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我们为什么推出“中医新课堂”丛书

学医难，学中医尤难，成为名中医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元代名医王好古写的中医书名叫《此事难知》！

一旦通晓医理，就能以一当十、一通百通，就像清代名医陈修园写的书《医学实在易》！

而从“难知”到“实在易”中间，则是成为中医临床高手最为艰难的路程。我们推出的“中医新课堂”丛书，就是要为你在这段艰难路程上“插上翅膀”。

一、师承实录：“不掺假”的完全记录

翻看中医图书，满眼皆是“应手取效、效如桴鼓”，似乎写书者都是胸有成竹、百发百中的“神医下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有些中医专家所出版的医学专著，对中医学习者有着一种不自觉的“误导”。因为医著中所列举的实例，多是典型病例、特殊病例，而且多是最终治好的病例。“看其专著，叹为神医；跟其临床，不过如此！”这也不能苛求专家，因为专著篇幅毕竟有限，所以，自然要“精选”典型的、治愈的病例。为什么看其专著和跟师学习差别非常之大？为什么中医界一直呼吁“跟师学习”？因为只有跟师学习，才能真实地、没有任何“掺假”地反映老师的疗效、细节，包括失误、困惑、曲折等真实体验。

但是，跟师学习，要放弃原有的工作、待遇，大多数人是做不到的。一年放弃5万元的收入，还要投入几万元的生活、学习费用；中医师承教育的费用，也相当于高额的MBA、EMBA的十几万学费。怎么办呢？我经过反复思索、反复探讨，最后发现：我们可以用一种现代技术手段，接近于“完全还原”跟师学习、师承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不间断、长时间地记录中医名师的每个临床案例，或者不间断、长时间地记录弟子与师父的学术对话。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出“不间断”这个字眼呢？因为凡是“剪辑”“精选”，就有可能不自觉地偏离“真实”，走向“粉饰”。所以，真正意义的“师承教育”，一定不要对“师父的完全录音”做任何删节、处理，哪怕录音的过程有杂音、有干扰、有拖沓，也要尊崇完全真实的“师承理念”。正如国际新闻界最著名的记者法拉奇，她在采访各国总统、主席的时候，“用录音机录下访问中的全部内容，然后一字不漏地以原对话形式全文加以发表”。

这项在中医学界史无前例的“师承全记录”工作，从2005年开始正式启动了。我寻找到的第一位师承名师，是一位农村家传中医薛振声老大夫。他殚精竭虑写成一部医学专著，很多临床中医师用了他的方子觉得“立竿见影，疗效很高”。这位70多岁的老中医，每天坚持到医院里行诊，星期六、日从来没有休息过，即便是大年三十，也坚持为患者服务。每天晚上，我和他通电话，他口述他每天行医所诊治的每例病案的详细情况（读者甚至会听到春节期间鞭炮齐鸣的“背景音乐”），并且从不讳言自己失败的病例。把自己完全真实的病案进行如实公布，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这相当于把自己的医术“赤裸裸地”公开给世人，没有大海一样的胸怀、过硬的临床水平，并不敢这样做！因此，当我开始每天和薛老的“完全记录”工作之后，刘力红博士给我致函：“您能对中医如此用心，功不唐捐，中医会记住您，历史也会记住您！”其实，我更认为：刘力红对我的评价，更是对薛老这位农村家传中医、一位开拓性的中医名家的评价。因为，薛老的这个“师承记录”行动，标志着中医学术“师承教育”广泛传播的崭新开端。在这种“师承全记录”新方式的启发下，刘力红也和他的师父卢崇汉开始了不间断的“师承学术对话”，不间断的录音，记录下两位中医名家的“师承实况”。

二、三大要求：打造“师承教育”最佳读本

作为全国医学专业图书中的首创，我开始陆续对能够担当“师承教育导师”的专家作者提出如下“新要求”：

第一，一定要有1个月以上或100例以上“连续不间断、完整不删节”的行诊全程记录（保留录音或录像原始记录）。这相当于让读者全程跟随、考察这位专家的实际疗效，而不是看其“精选”的有效案例（事实上，哪怕随便一个刚出校门的中医师，都可以“精选”一本“疗效如神”的医案。因为看病水平再差，也总会碰到治好的病案）。这就相当于让读者跟其临床，现场考察。

第二，一定要详细阐释“从脉证到辨证，再到方药”的详尽、真实思考过程。现在的多数中医专著，遵循历史传统的写作格式，先列某患者的脉证，然后辨证为诸如太阳伤寒，再开出方剂加减。此后，才开始阐释为什么这样辨证、开方。从余国俊先生的《中医师承实录》开始，我们开创了更加便于读者学习、阅读的医案写作格式：先列患者脉证，然后开始分析辨证的详细思考过程（包括各种可能性的分析，猜测、排除、再猜测、再排除，也包括犹豫、担心、把握性比例等真实细节），最后才是得出的辨证结果。正如同侦破案件一样，不能先告诉读者谁是罪犯，再分析为什么他是罪犯；而要对每个人进行嫌疑排查，再逐一从诸多可能的犯罪嫌疑人中进行筛选。这个过程中时常会有误断，会有反复，但这就是真实的侦探过程！所以，中医医案的写作要向这种“真实的思考过程”过渡，甚至附上诸多学生和老师的互动疑问（比如，为什么只用这个方剂，换个类似的方剂可不可以）。

第三，写作时要注意参照“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中医经典”。比如《伤寒论》《黄帝内经》（甚至还包括近代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等，作者可以阐释如何在传统经典的基础上进行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第二个标准是“临床概率”。对于当代临床经常出现的病种（国内、国际当代最新疾病谱系），要加大力度进行阐释，比如痛风、癌症、艾滋病、前列腺疾病等，要勇于面对最新的常见病种。第三个标准是“大学教材”。大学教材的体系毕竟代表着一种现代的分类方式，很便于中医学子们接受。

真正的中医名家，应该如同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愿意把自己的毕生心血“精细入微、条分缕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讲解、传教，把自己的毕生研究成果汇集成学术论著，传诸后世，造福人类。特别是临床操作要具有很强的“可学习性、可操作性”，学生们学习老师的著作后，也能够在临床上逐步达到较高水平。

基于这种真实还原师承教育实况的思想，我们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陆续策划、出版了《中医新课堂》丛书，包括《中医师承实录》（余国俊著）、《我的中医之路》（余国俊著）、《我的脉学探索》（金伟著）、《名医师承讲记》（李静著）、《小说中医》及《小说中医续集》（张大明著）等，这些书被读者们称为“中医师承教育最好的读本”。此外，我们还陆续推出了面向初学者的“中医入门系列”、面向专业中医师的“临床经典系列”等多种书系。作为这些书的策划编辑，我本人特别向每位中医执业者、学习者及爱好者强力推荐《肝胆相照：一个人的健康战争》，这是一本在我的图书策划编辑史上最让我感动、同时也是受益最大的一本书。这本曾经感动100万患者和医生的健康感悟图书，我认为值得每位中医人精读、思考、彻悟！

三、完全还原：让名师“手把手”带教临床

被誉为“中国近代医学第一人”的张锡纯，曾经把自己的中医教学效果总结为“三年期满，皆能行道救人”。而对比传统中医教学，则是“取《内经》《难经》《伤寒》《金匮》诸书为讲义。然如此以教学生，取径太远，非阐十年之功于此等书，不能卒业；即能卒业者，果能得心皆应手乎”？

新教学的3年、传统教学的10年；皆能行道救人、不能卒业或得心应手——差别何其之大！关键在于教学手段和方法。对于中医师承教育，“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先生，曾经与萧龙友先生联手创建“北平国医学院”并担任院长，办学15年，为祖国培养了数百位杰出的中医骨干。孔伯华先生坚持师承教育的方式，临床见习时，每遇疑难病证，当即提示生徒，或事后进行讨论，允许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见，畅所欲言，尽情辩论，然后做出总结，指归而教之，倡导“详加辨证，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1929年，国民党政府做出“取缔中医”的议案，孔伯华被推选为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主席，率领全团前往南京汪精卫国民党政府请愿。面对汪精卫，孔伯华先生义正词严地提出“用临床效果打擂”。汪精卫政府眼见为实，看到中医的良好疗效，最后撤销了“取缔中医”的提案。新中国成立后，孔伯华参加了对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对首长们关怀备至，建树颇多，受到周总理当面表扬，总理赞其“不高谈空理，务求实干”。教委的同志把孔伯华新中国成立前创办“北平国医学院”的办学资料取走，开始编写新中国的中医教学大纲，创办新中国的中医学院。

昔日，孔伯华先生在北京西单北白庙胡同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今日，孔伯华医馆联手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等中央级医学机构，邀请中医临床名家开设“教学、临床、带教”全程记录、传播的“中医师承大学堂”。除了由孔伯华先生的学术继承人讲述“孔伯华中医学说”之外，现代经方大师胡希恕先生的弟子、中日友好医院冯世纶教授将在此开设“伤寒论临床师承讲座”，并进行手把手的临床带教。胡希恕先生作为临床效果卓著的经方大家，得到中医名家刘渡舟高度评价：“每当在病房会诊，群贤齐集，高手如云，惟先生能独排众议，不但辨证准确无误，而且立方遣药，虽寥寥几味，看之无奇，但效果非凡，常出人意料，此得力于仲景之学也。”胡希恕先生倡导对《伤寒杂病论》执简驭繁、惟求疗效，其“方证是辨证的尖端”学术体系，成为中医人士“一通百通用伤寒”的高效捷径。

为让更多中医学习者接受“师承式教育”，我们提议、要求当代中医名家对每个案例做“精细入微、苦口婆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讲解，就如同古代中医师承教育的师傅“手把手”地传教自己的入室弟子一样，不仅仅是“事后诸葛亮”式的医案，而是“全面还原”诊断的过程、细节、思考，乃至于犹疑、失误、反复！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将陆续出版《中医新课堂》丛书及“中医师承大学堂”的全部讲座和带教实录。

“读一本好书，结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毕竟，对同一本书的认同，代表着其学识、兴趣、思想的一致性。

作为本书系的策划编辑，我希望专业的中医师读者们，能把自己阅读本书的体会、心得乃至困惑、思考，发给我。

欢迎您对本书提出意见或建议，也欢迎您向中国中医药出版社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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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观涛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