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教育管理哲学之道

西方管理学（包括管理理论）的科学化特性很明显，现代西方管理学研究融合了数理科学、系统工程、经济学及信息论等多种学科的思想、原理和方法，管理学大量使用实证性研究方法，教育管理领域也深受科学主义的影响，定量化、数理化研究是其管理领域的主流和主导，客观化、有形化、对象化的自然科学倾向明显。但实证性研究得出的规律和结论只适用于研究发生时的特定时间、地点、对象，实证性研究使用的思维逻辑始终是科学逻辑或思辨逻辑。而管理哲学研究的对象是管理活动的终极问题，终极问题并不适用于逻辑思维和逻辑思辨。当涉及人的价值命题，涉及人的意义、偏好、热情、独特性等领域时，不可能依靠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去探究。价值命题必须仰仗于个人的主观体验、直觉判断、洞察力及良知，以及个人的自我反思精神和质疑精神，乃至依靠无法解释的神秘直觉和悟性等不可说之道。其实，科学一词，并没有褒贬之分，只是一个无关价值判断的词汇。科学与非科学融合在一起才能成就管理哲学，东方与西方融合在一起才能成就管理哲学。

1．西方管理概念的缺陷

西方在界定管理概念的时候，一般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界定。比如，它认为管理是通过对人、财、物的合理调配，使组织的投入与产出比达到最大化，以有效实现组织目的或组织目标的活动。人是劳动者，财和物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则是产品，组织目标则是劳动的全部目的。而且西方习惯总结出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运作系统或者运行模型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些模型或者系统看起来非常有逻辑性，也很有道理，但实际上是很荒唐的。任何一个逻辑系统的创建者都在用逻辑思维来歪曲真实，因为真实是无法用一个逻辑系统来解释和模拟的。任何一个基于某个逻辑起点的系统模型都有很多漏洞，而为了填补这些漏洞，再用更多的逻辑模型来缝合；与此同时，更多逻辑的构建，会让人觉察到它存在更多无法缝合的漏洞。在这个弥补和缝合的过程中，由于它越来越趋向于紧密的逻辑性，所以它距离事实或者真实也就越来越远了。况且，任何逻辑系统的构建不管多么宏大，也不管多么微小，出发点就是一个假设，而这个假设又与事实不完全符合，所以，在这样的逻辑系统里，如果否定第一步的假设，后面所盖的亭台楼阁也都如海市蜃楼一样无法真实存在。如果继续增加概念或者假设，那么这个不断缝合的过程本身就很荒唐可笑，这个不断缝合、弥补的过程就好比拣取无数个碎片来拼凑一个完整的图形，越是拼凑，就越是无法完整。如果这时构建者还在坚持说它是绝对真理，那么这个宏伟的逻辑系统本身也就坍塌了。因为，存在的真理或者事实并不是某个完全绝对的逻辑存在，任何逻辑系统都无法解释神秘的、复杂的、无限的真实，事实上那些不能分享的才是真正的真理。正如老子的《道德经》的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即说“道”通常是无法言说的。《庄子·天下》中说：“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也就是说，不要望文生义，不要把妄想的东西当成精妙的东西，而把真实的东西当成粗陋的东西，如果抱着自己的识见不能放下，就是把自己埋在其中，越是积攒识见，越是纷纷扰扰，在是非之中越陷越深。建构就是离开了道，建无所建，踏踏实实回到当下，才是妙境。所以不要置身事外地去分析和解释，也不要动技术性的念头，不要陷入“非此即彼”的思虑中，而是要须臾不离真实和当下，才不会被识见所埋。世界有偶性的相，但却不可以偶性来度世界。生命的真知，跟世俗及物质世界的真知常常相反，或者说，人类不能只靠科学来生活。

西方以此逻辑来界定管理的概念和逻辑也同样是有失偏颇的。管理的本质并不是把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按照所谓“合理”的方式结合起来进而实现组织的目的。无论是工具、机器、设备，还是技术、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劳动组合方式，或者制度、规范、法律等，都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管理处理的无论是人与物的关系，还是物与物的关系，或者是技术与物的关系，最终都是为了人的自由本身，都是为了人类最长远的发展和自由，甚至是为了人类与宇宙更好地能量交换及和谐共处，所以爱和自由才是其根本的目的、终极的价值。不断探讨如何合理组合资本资源方式的管理逻辑看起来是合理的，但却是无用的。

在管理过程中，个体、群体、组织、国家、世界，每个层次上都存在利益的差异性和价值上的多元性。通过管理，使多样的差异性和多元性能够成为一个公平稳定的有机合作体系，最大限度地消弭冲突，建立合作与信任关系，迅速、稳定地形成一股合力，投入到实现爱和自由的共同目标之中，才是管理压倒一切价值的所在。

举例来说，“福特创造的汽车生产流水线，就是通过直接改变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组合方式，使人类管理和生产方式发生改变，最终成为那个时代大规模汽车生产的标志性案例；通用汽车的总裁斯隆通过调整通用公司原有组织结构和人事管理方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组合方式，创造了事业部体制，使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在短短三年内反亏为盈”。[4]这两个案例都是现代组织活动中有效管理活动的代表，表面上看，它们都是通过对人与物关系的适当调整和合理配置达到有效的管理，但千万不要把这两个案例的管理价值局限在组织获利的成功或者组织内某个领导者的成功上。解放更多的人力，实现组织内外更多人的价值和自由，用最少人的、最小的自由代价换来更多人、更大的爱和自由，才是管理的本源价值。

关于未来人工智能机器的讨论也是同样的道理。人工智能机器越智能，其可以释放出人的价值的可能性越大。人只有脱离了机器就可以生产的劳动，人才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和爱，去做只属于人类才可以做的事情。未来的管理不应是刻板地限制一个人在一个固定的劳动岗位上，而是应更加开放地给予每个人自由、时间去创造的权利，从而改变刻板老旧的工作模式和工作流程，带来更多创新性的产品和服务。学校、教育模式也是如此，不是让学生变得更像已有的学生的模样，而是让学生变得越来越不像学生，教师越来越不像教师，学校也越来越不像传统的学校，那才是学校和教育应该走的“道”。

据报道，埃隆·马斯克开发的脑机接口公司（Neuralink）正在推向公众，在2019年7月结束的旧金山发布会上，马斯克介绍了该公司两年来的进展。连接人类和计算机的超高带宽脑机接口已将其神经链接系统嵌入小鼠大脑。如果马斯克的计划成功，通过机器人手术植入一个“高带宽”的大脑连接设备，使用柔韧的细“线”连接，每个“线”上3072个脑电极读取所有神经元信号，可以实现人脑与机器直接交互，实现真正的“人机共体”。可以想象，未来的教育一定不是通过电脑或者任何远程学习工具来获取的，因为传统的教育在人机共体的时代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那么试想，教师应该是什么样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一切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继续用传统的管理思维和理念来管理，是不可能的。如何让这个世界更美丽，如何让这个社会更加吸引人，更加不受限制，更加神奇，才是教育和教育管理者的目标。

2．西方教育管理概念的弊病

西方的管理逻辑是数理逻辑化，认为管理人和物都是有逻辑的、能够演绎推理的，而实际上，真理本身是无数理逻辑的，有逻辑的、能够演绎推理的反而是束缚我们思维的科学范式或研究范式。而东方的管理逻辑则是放松的、自然的，是顺应天时的，是不需要努力的。一旦努力，一旦刻意，你就会错过它，走上歧途。就好比石头与宝石，西方管理概念，意在把石头变为宝石。而东方管理概念认为，如果你是石头，你就是石头；如果你是宝石，你就是宝石，不存在努力从石头变成宝石的问题。如果你是石头，你就忘掉钻石，如果你是钻石，也没必要太当一回事，因为你已经是钻石。一个人原本的样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教育最多把一个人本来的样子呈现出来，帮助一个人成为自己、做自己，给予一个人做自己所需要的自由和尊严。

西方在界定教育管理的概念时，还常常从目标管理角度，严格监督和评测其过程，把组织目标作为衡量一切的结果。然而，教育领域的目标其实是非常难限定的。因为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模糊的，是不能清楚地界定的，既然目标难以准确界定，那么在选择具体的目标和培养方式时，就更难作出选择了，由于目标不清，有时候甚至还会作出相互矛盾的决定和决策。事实上，我们是无法判断教育组织的目标是否达到的。比如，回答组织目标的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素养到底是什么？回答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素养是什么之前，首先得回答，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到底是什么等。

西方偏向于科学管理，所谓的科学就是通过可以量化的、有形化的、可以评估的指标来测评教育的效果。但幼儿、儿童、少年、青年并不是学校的工作对象和产品，他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不是“标准件”，因而不能被加工，也不能被编入程序和进行格式化的操作。学习过程建立在因人而异的复杂性、不可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的基础上，所谓科学化地测定学生在学校社会化过程和结果是不恰当的。个体发展的程度（包括教师和学生），如果仅仅以考试结果和学业成绩来评定，则是忽视和抛弃了真正的本义和准则。

西方的管理制度比较复杂、机巧，总有各种各样的办法、策略，制定各种计划、规划以及各种时间管理等来指导管理工作。而中国传统文化所推崇的管理是平淡、朴实、朴素的，以平淡朴实朴素的制度来引领组织成员的行为，不需要太多技巧，太多竞争且对立的制度，只要把最基本、最根本、最纲领性的政策法令保持住即可。

西方过多的管理策略常常使用概念、框架、体系或者模型，这些小的聪明才智并不能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有时，问题和挑战本身就是由各种小的聪明才智制造出来的，假如你再用小聪明才智去解决这些问题和挑战，你将会发现，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因为用小聪明解决的问题，会需要大聪明才智才可解决。在你想要解决一切的企图中，你必然是失败的。当人们自以为是地做着非常严肃的逻辑性思考，而其实要解决的事是没有逻辑性的，那么这种思考根本就毫无意义。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具有纯粹逻辑性的，也没有任何一个问题可以纯粹靠头脑思考来解决。大多数时候，没有思考，才是真正的思考；没有作为，才是真正的作为；没有聪明才智，才是真正的聪明才智。

总之，在教育组织内，是缺乏所谓的科学评估的基础的。不同的学校之间，并没有一致的目标，没有一致的资源分配标准，也没有统一的测定成功、失败的手段，所以无法评估个体和团体的真正进步和发展。在教育组织外，各种外在环境的限制和束缚，各种人际关系的冲突影响，使得西方偏重科学化的管理活动成为一种对人来说，制造困难、制造痛苦，且易导致身心不和乃至分裂异化的活动。

3．中国教育管理哲学之道

西方的管理概念是科学化的概念。科学化，是一种进攻的战斗态度。人们期望通过科学征服自然、征服世界，人们也希望通过管理，征服他人、征服资源、征服权力、征服社会。而进攻的战斗态度，都是徒劳的。一个人征服任何东西或者任何人，都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举动。任何人可以在进攻的战斗道路上走一段路，但是只会有越来越多的挫折感，与此同时，他（她）也只会越来越虚弱，由于总是不能放松，总是处于应激的非正常状态，所以最终只能带着失败和困惑离开。

中国管理哲学是非科学化的概念，是一种类似信念、信仰的概念。如果以阴阳来划分，西方管理哲学是偏阳面的，是刚性的，是说明如何掌控和操纵，以及如何构建一个思维模型或系统来理解和运作，是如何使用头脑才智；东方的管理概念是偏阴面的，是柔性的，是如何放弃控制，放弃头脑才智，去除操纵，如何不落入思维的窠臼。它不是一种努力，不是一种刻意，而是一种无为，是一种虚无，是一种臣服，是一种休养生息。

西方管理思想中，将管理的本质阐述为对有限资源的合理分配，最终达到组织的目标和目的，它里面蕴含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将管理视为一种实现利益或利润的“工具理性”。而组织的目标和目的，不过就是利益或利润的组成，至于客户价值、员工价值更不过是利益或利润的代名词，考虑员工和客户的利益，不过是为了“刺激”组织的生产力，员工和客户的价值在于能为组织创造不断发展壮大的利益。所以在组织与组织个体的关系中，只是一种相互的利用关系、交易关系。这样的管理思想，缺少把人作为人来看的根基。他们对人的重视，即把人作为组织的资本或者资源来看待。他们的讲求人际关系沟通，则是力图把不同个体整合到一个组织之中，为组织所用。

然而，人毕竟是人，把人作为人来看待，是衡量文明和文化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尺。在组织管理中，对人的管理绝不能等同于对机器设备的维护和投资，组织中的个体，也绝不等同于机械零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独立意识、价值立场，个人心理，正是这些深藏在显性组织制度之下的个体意识活动流，才构成了管理的真正内核。只从个人的表面行为和组织的正式制度出发，无异于将冰山一角作为对人管理的全部依据。而且，即使完全了解个体的心理意识活动，以及在此之上的组织系统运作规律，仅用简单的规章制度和绩效奖惩来管理，不过是简单化地认为人和动物一样，可以建立起“条件反射”，并可以随意操控，完全忽视了人所特有的高级心理机能：意识活动和情感活动。在这一点上，西方管理走得越远，其距离正确的道路，只能是越来越偏，越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人的管理。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博大精深的仁心文化、儒释道文化融合的精神、古老东方的仁爱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最高境界，还有“柔弱胜刚强”的辩证智慧，这些其实正在得到西方人的关注和学习。但可惜的是，我们自己却把祖宗本有的智慧丢失掉了。我们嘴上说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实际上我们盲目崇拜着西方的物质文明，对物质文明追逐、艳羡，致使我们总觉得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甚至认为所有的舶来品都好过中国的东西，在这样的心态下，想要学习中国传统之道并能够运用于自己生活中的人可谓寥若星辰。

西方管理哲学的价值取向是一定要找到策略去解决问题，因此西方有很多的理论、流派、教义和技巧。这确实给人无限的遐想，但是它们依然是机械化的管理思维。而中国管理哲学的价值取向认为不存在好的策略与方法，因为策略与方法都是坏的，没有好的。在目标与问题之间，并没有道路。目标与问题是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是一个事物的两极融合。就好比从A地去A地，本来是没有距离的，因此也就没有路径和方法。无道之道、无门之门才是道和门，无策略才是策略，无方法才是方法，无技巧才是技巧，一切都是自发性的，只有自发性的回应才是真的解决问题。如果不是自发性的，而是刻意地运用头脑逻辑来解决问题、控制问题，那么，就会引起无数个麻烦问题。其实问题只有一个，但是，由于不断地想去控制和左右它，就会冒出一千零一个问题，解决了一个，还有一千个需要去解决。这种按下葫芦又起了瓢的解决问题模式是不可能奏效的。只懂得“术”，只能解决一千零一个问题中的几个问题而已，而实际上，这些问题并不存在，只是未认清那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已。只有懂得了“道”，才能直指问题的核心，直捣黄龙，一击命中。这就好比找到了问题的“根”，砍了根，问题就不会继续生长。如果只是砍些枝枝叶叶，不仅毫无用处，还白白浪费精神，即使后来找到了根，也无力去砍了。而且还因为砍到枝枝叶叶导致问题继续生长壮大。所以，问题不在枝枝叶叶，而在于根。总之，从机械转到自发，从有头脑转到无头脑，从自我转到无我，就是理解了“道”。所以说，中国和西方的管理哲学差别很大，内在的心理结构和元认知都是不同的。

相比西方教育管理学，我们将中国哲学、中国管理哲学纳入教育管理之中，更为符合教育的本质和本意。一个管理者有了人文特质的管理哲学思想，就可以在其内心树立一种价值信念和价值理想，为其管理行为确立一种为了人的生存意义和人本身服务的价值导向。有了坚定明确的内在价值信念，就有了坚牢的内在地基，外在的亭台楼阁才会坚如磐石。

当然，了解中国的管理哲学，也了解西方的管理哲学，能够融合二者，达到非理性与理性的融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才能实现个体和社会的自由和解放，那才是最完美的发展哲学。

以科学与人文为例，科学研究的都是可以被确定的东西，可以被确定的东西，就是可以被控制的部分，但是那些不可以被控制的部分不属于科学，是属于人文部分的。而人其实是不能被控制、被确定的那一部分，一旦人被按照物质来研究，让人变成一种有轨迹可循的东西（比如说，“创造”某个已知条件，就可以让某个结果发生），人就没有了任何创造性，人的自由就越少，或者说，人就只能被奴役了，既然被奴役，就一定有暴力、束缚、折磨和争斗。所以，纯粹以科学发展社会是会导致灾难的。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斯金纳的各种实验研究，都是把人当成了纯粹可以控制、可以操控的“物质”，这种有迹可循的研究或许适用于小白鼠，但绝不适用于有自由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人。不得不承认的是，有些人，在环境的威逼利诱下确实“跪”着活，但仍有一些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没有什么样的环境可以压制他的独立自由精神，这样的铮铮铁骨，绝对不适用于机械的行为主义学家的“刺激反应”研究。

以非理性与理性为例，目前西方在理性思维上已经达到了较高的层次，所以西方的现代科技文明非常发达。而东方在非理性思维上，曾经达到过较高的层次，比如东方人在艺术、诗歌、绘画、戏剧、舞蹈、文学、哲学、宗教方面，曾经都有过较高的造诣和辉煌。只不过，在现代科技和理性文明的影响下，东方的非理性文明已经逐渐没落，东方人也在不断地追逐理性文明。东方人对宗教、哲学、诗歌等方面的兴趣相对降低，而对科学、技术、理论、理性思维、工程、政治、论证更加感兴趣。在全球西化的作用下，很多东方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正在变得更加西化，比如快节奏的生活、时间管理、目标管理、追求物欲、个人价值、系统化管理等。与此同时，有一些西方人，则开始反科学、反技术、反概念、反理论，他们开始追寻哲学、诗歌、艺术、瑜伽、禅意、慢生活、生命意义、诗意和神秘等。

从阴阳太极相互转化的智慧哲学来看，理性或非理性、科学或人文，都是人类思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表现。当一个极端走到极致，头脑就会开始走向它的另一个极端。好比说光明和黑暗，有了黑暗，才有了相对的光明。如果所有时间都是光明，光明也就不再是光明了，而是黑暗了。反之亦是如此。所以，从理性到非理性，再从非理性走到理性，都是人类不自由的一种表现。

人类总是选择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放弃另一个部分，而人类走得越远，被放弃的另一个部分就越是对人类充满了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发现自己总是看到自己所没有的，而看不到自己已经拥有的。已经拥有的，变成你厌弃的；还未拥有的，变成你追求的。对物质的欲望满足了，又开始不满足于精神的需要；精神需要满足了，又开始不满足于对物质的欲望。就这样翻来覆去地折腾，结果欲望永远没法得到满足，人生永远没有得到完整的实现。换一种说法，如果我们只是重视科学技术的概念理论，这些概念理论反而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框架，这种行为走到极端，人们就会厌弃，想要逃离这种状态，那么，技术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就会衰退；如果我们只是重视哲学艺术文化禅意，这种状态走到极端，人们也会变得厌弃这种状态，那么社会人文发展就会衰落。科技衰退，则人们变得贫穷困苦；而人文衰落，则人们变得暴力野蛮。这样说来，人类似乎无法实现两个极端之间的融合和兼容并蓄，人类无法成为东方和西方理念的整合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是人类历史的某种命运。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管哪种极端情况发展下去，都是一种病态的不平衡，我们也都会因此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非整体的思维模式都将是失败的。东方因为选择人文和非理性而失败，西方将会因为选择科技和理性而失败。除非我们同时选择两个，否则无法摆脱这种“非此即彼”的恶性循环。

如果我们能够滋养出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和谐于一体的一代人，我们的文明进步就能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好比有一个画家，如果他不仅具有艺术的头脑，而且还具有科学的头脑，你可以想象，他的绘画将会与众不同。又好比有一个数学家，如果他能够进入艺术的境界，他的研究就可以摆脱理性的束缚和局限，他就能更加自由且富有灵性地研究数学，同时还会使他的研究更加细致。总之，科学有科学固有的准绳和约束，人文有人文固有的尺度和束缚。一个人太偏爱数理逻辑，就无法理解诗词歌赋；一个人太偏好诗词歌赋，就无法理解数理逻辑。从诗歌的角度看，逻辑太功利，缺乏美感；从逻辑的角度，诗歌太荒诞，没有深度。而人的心灵只有摆脱固有的好恶、偏好和标准，才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我们的头脑必须接受逻辑的、科学的理性训练；同时，也必须接受非理性、非逻辑的感性训练。理性的头脑充满怀疑和质疑，感性的头脑充满信任和信心，怀疑和信任同时存在。没有任何怀疑的信任，是值得推敲的；而没有任何信任的怀疑也是肤浅的。一个完整的人，指向理性的未来目标而有为，像一个英勇战斗的战士；与此同时的他，指向生命的此时此地而无为，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存在，这二者之间不应该有割裂和间隙。过分的专业化，只朝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发展，将会出现偏颇错误。所以我们要培养“完整”的人，融合东西方文明的人，培养内外一致不矛盾的人，这样的人拥有更多内在的和谐与自由，全新的意识和思维，因此也更富活力、更加健康。那么我们的未来才能更加美好。这或许就是当代科技文明发达的情况下，我们重新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回溯东方传统教育哲学、东方传统教育管理哲学的意义和价值吧。

总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放到如今，依然具备非常珍贵的时代价值。然而现如今对教育管理的研究大多存在着盲目崇洋媚外的现象，很多论述的理论和观点，仍然是基于国外的管理思想，我们应该加强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以中国人的智慧来解决中国本土的管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