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为了回应爱德华·斯诺登那天向我发起的一项挑战，就在那一天，他向世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次对话后不久，就在美国提出引渡斯诺登之前，他从香港的藏身之处逃跑了。临走时他对我说的话实际上是在向我发起挑战，而不是对我做出承诺。他没打算向我讲述他的故事，至少没打算告诉我故事的全部。所以，本书的内容是基于我自己的调查和访问。

本书不是写斯诺登的，或者说不完全是在写他。“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开始相信，要想监控敌人的一举一动，就得先把监控的目标转向自己的国民。本书讲述的，是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崛起的一个监控型国家。与几乎每个人都切身相关的数字公地被新型电子监控手段入侵，所有人都被卷入众多潜在的风险之中。按照这种思路，接下来政府打着公众名号的所作所为就绝不能为公众所知晓。监控与保密总是相伴相生。

情报机构一旦摆脱了旧有约束，就仿佛置身于一面单面镜背后。监视者可以透过镜子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而我们对于镜子背后的他们却丝毫不知。本书书名中的“黑镜”正是暗指这面镜子，在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米德堡的美国国家安全局总部，我们可以看到这面镜子的“真身”。这座由深蓝色反光玻璃覆裹的11层办公大楼俨然像一个“法拉第笼”，能够屏蔽一切电磁波干扰，保护大楼里那些监视者的秘密不被外泄。

是斯诺登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些监视者的存在。他以一种极为悲壮的方式背叛了自己的雇主，向世人揭示了一个庞大的全球监控机制的存在。美国国家安全局曾在其战略文件中将这个时代称为“信号情报发展的黄金时期”，正是因为斯诺登，人们才得以记录其背后的起源。如今，海量的人际互动已经转向数字领域。美国国家安全局投入了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旨在从全球通信网络“主动脉”中批量、无差别地搜集信息。单单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所作所为称为“大规模监控”，未免有些过于简单，我在本书中将详细探讨这一概念。但毫无疑问，该机构已将上亿局外人纳入自己的监控网络。传统意义上境外间谍活动和境内间谍活动之间的界限已经逐渐模糊，而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美国隐私法的基础。尽管斯诺登披露的信息引发了长达几年的激烈的公共辩论，但美国法律和社会至今依然没有因为这些信息而做出根本性的改变。

本书还存在另外一种更为私人的叙事角度，那就是面对这一美国情报史上影响最大的公开泄密事件，我作为直接与斯诺登沟通并从他那里获取信息的三名记者之一的亲身经历。这本来并不在我最初的写作计划之中。这不符合我的行事习惯，而且我作为专门讲述他人故事的人，所接受的职业训练也不允许我这么做。多年来，我一直在试图回避一些问题。但我逐渐意识到，我应该直面这些问题。

斯诺登为何会选择我？我凭什么认为自己可以相信他？在美国反情报当局的眼皮子底下，我们是如何通信的？我们见面的具体地点是在莫斯科的哪里？为何在斯诺登爆料之前，我的名字就已经出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文件中？政府是否曾经试图阻止我讲出这些故事？我是如何决定哪些秘密信息要发表，哪些秘密信息要保留？是谁给了我做出这一选择的权利？

做我这一行的，之前从未有人手握上万份当代机密文件。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面对如此海量的信息却不能使用现代先进的计算机设备来处理。国外的情报机构试图非法侵入我的账号和设备。据我所知，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曾试图发动一场突袭，来夺取我的笔记和文件。有关斯诺登的这些文件，有的我认为永远不应得见天日，有的则为我提供了一些线索，而我如果要去按图索骥，就难免会使我的那些线人身陷险境。更糟糕的是，当我收到斯诺登的邮件时，我背后没有任何新闻机构可以依靠。那时距离我离开《华盛顿邮报》已有三年时间。虽然后来我决定暂时回到《华盛顿邮报》工作，但在那之前，我必须独自做出决定，并且要独自承担背后的高风险。我只能随机应变。其间，我犯了一些错误，有些错误甚至现在已羞于回顾。在这本书中，我希望能够真实地再现幕后的调查报道场景。

斯诺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远非传统意义上典型的“英雄”或“叛徒”。有时，他是一个不错的伙伴：有趣且世俗，思维敏捷、兴趣广泛、自学成才。有时，他又顽固不化、妄自尊大、吹毛求疵。我们的关系发展可谓一波三折。他知道我不会加入他的阵营，也从未指望我站在他那一边。在这一点上，他对我的态度完全不同于他对待另外两位记者——劳拉·珀特阿斯和格伦·格林沃尔德。我们不断试探彼此的底线：我作为一名记者，总是想要挖掘更多信息，而他作为一名特定主张的倡导者，认为自己措辞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危及自身事业。在我试图写下第一篇报道时，因为没有接受他提出的条件，他便和我断了联系，但这种状态仅仅持续了一小段时间。后来，他认为我加害于他，我们又有几个月不再联系。“我不确定我是否能完全相信你会站在我这边，但这并不影响我选择与你对话，”在2013年秋我们恢复通信后，他告诉我，“我只是相信你会如实报道。”

在那之后，我两次前往莫斯科与他会面，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对话。其间，我们靠酒店提供的类似美国快餐的食物充饥。就连吃东西时，他都体现着一名工程师的思维逻辑：要先吃冰激凌，因为汉堡不会融化。我在纽约和普林斯顿时，他也曾几次到访，不过都是派遥控机器人前来，他通过这台机器人观察、聆听、表达，还会让机器人在我屋子里晃悠。偶尔，我们会通过由信得过的懂技术的朋友搭建的反监控渠道进行视频沟通。但大部分时候，我们还是以他最熟悉的领域中最安全的方式进行交流——通过加密、匿名的链接进行线上聊天。只要操作恰当，这种方式是最难被拦截的。

在我们的沟通过程中，只要是私人问题，无论与谈论的话题多么相关，通常都被视为禁区。我第一次前往莫斯科见他时，曾试图了解他与俄罗斯政府的关系。我问他：“你现在住在这里，有接受俄罗斯政府的资助吗？你有没有被问到供职于美国情报机构的经历？”斯诺登指责我与那些批判他的人并无二致。他用了一些理论术语向我解释了在他那个岗位上的人通常所做的事情。

“我跟俄罗斯政府没有任何关系，”最后，他突然说，“你不应该总是纠结于这一类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一情况，只有问了你之后我才知道。”

“这种事情是不可知的，你这就相当于让我证明上帝是不存在的。”

“不，我只是让你简单地陈述你没有看到过燃烧的荆棘。”

“我正在这么做，我正在……从假设意义上。”

从假设意义上，因为这整个话题是非公开的。直到后来情况发生改变，他依旧拒绝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这样的对话我们进行了几十次，一轮又一轮，涉及几十个话题。需要说明的是，我没有找到任何理由可以相信斯诺登是为俄罗斯政府服务的，美国官方也从未声称握有其他证据。据斯诺登的一位家人透露，斯诺登在上小学时就已经被测出智商属于天才级别。当我问起此事时，他一如既往地闪烁其词。

我认为，读者有权预先知道一点：在我看来，斯诺登的功远大于过，尽管我已经准备好（但他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结果——他的爆料必然会导致情报信息的丢失。电子监控作为一种工具极其强大，同时也出奇地脆弱。它的价值就在于要在目标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捕捉信息。因为目标一旦有所警觉，就可能会变更通信渠道，甚至会销声匿迹一段时间。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国家安全局内部形成了一种极度低调的氛围。鉴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英文缩写是NSA，有人因此戏称其为“No Such Agency”（查无此局）或者“Never Say Anything”（闭口不谈）。从操作性角度来看，全面保密带来的似乎全是益处。然而，当技术的进步使得监控的范围拓展至关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数字领域，美国国家安全局就越过了选民赋予其的权力界限。在自由社会里，秘密情报的界限已经发生改变。这有待人们展开公共辩论。

如果没有斯诺登，人们根本不可能展开这一辩论，而这一辩论又是非常有必要的。即使那些对斯诺登持最严厉批判态度的人中，也不乏赞同上述观点者。“我知道，这个世界因为爱德华·斯诺登而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针对泄密事件展开的一次漫长且深刻的讨论中，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局长詹姆斯·科米曾这样告诉我，“在我看来，相比他所造成的损失，他所带来的成果更容易衡量，但我希望我们不要因沉迷于这些成果而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造成的损失尚且不可估量。”

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会讲述斯诺登不会讲述或者不曾讲述的故事，有一些甚至在他201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也不曾谈及，还有一些是彻底与他无关的事情。我花了数百小时与斯诺登进行对话，还花了数百小时与美国这一监控体系的设计者、操作人员、用户、反对者和持保留意见者进行沟通，然后基于这些资料形成本书的内容。除此之外，本书中还会披露一些新的内容，其中有的来源于机密档案，有的来源于独立调查的结果，还有的来源于之前记者的笔记（事后看来，这些笔记中隐含了一些新的信息）。

本书核心的内容围绕权力展开。信息是控制权的必备要素。保密和监控总是相互交织，决定着信息的流向。“谁知道什么”基本上代表着“谁控制谁”。公民有能力对政府追责吗？他们可以自由地保护自己不受不合理的监控吗？在今天，有没有人可以直接划清界限，规定哪些部分“外人勿扰”，然后将这一原则坚持到底？

本书有一个最初的素材，它源自斯诺登事件发生之前。2011年，我有一次在硅谷有机会与谷歌的时任CEO（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同台。他问我：“难道你不想要有一天可以直接问自己的安卓手机：‘我的车钥匙在哪？’”“天哪，并不想。”我告诉他。也许我正身在俱乐部，酒保帮我保存着车钥匙，而我正躺在楼上某个房间里呼呼大睡。我很高兴用手机记录自己生活中的一切，但我并不想要谷歌知道这一切。施密特发现我的私生活明显比他的要精彩（对此我表示怀疑）。他告诉我，他还发现，安卓用户甚至想要不用自己开口，手机就能为其奉上所需的信息。我承认，这种技术实在是太了不起了。这就像是随身带着蝙蝠侠的管家阿尔弗雷德，只不过这个阿尔弗雷德并不是为我工作。他随时跟随着我，记录我的信息，但会把这些信息全部发送给谷歌。我问施密特，未来有没有可能允许我直接用现金购买谷歌的服务，而不用同意被监控。他对于我的用词提出异议，但很坦诚地回答了我。他说，那不是他们的商业模式。直至斯诺登事件爆发，没有人能实现这种模式。

在我与施密特同台之前，我就已经开始担忧该如何处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废弃数字信息，而且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在工作中，我想知道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各种各样的秘密。“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强力的措施，威慑那些为我提供秘密信息的线人，使他们的身份暴露，并且对他们进行了惩罚。

出于自我防卫的需要，我开始学习电子设备操作安全技术。我开始习惯使用加密技术和匿名代理。我像个毒贩一样，用现金购买了一次性手机，然后意识到要把自己常用的手机关机，这样它才不会和一次性手机的行迹重合。手机商店里带有时间戳的监控录像难道不会使我暴露吗？也许会，如果真的有人这么用心去查的话。只更换SIM（用户身份识别）卡就可以吗？手机本身的硬件标识符会追踪我的行迹吗？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可以。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会。我就像是爱丽丝掉进了兔子洞，越陷越深，逐步走上一条荒诞不经的道路。任何一名理智的新闻工作者都知道，自己不可能彻底“隐身”。

正当我开始怀疑自己花费的这一番工夫是否值得时，一个自称Verax（拉丁语，意为“说真相者”）的人出现了。他发给了我一个加密密钥、一个识别信号，还有一种双向验证方法，我之前从未见识过这么聪明的方法。这就像老式的漫画广告：“If U Cn Rd Ths Msg...”（若你能读到此信息……）我满怀欣喜地发现，自己可以读懂这条信息，甚至之前的疑惑也随之打消。“我很欣赏你对操作安全，尤其是数字环境下的操作安全的重视。”Verax在下一条信息中写道，“很多记者在这一方面的意识还极为淡薄，这就导致他们所关注的对象和他们的意图都直白地暴露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有人告诉我你在这方面已经相当精通。”

事实并非如此。在这方面，我只是略通皮毛，是Verax引导我更加深入。之后，我们开始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