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雕刻渐行渐远的时光

我越来越觉得，众多古老的中国民间手工艺，尤其是那些正在日渐消亡甚至已彻底消失于我们的日常视野之外而又承载着无数先人智慧的手工艺，都是华夏民族的文化遗产。它们，更有资格获得“世界文化遗产”的称号。

中国云南元谋人和北京山顶洞人住在洞穴里，靠采集与渔猎为生。他们击毙山林中的狗熊，捕捉河沟里的缩头乌龟，用的肯定不是机关枪与鱼雷，而是以打砸加工后的石块或削尖了脑袋的竹木作为武器。这类粗糙而实用的简陋工具算得上最原始的手工艺品了。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造纸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扬威于世界，可它们最初无一不是源自手工艺人的千锤百炼。即便已跨入科技高度发达的21世纪，在中国，仍有一些地方、一些人坚持采用传统的古老工艺来做罗盘、造纸、印制族谱、配制火药。

《三国演义》里，“桃园结义”的三兄弟中，爱哭鼻子的刘备和脾气火爆的张飞都称得上是地地道道的小手工业者。刘皇叔的看家本事是打草鞋和编草席，张飞则原本是个杀猪佬兼卖酒郎。至于关云长，他双手抡起82斤重的青龙偃月刀耍得虎虎生风，我疑心他或许也曾是某行某业中臂力惊人、肺活量巨大的匠人。

刘、关、张虽是历史人物，可他们的“个人简历”更多地来自小说，难以当真，但太多白纸黑字载入中国文化史籍的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与手工艺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这就不能不信了。

捧出史书随意抖一抖，就可抖出不少好东西：华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在手工艺领域绝对是“多项全能冠军”，制衣、制靴、种植、毛织、制秤、弹棉花等五花八门的手工行业均尊称他为祖师爷；儒家宗师孔夫子还是愣头青时竟当过吹鼓手；据传，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是折扇的发明人，他由此被后人尊为制扇业的行业神……

比懒婆娘的裹脚布还长十万八千里的中国封建社会，皇帝里更是涌现出不少技艺不赖的手工匠人。仅有明一代就称得上“人才辈出”。永乐帝除杀人很在行外，据说还能将喇叭吹得嘀嘀嗒嗒响，其吹奏的水平显然胜过孔圣人。明熹宗朱由校更是技高一筹，小朱接了他老爸朱常洛的班当上皇帝后，很不务正业，治国安民的事甩手交给阉割了“小弟弟”的魏忠贤，自己整天躲在内宫里挥斧拉锯做桌椅板凳。朱由校的木匠活儿干得挺漂亮，堪称鲁班第二。除精通木工活儿外，这位贪玩又无能的混账皇帝又是九级泥工，拿起砖块砌墙砌得溜快。还有可怜的大清光绪帝，这位封建王朝的倒数第二位皇上也能算半个工匠——他被慈禧软禁后，没事干时就拆散西方某国赠送的音乐钟，再根据中国民乐的旋律重新设计组装。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眼里，手工业原本是地位低下者为之，可居庙堂之上的统治阶层、深宫内院的不少皇帝老儿居然对此“情有独钟”，实在有点儿出人意料。

在民间，手工艺则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中国自古乃农业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前，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人生理想大多相似：寒窗苦读力求踏上仕途乃人生第一目标；“学而优则仕”的希望破灭后，第二目标是学门手艺，勤学苦练，做到技高一筹，因为手艺精也就衣食无忧；第三目标才是老老实实耕田种地，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此外，不愿专门为匠的农民即使决心一辈子守候土地辛勤耕种，也会力争掌握至少一门手工技艺，以此作为谋生的辅助手段。相当多的农民都有以下“祖传”意识：面朝黄土背朝天，完全靠耕耘土地侍弄农作物，那是靠不住的。若逢上天仁慈，送来风调雨顺的好年份还好说，一旦碰上干旱、洪涝年头，仅靠耕种很难摆脱忍饥挨饿的日子，从而不得不背井离乡。若能拥有一门技艺在身，即便远走他乡，也多了个求生门路，生活多了份保障。

农民学艺成风，使得古老中国的众多农庄村寨都有“全民皆匠”的现象。学艺成功后告别农耕活动的专业手工匠人，一部分仍扎根农村，另一部分慢慢进入了城镇。生活地域不同，相同点却都是凭手上功夫谋生。工匠中极少数技艺超群的优秀分子，最后成为“民间艺术家”。

费孝通先生撰写《江村经济》是在20世纪30年代，时间倏忽一晃，过了约七十年。《江村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那些以手工劳作为主的“副业”，在当今中国，有的已改头换面，有的已奄奄一息，有的已销声匿迹，中国农村“全民皆匠”的盛况再也难以出现。尤为可叹的是，具体到某个手工艺人身上，即便他有巧技、绝艺在身，也往往没法施展才华，没法靠手上功夫混到丰衣足食——现代工业化生产的浪潮汹涌而来，将众多民间传统手工业杀得片甲不留，越来越多的民间手工艺丧失了最后的生存土壤，越来越多的民间艺术家只能慨叹英雄无用武之地！

在中国，诸多领域都有自学成才呼风唤雨的英雄好汉涌现，但相当一部分的手工技艺却始终只能借助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以及手把手授艺的形式得以传承延续。一旦断了这种传授的门径，许多高超的技艺就在掌握者离世后彻底失传——这种不幸如同大自然的食物链中某个“链条”脱了节，连力大无比的恐龙也难免死翘翘，消失得一干二净。更为不幸的是，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颇有点儿禅宗意味，禅宗讲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身怀绝艺的民间艺术家们也习惯于“不立文字”，老一辈的师傅们都是趁早尽可能地将技艺直接教授徒弟或传于子孙，塞给徒弟一本“教材”要他自己去啃的情形根本不可能出现。从古至今，除先秦《考工记》与明代《天工开物》、清代《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等寥若晨星的书籍有专门论述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内容外，很难找到其他“民间手工业完全手册”之类的文字资料……

正是眼睁睁看到了现代大工业的生产模式将中国民间小手工业冲击得七零八落，甚至很有可能出现民间传统手工艺“集体消亡”的无奈现状，对中华传统文化兴趣愈来愈浓厚的我开始了紧张兮兮的奔走。我希望通过不断行走、寻觅，借助文字与影像的形式对民间传统手工业进行尽可能详细的记录、留存。

这种边走边寻觅、边欣赏边记录的写作并非仅仅罗列一些行将“作古”的事物的镜头，也非随意捡拾一堆破旧物什的碎片。倘如那般，我不过是一个得了精神化恋物癖的过路客，而非潜心浸淫在民艺与民俗殿堂的有心人。对于下一秒就可能彻底消失的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我的努力不只是以文图结合的形式去完成一本书的举动，而是尽力发现、挖掘与力争揭示中国民间艺术真谛的过程，更是带着浓厚的抢救意识的行为。我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实现几个目标：其一，尽可能详细地记录中国民间手工业的生产工艺；其二，在挖掘中国民间传统手工艺的经济价值与实用性之外，更注重挖掘它在文化、艺术、精神寄存等诸多方面的丰富内涵与作为“历史活化石”的价值；其三，揭示藏匿于手工活动表象之下的真实社会生活，对中国民间手工业生产领域中渐行渐远、日渐式微而模糊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细节进行精雕细刻。

像我这样的行走与写作其实同样说得上是一门手工操作的技艺。我像一名老石匠，挥舞铁锤与凿子进行深入浅出的雕琢，只是，我不是在坚硬而冰冷的石头上，而是在柔软而温暖的纸上刻录文字和图像。我期待时过经年，当某些民间传统手工艺在中华大地消失殆尽无处寻觅时，仍有人能从本书窥探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