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逝水年华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

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

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朱自清《匆匆》

六十年前小学毕业前夕，就读过朱自清先生这篇名作；1938年入西南联大，大一国文课堂上，居然亲耳听到朱先生讲《古诗十九首》，真是乐何如之！

这一年度的大一国文是空前绝后的精彩：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每人授课两个星期。我这一组上课的时间是每星期二、四、六上午11时到12时，地点在昆华农校的三楼。清华、北大、南开的名教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如闻一多讲《诗经》，陈梦家讲《论语》，许骏斋讲《左传》，刘文典讲《文选》，罗庸讲唐诗，浦江清讲宋词，鲁迅的学生魏建功讲《狂人日记》，还有罗常培、唐兰等教授也都各展所长，学生大饱耳福。

记得1939年5月25日，闻一多先生讲《诗经·采薇》，他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名句，写出了人民战时的痛苦，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讲时还捻捻抗战开始时留下的胡须，流露出无限的感慨。

陈梦家讲《论语》，讲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挥动双臂，长袍宽袖，有飘飘欲仙之慨，使我们知道了孔子还有热爱自由生活的一面。有一个中文系同学开玩笑地问我：“孔门弟子七十二贤人，有几个结了婚？”我不知道，他就自己回答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三十个贤人结了婚；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四十二个没结婚；三十加四十二，正好七十二贤人，《论语》上都说了。”

许骏斋讲《左传·鞍之战》，他身材高大，讲得栩栩如生，使人仿佛身历其境。刘文典讲曹丕《论文》，一边讲一边抽烟，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一句。他当过安徽大学校长，见蒋介石的时候，他不称呼“蒋主席”，而称“蒋先生”，被蒋关押起来。

罗庸先生讲杜甫的《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罗先生说这首诗被前人誉为“古今七律第一”，因为通篇对仗，而首联又是当句对，“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一、三句相接，都是写所闻；二、四句相接，都是写所见；在意义上也是互相紧密联系，因“风急”而闻落叶萧萧，因“渚清”而放眼滚滚长江；全诗融情于景，非常感人，学生听得神往。

有个历史系的同学，用“无边落木萧萧下”要我猜一个字谜。我猜不出，他就解释说：“南北朝宋齐梁陈四代，齐和梁的帝王都姓萧，所以‘萧萧下’就是‘陈’字；‘陈’字‘无边’成了‘东’字（‘东’字繁体是‘東’）；把‘東’字‘落木’，除掉‘木’字，就只剩下一个‘日’字了。”这就是当年联大学生的闲情逸趣。

浦江清先生讲李清照的《武陵春》：“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他说：“用船载愁还载不动，形容愁多，真是异想天开，出人意外。后来《西厢记·送别》：‘泪填九曲黄河溢，恨压三峰华岳低……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宋词。”

为了继承和发扬祖国的文化，五十年后，我把《诗经》三零五篇，古诗十九首、唐诗一百五十首、宋词一百五十首、《西厢记》四本十六折，译成格律体的英诗；又把唐诗、宋词各一百首，译成押韵的法文。回忆起来，不能不感激大学时代教我《诗经》的闻一多先生，教《古诗十九首》的朱自清先生，教唐诗的罗庸先生，教宋词、元曲的浦江清先生等，但现在却是“英魂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了。

记得联大文学院院长、哲学系教授冯友兰先生1939年8月2日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学术讲演。他的头发胡须都长，有个哲学系的同学写了张大字报，慨叹昆明的理发匠要失业了。

哲学系为文法学院一年级学生开逻辑课，教材是金岳霖先生编的。冯先生说逻辑是“语经”，是思想的规则，规则是人人应该遵守，实际上也遵守，只是不能完全遵守的；金先生的思想却最遵守规则。他不但逻辑严密，而且语言准确，提出过翻译有两种：一种是译意，一种是译味。对我颇有启发。

金先生热恋女诗人林徽因，林先和徐志摩相爱，后和梁思成结婚，金却因此终生独身，在联大传为专情的美谈。1939年4月28日，我曾把林徽因悼念徐志摩的新诗《别丢掉》译成韵体英文，这是我译的第一首诗歌，后来登在《文学翻译报》上。

历史系为外文系一年级学生开西洋通史，讲课的是皮名举先生，教室在昆华农校二楼西头。他说不学本国史不知道中国的伟大，不学西洋史又不知道中国的落后。

他把西洋史分为五个时期：一是公元前的根源时期；二是公元后4世纪起的萌始时期，这是西方各民族迁移、开化的时代，而据《诗经·大雅·公刘》中记载，我国周民族的迁移早在公元前18世纪就开始了，相差两千多年；三是公元10世纪起的滋长时期，也就是封建君主和教会统治的时期，东方封建统治更早，宗教力量更弱；四是14世纪起的变革时期，也就是专制君主统治，世俗开始取代教会势力的时期，这时西方开始赶上东方；五是到了19世纪开始的扩大时期，西方科学发达，中国就落后了。对比一下，可以知道中西双方应该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建设新的世界文化。

他讲古代史时，把埃及女王克柳芭叫作“骷髅疤”，说她的鼻子假如高了一点，罗马大将安东尼就不会为了爱她而失掉江山，西洋史也要改写，讲得非常有趣。1943年我把埃及女王的故事译成中文，那是我翻译的第一个剧本。

大一时我还选修了浦薛凤、张佛泉先生的政治学概论。张先生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他说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这使我后来想到：一个句子并不等于句中所有的字，所以我翻译时，不但要译句内之词，还要译言外之意。

我在联大读外文系，教大一英文的，上学期是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先生，下学期是钱锺书先生。叶先生在欧美留学时，得到英国桂冠诗人艾略特（钱先生译为爱利恶德）、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赏识，自视很高。二十几岁回国，他就是清华、北大的教授，在清华教过钱锺书的大一英文。对才华超过他的钱先生，他当时就挖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他对学生很严，上课不太讲解，但讲词汇的用法，却很精彩。他讲赛珍珠《荒凉的春天》时，物理系学生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已经是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

叶先生考试也很严，分数给得又紧：一小时考五十个词，五个句子，回答五个问题，还要写篇英文短文。结果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别的组却有八九十分的。

叶先生后来在南京做外交部部长，我出国前去看他，他劈面一句话就是：“你要出洋镀金去了。”叫我下不了台，只得答道：“老师已经镀成金身，学生只好去沙里淘金了。”有人说叶先生太懒，看来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钱锺书先生教我的时候才二十八岁，刚从牛津回国。他在清华时上课不听讲，而考试总是第一的故事，在联大流传很广，使我误以为天才是不用功就可以出成果的。《大一英文》是陈福田先生编选的教材。钱先生1939年4月3日讲的一课是《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

钱先生讲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知人善任”，使我更了解西方的民主；但他认为民主的原则不能应用于文学批评，也就是说，不能根据读者的多少来衡量文学作品的高低。他还讲过一课“自由与纪律”，大意是说：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如果做了坏事，就要受到纪律制裁。这使我对自由的了解，更深入了一步。6月12日考试的时候，他只要求我们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却不容易：《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和叶先生比起来，他更重质，叶更重量；他更重深度，叶更重速度。

1939年秋，我上外文系二年级，听了吴宓先生的欧洲文学史。吴先生是古典主义的外表，却包含着浪漫主义的内心。他上课非常认真，一丝不苟，连学生的座位都按学号排好。记得坐前排的有外文系总分最高的才女张苏生、演过曹禺《原野》女主角的张定华、后来译《红与黑》的赵瑞蕻，赵的未婚妻杨静庐（杨苡）也译过《呼啸山庄》，按学号应该坐后排，吴先生却照顾她坐在赵旁边，这也可以看出他的浪漫主义精神。中排坐我旁边的是联大校花高训诠（世界闻名的建筑大师林同炎的未婚妻），还有英语说得最好、代表中国童子军见过美国罗斯福总统的罗宗明。当时在美国《诗刊》上发表过英文诗的李廷揆，《九叶集》诗人杜运燮（他们两人是小李杜）等却坐在后排，真是“才子佳人”，济济一堂，井井有条。

吴先生上课时说：欧洲文学，古代的要算希腊最好，近代的要算法国最丰富；他最喜欢读卢梭《忏悔录》，认为卢梭牵着两个少女的马涉水过河那一段，是最幸福的生活，是最美丽的描写。这引起了我对法国文学的兴趣，后来去了巴黎大学，回国后又把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普鲁斯特、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名著译成中文。

吴先生还教过浪漫诗人和中英诗比较两门课。他依照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哈罗尔德公子游记》写了一篇中文长诗；他赞赏雪莱的名言：爱情好像灯光，同时照两个人，光辉并不会减弱；他说济慈一行诗里有声有色，有香有味，感染力强。他并要我们多背英诗，这使我后来具备了诗词英译的才能，并在北京大学开中英诗比较课；不过，吴先生是用汉语讲唐诗宋词，我却把诗词译成英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