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萝珊的自述
（萝珊，罗斯康芒地区精神病院患者，1957年入院）
爸爸曾说，世界随着每次诞生开始。可他忘了说，世界也随着每次死亡结束。或许他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毕竟，他这辈子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都在坟场干活。
*
我出生于一个连群山都避之不及的寒冷小镇，那些山啊，它们也跟我一样，对那个幽暗的地方疑虑重重。
黑色的河水流过小镇，没有对人类显现任何善意，倒是对天鹅和蔼可亲。很多天鹅在岸边栖息，涨洪的时候它们就在河面上扑腾嬉戏，像牲口一样。
河水携带垃圾入海，从岸上拖下人们一度拥有的东西，偶尔也拖走尸体。哦，甚至还有可怜的婴儿，真是丢人现眼，那个稀奇古怪的年代。河水的速度和深度使它与见不得人的秘密同流合污。
我说的就是斯莱戈。
成也斯莱戈，败也斯莱戈。其实，我早该放弃这种区区小镇能主宰沉浮的想法，应该一切都依靠自己。我的故事里发生的很多苦难挫折都是由于年轻时，我误以为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而没有意识到我可以用想象的砖泥砌筑壁垒，对抗人世的血雨腥风，遏制岁月摧残我们的黑暗把戏。我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执笔。
我早已离开斯莱戈，居住在罗斯康芒。这座老建筑以前是座豪宅，如今到处都粉刷成奶油色，铁床伺候，房门加锁。这里是格林医生的天下。他的为人我不甚了解，可我也不怕他。不知道他怀抱何种信仰，但他的胡子和秃顶让他看上去颇像圣托马斯[1]。
我是完全孤身一人了，除了在这里，世上没人知道我的存在。曾经有过的几个零星亲人，尤其是我那小鸟般惹人怜的妈妈，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估计那些迫害我的人也所剩无几。我已是垂暮老妪，可能年近百岁了，具体的年龄我也不太清楚，其实谁都搞不清。我属于过去的遗老，形容枯槁的老古董，只有一堆参差不齐的皮包骨，穿着暗淡的衣裙和帆布外套，坐在角落里时像只不会唱歌的知更鸟，或是凑在炉灶下取暖然后就地横尸的老鼠，躺在铁床上时，则形同埃及金字塔里的木乃伊。
没人知道我也有故事。明年，下个礼拜，或者明天，我可能就消失了，到那时，只需一口小号棺材和一方狭窄的墓穴。我头顶肯定没人立碑，不过这倒无关紧要。
这世上的事，到最后总是微不足道的。
四下里万籁俱寂。我的手还算灵活，而且有一支漂亮的，油墨充足的圆珠笔。这笔是那位医生朋友给的，因为我说喜欢那颜色。说实话他人真不错，很有哲学家的派头。我还有一沓纸，是在柜子里翻到的。另外，我还有一块可以藏宝的松动地板。我要在没人要的纸上写下自己多余的一生。我要在洁净的纸上重新开始，在这么多张清白的纸上从头再来。我多么想留下一份记录，一份胆怯生硬却开朗坦诚的个人史。如果神赐我力量，我必定完整地写下这个故事，将它尘封于地板下面，然后在罗斯康芒欣然长眠。
*
我的爸爸是基督世界里，或至少是斯莱戈地区最爱干净的人。他整个人看起来好像是被扎在制服里，不是胡绑乱捆，是很工整地扎着，像账簿一样。他在坟场做监工，因工作需要领到了孩子眼中光彩夺目的制服。
他在后院放了个大木桶接雨水，每天就用这水洗澡。他让我和妈妈背过身去面对厨房的墙壁，然后他站在布满苔藓的院子里，确定无人偷窥后便脱个精光，舀水冲洗，无论什么天气，哪怕是寒冬腊月也绝不手软，有时甚至把自己冻得鬼哭狼嚎。
他先用足够清洗整屋油腻地板的碳酸皂为自己打上一身合体的泡沫装，然后用一块灰色石头把身体刮洗干净，当这一切都进行完毕后，他把石头戳到墙上某个特定的缝隙里，于是那面墙看上去就像长了个鼻子。所有这些我都是通过快速转头时余光一瞥看到的，毕竟我是个顽皮不驯、爱耍花样的孩子。
对我来说，看爸爸洗澡甚至比马戏表演更好笑。
爸爸是个静不下来的歌手，当时流行的轻歌剧他全会唱。他还喜欢读那些已逝的教士留下的布道词。他说，可想而知，在很久以前的那些礼拜天，这些布道词曾经是教士口中令人耳目一新的语句。我爷爷就是个教士。
爸爸也是个热情昂扬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具有神圣感的长老会信徒，虽然这种品质在斯莱戈不合时宜。他尤其推崇约翰·邓恩的布道文，然而对他来说，真正的福音是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医生的宗教》，一本我在颠沛流离中始终保留的破旧的小书。此刻它就躺在我的床头，里面用黑墨水写着爸爸的名字，乔·克莱尔，1888年，南安普敦。爸爸很年轻时曾当过水手，十七岁前已经出海远航，去过了基督世界里所有的港口。
爸爸生命中最荣耀的事发生在南安普顿：他遇见了妈妈。
妈妈名叫茜茜，在爸爸喜欢的一家水手旅店当女佣。
爸爸曾经讲起他在南安普敦经历的一桩怪事。孩提时代的我信以为真。这会儿就当真事来讲吧。
有一次，他上岸后发现最喜欢的旅店已经客满，不得不迎着风，沿着牌楼林立的破旧街道步行，最后终于找到一座挂着“有房”牌子的冷寂房子。
他走进屋子，接待他的是一位面色苍白的中年妇女，她派给他一张地下室的铺位。
午夜时分，偶然醒来的他听到屋里传来别人的喘息声，立刻惊得毛骨悚然、睡意全无。他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中听到一阵呻吟，接着有人摸黑在他的床上躺了下来，就躺在他身旁！
他点燃了火绒盒里的蜡烛。身边根本没人，可是床单和床垫却被一个沉重的身形压弯了。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大声呼救但听不到回音。同时他感觉到从五脏六腑泛起可怕的饥饿感，那是任何爱尔兰人自从暗无天日的大饥荒以来从未经历过的煎熬。
他赶紧跑到门口，令他惊讶的是，门竟被反锁了。他真是气坏了。“放我出去，放我出去！”他喊道，又惊又怒。那巫婆居然敢把他关了起来！他把门打得山响，终于，房东太太姗姗而来，镇定自若地打开门。她道歉说一定是无意之中把门锁上了以防盗贼。对他讲述的风波，她仅微笑不语，然后就又回楼上去了。他注意到她身上散发出一种奇怪的气味，好像是枯枝烂叶或地板下层的味道，仿佛她刚刚在林间地上爬行过一样。一切都归于平静，他吹熄蜡烛，又倒头睡下了。
但只过了一会儿，同样的一幕又上演了。他再次一跃而起，点上蜡烛，跑到门口。门又被锁上了！同时，他再度感到饥火烧肠。由于某种原因，也许是房东太太的极度古怪，他不想再找她了，索性在椅子上汗津津地将就了一夜。
破晓时分，他醒来，穿好衣服，走到门前，门竟是开着的。他提着包上了楼。直到这时他才注意到这个地方有多么破败，这些斑驳痕迹，多多少少被头天晚上的仁慈夜幕遮掩了几分。他叫不来房东太太，而船就要起航了，于是只好不辞而别，出门前在客厅的架子上留下了几个先令的房钱。
走到外面的街上时，他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旅社，吃惊地发现屋子的玻璃窗几乎粉碎，塌陷的屋顶砖瓦不全。他走进街角的店铺，想找个正常人闲聊几句定定神。他向掌柜的问起那座房子的渊源，掌柜的说房子早就没人住了，已经空了多年。要不是因为它是牌楼的一部分，早就被拆除了。他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爸爸是在那里过的夜，因为这是座没人住也没人买的凶宅，一个女人曾在里面谋杀了亲夫——她把他关在地下室里活活饿死。后来那个女人也因谋杀罪而被判处了绞刑。
爸爸每每给妈妈和我讲起这个故事，总是绘声绘色，仿佛那阴森的老屋，苍白的女人，呻吟的鬼魂，都能立即浮现在他的眼前。
“幸亏你下次到港时，我们旅馆有房间。”妈妈轻声叹道。
“天哪！可不是吗！可不是吗！”爸爸连声附和。
一件逸事，一段水手传奇，就这样不经意地与妈妈联系在一起，烘托着她的动人容貌，以及她一如既往的迷人魅力。妈妈是颇具西班牙风情的美人，深棕色头发，小麦色皮肤，双眸墨绿如美利坚祖母玉，没有哪个男人能抗拒她的美。
结婚之后，她随着爸爸回到斯莱戈，在那里度过了余生。她不习惯斯莱戈的晦暗阴郁，仿佛一枚熠熠生辉的金币被埋没在无边无际的绝望土壤。她是本地人从未见识过的绝代佳人，皮肤柔软如羽，一对酥胸如刚出炉的诱人面包。
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就是黄昏时分跟妈妈出门，在爸爸从坟场放工回家的路上接他。多年以后，我长大成人回首往事的时候，才意识到妈妈每次出行时莫名的焦虑，她不确信是否能掐准时间，也不能保证所有事情都循规蹈矩地发生。她不知道丈夫是否会平安回家。我深信，妈妈的花容月貌下藏匿着难以名状的悲苦。
我说过，爸爸在坟场做监工，身着蓝制服，头戴尖顶帽，帽色漆黑如乌鸫的羽毛。
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镇上到处都是兵，好像斯莱戈本身就是战场，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放假回家的士兵而已。但他们身着戎装，看起来都有点像爸爸。我和妈妈走在街上，觉得他的身影无所不在，要在当中找到爸爸真不容易。冬日黯淡的傍晚，我终于喜出望外地看见，爸爸迈着轻快的脚步从坟场归来。他远远觑见我，开始跟我捉迷藏，像小孩一样四处乱窜，别人都对他投来惊讶的目光，也许是觉得他的举动与坟场监工的身份颇不相符。但爸爸就是身负异禀，能在孩子面前肆意放松束缚，在傍晚风干的光线下装疯卖傻、嬉笑顽皮。
守墓人的身份从未改变他的本色。头戴尖顶帽，身穿蓝制服，他庄严地引导人们探访亲友的坟冢。独自待在坟场那小庙似的水泥值班房里时，他会悠然唱起“梦中我住在大理石宫”，那是他最喜欢的轻歌剧《波希米亚姑娘》里的一首插曲。
空暇的日子里，他喜欢骑着盖世牌摩托车在爱尔兰的蜿蜒公路上兜风。如果说赢得妈妈的芳心是他至高无上的荣耀，那么另一件令他骄傲的事，就是我出生那年，他曾骑摩托车参加了马恩岛的短程公路竞赛，不仅毫发无损，而且还能保持中等的成绩。我相信，在爱尔兰漫长的冬天里，每当他独坐在萧索的水泥小庙里，被沉睡的灵魂静静环绕时，这些温馨的回忆能带给他持久的抚慰。
爸爸另一个“出名”的故事，或至少在我们的小家庭里赫赫有名的事，发生在他的单身时期，那时他经常参加摩托车赛事。这个奇异的故事就发生在塔拉莫尔镇。
当时他正驾车高速奔驰，前方出现了一道宽阔的山梁，延伸至道路和界墙交会点的急转弯处。石砌的界墙又高又厚，是爱尔兰大饥荒时代为了保护劳工生存所做的无用功。总之，他前面的一辆摩托车从山梁上闪出，那位参赛者非但没有刹车反而加大了油门，无情地急速前冲，迎头撞上了石壁，接下来就是滚滚浓烟和铿锵之声。爸爸透过脏兮兮的眼罩看出去，大惊失色，连他自己的车也差点失控。就在这时，他目睹了一个当时以及日后他都无法解释的奇迹：眼前的骑手腾空飞起仿佛背生双翼，以轻松敏捷的动作越过界墙，如海鸥乘风，流畅地滑翔。他似乎看到了转瞬即逝的翅膀，以至于从此以后，每当他在祈祷书里读到关于天使的文字时，都不禁回想起这一幕骇人的奇景。
请不要以为我的爸爸信口雌黄，他这个人可从不扯谎。在乡村，甚至在镇上，有些人确实喜欢吹牛皮，说他们曾目睹奇迹，比如，我丈夫汤姆在去河沙汀的路上看到了双头狗。讲故事的人为了让别人相信，通常要做出一副坚信不疑的样子，赌咒发誓说一切都是亲眼所见。但爸爸可不是个顺嘴说瞎话的人。
他好容易刹住车，飞跑至界墙，找到一个华而不实的角门，推开生锈的铁栅，冲过野菠菜和荨麻，找到了这位神乎其神的老兄。爸爸讲到此处总要发誓他说的句句属实，那人躺在界墙的另一边，虽然不省人事，倒也没受什么伤。终于，这位踏遍整个西海岸拎着皮包销售围巾类商品的印度先生醒过来了，还对爸爸露出了笑容，于是两人一起惊叹这次奇异的死里逃生。此情此景事隔多年以后还为塔拉莫尔人津津乐道。如果有一天你听到这个故事，也许讲故事的人会为它冠以“印度天使”的标题。
爸爸每每讲到这个故事就喜形于色。类似的事件似乎是对他人生在世的莫大恩惠，是以故事形式授予他的非常礼遇，令他满心欢喜，无论在梦中或清醒的时刻，都赐予他特殊的荣耀。就仿佛这些支离的事件和破碎的传闻构成了他的乡土福音书。有朝一日，如果爸爸有一部关于他的福音（既然每个生命对上苍来说都是珍贵的，这不是没有可能），那么他瞥见的那位印度老兄背上的翅膀就会栩栩如生，而他仅仅暗示的内容则会在转述中变得颠扑不破，虽无法证明，但却升华到奇迹的境界。男女老少便都可以从中得到慰藉。
爸爸的喜悦本身就是一件弥足珍贵的礼物，正如妈妈的焦虑使她终生骨鲠在喉。妈妈从来不为自己制造小传奇，她这一辈子没有任何故事，虽然我相信她的人生其实和爸爸一样，有着各种丰富素材。
这话说来也许令人见笑，我觉得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如果没能生出几件奇闻逸事，那么他死后不仅会被历史忽略，还会被后人遗忘。当然，等待着多数灵魂的无非是如此默默无闻的结局，他们的人生，无论曾经多么生动美好，终归被简化为七零八落的家谱上黑色忧郁的名字，后面缀着半个日期和一个不知所终的问号。
而爸爸的喜悦不仅是他人生的救赎，而且激发了他对故事的热忱，所以他至今仍然活在我的心中，仿佛是我贫乏的灵魂深处一个更隐忍更愉悦的自我。
也许他的喜悦终究是没有依据的。然而难道一个人不该在变幻莫测的漫漫人生路上，尽量使自己快乐吗？无论如何，世界终究是美好的，如果我们不是人类而是任何其他生物的话，我们一定会为生存本身感到永恒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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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的房子已经够小了，却还要装下两个大件。一件是前面提到的摩托车，它不能被雨淋到，始终立在我们家的起居室里过着安逸的生活，爸爸偶尔会坐在椅子上，有一搭没一搭地用麂皮擦拭车的铬钢。另一件是一架小型立式村舍版钢琴，由一位感恩的鳏夫所赠，因为爸爸在他们悲痛欲绝又家境中落的关头给他的妻子免费掘了墓。于是，葬礼过后不久，一个夏日的晚上，钢琴被架在驴车上送了过来，鳏夫和他的两个儿子面带羞怯的笑容把它抬进了我们的小屋。钢琴也许值不了几个钱，但是它音色优美，而且琴键看上去都是崭新的，估计搬来之前从来没人弹过。钢琴侧面绘制的景色不像斯莱戈，也许是想象中的意大利或其他什么地方，反正都是千篇一律的山啊，河啊，悠闲的牧羊人和牧羊女，还有老实的羊群。爸爸是在爷爷的教会里长大，所以会弹这个可爱的乐器。他最爱弹奏的是上个世纪的轻歌剧，并且认为巴尔夫是个天才。琴凳上刚好可以坐得下我们俩，就这样，我怀着对爸爸的热爱，以及对他一手好功夫的崇拜，很快就学会了弹钢琴的基本要领，又逐渐掌握了真正的技法，从未遇到什么困难。
我开始给他伴奏，他站在屋子中央，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搭在摩托车上，另一只手插在兜里，就好像他是爱尔兰的拿破仑似的。然后他悠然唱起那首《大理石宫》，那嗓音在我听来完美无缺。他也有一些别的擅长的曲目，包括那不勒斯小调，当时我错听成了拿波里小调，还以为是纪念拿破仑的，其实却是那不勒斯的街头民谣，它们居然浪迹到了斯莱戈！爸爸的歌声甘醇如蜜，荡漾在我的心头，它的热情和力量驱走了我少年时期所有的恐惧。随着音调逐渐升高，他整个人也会随之向上飞腾，手臂，胡须，一只脚在旧地毯上打着拍子，眼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恐怕拿破仑都不敢小觑一个如此气宇轩昂的人。在比较低婉的乐段，他尤其会表现出百转千回的韵味。我年轻的时候，很多优秀歌手到过斯莱戈，在雨中的大厅里演出，如果是流行音乐的节目，我还偶尔登台伴奏，或许没给人家帮上忙反倒拖了后腿也未可知，但我没有遇到过任何能与爸爸那种荡气回肠的嗓音相较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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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如果在灾难深重，孤立无援之际，还能使自己快乐起来，那他就是真正的英雄。
注释
[1]圣托马斯（St.Thomas），又译“多马”“多默”，在希伯来语中，“多默”一词是“双胞胎”的意思；希腊语称“狄狄摩”。是加利利人，是耶稣召选的十二门徒之一。——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