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探索新途

梭罗采取了如下言说策略说明自己开启瓦尔登之旅的意图所在：首先，指出世人苦役人生的糟糕处境，为解构既有生活模式的权威性与合理性做准备；然后，告诉他们人生有无数的可能性，鼓励世人从思维与行为的陈规中摆脱出来，从烦恼、忙碌、卑微的生存窘境中挣脱出来，勇于开辟新的生命经验，而瓦尔登之旅正是对这种新的人生模式的尝试。

“你们生活得如此糟糕是否必要呢；这种生活是否还能改善呢？”梭罗向邻人们问道。梭罗深感世人过着苦役般的低贱生活，但却从未试图去对这一糟糕的生活模式进行改变，他们只会抱怨自己命运的悲惨，或听天由命，眼光短浅，将这种生存窘境视为唯一合理的生存方式。为了让世人从生存迷梦中清醒过来，梭罗不惜诉诸棒喝的手段。他引用了英国诗人卡伦的诗作为《瓦尔登湖》“经济篇”的“补充诗篇”，并将诗题改为《斥贫穷》：“这卑贱的一伙，把他们的位置固定在平庸中，成了你的奴性的心灵。”梭罗将身处迷误中的世人斥为贫穷的人、卑贱的人，这里的“贫穷”“卑贱”显然都是就其精神层面而言的。梭罗想借用此诗，振聋发聩地告诉那些缺乏幸福感与尊严感的世人：你们之所以不幸、平庸、卑贱，完全是因为自己的缘故，你们任由所谓“命运”的摆布，在既定的人生轨迹中麻木地滑行，在陈旧而泥泞的生活方式中随波逐流，否定任何变革的可能，不仅做物质与欲望的奴隶，做富人的奴隶，还做传统、习俗与偏见的奴隶；你们若想逃离这一困境，就必须“学会再苏醒，更须学会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应赋予生命以勇气，对新的生命进行探索。

梭罗认为，从偏见与常规中解放出来，是我们需要迈出的第一步。梭罗由此对传统、老人、经验、习俗等进行了激励的批判，认为这些思想里面充满了“污泥”似的偏见，是“蒙蔽全地球的淤土”。他说：“老年人是不会有什么极其重要的忠告给予年轻人的。他们的经验是这样地支离破碎，他们的生活已经是这样地惨痛的失败过了，他们必须知道大错都是自己铸成的。”正是因为世人向现实“闭上了眼睛”，过分依循前辈的错误经验和忠告，向习俗投降，把荒谬的习俗常规当作是应当奉行的真理，所以无力脱离悲惨而又绝望的生活轨道。梭罗认为：由于传统与偏见已成为阻碍世人实现自我超越的巨大障碍，故而他主张世人用一种类似于现象学的“悬置”的方法，让所有对于生活的惯常性看法都接受自我内心的检视，将一切传统与偏见搁置起来，直面“坚硬的底层”——真实的现实本身，在生活的实践中学习生活的艺术。梭罗不仅是这样倡导的，也是这样践行的，他是“反对传统思维习惯的斗士”，一生都在与各种强大的成见做斗争。

梭罗消解这种由于继承而产生的生活的合理性，正是为了建立新生活的合理性。梭罗指出“人们赞美而认为成功的生活，只不过是生活中的这么一种” ，“从圆心可以画出无数条半径来，而生活方式就有这样的多。一切变革，都是值得思考的奇迹”。

梭罗心中的理想人是能与自然完美感应的印第安人，他注意到，与一般美国人喜欢收藏旧物的习惯不同，印第安部落每到年尾，便收集家中旧物，堆积在广场付之一炬，这预示着新的一年将彻底告别过去，重获新生。梭罗对印第安人的这种做法非常欣赏。他还信奉成汤王浴盆上的刻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呼吁“我们应该从远方，从奇遇、危险和每天的新发现中，带着新经验，新性格而回家来”。梭罗认为，人的生命体验需要不断更新，用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话说——“灵魂需要转瞬即逝的经验来充实，否则就会枯萎下去”。

既然人生千姿百态，有那么多的可能性，而世人又不满于当前的苦役处境，那为何不对既有生活模式进行时空切换，尝试另一种生活？这也正是《瓦尔登湖》“结束语”第一句话中所蕴含的深刻寓意：“生了病的话，医生要明智地劝告你转移个地方，换换空气。”梭罗认为，人的生命具有三种形态：植物性生命、动物性生命与思维生命。既然人的生命体每时每刻都在自我更新，那么，思维生命亦当同步更新。

诚然，人世间的生存方式无限多样，哪一种才是最幸福美好的方式？梭罗认为，只有你的内心才能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梭罗说：“一个健康的人内心最微弱的肯定的反对，都能战胜人间的种种雄辩和习俗。”“只要紧紧跟住你的创造力，它就可以每一小时指示你一个新的前景。”故而梭罗一再鼓励世人应对心灵进行探险，保持清醒而不再昏睡，了解天性中最真诚的部分。

梭罗非常赞许威廉·哈平顿（William Habington）的诗《致友人》：“快把你的视线转向内心，你将发现你心中有一千处地区未曾发现。那末去旅行，成为家庭宇宙志的地理专家。”航行与探险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哥伦布正是通过远洋航行发现了北美新大陆，然后才有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在梭罗所处的时代，航行与探险依然盛行，目的是为了探索未知的外部世界，掠夺更多的财富、建立更多的殖民地。那时的西方世界也产生了大量以探险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梭罗认为心灵的旅行与探险，比地理旅行与探险更惊心动魄、引人入胜，因为人心灵的广袤深邃并不亚于外部世界，而且远未得到应有的开发与认识。“每个人都是自己领域中的主人，沙皇的帝国和这个领域一比较，只成了蕞尔小国。”人类的精神世界里也有大量未知的大陆、岛屿、海洋，等待我们去认知，它们的壮丽和神秘并不逊色于物质世界中的未知领域。但遗憾的是，人们总是愿意登上远洋的船只，而任由自己麻木在陈旧的心灵航线上行驶，“在那里他们重新拆卸组装，以适应世俗”。故而梭罗倡导世人将视线从外部世界转向内在精神，囚禁冲突世俗、进行心灵的内省，“做一个哥伦布，寻找你自己内心的新大陆和新世界，开辟海峡”，“让自己成为考察自己的江河海洋的门戈·派克、刘易士、克拉克和弗罗比秀（笔者按：以上提及的皆为探险家）”，“去勘探你自己的更高纬度”。

梭罗鼓励世人勇敢地冲破传统，听从内心的本真呼唤，获取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而这一倡导，恰与追求独立的美利坚精神高度吻合，所以爱默生说“没有谁能够比梭罗更像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梭罗所彰显的独立精神被视为美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而这也正是《瓦尔登湖》被《美国遗产》杂志评为“十大塑造美国文化品格”的名著之首的重要原因。

正如爱默生所评价的那样：梭罗“质疑每一种习俗，并希望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进行他的实践”。梭罗以精神探险家与先锋开拓者作为自己的使命，高举反抗传统习俗的大旗，并发出了抛弃陈旧生活经验的呼喊，他写道：“想人世的公路如何给践踏得尘埃蔽天，传统和习俗形成了何等深的车辙！我不愿坐在房舱里，宁肯站在世界的桅杆前与甲板上，因为从那里我更能看清群峰中的皓月。我再也不愿意下到舱底去了。”哈里森·格雷·奥提斯·布莱克（Harrison Gray Otis Blake）在一封与梭罗的通信中这样评价梭罗：“生活的意义在你那里是：你要将自己同社会分离开来，同习惯、风俗、传统的牵累分离开来……你不想用旧瓶装新酒，你要的是里外全新的生活。”为了探索一种全新的人生，梭罗远离了世俗社会，来到了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在瓦尔登湖畔过起了离群索居、自耕自食的生活。梭罗说：“如果我们常常能够参照我们学习到的最新最好的方式来过我们的生活和管理我们的生活，我们就绝对不会为无聊所困。”梭罗希望借此了解人内心的真实需求，并依照这种真实需求建构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帮助世人发现新的生命乐土。

美国著名梭罗研究学者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的以下一段论述，对于理解梭罗瓦尔登湖之旅的意义至关重要：“哲学逐渐被认为是关注那些行动之前乃至思想之前的事情（例如，确定思想的可能形式），或者只关注行动的后果（只是评价已有的事物，却不愿去改变它）。哲学家开始被认为与实践脱节，而在这方面梭罗则是个与实践结合的典型例证。”正如哈恩所言，梭罗的极其可贵之处在于对哲学家模式的改变，表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一点，爱默生这样评价梭罗：“比起我来，他更为真实，而且更能在实践中履行它们。”杰弗里·S.克莱默（Jeffrey S. Cramer）亦指出：“梭罗哲学的一个核心就是行动伴随思想。”美国梭罗研究专家罗伯特·米尔德亦称，梭罗“以人生为职业，把哲学家的理想和实干家（英雄）的行动结合起来”。

梭罗不仅是思想家，同时也是思想的实践者。梭罗是同时用头脑和四肢思考并解决人生问题的人，他的思想与行为并不像很多传统哲人那样，处于分裂或者脱钩状态。梭罗不仅在理论上设想一种合理的人生新模式，而且躬身实践检视其现实性，从而将一种崭新的生存理念，由乌托邦的空想与憧憬变为了身体力行的生活本身，这使得梭罗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上确立了独树一帜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称梭罗是个“楷模”，具有超越于一般的哲学家的伟大。

梭罗绝不是一位书斋型的思想家，满足于纯粹理论的建构，他不仅是作家，也是农夫、园丁、木匠、漆匠和测绘员。他所掌握的各种生存技能让人惊叹，“我会的行业有我手指之数那么多”，因此他具备将自己的生存理念付诸实践的生存能力。爱默生曾这样评价梭罗：“他体格结实，五官敏锐，能吃苦耐劳，他的手使用起工具来，强壮敏捷。他的身体和精神配合得非常好，能用脚步测量距离，比别人用尺子丈量还准确……他能够像牲畜贩子一样地估出一头牛或一只猪的重量……他能够计划一个花园或是房屋或是马厩。”梭罗具备在不适宜居住条件下生存的健康体格与敏锐感官，他热爱且擅长劳动，能吃苦，动手能力极强，各种劳动经验非常丰富，对生活环境有着良好的直觉和改造能力，而这些能力显然是一般的思想家所严重缺乏的，而这也是为何一般的思想家只能停留于空想的设计，而梭罗却能将思想家的理想和实干家的行动结合起来的重要原因。

此外，正如克莱默所说：梭罗也是在“回应社会的挑战”。19世纪40年代初，一些乌托邦社团开始形成，如布鲁克农场（Brook Farm）和弗鲁特兰兹果树园（Fruitlands）。这些群体希望通过重建一个社区来重建社会。布鲁克农场曾向梭罗发出了邀请，但被梭罗断然拒绝。梭罗在其所著的《重得天堂》一文中对这些乌托邦社团进行了批判，矛头直指德裔美国人J. A.艾兹勒（John Adolphus Etzler）所著的《人人可得的天堂》一书。该书提出了建构天堂社会的方案，人类将在十年内凭借发达的科技，轻松享用取之不尽的物质财富。梭罗对这些乌托邦方案进行批判，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方案都不是从个体着手的方案，过分依赖集体的力量。梭罗认为，人们普遍轻视个体的力量，而一个人首先要实现个体的自我完善，然后才可能推动集体或社会的完善，不从个体入手的社会改革，只能停留于幻想。

虽然，梭罗的生命实验与当时的乌托邦社团一样，所进行的都是关于新的生活方式的实验，但他们更偏重社会组织，而梭罗更偏重个体。梭罗更多地在探讨：应当如何过一种个体性的生活，个体如何与群体交往，个体如何看待社会的习俗与法则。在梭罗看来，我们必须首先取得个人的成功，然后才能取得众人的成功，因为只有首先通过个体改革，以真正改善自己的内心世界与生活世界为改革的起点，才能最终实现社会改革。而瓦尔登之旅，正是梭罗以个体改革重新设计社会的试点。

梭罗的林中生活，也被不少人误解为不务正业、缺乏抱负，有人认为他“住在康科德林中的‘茅屋’里，整天在树林中和田野里游荡，耗费了时光和在哈佛所受的教育”。就连爱默生也表示非常遗憾，说：“我忍不住要把缺乏雄心壮志算作他的缺点。由于他胸无大志，没能为整个美国出谋划策，而只是做了采浆果远足队的首领。”

对于类似这样的质疑，梭罗的如下一番话，可视为对自己的辩护：“你也许认为我从世人中退隐会耗尽我的力量，在寂寞中，我为自己编织了一个丝网或者一个茧，像一个蛹，不多久就从中化出一个更美好的生命，适合生活在一个更高的社会。”梭罗认为自己去湖畔生活，是从外部世界到自我内心世界的转移，是以退为进，如同化蛹成蝶，是为了探索并成就更好的自我，进而通过自我革新推进社会的完善。梭罗是怀着探索人生的使命来到湖畔独居的，他说：“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不必给我爱，不必给我钱，不必给我名誉，给我真理吧”，“生命如果是不友善的，我也必将此不友善的真相显露给世人；如能通过亲身经历领悟到生命的崇高，我也将作出真实的报道”。梭罗就是希望能够借助这一段崭新的人生经验，了解人的真实秉性，领悟生命的真谛，寻求宇宙的奥秘，从而为世人探索出一条更神圣美好的生活道路。

由此我们说，梭罗的瓦尔登之旅，其实就是探索生命意义与可能性的一次生命实验。梭罗在《瓦尔登湖》中也大量使用“实验”“试验”这样的词汇。笔者非常认同李永毅先生的看法：梭罗隐居瓦尔登湖“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实验，一种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挑战甚至挑衅”。湖畔独居的这段生活经历，对于梭罗而言，就是一个开辟人生经验、探索人生意义的生命实验，他在以一种不同凡俗的方式，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注，他是以一种出世的方式，行着入世的事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梭罗与作为隐士的陶渊明有着本质区别。徐迟指出：“绝不能把他的独居湖畔看作是什么隐士生涯。他是有目的地探索人生，批判人生，振奋人生，阐述人生的更高规律。”袁灿灿指出：“梭罗不是一个隐者，更不是孔稚圭《北山移文》中的沽名钓誉之徒。他如此纯粹地生活，似乎只是试图探索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探求文明濡染下的现代社会是否有返璞归真的可能性。”这些都是对梭罗瓦尔登湖之旅的深刻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