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道光以前烟禁

鴉片輸入由來已久，惟以爲烟而吸之，則始於明清之間。鴉片本作藥用，其後與烟同吸，久乃去烟而獨吸鴉片。説見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案雍正硃批諭旨，七年福建巡撫劉世明奏，漳州府知府李國治拿得行户陳遠私販鴉片三十四斤，業經擬以軍罪，及臣提案親訊，則據陳遠供稱鴉片原係藥材，與害人之鴉片烟並非同物。當傳藥商認驗，僉稱此係藥材，爲治痢必須之品，並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鴉片烟。李國治妄以鴉片爲鴉片烟，甚屬乖繆，應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題參云云。其初本作藥用，故亦以藥材納税。擔税銀三兩，又每包加税二兩四分五厘。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始定販者枷杖，再犯邊遠充軍之例，然其時輸入歲不過二百箱耳。販運者皆葡萄牙人也。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英吉利東印度公司得壟斷中國貿易特權，而印度爲鴉片産地，輸入遂日多。道光以前歷年輸入之數，詳見蕭一山《清代通史》。出孟加拉者曰公班，亦稱大土，出孟買者曰白皮，亦稱小土，總名波畢。乾隆末年粤督奏禁入口。嘉慶初，又奉詔申禁，裁其税額，自此入口遂成私運。二十年（一八一五），粤督蔣攸銛奏定查禁章程，奉諭自後西洋人至澳門，均須按船查驗。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因查出葉恒澍夾帶鴉片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進黄埔貨船並無鴉片甘結，方准開艙驗貨，其行商容隱，事後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鴉片躉船盡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達，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銷數之暢如故也。二年（一八二二），復奉廷寄交粤督阮元密查，奏請暫事羈縻，徐圖禁絶。而其時鴉片躉船已改泊急水門、金星門等處，勾結内地奸民往來傳送，包買則有窑口，説合則有行商，私受土規則有關汛爲之奥援，包攬運載則有快蟹資其護送。於是躉船之來，每歲驟增至數萬箱。六年（一八二六），總督李鴻賓專設水師巡緝，而巡船受私規銀日且逾萬，私放入口。其年突增至躉船二十五隻，烟土二萬箱。十二年（一八三二），盧坤督粤裁之。十七年（一八三七），總督鄧廷楨復設，而巡船仍沿舊規，且與之約，每萬箱别饋數百箱。甚至代運進口。副將韓肇慶顧以此擢總兵，賞孔雀翎，而鴉片且歲至五六萬箱矣。

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太常寺卿許乃濟上言：“近日鴉片之禁愈嚴，而食者愈多，蓋胥役棍徒藉法令以爲利，法愈峻胥役之賄賂愈豐，棍徒之計謀愈巧。逞其鬼蜮伎倆，法令亦有時而窮。究之食鴉片者，率皆浮惰無志、不足輕重之輩，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盡促人壽命。海内生齒日繁，斷無減耗户口之虞，而歲竭中國之脂膏，則不可不早爲之計。閉關不可，徒法不行，計惟仍用舊制，照藥材納税，但只准以貨易貨，不得用銀購買。又官員、士子、兵丁不得漫無區别，犯者應請立加斥革，免其罪名”云云。

乃濟之言既上，奉旨交疆臣會議，而一時九卿臺諫，咸謂其有傷政體。上以言者不一，必須體察情形，通盤籌劃，令鄧廷楨議奏。是時疆臣奏覆，率請嚴定販賣吸食罪名。十八年（一八三八），鴻臚寺卿黄爵滋又奏請嚴禁。此疏至今尚爲人所傳誦，然於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籌及，蓋皆不免徒知烟之當禁，而未一察當時政治情形，至於因此而動干戈，終至敗績失據，則自非當時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爲議者咎也。奏上，奉旨交督撫會議，並飭部臣重定新例，開設窑口烟館、栽種興販及員弁兵丁受賄故縱者，均處斬絞；吸烟者予限一年六個月，限滿不悛擬絞監候，時十九年（一八三九）五月間也。而燒烟之事已先三月行之廣東矣。鴉片輸入，當時朝野上下所最慮者爲漏銀，其實以貨易烟，與以銀易烟受損等耳。然當時以此爲大憂，則亦幣制之不善有以致之也。黄爵滋之奏曰：“各省州縣地丁錢糧征錢爲多，及辦奏銷以錢易銀。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賣鹽具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之争爲利藪者，今則視爲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課如何能清。”蓋幣制不立，銀錢比價一生變動，財政即受其影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