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精神的形成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1918年初，日本向段祺瑞控制下的北洋政府提供了大量贷款，并协助组建和装备一支中国参战军，其贷款还被用于安福国会庞大的贿选开支。同年9月，北洋政府与日本交换了关于向日本借款的公文，作为借款的交换条件之一，又交换了关于山东问题的换文，其主要内容为：①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②关于胶济铁路沿线的警备：日军撤走，由日本人指挥的巡警队代替。③胶济铁路将由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洋政府在换文中，对日本的提议“欣然同意”。驻日公使章宗祥向日本政府亲递换文，后被北京学生痛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对德宣战，与日本同为战胜国，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不仅没有收回，反而被日本扩大了，这一换文成为巴黎和会上日本强占山东的借口。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获悉巴黎和会拒绝中国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1919年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1919年5月7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5月4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13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决议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1919年5月4日下午，北京3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最早到达天安门。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学生游行活动受到广泛关注，各界人士给予支持，但北洋军阀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对此，学生团体和社会团体纷纷表示支持爱国学生运动，抗议北洋政府逮捕学生。
1919年5月7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1919年5月11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1919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1919年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五四运动以后，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与教育总长傅增湘等人在总统府密议，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对学生运动不应操之过急，而要采取怀柔、软化政策。
1919年5月28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1919年6月，由于学生影响不断扩大，《五七日刊》和学生组织宣传，学生抗议不断遭到镇压。1919年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170多人。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20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1919年6月4日，逮捕学生800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919年6月5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1919年6月6日、7日、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有六七万人。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1919年6月6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通过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响应。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面对强大社会舆论压力，曹、陆、章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提出辞职。1919年6月12日以后，工人相继复工，学生停止罢课。1919年6月28日，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五四运动，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追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进步性、各族各界群众积极参与的广泛性，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争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和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