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爲什麽成爲六朝朱明的舊都

國府還都，普天同慶。《正言報》諸君，要我寫一篇文字，畧述南京的文獻。南京的文獻，一時無從説起的，因爲言其大者，則人人所知，無待贅述；言其詳細，則數萬字不能盡，既非報紙之篇幅所能容，亦非研究時事者知識之所急。

都邑的選擇，我是以爲人事的關係，重於地理的。南京會成爲六朝和明初的舊都，這一點，怕能言其真相者頗少。讀史之家，往往把史事看得太深了，以爲建都之時，必有深謀遠慮，作一番地理上的選擇，而不知其實出於人事的推移，可謂求深而反失之。所以我在這裏，願意説幾句話，以證明我的主張，而再附述一些我對於建都問題的意見。

南京爲什麽成爲六朝的都邑？東晉和宋、齊、梁、陳，不過因襲而已。創建一個都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又當都邑創建之初，往往是天造草昧之際，人力物力，都感不足，所以總是因仍舊貫的多，憑空創造的少，這是東晉所以建都南京的原因。至於宋齊梁陳四代，則其政權本是沿襲晉朝的，更無待於言了。然則在六朝之中，只有孫吴的建都南京，有加以研究的必要。

孫吴爲什麽要建都南京呢？長江下流的都會，是本來在蘇州，而後來遷徙到揚州的。看秦朝會稽郡的治所，和漢初吴王濞的都城，就可知道。孫吴創業，本在江東，其對岸，到孫策死時，還在歸心曹操的陳登手裏，自無建都揚州之理。然則爲什麽不將根據地移向長江上流，以便進取呢？須知江東定後，他們發展的方向，原是如此的，然其兵力剛進到湖北邊境時，曹操的兵，已從襄陽下江陵，直下漢口了。上流爲曹操所據，江東斷無以自全，所以孫權不能不連合劉備，冒險一戰。赤壁戰後，上流的形勢穩定了，然欲圖進取，則非得漢末荆州的治所襄陽不可。而此時荆州，破敗已甚，龐統勸劉備進取益州，實以“荆州荒殘，人物凋敝”爲最大的理由。直至曹魏之世，袁淮尚欲舉襄陽之地而棄之，見《三國魏志·齊王紀》正始七年《注》引《漢晉春秋》。其不能用爲進取的根據可見。然吴若以全力進取，魏亦必以全力搏擊，得之則不能守，不得則再蹈关羽的覆轍，所以吴雖得荆州，並不向這一方面發展，孫權曾建都武昌，後仍去之而還江東，大概爲此。居長江下流而圖發展，必先據有徐州。關於這一個問題，孫權在襲取关羽時，曾和吕蒙研究過，到底取徐州與取荆州，熟爲有利？吕蒙説：徐州，北方並無重兵駐守，取之不難，然其地爲“驍騎所騁”，即七八萬人，亦不易守，還是全據長江的有利。如此，才決計襲取荆州。可見在下流方面，孫吴亦不易進取，而曹魏在這方面的壓力卻頗重，原來劉琮降後，曹操要順流東下，不過一時因利乘便之計。若專欲剿滅孫吴，自以從淮南進兵爲便，所以赤壁戰後，曹操曾四次征伐孫權，建安十四年，十七年，十九年，二十一年。都是從這一方面來的，而合肥的兵力尤重。孫吴所以拒之者，實在今濡須口一帶，此爲江東的生死所繫，都金陵，則和這一帶聲勢相接，便於指揮。又京口和廣陵相對，亦爲長江津渡之處，曹丕曾自將自此伐吴，此路亦不可不防，居金陵與京口相距亦近，有左顧右盼之勢，孫權所以不居吴郡而居金陵，其理由實在於此。此不過一時戰事形勢使然，别無深意。東晉和宋齊梁陳四朝，始終未能恢復北方，論者或謂金陵的形勢，欲圖進取，尚嫌不足。後來宋高宗建都臨安，或又嫌其過於退嬰，謂其形勢尚不如金陵，此等議論，皆太偏重地理。其實南朝之不能恢復，主因實在兵力之不足，當時兵力，南長於水，北長於陸，水軍之力，雖猶足防禦，或亦可乘機爲局部的進取，然欲恢復中原，則非有優良的陸軍，作一兩次決定勝負的大戰不可。這和這一次對日戰役，雖可用游擊戰術，牽制敵人，使成泥足，然欲恢復失地，則非有新式配備的軍隊不可一般，與都城所在之地何與。且身臨前敵，居於適宜指揮之地，乃一將之任，萬乘之君，初不必如此。孫權雖富有謀畧，實仍不脱其父兄剽悍輕率之性質，觀建安二十年攻合肥之役可知。此其所以必居金陵。若宋高宗，則初不能自將，居金陵與居臨安何異？小國寡民之世，則建都之地，要争出入於數百里之間，至大一統之世則不然，漢高祖欲都洛陽，留侯説：“其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不如關中，沃野千里，阻三面守，獨以一面制諸侯。”此乃當統一之初，尚沿列國併立時代之習，欲以都畿之地，與他人對抗，故有此説。若大一統之世，方制萬里，都在一個政府統制之下，居長安與居洛陽，又何所擇？然則政治及軍事的指揮，地點孰爲適宜，必計較於數百千里之間，亦只陸恃馬力，水恃帆力之世爲然。今有輪船、火車、飛機、摩托、電信，數千里之間，又何足計較？昔時的地理形勢，早給現在的交通工具打破了，而還多引前人之説，以論今日之事，寧非夢囈？

明初爲什麽要建都南京呢？那是由於其起兵之初，還没有攘斥胡元的力量，而只是要在南方覓一根據地，那麽自濠州分離别爲一軍而渡江，自莫便於集慶。元集慶路。太祖的取天下，其兵力，用於攘斥胡元者實少，用於勘定下流之張士誠、上流之陳友諒者轉多。胡元遁走以後，南方之基礎已固，又何煩於遷都？論者或謂明之國威，以永樂時爲最盛，實由成祖遷都北平使然，此亦不考史實之談，論其實，則永樂時之邊防，實較洪武時爲促。明初，北方要塞，本在開平，今多倫。自成祖以大寧畀兀良哈而開平衛勢孤，宣宗乃移之於獨石，自此宣、大遂成極邊，北方的邊防綫，成爲現在的長城綫了。明初胡元雖退出北平，然仍佔據漠南北，爲中國計，欲圖一勞永逸，必如漢世發兵絶漠，深入窮追，然度漠之事，太祖時有之，成祖時則未之聞。其後有也先之難，俺答之患，中國何嘗不都北平？現在還有説欲圖控制東北，非都北平不可的，寧非夢囈？

自中國歷代兵争之成敗觀之，似乎北可以制南，南不可以制北，故論建都之地者，多謂北勝於南。而同一北方，則又謂西勝於東，汴梁不如洛陽，洛陽不如長安，此皆以成敗之原因，一斷之於軍事，而言軍事之成敗，則又一斷之於地理形勢，殊爲失實。只有黄梨洲所見能與衆不同，他在《明夷待訪録》上説：“秦漢之時，關中風氣會聚，田野開闢，人物殷盛，吴楚方脱蠻夷之號，故不能與之争勝。今關中人物，不及吴會久矣。東南粟帛，灌輸天下，天下之有吴會，猶富室之有倉庫匱篋也。千金之子，倉庫匱篋，必身守之，而門庭則以委之僕妾，捨金陵而弗都，是委僕妾以倉庫匱篋，昔日之都燕，則身守夫門庭矣，曾謂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歟？”他知道天下之“重”，在財力，在文化，而不單在兵事，其識可謂勝人一籌。孫中山要定都南京，理由亦在於此。試問三十五年來，領導全國，以從事於革命者，南方乎？北方乎？而尚有盛唱遷都北平之論者，寧非夢囈？

總而言之：在今日謂全國的政治、軍事，必在某地乃可以指揮，乃便於指揮，實無其事。講指揮，是什麽地方都可以的，都便利的。所争者，則當建國之初，萬端待理，必得公忠體國，時時到處巡閲，使人心振奮，而吏治及軍紀亦可以整飭。如此，我仍維持去歲五都并建的主張（見十二月十九日《正言報》），即首都仍在南京，而西南之重慶，東南之泉州，西北之蘭州，東北之北平，并建爲陪都；而且擴充巡閲所及之地，西南則崑明、大理，西北則迪化、寧夏，東北則瀋陽、長春、張北。

還有一端，在今日倒也值得一提的。古人有治，首重風化。以今語言之，即國家之所注重者，不徒在政治、軍事，而尤重視社會風紀，人民道德，此義論政之家，久已視爲迂腐，然在今日國家職權擴大之時，似亦不可不加考慮。欲善風俗，必有其示範之地，以理以勢言之，自以首都爲最便，故京師昔稱首善之區。自教化二字，國家全不負責以來，人口愈殷繁，財力愈雄厚之地，即其道德風紀愈壞，京師幾成爲首惡之地。人總是要受社會影響的，居淫靡之地，精神何能振作？所耗費既多，操守安得廉潔？吏治之不飭，道德和風紀之敗壞，實爲之厲階。值此官僚政治爲舉世所詬病之秋，安可不爲改弦更張之計？然欲圖更化，舊都邑實不易著手，則首都所在，似以改營新都爲宜。昔時論建都者，多注重於政治軍事，而罕注重於化民成俗，有之者，則惟漢之翼奉，唐之朱樸，宋之陳亮。翼奉當漢元帝時，他對元帝説：文帝稱爲漢之賢君，亦以其時長安的規模，尚未奢廣，故能成節儉之治，若在今日，亦“必不能成功名”，他主張遷都成周，重定制度，“與天下更始”。朱樸，當唐末亦説“文物資貨，奢侈僭僞已極”，非遷都不可。陳亮當宋高宗時，上書説：“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二百年之間，人物繁盛，固已甲於東南，而秦檜又從而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干戈之餘，而錢塘遂爲樂國矣。”窺其意，宴安鴆毒，實爲不能恢復的大原因。三家之言，皆可謂深切著明，而陳亮之言，實尤爲沉痛。我國今日，正當百孔千瘡之際，和種種困難搏鬥，實與和敵人作戰無殊，安得不想改良環境，以圖振作士氣呢？且使官司庶府，完好無缺，尚不免棄之可惜，今日者等是重建，又何不捨舊圖新？在南京附近之地，别建新邑呢？芻蕘之言，有謀國之責者，倘不視爲河漢？

（原刊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正言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