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兵学与中医学导论
第一节 兵学与中医学的源流
一、兵学与中医学的产生源于人类生存的需要
自天地始生，人类初诞以来，先祖为生存之要，或巢居以避蛇虫，或穴居而远禽兽。其时生产无力，资源匮乏，人与兽斗，难无伤损，然时人无知，唯凭之任之，或生或死，但依天命也。或有痛不可忍者，以砭石、骨针刺之，竟尽止痛之功，此盖针灸之始也。夫食无所食，或有食本草以充饥，竟有愈病之妙，始知本草之用，此盖“医食同源”之谓也。其后有“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史记》）。又黄帝轩辕问道于岐伯、雷公、俞跗，岐黄之术自此传矣。及至夏商时，时人制汤醴饮用，始知汤醴于医学之用；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之成，此乃中医学之初建也。
中医体系既建，后人所虑者，唯其发展也。《黄帝内经》所述者，大道也，其理奥，医者难明。故张仲景著《伤寒论》以论病制方，辨证论治之萌，方剂之始也。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以专论针灸，开经穴治病之先河。及至隋唐，物产渐丰，时人命久，渐思益寿之法，故孙思邈著《千金方》而论养生之道。而后时过境迁，温疫大行，其病非《伤寒论》所宜，故叶桂又著《温热论》而独论温病。时至清末，列国入华，华夏颓败，国人有志者皆感锁国之弊，故愤起而尊西学，一时洋学盛行，医者竟有疑中医而妄言欲取灭之，中医之境危也。故有唐宗海者，振臂而起，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各论中西之妙。
凡上所述，中医学之发展，皆时势使然，人类生存所需也。
至于兵者，凶器也，其发展，亦关乎生存。《周易·序卦传》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故黄帝撰《握奇文》，战蚩尤于涿鹿，所为饮食生存也。
中国之兵学，萌芽于夏商，形成于西周，以《军志》《军政》《司马法》等籍为载体；成熟于东周，以孙子、范蠡、伍子胥为转折，经《六韬》《管子》成书而标志成熟。汉至宋元，各家争彩，受之影响，兵学内融儒、道、法家之理，渐至高潮。明至近代，理学、心学发展，“兵儒结合”变为“以儒统兵”。及至列强东侵，火器称雄，古代兵学之体系备受西方军事之冲击，终告解体，现代军事体系形成。
遍观中国兵学之发展，因饮食之道而战，战而有总结，兵法生矣。而后之发展，亦时势相引，生存所需也。由此观之，兵学与中医学的产生皆源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
二、兵学与中医学在社会发展中交融
兵者，杀人之器也；医者，活人之术也。二者一名凶器，一名仁术，闻其名当知其别。然纵观华夏之史，其医者竟有寓兵学之道于医学者，其兵者亦有用医学之理于兵学者，只因兵学与中医学在社会发展中早已水乳交融，难以割裂。
相传黄帝征蚩尤、伐赤帝而作兵书之祖《握奇文》；师岐伯、问雷公而作医典之祖《黄帝内经》。可见兵学与医学乃是中华文明的双生儿，自问世之初就难以分割。
昔西周东迁，幽王暗弱，诸侯割据，征伐不断，伤病满野。兵家“仁本”思想渐萌，医家“仁道”之术渐兴。故先辈百思千虑，反复验证，终撰《黄帝内经》，著《难经》，书《神农本草经》，建中医之体系，史留医缓、医和、扁鹊、太仓（淳于意）之名。
及至东汉，献帝拱手，三国纷争。战伤不断，故华佗制“麻沸散”以为外伤之用。疫病流行，故张仲景著《伤寒论》以治黔首。饥民遍野，故董奉隐杏林以愈万民。时穷节乃见，若非战乱，岂有建安三神医之美名传？
而后东晋，中原陆沉，胡族称主，北方五代更迭，南方十国交替，其乱也，天下如炼狱。因其乱，故有葛洪避世修道，以《抱朴子》论道，存《肘后备急方》济世。因其乱，故有兵法与医道双修之英杰，如山中宰相陶弘景撰《古今刀剑录》，作《本草经集注》；名将世家皇甫谧，注《鬼谷子》，著《针灸甲乙经》。
至于隋唐，炀帝骄奢，穷兵黩武，大兴土木，竭尽民力，终致众雄起义相讨。孙思邈为避战乱，先弃北周官，后辞唐皇爵，隐于民间，知民之所苦，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虑险峻，一心赴救。心诚术精，方能著成《千金方》。
至于明末清初，清人入关，满汉相争。汉人不服满制削发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流血飘橹、积尸塞流。故有温疫盛行，久治难平，医者方知时更境变，古学难治今病。当是时有叶桂者别《伤寒论》著《温热论》以论温，吴又可著《温疫论》以论疫，薛雪著《湿热病篇》以论湿热。只因战乱之后多发瘟疫，方有温病学派之出世。
渐入近代，列强东侵，诸革命先反清，后反帝，再反军阀，辗转亦百年。于此民族危亡之际，西学独尊，国学势弱，中医若不自强则无以求存。幸有唐宗海著《中西汇通医书五种》，以企“折衷归于一是”；有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独倡“衷中而参西”；有朱沛文著《中西脏腑图象合纂》，称“通其可通，存其可异”；有恽铁樵著《伤寒论研究》，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
华夏渊源其长而久也，其大医名医之所出，多出自乱世。因其乱而思，因其思而变，因其变而通，因其通而久。故古人云“乱世出英雄”，我言“战世出名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