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中国经济增长的伟大成就与巨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持续升级，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结构从1978年的28.2∶47.9∶23.9转变为2017年的7.9∶40.5∶51.6，即过去四十多年，中国从工业化初级阶段起步，经历了工业化中级阶段，正在从工业化高级阶段向服务经济阶段转型。(1)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化比重由1978年的17.9%增加到2017年的58.5%，城镇人口净增加64102万人，(2)城镇逐渐成为人口集聚的主要物理空间。中国产业升级和城市化取得了巨大成绩，推动了总体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45亿元（当年价）增加到2017年的827122亿元（当年价），全球排名从第10名上升到第2名，与美国并列为全球仅有的两大10万亿美元级的庞大经济体；也推动了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不到300美元（当年价）增加到2017年的8800美元以上（当年价），实现了从低收入向中高等收入(3)的伟大转变。

与此同时，中国省域经济增长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部分省级地区的经济体量甚至达到了富可敌国的程度。2017年，广东、江苏、山东的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以89879亿元、85901亿元、72678亿元，位居全国前三甲，按照平均汇率折合依次约为13311亿美元、12722亿美元、10764亿美元，大致相当于澳大利亚（13234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3位）、西班牙（13113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4位）、印度尼西亚（10155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6位）等中等强国的经济规模；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广东、江苏、山东的地区生产总值依次折合约为25344亿国际元、24223亿国际元、20495亿国际元，广东的经济总量将接近法国（28761亿国际元）、英国（28567亿国际元）两大发达国家，江苏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意大利（23874亿国际元）、墨西哥（23583亿国际元），山东的经济总量将韩国（19730亿国际元）、加拿大（17144亿国际元）甩在身后。(4)

然而，在取得经济增长伟大奇迹的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积累了不少问题，比如贫富失衡、城乡失衡和地区失衡等。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GDP增长率从2007年的14.2%降到2017年的6.9%，正式结束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此外，中国经济发展的省域差距、区域差距较大，比如2017年，部分沿海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先后达到高收入阶段，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的人均GDP依次约为19104美元、18452美元、15874美元、13634美元、12009美元；但一些中西部地区依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比如安徽、山西、贵州的人均GDP依次约为6547美元、6007美元、5621美元，明显低于全国经济发展平均水平。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5)阶段，并逐步从数量型、速度型经济增长加速转向质量型、效率型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未来，中国要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发展目标，势必会遭遇更多的挑战和压力。

1.1.2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中央审时度势，2013年11月9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相比，论述出现了重要变化，不仅是人民需求从物质文化转化为美好生活，更加突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且明确指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增长的质量，而非仅仅是增长速度的提升。此外，党中央再次重申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提出了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两阶段(6)宏伟构想，再次从战略层面肯定了良好治理在国家长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尝试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核心的制度创新为抓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持续转型与升级。

显而易见，国家治理问题已从一般性的学术研究上升为中央重大政策决策研究。如何准确把握国家（或地方）治理质量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也就成为新的需要而进一步深化的重大理论研究题目。这就要求经济学研究者从理论出发，根植于中国道路的具体实践，去深入挖掘认识有效的国家（或地方）治理模式。中国是由众多省级行政区构成的超大国家，良好的国家治理就意味着良好的省域治理，故省域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可以观察到的增长事实是，过去近四十年里，深化改革与制度创新在中国省域经济增长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对外开放来推动中国制度变迁和治理改善，中国省域经济进入一轮超级繁荣期，创造出了巨大的赶超效应。因此，客观认识和评价中国加入WTO以来，治理质量在中国省域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奇迹，也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区域经济政策，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