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總論

魏、晉之際，中國盛衰彊弱之大界也。自三國以前，異族恒爲我所服，至五胡亂起，而我轉爲異族所服矣。五胡之亂，起於晉惠帝永興元年劉淵之自立。越十三年，愍帝被虜，而中國在北方之政府遂亡。自是南北分立。自元帝建武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三年，凡二百七十三年，而南卒并於北。隋文帝雖云漢人，然民族之異同，固非以其種姓而以其文化，此則不獨隋室，即唐室之先，亦未嘗非武川族類也。《廿二史劄記》云：“兩閒王氣，流轉不常，有時厚集其力於一處，則帝王出焉。如南北朝分裂，其氣亦各有所聚。晉之亡，則劉裕生於京口；蕭道成、蕭衍，生於武進之南蘭陵；陳霸先生於吴興；其地皆在數百里内。魏之亡，則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於武川，宇文泰四世祖陵，由鮮卑遷武川。陵生系，系生韜，韜生肱，肱生泰，是爲周文帝。楊堅五世祖元素，家於武川。元素生惠嘏，惠嘏生烈，烈生禎，禎生忠，忠生堅，是爲隋文帝。李淵，三世祖熙，家於武川。熙生天賜，天賜生虎，虎生昞，昞生淵，是爲唐高祖。區區一彈丸之地，出三代帝王；周幅員尚小，隋、唐則大一統者共三百餘年；豈非王氣所聚，碩大繁滋也哉？”王氣所聚；説大落空。宋、齊、梁、陳四代之祖，生於數百里内，亦不足論。中華人事繁複，此固無甚關係也。至於周、隋、唐三代之祖，皆生武川，則自以當時此一區中爲彊兵所在，故力征經營者易起於此，其附從之功臣，亦易出於此。不惟周、隋、唐，北齊興於懷朔，固與武川同爲六鎮之一也。武川，今綏遠武川縣。懷朔，今綏遠五原縣。唐室武功，超軼漢代，然實用蕃兵、蕃將爲多，與漢之征匈奴，純恃本族之師武臣力者異矣。自唐衰而沙陀入據中原，雖不久覆滅，然契丹、党項、女真、蒙古、滿洲，又紛紛竊據，甚且舉中國之政權而盜之。蓋自五胡之亂至清之亡，凡歷千六百有八年焉。若是乎，中國民族，實不堪以兵力與異族競邪？曰：否。《秦漢史》既言之矣。曰：“文明之範圍，恒漸擴而大，而社會之病狀，亦漸漬益深。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以社會組織論，淺演之羣，本較文明之國爲安和，所以不相敵者，則因其役物之力大薄之故。然役物之方，傳播最易，野蠻之羣與文明之羣遇，恒慕效如恐不及焉。及其文明程度，劣足與文明之族相抗衡，則所用之器，利鈍之别已微，而羣體之中，安和與乖離迥判，而小可以勝大，寡可以敵衆，弱可以爲彊矣。”第一章。以文明之羣，而轉爲野蠻之羣所勝，寧獨中國？馬其頓之於希臘，日耳曼之於羅馬，顧不然邪？夫黨類（class）既分，則與異族爲敵者，實非舉國之民，特其操治理之權者耳。此等人，當志得意滿之餘，溺驕淫矜夸之習，往往脆弱不堪一擊。卒遇彊敵，遂至覆亡。其覆亡也，固亦與尋常一姓之覆亡無異，特覆之者非本族而爲異族人耳。此時多數人民，固未嘗與異族比權量力，若爲人所服，而實不可謂其爲人所服也。多數人民與異族之相角，於何見之？其勝負於何決之？曰：視其文化之興替。兩族相遇，文化必有不同，觀其孰替孰興，而文化之優劣分，而民族之存亡，亦由之而判矣。信如是也，中國民族之與異族遇，不以一時争戰之不競見其劣，正以終能同化異族見其優，固非聊作解嘲之語矣。此非謂中國必不能以兵力争勝，亦非謂此後永不必以兵力争勝，不可誤會。中國之見侮於異族，乃由執治理之權者之劣弱，其説可得聞與？曰：可。兩族相競，若戰陳然，居前行者，實惟政治。後漢自安帝永初以降，政權迄在外戚、宦官手中，自此至靈帝中平六年董卓入洛，凡歷八十六年，其紊亂可以想見。此時爲舉國所想望者，莫如當時所謂名士，然其人實多好名嗜利之徒，讀《秦漢史》第十章第四節、第十四章第五節、第十八章第四節可見。此時相需最殷者，曰綜覈名實，曰改絃更張。督責之治，魏武帝、諸葛武侯皆嘗行之，一時亦頗收其效，然大勢所趨，終非一二人之力所克挽，故人亡而政亦息焉。近世胡林翼、曾國藩，承積衰極敝之餘，以忠誠爲唱，以峻切爲治，一時亦未嘗不收其效，而亦不能持久，先後最相類也。改制更化，魏曹爽一輩人，頗有志焉。然其所圖太大，不爲時俗所順悦；又兵争未久，人心積相猜忌，進思徼利，退計自全，乃不得不用陰謀以相争奪。此等相争，正人君子，往往非姦邪小人之敵，曹爽遂爲司馬宣王所覆。宣王本惟計私圖；景王雖爲正始風流人物，然既承宣王之業，自不得不專爲自全之計；文王更無論矣。與司馬氏相結合者，率多驕淫狙詐之徒；司馬氏之子弟，亦日習於是，而其材又日下；而時勢之艱危，人心之險詖如故；於是以晉初之百端待理；滅吴之後，又直可以有爲之時；乃以趣過目前之晉武帝承之，急切之事如徙戎者，且不能舉，皇論其他？而楊、賈、八王之禍，且代異己之誅鉏而起矣。晉室之傾頽，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蓋自初平以來，積漸所致，勢固不易中止也。夫國之所恃爲楨幹者，固非一二臣衛，而爲士大夫之羣，今所謂中等階級也。士大夫而多有猷、有爲、有守，舊政府雖覆，樹立一新政府，固亦非難。當時之士大夫，果何如哉？中國在是時，民族與國家之見地，蓋尚未晶瑩。東漢名士，看似前僕後繼，盡忠王室，實多動於好名之私，挾一忠君之念耳。此等忠君之念，沿自列國并立之時，不能爲一統之益，而時或轉爲其累。參看《秦漢史》第十四章第四節。又既沿封建之習，則諸侯之國，與卿大夫之家，其重輕本來相去無幾，由是王室與私門，其重輕之相去，亦不甚遠；益以自私自利之恒情，而保國衛民之念，遂不如其保家全身之切焉。劉、石肆虐，北方之名門巨族，相率遷地以圖自全，鮮能出身犯難者，由此也。攜家避地，固始漢末，然是時爲内亂，而晉初爲外患，衡以内亂不與，外患不辟之義，則晉之士大夫，有愧焉爾矣。夫既徒爲保家全身之計，則苟得沃土，自必如大月氏之西徙，志安樂而無復報胡之心。東晉之名流，率圖苟安而怠恢復；如蔡謨之沮庾亮，王羲之之毒殷浩。其挾有姦雄之才，而又爲事勢所激者，遂不恤爲裂冠毁冕之行；如王敦、桓温之稱兵。以此。夫當時北方之士大夫，雖云不足與有爲，然南方剽悍之氣，固未嘗減。觀周處可見。參看《秦漢史》第十一章第八節。使晉室東渡之後，得如周瑜、魯肅、吕蒙、陸遜者而用之，北方之恢復，曾何足計？其時南方之人，蓋亦有圖自立者，如陳敏等是。而事不易成；北方之名門巨族，挾一王室之名以來，自非其所能抗；而南方之政權，遂盡入北來諸族之手，其何能淑，載胥及溺焉。直至北府兵起，江、淮剽悍之氣始有所藉以自見，然積弱之勢既成，狙詐之習未改，日莫途遠，雖絶世英雄如宋武帝，亦不能竟恢復之緒矣。宋、齊、梁、陳四代，皆起自寒微，所信任者，非復名門巨族。然所用寒人，資望大淺，雖能綱紀庶務，而不能樹立遠猷。又以防如晉世之内外相猜，大州重任，必以宗室處之而世族之驕淫，既成恒軌，人心之傾險，又難驟更，而骨肉之相屠，遂繼君臣之相忌而起矣。佞幸當朝，權姦梗命，其局勢較東晉更劣，其淵源，則仍來自東晉者也。一時代之風氣，恒隨一二人之心力爲轉移。當神州陸沈之餘，寧無痛憤而思奮起者？然豪桀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實亦緣其所處之境。先漢之世，學士大夫，人人有志於致用。自經新莽之喪敗，遂旁皇而失其所守。既失之瑣碎又偏於泥古，實不能有當於人心。其思力較沈摯者，乃思舍迹而求道。其於五經，遂束閣《詩》、《書》、《禮》、《春秋》而專重《易》；其於諸子，則弁髦名、法、儒、墨、從横而專言道。其識解自較漢人爲高，然其所規畫，或失之迂闊而不能行；甚或視世事大渺小；謂有爲之法，終如夢幻泡景而不足爲。其力薄才弱者，則徒爲自娱或自全之計，遂至新亭燕集，徒爲楚囚之對泣焉。此以外攘言之也。以言乎内治：則自東漢以來，不復知更化者必先淑其羣，而稍以淑己爲淑羣之道。承之以釋、老，而此等見解，愈益牢固而不可拔。而其所謂淑己之道，又過高而非凡民之所知。聽其言則美矣，責其實，殆如彼教所謂兔角、毛，悉成戲論。此晉、南北朝之士大夫，所以終莫能振起也。至於平民，其胼手胝足，以自效於國家、民族，以視平世，其艱苦固不翅倍蓰；即能陳力於戰事者，亦自不乏。然民兵之制既廢；三五取丁等法，實爲以不教民戰；而廣佔良田，規錮山澤，蔭匿户口者，又務虐用其人。北方遺黎，或摶結立塢壁，以抗淫威，亦因所摶結者太小，終難自立。其異族之竊據者，則專用其本族若他異族之人爲兵，漢民既手無斧柯，則雖屢直變亂而終無以自奮。此平民所以不獲有所藉手，以自效於國家、民族也。凡此，皆晉、南北朝三百年中，我國民不克以兵力攘斥異族之由也。

然則此時代中，我國民之所建樹者何如？豈遂束手一無所爲乎？曰：其大成就有四焉，而皆與民族之動蕩移徙有關，故民族之移徙，實此時代中最大之事也。四者惟何？一曰士庶等級之平夷。二曰地方畛域之破除。三曰山閒異族之同化。四曰長江流域之開闢。古之爲治者，本今所謂屬人而非屬地，故曰“有分土無分民”。封建之世，等級之嚴峻，蓋非後世所能想像。秦人雖云父兄有天下，子弟爲匹夫；漢世用人，雖云不分士庶；然特政事之措置，名門巨族，在民閒之權勢自若也。古黄河流域，蓋漢族居平地而異族居山。長江流域，初蓋江湖緣岸，亦爲異族所據，後稍與漢同化，其不同風者，乃亦相率而入山。故秦、漢之世，江、河之域，皆頗似後世之西南諸省。而江域拓殖較晚，荆楚猶稱火耕水耨，而揚州無論矣。自漢末以來，中原之民，乃因避亂而相率移徙。彼其移徙也，率皆宗黨親戚，相將而行；或則有地方豪望，爲之率將；故其户數多至千百；恒能互相周卹，建立綱紀。參看《秦漢史》第十三章第四節。當時移徙之民，與所移徙之地之民，畛域難遽破除者以此，其移徙後易以自立，易以自安者亦以此。以本皆族黨、鄉里，則能互相扶助而力彊；而移徙之餘，所處之地雖變，所相人偶之人，仍未大變也。觀此，可以知其爲力之彊。夫在一地方積有權勢者，易一境焉，則其權勢必歸消失。北方諸族之南遷者，觀史所載廣佔良田，規錮山澤，蔭匿人户等事，一若皆爲豪富之徒，實則此不過其當路秉政者，其餘則皆日入於困窘矣。隋、唐以降士庶等級之漸夷，蓋非徒九品中正之廢，而實緣士族之生計日趨困窘。故與庶族通譜、通昏者，不一而足也。北人之初南徙也，其與當地之民，蓋猶格不相入，故必僑置州郡以治之。其時移徙者之意，必曰：寇難削平，復我邦族，則依然故我矣。乃井里之丘墟如故，鄉閭之旋反無期，政府乃不得不力行土斷；人民亦以歲月之久，僑居者與土著者日親；而積古以來，各地方之畛域，漸次破除矣。當時河域之民，播遷所届，匪惟江域，蓋實東漸遼海，西叩玉門，北極陰山，南踰五嶺焉。其聲教之所暨被，爲何如哉？若此者，皆其民之較彊者也。其單弱貧困者，不能遠行，則相率入山，與異族雜處。當時所謂山胡、山越者，其名雖曰胡、越，而語言風俗，實無大殊，故一旦出山，即可以充兵、補户，可見其本多漢人。然胡、越之名，不能虚立，則又可見其本多異族，因漢人之入山而稍爲所化也。湘、黔、粤、桂、川、滇、西康之境，自隋至今，歷千三百年，異族之山居者，猶未盡化，而江淮、宛洛、河汾之際，自漢末至南北朝末，僅三百餘年而遽成其功，雖曰地勢之夷險不同，處境之安危亦異，然其所成就，亦云偉矣。自有史以來，至於秦、漢，文明中心，迄在河域。自河域北出，則爲漠南，自河域南徂，則爲江域。論者或病中國民族，不能北鄉開拓，致屢招游牧民族之蹂躪。然民族之開拓，必鄉夫饒富之區。江域之饒富，較之漠南北，奚翅十倍。執干戈以圉侵略，固爲民族之要圖，開拓饒富之區，以增益文化，其爲重大，殆又過之。江域之開拓，實我民族靖獻於世界之大勞，其始之自漢末，其成之則晉、南北朝之世也。此皆我民族在此時代中成就之極大者也。其爲功，視以兵力攘斥異族於行陳之閒者，其大小難易，寧可以道里計？惡得以治理者之劣弱，北方政權，暫入異族之手而少之哉？

民族之所建樹，恒視乎其所處之境。自然之境易相類，人造之境則萬殊，故各民族之史事，往往初相似而後絶異，以其初自然之力彊，入後則人事之殊甚也。東洋之有秦、漢，西洋之有羅馬，其事蓋頗相類；中國見擾亂於五胡，羅馬受破毁於蠻族，其事亦未嘗不相類也。然蠻族侵陵以後，歐洲遂非復羅馬人之歐洲，而五胡擾亂之餘，中國爲中國人之中國如故也。此其故何哉？中國有廣大之江域以資退守，而羅馬無之，殆爲其一大端。此固可云地勢爲之，我民族不容以之自侈，然其殊異之由於人事者，亦不乏焉。羅馬與蠻族，中國與五胡，人口之數，皆難確知，然以大較言之，則羅馬與蠻族衆寡之殊，必不如中國與五胡之甚。兩民族相遇，孰能同化人，孰則爲人所同化，雖其道多端，而人口之衆寡，殆爲其第一義，此中國同化五胡之所以易，羅馬同化蠻族之所以難也。此非偶然之事，蓋中國前此同化異族之力較大實爲之。又蠻族受羅馬文化之薰陶淺，五胡受中國文化之涵育深。不特慕容廆、苻堅、元宏，即劉聰、石虎，號稱淫暴，亦特其一身之不飭，其立法行政，亦未嘗不效法中國。當是時，我之民族性，固尚未形成，彼輩之茫昧，殆更甚於我。試觀五胡造作史實，絶無自誇其民族，祇有自誇其種姓可知。以視後來金世宗、清高宗之所爲，迥不侔矣。異族之與我族遇，民族性之顯晦，遼、金之閒，殆爲一大界。自遼以前，異族無不視漢族爲高貴而思攀附之、效法之者。自金以後，則無是事矣。此其故，蓋由遼以前諸族，始多附塞，或且入居塞内，女真、蒙古、滿洲，則皆距塞較遠也。此可見我民族同化異族之力，不待五胡擾亂，而潛移默運，業已有年矣。又不獨此也。羅馬受蠻族之侵陵，歐洲遂倒演而入於封建之世，而中國自五胡亂後，其爲大一統依然也。此又何故哉？此實由羅馬之爲國，本不如中國之統一，故一旦覆亡，一文官、武將，若地方豪右，教中尊宿，蠻族酋豪，皆能成爲一區域之大長，其權力歷久而不敝，既無能一統之者，則其彼此之閒，遂互相隸屬，層累相及，而封建之局成矣。中國當晉、南北朝時，亦是處有豪族、游俠；兵亂之區，又有堡塢之主；亦未嘗不專制一方，然地勢平衍，風俗大同，中樞之力較彊，民情亦習於統一，故雖有可成封建政體之端倪，卒無竟成封建政體之事實。此就政治言之也。以宗教言：則羅馬之於基督，關係殊疏，而兩漢之於孔子，關係極密。政教分張，事起近世，實由世事日新，而宗教篤舊，不能與時俱進之故。以理言，政治之設施，固應與教化相合。羅馬之爲治，實未能符合此義。人生雖不免屈於力，其意固恒欲附於德，故羅馬解體以後，歐人乃欲奉教主爲君王；其教主亦欲以此自居。然實不勝其任也，而政教之分争，遂爲歐洲擾攘之大原焉。我國自漢武以後，儒教殆已成國教，然儒之所以爲教者，實在人倫日用之閒兼示爲政者以軌則，而非恃迷信以錮人心，故與異教之相争不烈。國家既已一統，前此各地方之宗教，僅足維繫一地方之人心者，既無以厭人之求，而急須一通行全國之大宗教，雜沓之神、祇、鬼、魅，遂稍合并、變化，而成所謂道教者；而佛教亦於此時傳入。丁斯時也，所以慰悦人之魂神者，孔教則讓諸道、佛；而施於有政，以及人倫日用之際道、佛亦不與儒争。道佛二家之閒，道家本無教義，時時竊取佛説以自附益；甚至并其儀式而竊之；一似無以自立。然舊來所信奉之神、祇、鬼、魅，必非一日所能剗除，佛教入中國後，雖亦竭力與之調和，或且網羅之以爲己助，然佛爲異國之教，於中國舊所信奉，固不能一網打盡，亦必不能囊括無遺，而道教於此，遂獲有立足之地焉。我國本無專奉一神之習，用克三教并立，彼此相安，即有他小宗教，與三教異同者，苟非顯與政府爲敵；或其所唱道者，實與當時社會所共仞之道德、法律，藉以維持秩序者不相容，亦未有痛加迫蹙者。獲慰悦魂神，指道行爲之益，而不釀争奪相殺之禍，要不能不謂我國之文化，高於歐洲也。

以上所説，雖已深切著明，讀者終將疑我民族之所長，偏於文事，而於武德不能無闕，請更有説以明之。韓陵之戰，齊高祖謂高昂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云何？”似乎鮮卑之戰鬥，非漢人所能逮矣。然衛操、姬澹説魏桓、穆二帝招納晉人，晉人附者稍衆。及六脩難作，新舊猜嫌，迭相誅戮，衛雄、姬澹，謀欲南歸，乃言於衆曰：“聞諸舊人忌新人悍戰，欲盡殺之，吾等不早爲計，恐無種矣。”晉人及烏丸驚懼，皆曰：“死生隨二將軍。”於是雄、澹與劉琨任子遵，率烏丸、晉人數萬衆而叛。是晉人之悍戰，又過於鮮卑也。齊高祖之雄武，讀史者應無異辭，然其先固亦漢人，特久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耳。雲、代閒鮮卑，號稱悍戰者，其中之漢人，必不少也。大抵當時五胡與漢族之雜處，其情形，當略如後世之漢與回。傅奕言：“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原之人，心力不齊；故夷狄少而彊，華人衆而弱。”正與後世回彊漢弱之情形，後先一轍也。然則五胡之亂華，亦不過如清代咸、同閒西南、西北之回亂耳，惡得謂華夷之彊弱迥異，且由於天之降材爾殊哉？

晉、南北朝史事，端緒最繁，而其閒犖犖大端，爲後人所亟欲知者，或仍不免於缺略。又文學取其詼詭可喜，史學則貴求真，二者之宗旨，絶不相同，而當史學未昌之時，恒不免以文爲累。晉、南北朝之史，帶此性質猶多。試觀有言於先者，必有驗於後；而敵國材智，所見多同，又恒能彼此相料可知。其時史家，好法《左氏》，實則與後世平話，同一臼科耳。其不足信據，固無俟深求也。至於行文，喜求藻飾，遂使言事，皆失其真，則知幾《史通》，固已深譏之矣。兹編之作，鉤稽芟落，雖竭吾才，去僞顯真，猶恐十不逮一，糾繆繩愆，是所望於大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