“现代性”。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那些连接过程，通常被视为“现代性”的一部分，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现代”社会彼此间的互动比“前现代”社会之间更为密切。因此，现代化与欧洲的扩张之间具备了密切而又令人不安的联系。

但现代性是个很不明确的概念。传统定义以成就高低为评判基础。就政治方面来说，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包括：国界清晰的统一民族国家，组织有序的政府与忠于职守的人员系统，有效反映舆论的工具，保护普通公民并促进“公民社会”发展的权利法典。从经济上来讲，现代性意味着通过工业资本主义（以及公共基础设施与科技设备）实现快速、持续的经济增长，个人财产权受到保障（这是必要的前提条件之一），科学技术手段得到系统性使用。从文化上来说，现代性意味着宗教信念、超自然信仰从主流思想（通过世俗化与知识“祛魅”）与人们的社会行为中被剥离出去，识字率普遍提升（能实现文字普及的通常是通俗语言而非古典语言），“民族”群体内拥有共同起源感与身份认同感（往往建立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在锐意革新以提升“社会效率”的社会里，现代性的基调变成秩序、纪律、阶层、控制。

从中不难看出，这些检验标准大部分其实是在描述人们认为已在欧洲发生的情形。欧洲成为现代的；非欧洲在被欧洲现代化之前，则停留在前现代。结果往往是粗糙的二分法，认为欧洲人始终是进步的体现，而世界其他地区则固守“传统”。我们已知这一观点很难站得住脚。此外还有三个困难。第一，现代性的元素（如上所列）鲜少毕具于单一社会。在欧洲许多地区，它们几乎是很晚近才出现的。即使那些我们认为是现代性先驱的国家，也具有浓厚的前现代特色。美国直到1863年才明令禁止蓄奴。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部分统治阶层都是因出身而获得职位的，宗教仍是人民提升阶层以及获得社会认同的主要途径。20世纪的美国是以肤色为贵贱标准的阶级社会，用肤色差异让社会中一大群人无权享有民权和政治权，直到20世纪60年代或之后才改观。革命后的法国只让男人享有公民权，女人直到1945年才取得投票权。从这一角度观之，现代性的门槛就变得很不明确。纳粹德国现代吗？苏联现代吗？世上是否有评断现代性的客观标准，抑或“现代”只是加诸我们所认可之政权的标签？第二，传统定义下的现代性，其诸多主要特色中，有一些在过去也可见于距欧洲遥远的欧亚世界某些地方，中国就是个典型例子。中国比欧洲早许久就发展出商业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择优选拔的“现代”官僚体系。残存某些前现代特质的中国算现代，还是算不上？西方现代性最终为非西方世界所吸取，其过程中也经过许多本地的调整。应如何看待这些调整？世上只有一种现代性，还是有“许多种现代性”？第三，一如中国这个例子所显示的，其他种现代性未必会因为有先天缺陷而注定失败。反倒似乎可能的是（有些人会说显而易见的是），欧洲的扩张在某些方面形同对其他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行动的蓄意攻击。或许制胜的关键不在于欧洲的现代性，而在于欧洲更擅长有组织地采用暴力手段。

“现代性”这个理念极为重要，不能弃之不提。但明智的做法，或许是把它视为含糊的抽象概念，视为暂可一用的核对列表，而列表里所列出的社会、文化模式都是某一特定时期中有助于致富与变强者。但为让这词发挥正面效益，我们应该阐明，在18世纪中叶之后地区性及全球性关联突然加速扩大的情况下，不同社群的相对成就。步入现代不是个绝对状态，而是相对状态，其实更应该说是竞争状态。现代性的最佳鉴定标准，或许在于社会可为某任务而动员其资源和人员到何种程度，在于社会可随新需求的出现或新压力的逼近而不断重新调动其资源和人员的程度。原则上，许多社会具有这一能力。实际上，基于至今还未能完全理解的原因，1750年后的将近200年间，动员最迅速且最善于应对社会及政治变迁所产生的压力者，乃是西北欧诸社会（和其在大西洋彼岸衍生的社会）。它们因此获得了辽阔的帝国和按照它们利益打造的全球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