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所受到的思想影响

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相当程度上是开创性的，但是他的思想也受到其他几个学者的影响（图2.3）。一个由自然科学家组成的无形学院把进化思想推向前进，许许多多的进化理论已经出现，其中每一种理论都既有赞同者，也有批评者。这个无形学院的成员在进化的性质问题上有分歧。当达尔文发展他的进化论时，他解决难题的过程受到什么样的重要影响呢？

图2.3　达尔文理论的思想先驱和继承者

从“比格尔号”返回两年以后，达尔文阅读了T·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7）。马尔萨斯是一个不开业的牧师，曾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参谋学院教书。达尔文出于消遣拿起了这本著作，并非是将之作为认真阅读的一部分，但是，马尔萨斯关于竞争的选择作用的基本思想竟然成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关键部分。马尔萨斯说，食物（以1，2，3，4等的级数）按算术的比例增长，而人口则（以1，2，4，16等的级数）按几何的比例增长。某种不加制止的人口会在25年的时间内增加1倍。马尔萨斯论证道，他的人口论导致像饥饿、战争和自然灾害那样的对于人口增长的可怕遏制。⁽¹⁾达尔文意识到，人口的压力造成了生存斗争，因为构成人口的单位为了可以获得的食物相互竞争。因此，自然作为一种选择力量而行事，它消灭弱者，让那些新的、特别适合于其环境的物种得到发展。达尔文推论说，如果这个过程的发生是针对人类的，那么毫无疑问它也肯定会针对其他生物而发生。

达尔文已从A·奎特勒（Adolphe Quetelet）的一个出版物中的引文中知道了马尔萨斯牧师的著作，奎特勒是一个比利时的统计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达尔文从他那里了解到这样的思想：由于偶然的变化，某一特色的分布频繁呈现曲线形态。奎特勒已为数以千计的个体绘制了诸如高度和重量等变量的此类曲线。在任何确定的人口中，某些个体单位拥有的特性不只一个，因此能更好地适应其环境。

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受到地质学家C·赖尔（Charles Lyell）（1795—1875）爵士的影响，赖尔的《地质学原理》（1830—1833）论证说地球已经历了地质变化。达尔文开始认为生物变化也已发生了，尽管赖尔坚持相反的观点。当他乘“比格尔号”返回时，达尔文与这位苏格兰地质学家成了朋友（巴洛，1958），并和这位年长的、已得到社会承认的学者建立广泛的通信联系，这位学者发挥着一种导师的作用。C·赖尔是一个地质学家，专攻化石文物，但是他的科学兴趣非常广泛。他成为达尔文的一个挚友，后来，他帮助达尔文克服种种困难，与A·R·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一起最先宣布了进化论。

达尔文反对拉马克（1744—1829）的进化论。拉马克是一个法国自然主义者，他引入了“生物学”这一语词，既包括植物又包括动物。拉马克声称，各种需要决定各类身体器官的发展以及这些所获得特性后来的遗传。拉马克的著名例子是吃树上叶子的长颈鹿。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长颈鹿由于不断伸长头颈而获得了长颈。拉马克认为，这个变得更长了的头颈传给了后代，因此，父母亲在结构上的改变可以被其子孙所继承。后来，拉马克的理论被遗传学研究的发展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前，它是最为通俗的进化理论。今天，一共有300万到1000万个植物和动物的物种居住在这个地球上（库珀斯，1990）。这个数字是否一直不变？拉马克是第一个认识到生物进化并提出一种遗传理论的学者，这见于他的著作《动物哲学》（拉马克，1809）。达尔文不完全反对拉马克对于新物种的进化的解释，但是他提出了一个可供替代的理论：由于性的再生殖的偶然变化，有些个体更能适应它们的环境，在一个长期的时间过程中，这些个体就有了略为高一些的再生殖率，并且更有可能在生存斗争中存活。因此，某些长颈鹿由于变种和遗传变化生来就有比较长的头颈。这些长颈鹿能够吃到更高处的树叶，更有可能存活，而短头颈的动物则会死亡。

对达尔文思想的另一个可能的影响是一个生活在伦敦的当代人，即社会哲学家H·斯宾塞爵士（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在以社会达尔文主义著称的理论中将进化论应用于社会生活。斯宾塞赞同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作为体系决策的最有效的机制。工业革命正在英国和美国进行，领导这场革命的靠残酷剥削致富的资本家们——例如安德鲁·卡内基——喜欢斯宾塞的理论。它完全适合于卡内基的关于优秀个人应上升到社会顶层的想法。达尔文将斯宾塞的术语“适者生存”借用到他的进化论中。事实上，对于公众来说，这个词成为达尔文理论中最广为人知的组成部分。“适者生存”意味着最有能力利用其环境所提供的资源的那些生物将在每一时期生产最多数量的后代。这样一种过度生殖使得这些生物存活下来，而它们的竞争者则将濒临灭绝（库珀斯，1990）。由于遗传物质是以不那么完备的准确性而代代相复制的，单位的形式就有了不同，所以某种程度的变异就发生了。达尔文否认他的进化论受到斯宾塞的影响，他对斯宾塞的著作不怎么尊重。例如，1865年3月25日，达尔文写信给C·赖尔说：“我已阅读了斯宾塞的《生物学》（两卷本的《生物学原理》，1864—1867）的大部分，我和你有相同看法。他的有些话充满智慧和有启发意义，但是，我在读了他的著作以后，不知怎么很少感到有些开窍了，而是经常感到受抑制”（卡罗尔，1976）。然而，H·斯宾塞尽力普及“进化”一词，而达尔文极少使用这个词（鲍勒，1984）。

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1723—1790）的最著名论断是：个体通过金钱收益而获得私利是社会的一个普遍的人类动机。斯密的所谓看不见的手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个体——其中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的收益——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限度。斯密论证说，政府的作用应是最低限度的，以至于不去干涉个人的竞争。这个自由市场力量的思想为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斯密的有影响的著作《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为分工以及它如何导致交换的必然性提供了一个著名的例子。斯密观察到，一个工人独自工作一天能生产一枚钉子。但是凭借分工，10个专业工人每天可以生产4.8万枚钉子，每个工人每天可以生产4800枚钉子。显而易见，专业工人会迅速地迫使单个工人离开制造钉子的行业。达尔文在生物为食物和领土的斗争中看到了与经济竞争相类似的竞争。这种生物竞争在同一物种的个体中是最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