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从商品化到空间化

第八章阐述了重新思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二个出发点——空间化，或者说是克服社会生活中空间限制的过程。政治经济学家们最初是从研究媒介内容、受众和劳动是怎样转变为能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开始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把这些纷繁复杂的传播路径简化为一个单一的过程。从早期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来看，空间化就已经和商品化并驾齐驱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者，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意识到必须致力于如何估价由领地和我们自己建造的环境所营造的空间。而且，他们对劳动价值理论的发展与如何确定并测量劳动时间相关联。马克思（1973）则离空间化更近，他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以时间消灭空间”。马克思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商业利用各种交通与通信手段，可以不甚费时地将商品、人员以及讯息在广泛的空间领域内迅速调度。而今天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更可以说，与其说是消除了空间，不如说是在各种通讯与信息技术的辅助下转变了空间（Castells，2001）。各处的人员、产品和讯息配置正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可以证实的是，比如，国际劳动分工的剧变导致数百万的工作重新配置在低工资地区，尤其是中国与印度。

空间化建立在由地理学家与社会学家们所提出的观念上，他们强调通过时空的转换导致的结构变迁。吉登斯（Giddens，1990）为了验证我们对于时间与空间依赖性的减弱，提到“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重要性，并建议这一过程扩展了作为可利用资源的时间与空间的可用性。哈维（Harvey，1989）创立了一个叫做“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的术语，认为对那些能够有效利用时间与空间的人来说，这个世界有效的空间再次萎缩。卡斯特尔（Castells，2001）则提醒我们注意物理空间，即地点的空间的重要性已经降低，随着流动的空间（the space of flows）的重要性的提高，世界地图将根据人员、货物、服务、讯息的流动所确定的边界重新绘制，从而产生了梅西（Massey，1992）所指称的改观了的“权力几何体”（power geometry）。

传播对于空间化的实现非常重要，传播、信息流通过程与技术推进了整个工业的灵活性和可控性，但尤其是在传播与信息部门内部。空间化与全球化如影相随，全球化即世界范围内工业、企业以及其他机构的重组。在工业层面，重组在行业层面表现为基于数字技术的整合市场的发展；在企业层面，重组则表现为灵活的或者网络化的公司的兴起，它们利用传播与信息系统，不断地改变企业结构、生产线、营销策略以及与其他公司、原料供应者、劳动力以及顾客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与工业重组彼此都影响了政府重组的四种主要模式。商业化确立了国家的职能，包括主要沿着重要的产业以及创造收益的生产线提供邮政与电讯服务。私有化更进一步将这些部门全部转化为私有产业。而自由化则允许国家开发竞争市场，最终，国际化将国家联系在一起，将一国的经济与政治权威转向将一个地理区域的几个国家融合一起的区域性的或者国际性的权威。最好的一个例证便是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之间建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Mosco and Schiller，2001）。全球化也同样包括如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全球权威组织的成长和发展。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是将空间化视作企业权力在传播产业的制度延伸。政治经济学家颇有代表性地指出这就是媒介聚集的问题，而媒介聚集体现在媒介公司的规模的绝对增长并由资产、收益、利润、雇员数量、股票价值等指标来衡量。比如，美国的传播系统就由屈指可数的公司构成，包括以美国为大本营的通用电气、维亚康姆（CBS）、迪士尼公司（WDC）、时代华纳（CNN），微软公司（Microsoft）和谷歌（Google），还有其他一些不在美国的公司，包括比如新闻集团（FOX）和索尼公司。政治经济学明确地以各种不同的公司聚集形式来检验其增长情况（Herman and Chomsky，2002；McChesney，1997；Bettig and Hall，2003）。横向整合（Horizontal integration）出现于当一家媒介公司购买不直接与其最初业务相关的另一家公司的股权时。它的典型形式是跨媒介集中，或者一家旧媒介公司购买一家新媒介公司，比如报纸购买了电视或网络媒介。横向集中也发生在一家媒介公司购买了媒介外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或传媒和通信行业外的公司收购了各种传媒或通信企业时。

纵向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指的是在相同的产业线上多家公司的合并，这延伸了一家公司对整个生产过程的控制，比如，一家好莱坞重要制片商购买了一家电影发行公司，或者一家软件公司购买了一家社会网站。这也称作前向的整合（forward integration），因为它使一家公司进一步沿着生产和发行过程扩张。还有后向的纵向整合（Backward vertical integration），比如，《纽约时报》购买魁北克的造纸厂从而扩展时报上行到其生产过程的出发点。

除了揭示媒介公司如何发展为当今在规模与权力方面都和其他任何产业能匹敌的跨国企业集团之外，政治经济学家论述了企业权力多种形式的灵活发展，这一点在合资企业、战略联盟以及其他把多个公司或公司的各个部分（包括竞争者）联合在一起的专项安排中尤为明显。这些措施利用了更加弹性的传播手段来联合和分离彼此利益（Wasko，2003）。

空间化的一个结果是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在的商务能够在国际范围内灵活利用有差别的工资、技能以及其他重要特性。早期的政治经济学的工作多集中在计算机与通讯系统的构成部件制造（在东南亚）以及数据输入业务（加勒比海地区）进入以低廉的工资与集权式管理吸引跨国公司的第三世界（Heyzer，1986；Sussman and Lent，1998）。研究的范围已经拓展到强调现在所谓向国外采购零配件，或者是企业努力去发现工资相对低廉但有技术的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在诸如软件生产、呼叫中心销售、不发达国家中的服务（尤其是今日印度）等领域尤为需要（Mirchandani，2004；Mosco and McKercher，2008；Taylor and Bain，2004）。这类空间化也发生在发达国家，主要的例子是美国电影与音像生产多在加拿大的多伦多、温哥华以及其他地区，在那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能够带来企业利润（Magder and Burston，2001；Wasko and Erickson，2008）。最后，空间化还引起了关于抵制、公共空间的形成以及全球化的辩论。第八章的结尾部分检视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恐怖主义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