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移民論

上

《王制》言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管子》曰：“地大而不爲，命曰土滿；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霸言》。若是乎，人之與地，不可不加以調劑也。然欲事調劑，必不免於移徙，而移徙之事，行之無弊甚難。故自晉以後，能行之者遂寡；惟秦、漢去古近，其事尚時有所聞耳。

秦、漢時之移民，其首要者，蓋爲强幹弱枝之計。秦始皇甫定六國，即徙天下豪富十二萬户於咸陽。漢人論議，凡事皆懲惡亡秦，獨於此則承之。高祖甫滅項氏，即徙諸侯子關中；五年後九月。後復以婁敬言徙齊、楚大族是也。九年十一月。《漢書·地理志》曰：“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侯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併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强幹弱枝，非獨爲奉山園也。”則婁敬之策，漢且世世行之矣。章邯破邯鄲，皆徙其民河内，夷其城郭，見《張耳陳餘傳》。此則所謂弱枝之策也。

非獨王室如此也，即諸侯亦競務徠民以自强。《史記·吴王濞列傳》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爲鹽；以故無賦，國用富饒。”又曰：“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勿予。如此者四十餘年，以故能使其衆。”《淮南衡山列傳》亦言：淮南厲王“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賜其財物、爵禄、田宅，爵或至關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爲”。二王之所爲，誠屬别有用心。然如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爲治家室，賜以財物、爵禄、田宅；則固拊循其民者所應爲。《高祖功臣侯表》言：“天下初定，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户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其所以能如此者，諸侯王之各自拊循，必有力焉。此雖非移民，其效亦與移民等。齊悼惠王之封也，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廣强庶孽之謀，固與强本弱枝無二致矣。

移民實邊之事，漢世亦屢有之。文帝始從晁錯言，募民徙塞下。武帝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鼎六年，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平帝元始四年，置西海郡，徙天下犯禁者處之。皆規模頗遠。案《食貨志》言：武帝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爲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則武帝所行，實踵始皇成規。漢高祖立趙佗詔曰：“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使與百粤雜處。今天下誅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則秦於北胡、南越之地，皆嘗移民以實之矣。實非全用謫戍也。

《後漢書·明帝紀》云：“永平八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産欲相代者恣聽之。其大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又云：“九年，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産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復其口賦。”其所以待之者頗優，欲相代者恣聽，且賜及其妻父母，無非冀其占著所在，勿萌去志耳。

後漢舊制，邊人不得内移，見《後漢書·張奂傳》。建武時，徙雁門、代、上谷、定襄、五原之民以避胡，建武九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蓋有所不得已也。故南單于甫降，即命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郡之民，歸於本土。二十六年。明帝永平五年，發遣邊人在内郡者，賜裝錢人五萬。所以待之者亦頗厚。

移民之政，最爲根本之計者，則調劑土滿與人滿也。漢景帝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夭絶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狹，無所農桑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可謂知本矣。然徒曰欲徙者聽，民尚未必能自徙也。《漢書·武帝本紀》元狩四年，有司言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平準書》云：“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産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後“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又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平帝元始二年，罷安定呼池苑，以爲安民縣。募徙貧民。縣次給食，至徙所，賜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則其所以維護之者，可謂周至矣。然其行之果善與否，亦殊難言也。伍被爲淮南王劃策，欲詐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産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淮南衡山列傳》。以恐動其民。可知漢世移民之弊深矣。

漢世恩澤，莫如徙諸陵者之厚。據《漢書·本紀》：武帝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大始元年，又徙吏民豪傑於茂陵、雲陵。宣帝本始元年，募郡國吏民訾百萬以上徙平陵。元康元年，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訾百萬者杜陵。成帝鴻嘉二年，徙郡國豪傑訾五百萬以上者五千户於昌陵。其所徙者多高訾。豪傑訾或不必中徙。然郭解徙茂陵，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豈有豪傑任俠，而以乏財爲患者哉？然其所以賜之者：則景帝五年，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武帝建元三年，賜徙茂陵户錢二十萬，田二頃。昭帝始元三年，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四年，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户十萬。宣帝本始二年，以水衡錢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是繼富也，國何賴焉？徒使“五方雜厝，風俗不純”而已。“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遊俠通姦”，《漢書·地理志》語。秦人敦樸之風，自此散也。

秦、漢時之移民，本有爲化除惡俗者。《史記·貨殖列傳》言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漢書·地理志》云：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武帝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於邊是也。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鷄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征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平準書》。其行之雖虐，其意則猶是也。主父偃説武帝曰：“天下豪傑兼併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内實京師，外消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成帝時，陳湯言：“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是則充奉陵邑之意，亦欲以摧浮淫兼併之徒。然《漢書·宣帝紀》言：帝微時喜遊俠，鬥鷄走馬，數上下諸陵，周遍三輔，則弋獵博戲之風，有愈甚耳。即以摧兼并論，亦豈易言哉？《後漢書·賈復傳》：子宗，建初中爲朔方太守。舊内郡徙人在邊者，率多貧弱，爲居人所僕役，不得爲吏。宗擢用其任職者。與邊吏參選，轉相監司，以謫發其姦。或以功次補長吏。故各願盡死。匈奴畏之，不敢入塞。徙人貧弱者爲居人所僕役，徙人富豪，而國家又優假之，則又將僕役居人矣。不能齊之以禮，裁之以法，雖日事遷徙，奚益哉。《漢書·李廣蘇建傳》言：李陵征匈奴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亦可見徙邊者之流離失所。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并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吏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擒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并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禀，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史言其效或大過，然一時有摧陷廓清之功，則必非盡誣。所以然者，惡人必有黨與，黨與不能盡去，故惡人雖其居，即無能爲也。吴漢平史歆、楊偉、徐容之亂，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長沙；趙熹守平原，平原多盜賊，熹討斬其渠帥，餘黨當坐者數千人，請一切徙京師近郡；可知當時多以此爲弭亂之策，然亦特弭亂之策而已，久安長治之規，要當别有在也。

《後漢書·樊宏傳》：族曾孫准，永平初，連年水旱災異，郡國多被飢困。准上疏曰：“伏見被災之郡，百姓雕殘，恐非振給所能勝澹。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計也。”征和元年之事，漢書不載。觀此，知其曾有徙貧民而留富人之舉，其所以撫綏之者，亦頗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