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气机论与“正汗指征诊疗体系”

张英栋

学习《伤寒论》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吗？

不是，起码对于我不是。我一直以来对于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临床医生。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临床疗效更扎实，学习《伤寒论》的目的，也不除外。也就是说，我学习《伤寒论》是为了用起来可靠，而不是说起来漂亮。这是需要读者注意的。

也就是说，我的学习和研究是基于临床的。

这是我对《伤寒论》探索的前提。所有的咬文嚼字和参酌天地，都是为了提高临床疗效。

我临床见到的主要疾病，是和张仲景先师见到的不一样的，所以我只能学习张仲景的思维方法而“寻其所集、思过半”。不能照搬、不能对症选方有的时候也是一种好事，它逼着你去研究其中的机理，而不是照猫画虎。

了解了以上的前提，会方便大家了解我对《伤寒论》临证探索的几点体会。

其一为气机论，实际上就是对于人体得病之理和治病之理的探索。

关于对人体生理病理的重视，仲景早有明训，可惜后学者真正看到、看懂的不多。“见病知源”是仲景在《伤寒论》序中的原话，便是仲景重视人体得病、治病机理的明证。不“见病知源”，只“见招拆招”，想要治愈疑难病、系统性疾病，难！

人体的生理是怎么样的？每个人切入的角度不同，于是表述不同。《内经》云“升降出入，无器不有”，基于此，笔者对人体生理状态的表述是“人体气机升降出入的正常状态”。

有了生理作为参照，人体的病理便容易描述了，为“人体气机的升降出入失调”，笔者简称为“气郁”。

有了生理状态和病理状态的比较，治疗的原理便容易懂了——使人体由病理状态回复到生理状态，从气机的角度来讲便是“调整气机的升降出入”。简而言之，便是“由郁变通”。

“郁”是金元四大家之首刘河间解读临床所见的一个法门。有邪者气血不通、气机郁闭，正气不足者同样会气血不运、气机不利，治疗的目的不外乎“疏其血气令条达”（《内经》语），实者攻之使通，虚者补之使通。这个和教材体系是不一样的，一听“气郁”，会有人误解为教材体系的气滞，容易局限于实证，把“郁”换作“气机的升降出入失调”这种提法为大家理解刘河间常讲的“怫郁”提供了一个桥梁。

其二为广汗法（即“正汗指征诊疗体系”），即是“给邪出路”的思维在表系统障碍（即“出汗障碍”）时的治疗大法。

“给邪出路”是治疗的目标吗？还是“给邪以出路”，进而让出入恢复正常才是治疗的目标？

“给邪以出路”只有通过正常出汗才能实现？还是通过大便、小便、月经、唾液等都可以实现？

……

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笔者脑海中，指导着笔者临床的进步。汗，在我的脑海中，早已不是发散的手段，而变为身体局部恢复正常的标志。简言之，正常是我临床考虑最多的事情，我们的治疗不是让症状看不到了，而是要为患者长久的健康负责，医生要帮助患者在其体内建立健康的、趋于正常的新秩序，让患者的机体进入健康的良性循环中。

毋庸讳言，入手时的“汗”是以麻桂剂“开太阳”得汗为主的；但是很快便上升到了“气机通利、得汗而解”的境界；进而又找到了“气机恢复、自然汗解”的新高度。到最后就不分实证、虚证，都可以从正常的出汗这个指标上，找到可靠的立足点。这也就是“正汗指征诊疗体系”——以健康、正常的出汗指导疾病的诊断和治疗。

这个体系最初着眼于以正常的出汗为目标的所有方法，笔者命名为“广汗法”。后来中医传播专家刘观涛先生认为这一学术体系，在诊断和治疗中有着前人未曾重视的巨大价值，不妨命名为“正汗指征诊疗体系”，以免与发汗解表近乎同义的“汗法”相混淆。对此，我非常认同。

“正汗指征诊疗体系”（我亦习惯称之为“广汗法”或“泛汗法”，此前我曾在《中国中医药报》等报刊发表多篇关于“广汗法”的文章）脱胎于《伤寒论》，但是不局限于《伤寒论》，把“汗”与“健康”“正常”直接联系起来，便让“汗”成为了一种治疗的大法，不仅仅是“发汗解表”的手段。

广汗法，让“汗”离开了法，与人体的健康直接相通。

正常的出汗（符合正汗四要素）是健康的标志之一，医学的最终目标是恢复健康。广汗法让治疗直接与最终的目标联系了起来，以避免治疗中出现方向性的错误。

广，第一个含义便是用方的广，不再局限于开表，只要涉及“阴、阳、内通道、外通道”的用方用药，都可以归于“广汗法”。人体所有系统的不通都会与表的不通有关联，“不止于表，不离于表”，“不止于汗，不离于汗”，这便让一个“汗”中，“八法备焉”。

广，第二个含义便是用法的广，不再局限于用药。通过调整外界温度得“遍身微汗”是不是广汗法呢？通过性情调整，得“遍身微汗”是不是广汗法呢？这些都是，都可以归于“广汗法”，“四多两温度”（适度多晒、适度多动、适度多穿、适度多吃发物，身体的温度、心灵的温度），皆为“广汗法”。

广的第三个含义是适应证广，这个是后话。第四个含义是眼界广，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更多与汗、与健康相关的知识与智慧。

气机与汗，是人体生理、病理的瞭望口，是笔者认识人体、改造人体的工具和标尺，能明白这两点，便掌握了进入笔者中医思维的钥匙，希望更多的中医人与我一起思考，一起进步。

其三为反对“方症对应”成为中医的主流。

前两点是立，而这一点是破。

“方症对应”与“方证对应”，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吗？虽然后者常常被有些学者解释为证据等，但是从文字考证的角度，“症”和“证”两者在古代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古代“证”即是“症”，关于这点，本书第八章“经方应用杂谈”中有详细解读，在此不再赘述。本书除了强调“证”的现代称谓错误的时候，其他地方都径直写作“症”，以恢复古义，减少歧义，文中不再做说明。

在前言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讲“方症对应”还是“方证对应”，都是以方为主体的，而不是以病、以人、以人对于自然的适应为研究的主体，与“见病知源”无关，与“临症察机”无关，能在这点上取得共识就够了。

方只是治疗的手段之一，很多时候不能说是主要的手段，更不是唯一的手段。

把一种治疗的手段，抬高到不该有的高度，是需要当代中医界反思的。

“医非小道”，医最重要的是理。

有理才能更好地用好治疗的各种措施（包括经方）。理，可以为经方插上翅膀，希望更多中医人重视中医的理，重视伤寒的理，重视经方的理。

2015年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