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

（一）研究缘起

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是一个美丽的国家。由于笔者父亲曾经长期在此工作，笔者从小就对其怀有特殊感情，被其神秘的部落、多样的物种、质朴的风土人情等深深吸引，同时也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在广袤的中部高原生活着主体民族——麦利那族（Merina），该民族历史悠久。以前对其认识非常模糊，仅停留在父亲拍回的照片上，当真正前往并深入马达加斯加时，才深刻感受并体会到当地贫困的现实、人们生活的窘迫。

进入田野点昂巴纳托瓦那村（Ampanataovana）之后，笔者很快发现麦利那人“惊人”的仪式文化生活，不仅种类繁多、过程繁复，⁽¹⁾而且活动频率很高，几乎每户每月都要举行多次仪式。在这些形形色色的仪式中，其各种耗费巨大，这对本身就已处于绝对贫困的昂巴村来说，无疑加重了其贫困化的程度。笔者统计发现，仅翻尸仪式一项往往就要将一户村民辛苦几年的家财全部散尽，以致有些村民需要去典当物品或借高利贷来举行仪式。

在马达加斯加昂巴村社区为期近两年艰苦的田野经历，促使笔者对文化外在表达的仪式和当地贫困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第一，对于昂巴村这样一个长期保持祖先崇拜、“万物有灵”原始信仰和天主教等多重宗教信仰的族群来说，这种信仰体系及由此产生的仪式文化消费对当地社会经济到底产生多大程度的负面影响？第二，传统文化是否要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当地社会与文化调适有什么互动关系？第三，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和观点告诉我们，自学科建立以来，学者一直在为如何客观地描述和评判少数边缘化、非西方化做不懈的努力。美国学者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认为，人类学者惯用西方理论观点来阐释人类生活，才会导致对文化实质的错误认识，⁽²⁾也就是说，异文化研究成果，往往很少反映异文化本身的现实情况，反而更多的是西方本土社会观念的表达。因此，对文化进行回归，并从中揭示其自身的观念形态，是为恰当的文化理解提供批评的前提。昂巴村麦利那人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贫困的呢？他们在贫困中的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第四，当地人的仪式文化资源能否通过甄别、筛选、加工，并以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发展成为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与解决贫困问题、保护和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在互动与联系？

正是基于以上学术思考，加之有法语和经济学学科研究背景的优势，并结合长期海外田野调查经历，笔者最终将本书的研究主题确定在马达加斯加昂巴村麦利那人仪式消费对贫困问题影响的经济人类学研究上，试图通过对当地各种繁杂的仪式活动体系及经济消耗这一实际行为的“深度描写”和数据模型量化分析，揭示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和运行规则，剖析仪式的文化行为与贫困在不同经济时期的互动博弈关系。在前人研究理论和成果的基础上，笔者将文化消费置于更加宏观的经济范畴中加以阐释和分析，以综合发展的眼光看待当地人的行为，提出解决贫困的路径与机制，并借以补充、拓展和丰富减贫实践在现代语境下的内涵与意义。

（二）研究意义

第一，本书进一步拓展了汉语海外民族志关于非洲国家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全景展现马达加斯加麦利那人的仪式文化。目前，中国正在走向世界，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紧密，学术界“走出去”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人类学界越来越重视‘海外民族志’的发展，不少学者都强调中国人类学者应该去研究外国社会”⁽³⁾。海外民族志的研究也遍布世界多个国家，⁽⁴⁾为国人了解他国打开了一道独特的大门。开展海外民族志研究，将有助于对不同国家的多样文化作更深入的了解，有助于中国更自如地处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复杂关系，从而走向世界。本书通过对非洲马达加斯加麦利那人仪式消费对贫困问题的影响进行研究，全方位解读和展示其生存、发展现状和社会现实问题。可以说，海外民族志资料的价值就体现于此，同时本书也为相关海外民族志资料的收集拓宽了渠道。

第二，本书通过对昂巴村麦利那人纷繁复杂的仪式及消费与贫困的内在关系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可以修正以往贫困多元化的笼统观点。贫困问题是世界百年发展的热门研究课题，经久不衰，经过多年的研究发展与实践，形成了众多流派和观点。本书以当地仪式消费与贫困问题两者关系为主线，力争走出以往贫困研究史料型、发展变迁案例型的老路子，结合经济人类学研究理论体系，分析马达加斯加昂巴村麦利那人贫困的现状及深层次原因，最后以文化产业化对当地减贫、脱贫及传统文化保护的积极作用为落脚点，为贫困问题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第三，进一步拓展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突破其现有研究范围、增加研究内容，并丰富和发展在现代经济人类学语境下的研究思路与研究视野。目前我国学者更多关注中国各民族的经济问题。本书以中国学者的视角，以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昂巴村麦利那人的贫困问题为研究对象，以经济人类学（Economic Nnthropology）的理论依据为出发点，运用匈牙利经济史思想家卡尔·波朗尼（Karl Polanyi）关于“经济总是嵌合在社会生活中”的观点，⁽⁵⁾并结合“实在主义”（Substantivist）和“形式主义”（Formalist）两大理论流派相关观点和研究方法，解释和分析当地建立在巨大消耗和浪费基础上多样的仪式文化与现实贫困的相互影响的博弈互动关系，同时借此充实学科研究，并为本学科理论发展和创新提供借鉴和示范。

第四，进一步拓宽贫困问题解决的多元化渠道，增加中国海外投资的新方向。将传统文化资源经过筛选和再加工，置于现代经济语境下，将其发展为民族文化资本化，并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生产力，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当地日益突出的贫困问题，还能使传统文化得到较好的保护与传承。中国现阶段在海外投资多以金融、资源、工程建设等领域项目为主，依据此思路，也可以将视野转向海外民族的文化产业投资与运营上来，这也是另一种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与方式。

二、研究综述

（一）人类学关于仪式及消费的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

仪式是人类社会中历史最悠久、涉及范围最广泛的文化现象。⁽⁶⁾作为人类思想行为与社会形态的集中表达，其一直都是文化人类学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中外众多学者纷纷从各自独特的认知和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定义和深度解读，从而形成了众多的研究理论和成果，这为本书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具有参考价值。

纵观研究的百年历程，“仪式”作为专门术语出现于19世纪，并经历研究方向和思想认识的变化发展过程。首先是对古典神话和仪式的诠释。以人类学古典进化论为学理依据，其认为仪式是文化的原始初级形态，与神话之间形成互动、互文、互疏的复杂关系，并反映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形成热潮。其次是对仪式社会行为和宗教渊源的探讨，将其视为特定宗教行为和社会实践，并作为社会行为加以阐释。人类学家以此为依据，分别审视和探索了“神话—仪式”与宗教的历史纽带联系、在社会结构和组织中宗教化仪式具有指示性的功能。⁽⁷⁾仪式发展到今天，其界定和内涵也在多元变化：在宗教、心理、社会意识、生活规范、信仰等层次具有不同的认识边际。

仪式研究从一开始就与神话密不可分，人类学家视两者互为因果统一、相互交融的和谐结构体系。古典进化论学派大师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在«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认为，宗教的最初形式是万物有灵论，⁽⁸⁾并将仪式归入“神话”之列，⁽⁹⁾认为其是“物质形态神话”的本质事实。⁽¹⁰⁾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将宗教的发展分为无神论、拜物教、自然崇拜或图腾崇拜、萨满教、偶像崇拜、造物主等不同阶段。⁽¹¹⁾文化与人格学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宗教仪式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固执行为与宗教仪式»一文中，认为宗教是人类固执型神经官能症。⁽¹²⁾威廉·史密斯（William Robertson Smith）认为，神话只能用来解释和描述仪式，并提出了“仪式优先论”观点。仪式作为程式化的集体行动，要早于宗教信仰而产生。詹姆斯·乔治·弗雷泽（James George Frazer）在«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The Golden Bough）中认为，人类智力发展按照进化论顺序经历了巫术、宗教、科学三个阶段。⁽¹³⁾罗伯特·R.马雷特（Robert Ranulph Marett）提出了崇拜、仪式第一性，思想、信仰、神话第二性的二元性理论，认为“就多数而言，仪式产生神话，而不是神话产生仪式”，并第一次提到“前万物有灵论”“泛生论”等学术术语。⁽¹⁴⁾持“神话—仪式”相同看法的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默里（Murry G.）、胡克（Samuel Henry Hooke）等都将其看作“原生性的共存体”。⁽¹⁵⁾

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学者们开始注重分析仪式与社会行为、社会实践之间的内在关联。法国社会学派的J.麦克伦南（1869）在«动物和植物的崇拜»一书中提出：最早的宗教形式是对动植物崇拜，且与外婚制密切联系。英国人类学家W.罗伯特·史密斯（W. Robert Smith）在«闪族人的宗教»一书中认为：献祭仪式或分享圣餐的行为具有凝聚氏族的功能，形成氏族内“成员—神灵”的结合，并反对泰勒将宗教视作纯理性思维活动，坚持认为仪式在组织社会中的聚合作用。⁽¹⁶⁾戴维·爱弥尔·涂尔干（David Emile Durkheim）⁽¹⁷⁾将仪式作为“人类宗教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¹⁸⁾，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一书中分析了澳大利亚早期宗教礼仪和信仰仪式，认为其土著人的宗教图腾崇拜体系有三个特点，⁽¹⁹⁾并将该体系称为宗教活动的“初级形式”⁽²⁰⁾。同时，他将宗教划分为仪式和信仰两大基本范畴，其中，仪式归于信仰的行为模式与物质形态形式，认为宗教的核心是仪式，具有强化社会价值和行为方式的功能，又进一步将此功能分为宗教社会整体与社会个体两个层次。⁽²¹⁾对于信仰与仪式的区分问题，他同意罗伯特·史密斯关于宗教仪式要远胜于信仰体系本身的观点，反对泰勒有关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的观点。⁽²²⁾

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在«死亡与右手»一书中，研究仪式和象征现象。⁽²³⁾英国功能主义学派学者阿尔弗雷德·雷金纳德·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继承并发展了罗伯特·史密斯和涂尔干关于仪式的观点，认为对原始民族来说，仪式具有不可替代性，它是维系社会团结与群体感情的黏合剂。⁽²⁴⁾布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坚称所有巫术和仪式，从本质上都是为了满足人类基本社会、心理需求⁽²⁵⁾，通过研究认为，仪式和巫术具有社会和个人两方面的功能与价值⁽²⁶⁾，现实世界中办不到的事务，借助仪式行为的表演功能而得以实现，从逻辑上认为仪式行为建立在信仰之上，是族群、社区、具有地方价值的功能性表演，满足着人类的各种需要。⁽²⁷⁾

功能主义的其他学者也分别从不同视域对仪式进行了研究，如埃文思—普理查德（Edward Evan-Pritchard）⁽²⁸⁾对亚桑地人宗教信仰的研究，分析了仪式与思想体系及社会结构、社会活动、个人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从而论证其信仰的合理性。⁽²⁹⁾他指出，努尔人（Nuer）的仪式生活以牛为中心，其性别、年龄、毛色、身形体态在整个仪式活动中具有不同象征含义。⁽³⁰⁾拉帕波特（Roy A. Rappaport）重点对新几内亚岛（New Guinea）策姆巴加（Tsembaga）马林人（Kaiko）宗教仪式及相关禁忌进行了研究。⁽³¹⁾象征人类学大师埃德蒙·罗纳德·利奇（Edmund Ronald Leach）从“社会—结构”公式进行分析，认为“宗教仪式诠释和表现了社会结构”⁽³²⁾，并同意人类具有二元对立的思想结构。

以上诸学者多从仪式作为社会稳定剂、系统平衡剂、个人需求满足剂等视角入手进行分析，却忽视了社会矛盾与冲突。功能主义学派的麦克斯·格拉克曼（Max Gluckman）通过研究东南非洲祖鲁族（Zulu）妇女农业仪式和斯威士兰（The Kingdom of Swaziland）恩克瓦拉仪式（Incwala），从而阐释了如何通过有限冲突释放和解压而获得社会平衡。⁽³³⁾

阿劳德·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在«通过仪式»中认为⁽³⁴⁾：“人都会经历伴随年龄增长的从一个状态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³⁵⁾，将这种转换统称为“过渡仪式”（Rite of Passage），并区分出“分离”“过渡或通过”⁽³⁶⁾“统合或组合”阶段。⁽³⁷⁾维克多·特纳（Victor Witter Turner）通过对恩丹布人（Ndembur）村落的田野调查认为：“仪式是人们在不使用技术程序，转而求助于对神秘力量、物质或信仰场合的规定性正式行为，象征符号是基本且最小单元。”⁽³⁸⁾在仪式构成上他赞同范·盖内普关于人生礼仪的观点，发现并划分阈限（Liminality）阶段，指出它通过仪式过程暂时消除的不平等，来重塑和加强社会地位的差异化。⁽³⁹⁾

加拿大人类学家格兰姆斯（Ronald Grimes）在«仪式研究的起点»（Beginning in ritual studies）一书中，根据仪式实际用途，将其划分为仪式化行为方式（Ritualiation）、礼仪活动（Decorum）、庆典／典礼（Ceremony）、礼拜（Litargy）、巫术（Magic）、庆祝／庆贺（Celebration）六种不同类型。⁽⁴⁰⁾解释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sord Geertz）⁽⁴¹⁾通过对印度尼西亚（The Republic of Indonesia）爪哇（Java）东部卡篷人的研究，认为仪式是“文化表演”，从中阐释了仪式对于宗教的表现和塑造信仰的本质；⁽⁴²⁾并认为仪式具有宗教、政治、神圣、世俗等多重意义，在«爪哇宗教»（The religion of Java）中，继承并借鉴韦伯的宗教研究观点，将当地人的信仰与习俗总结为三种“文化类型”，并论述与当地社会组织的内在关联。⁽⁴³⁾

仪式过程中所产生的消费和礼物流动及社会关系是人类学仪式研究的另一主要方面。诸多学者分别从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Gift）、回礼的互惠原则（Reciprocity）、礼物的不可让渡性（Inalienability）、礼物与商品的关系等多视角进行分析与阐释。

马歇尔·莫斯（Marcel Mauss）在«礼物»（The Gift）一书中最早进行了相关研究。通过对新西兰（New Zealand）毛利人（Maoris）的田野研究发现：“豪”（hao）作为神秘力量，支配着当地人的礼物流动生活。正是因为礼物中的“豪”，才迫使受礼者在收到礼物后必须做出还礼，他将其称为“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Gift）⁽⁴⁴⁾。莫斯将原始个性化的礼物经济分为三个演进阶段：“最初的‘整体性呈赠’（Total Prestations）、有品德之人间的礼物交往、现代社会独立个体之间的商品交换”⁽⁴⁵⁾，但上述观点却受到诸多学者的猛烈抨击。

马林诺夫斯基在«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G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一书中提出了理性互惠模式的概念。他指出，原始社会人们之间的一切权利和义务并不是单方面或随意的，而是“被置入互惠性理念的均衡链条”⁽⁴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对«礼物»的主旨进行了抨击，认为其缺少对交换活动结构主义的完美理解，同时还认为莫斯的交换理论是分散而非整合与统一，迫不得已用“神话拼凑”出关于交换的理论——“豪”。⁽⁴⁷⁾雷蒙德·弗斯（W. Raymond Firth）认为，“豪”是不断变动、不易定义的概念，而莫斯对其有一定误解。事实上，“豪”并没有莫斯认为的积极主动的精神，且混淆了在毛利人社会看来完全具有不同含义的几种“豪”。弗斯更偏重以世俗而非神秘灵性的视角去解释互惠行为，同时也更倾向于强调其他保证回赠的机制。⁽⁴⁸⁾J.普瑞特兹·乔汉森（J. Prytz Johansen）赞同并支持弗斯关于对莫斯的批判。他认为，“豪”是具有丰富语义学内涵的词汇，并将其定义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例如一件物品），通常用于仪式并影响着整体，作为“豪”的物品，随着仪式语境的不断变化而显示出不同内涵。⁽⁴⁹⁾

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认为，莫斯只关注“豪”的精神意义，而忽视其经济意义，指出“从‘taonga’的交换中剥离出来的‘豪’的意义同交换本身一样世俗。如果二次礼物是初次礼物之‘豪’的话，那么某一物品之‘豪’就是它的产出，正如森林之‘豪’乃是它的生产能力一样”⁽⁵⁰⁾。萨林斯的观点使“礼物之灵”变得不再神秘莫测，可以用量化和计算来衡量互惠原则。他同时认为：“亲属关系也是一种互惠，即互帮互助的社会关系”⁽⁵¹⁾，并将互惠定义为社会关系与物品流动间的关联。⁽⁵²⁾他指出，汇集在社会交往中是一种内部的互惠组织与交流的关系，是群体的收集行为，而互惠又是群体间的反馈与行动。⁽⁵³⁾他还对互惠的三种社会结构⁽⁵⁴⁾及互惠与亲属关系的等距离作了研究。

学术理论的历史总是互相勾连在一起，虽然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莫斯的“礼物之灵”进行了批判，但可以肯定的是：莫斯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观点——“礼物经济”，则被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加工整理、充实并发展，使其最终成为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的理论基石。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学界对礼物的不可让渡性（Inalienability）、礼物与商品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与争论，“礼物之灵”以全新视域重新回到人类学仪式研究的中心。达蒙（Frederick H. Damon）在对穆尤瓦人库拉交换物品“kitoum”进行研究后指出：“所有库拉交换物品都通过特定个体的劳动而纳入交换当中，而库拉交易背后潜在的解释性原则正是不可让渡的‘kitoum’。”⁽⁵⁵⁾安妮特·韦娜（Anntte Weiner）诠释了礼物的不可让渡性，同时对以互惠原则为理论支撑的正统人类学研究提出批评。韦娜还指出莫斯关于毛利人“豪”的理论的相关正确性，“豪”可以赋予物品不可让渡性。⁽⁵⁶⁾C. A.格雷戈里（C. A. Gregory）⁽⁵⁷⁾根据马克思对商品的定义和莫斯对礼物的描述，提出礼物与商品经济之间具有二元对立框架，并认为“商品交换确立交易物品之间客观定量关系，而礼物交换则确立交易主体之间个人化的定性关系”⁽⁵⁸⁾。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从区别财产使用权和所有权入手，指出“可让渡是送礼者对礼物的使用权，不可让渡是对礼物的所有权”⁽⁵⁹⁾。

2．国内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前，因接受古典进化论学派思想影响，学界将仪式与中国传统民间习俗作为悠久整体文化历史进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研究重点放在对仪式和宗教习俗的追根溯源、收集整理及原始记录方面，但只是就“仪式”论“仪式”，没有从理论高度进行分析和探讨。此后较长时期，受多种因素制约，研究还停留在关于仪式的民族志初级记录描写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国内学术环境的包容、研究队伍的壮大及研究视域扩大，涌现出大量关于仪式、中国传统民间习俗的学术成果，形成以民间传统巫术与巫文化⁽⁶⁰⁾、萨满教仪式文化⁽⁶¹⁾、傩文化及仪式⁽⁶²⁾、民族原始宗教信仰⁽⁶³⁾等为主的研究方向，为我国当代仪式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且上述研究并不是单独孤立进行，往往是相互交叉、借鉴，互为研究切入点。

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俗学学科建立⁽⁶⁴⁾，人类学与其在仪式研究方面有诸多不同：民俗学侧重对历史脉络及发生学的研究；人类学则更注重从传统田野调查社区入手，通过家族祖先崇拜与民间信仰，对仪式的社会功能进行分析研究，如黄金钰对裕固族文化信仰与崇拜进行探讨⁽⁶⁵⁾，郭于华对中国汉民族丧葬仪式的研究⁽⁶⁶⁾，牟元圭对中国民间岁时节日的研究⁽⁶⁷⁾等成果。

进入21世纪，仪式研究不仅对已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继承，而且研究领域更加多样化、研究手法更加多元化。学者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单纯对仪式本身社会功能的辨析，而是将仪式与国家、权利串联在一起进行研究。如高丙中通过对河北省范村龙牌会的调查，将传统民间信仰与国家权利联系在一起⁽⁶⁸⁾；刘晓春对江西省富东村仪式的研究，凸显了信仰权利与村落象征两大文化因子⁽⁶⁹⁾；郭于华通过仪式的展演，将国家意识形态与地方传统文化间的互动表现出来⁽⁷⁰⁾。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凸显出自然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等一系列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学者们又开始关注宗教信仰仪式与生态平衡之间的内在关系，试图通过研究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新途径，如王永军、彭兆荣等都以云南省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祭祀仪式为例，阐释仪式文化与生态的关系⁽⁷¹⁾；路芳从亲和角度分析仪式与生态的关联问题⁽⁷²⁾。

从仪式及消费关系研究来看：学者们大多从仪式消费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社会交往格局、等级体系及对现实生活的功能价值意义入手来进行描述与分析。如田汝康先生通过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对云南德宏州芒市那木寨傣族宗教仪式消费活动——“摆”进行研究，⁽⁷³⁾并对当地人“大摆”“小摆”“汉辛弄”“烧白柴”“泼水”“祭祀”等一系列宗教仪式进行深度描写，揭示出仪式活动最核心的内涵：表面上它伴随巨大的财力、物力等经济耗费，实则是为赢得他人尊重，从而获取更高的社会地位。通过当地人共同参与的各种“摆”，从而暂时性化解社会矛盾、拉平社会地位、达到社会平衡的目的。⁽⁷⁴⁾

褚建芳重走田汝康的田野研究道路，通过对当地人的“帕嘎摆”“汤姆摆”“摆赶多”等15种特色宗教仪式活动，及“洗沐咂”“恨恩末”等7种人生与时令节庆仪式的深度描写，揭示出当地仪式礼物流动与社会等级关系，并通过人与神之间的交流，展现出当地社会的等级秩序与交往伦理。⁽⁷⁵⁾

在仪式礼物流动与馈赠研究方面，许多学者都从中国常讲的人际关系、人情维系、面子和回报等视角切入，深入分析中国社会送礼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礼物经济和关系网络之间的内在关联，他们的著作为研究中国礼物交换的社会、文化、经济乃至政治提供了有效的视角和途径。如阎云翔的«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通过分析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乡村社会中关系结构、互惠原则与人情伦理、权利与声望、婚姻交换等方面，对黑龙江双城县下岬村村民礼物交换、人情关系、人际与社会等方面作了实证研究；并对“礼物”的概念进行解释，补充和完善了人类学对礼物现象的描述。他指出，促成礼物流动和交换的文化规则和运作逻辑在于伦理和功能层面。⁽⁷⁶⁾

（二）贫困问题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贫困（Poverty）是全人类在社会进步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永恒主题。

最早的贫困定义是从经济学范畴视角界定的。对贫困核心体系建构和测量方法的确定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从目前学术研究发展来看，贫困研究视域已经开始向纵深发展，关注如生计、健康、教育、选举等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形成多元化、多层次立体的研究结构和大量研究成果。

1．国外研究综述

贫困研究的先驱学者是英国经济学家本杰明·西伯姆·朗特里（Benjamin·Seebohm·Rowntree）。早在19世纪，他就使用实地调查研究法，针对英格兰地区约克郡（Yorkshire）当地社会存在的贫困问题展开分析，并于1901年出版«贫困：城镇生活研究»，在其中对贫困进行了定义：“总收入水平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房租和其他诸多项目等”⁽⁷⁷⁾。朗特里的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学术意义，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明确以社会个体为研究对象，并以科学的量化来定义和研究贫困，此举为后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从社会人口论的角度来分析产生贫困的原因，在«人口原理»一书中认为：人口生产规律及过快增长是造成贫困最主要的因素。⁽⁷⁸⁾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则认为，造成贫困最深层次、最本质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关于贫困的相关理论是建立在对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国家早期社会贫困特征因素基础上的，并没有顾及其他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类型及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及自身特点，因此其理论也有分析不全面、关注局限性等缺点。

二战结束后，全球经济增长的红利却没有惠及全人类，加之其他因素的干扰，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态势更加明显，收入进一步拉开层次和距离；而刚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广大亚非拉新兴独立国家都面临调整经济结构、加速经济发展，特别是改变整体落后贫困面貌的历史重任。鉴于此，大批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入手，来进一步认识、定义、分析、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从而形成不同的发展理论体系。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此时期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具有以下学术特点：侧重研究物质资本形成的规律，忽略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侧重国内、区域内纵向发展研究，忽略对外开放的设计；侧重对计划与管理的建构与实施，忽略以“市场”特征因素为主的调节机制；重视工业在社会中的作用，忽略农业基础性地位；等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加拿大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Ragnar Nurkse）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 R. R.）和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eibenstein）分别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⁷⁹⁾、“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等。⁽⁸⁰⁾

美国芝加哥经济学派的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认为，物质资源资本的相对匮乏并不是造成广大经济欠发达国家贫困的根源所在，根本性的问题是对人力资源资本的认识和投入不足，而人力资本的持续投入是唯一的途径和渠道，着重指出教育与农业生产效率的内在关联性问题，认为两者呈正比例关系。⁽⁸¹⁾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将贫困、经济落后与现实社会制度安排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对政治、权利及其土地关系的不断改革，才能逐步使贫困人口获得更多的收入并刺激消费和相关投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⁸²⁾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Yujiro Hayami）提出了“诱致性技术与制度变迁”假说模型及相关理论，认为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影响因子是技术和制度，同时给出经济落后国家反贫困的“国家—社区—市场”“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公式。⁽⁸³⁾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指出，贫困应具有更为广泛的概念边际，并首次引入权利分析方法，认为不同阶层通过社会权利关系⁽⁸⁴⁾起到对粮食等关系生计物资不同程度的支配和控制能力。⁽⁸⁵⁾罗伯特·坎勃（Robert Chamber）对贫困人口的无助和孤立方面进行开创性研究，认为贫困还包括脆弱性、无话语权和无权无势等。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运用购买力平价（PPP）汇率计算出国际价格差异，来比较不同国家间人们的生活标准，并提出两种对今后世界范围内贫困线的界定⁽⁸⁶⁾。同时，他还对人类健康状况、死亡指数与相应社会经济状况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不平等不会对健康构成危害”的论断，并发现生活评价、情感福祉拥有不同的影响因子。⁽⁸⁷⁾

从朗特里到坎勃再到迪顿，世界贫困理论研究经历百年的学术发展历程，不难看出，其研究视域不断立体且层次化、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现在诸多经济学家将社会排斥引入贫困问题的分析研究中，认为即使社会个体已经获得可观的收入和可以对收入自由支配、个人综合能力得到发展，但如果被主流政治体系、经济框架所排斥，则仍然属于贫困。

2．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术界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及心理、脱贫与反贫的博弈等方面，综观国内研究重点，是从贫困理论与减贫实践两个方面进行的。

在贫困理论研究方面，主要是对世界主流理论的再研究、再认识、再深化，集中在贫困概念的探讨、贫困成因的分析、贫困方法的度量等方面，并从具有中国特色经济、政治、社会等角度发展贫困理论。如郭熙保和罗知对贫困理论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总结。⁽⁸⁸⁾陈立中和张建华对历史上贫困的定义和理论进行了梳理。⁽⁸⁹⁾杨冬民和孙小娜以国际范围内贫困研究为比较依据，认为中外在此研究上存在差距。⁽⁹⁰⁾楚永生和石晓玉通过梳理、比较和分析贫困几大理论流派，认为在宏观视野下形成的这些理论体系和学派，对于发展中国家实施反贫困战略具有重要借鉴和启发意义。⁽⁹¹⁾何爱平通过分析马尔萨斯、纳克斯、舒尔茨等关于贫困的理论和主张，阐述了各时期贫困理论对解决中国贫困问题的启示。⁽⁹²⁾王春萍等以能力为理论框架，分析贫困的内涵和衡量标准。⁽⁹³⁾黄文平和卢新波从经济学研究角度，分析贫困成因、贫困测量、贫困循环等贫困理论问题。⁽⁹⁴⁾谷家荣从贫困概念界定、贫困根源、返贫根源入手，重点分析当今流行的贫困研究理论。⁽⁹⁵⁾江山以欧美国家福利政策为切入点，阐述百年来各时期动态贫困研究内涵、局限及其相互关系。⁽⁹⁶⁾郭晓君等对国内外贫困和文化贫困理论的研究作了综述式的回顾与评述。⁽⁹⁷⁾

在减贫实践方面，中国近四十年反贫困实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扶贫政策和措施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和进步，其手段和策略进一步多样化，开始关注综合发展和增强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同时注重提高贫困人群的能力和发展人力资源，随着贫困人口脱贫返贫问题及因病、因灾和教育致贫的现象不断出现，返贫脆弱性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得到重视。其中，在国家政府层面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中国国际扶贫中心针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进行探索和实践总结；⁽⁹⁸⁾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分析反贫工作的政策走向，2015年国家又针对以往粗放型扶贫所暴露出的新问题和新特点，提出“精准扶贫”（to take targeted measures in poverty alleviation）的概念，还对反贫实践领域一些重大问题，如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关系、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制度的衔接、扶贫格局的构建、专项扶贫模式的有效性等进行专题研究。⁽⁹⁹⁾

在学术理论界，徐天祥等对云南省典型贫困区域内180个农户样本进行分析认为，贫困农户面临土地、资本、技术等资源约束条件。⁽¹⁰⁰⁾赵曦在对中国西部地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发展状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系统分析探索建立适应西部农村自然、经济和社会发展特点的，可参与的，可推广的反贫模式，为全面实施新的中国西部农村贫困地区反贫困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可操作的政策调整思路。⁽¹⁰¹⁾王晓毅和马春华从农民视角入手，重点分析并研究农村贫困与反贫困，及由贫困引发的农村社会诸多方面的问题。⁽¹⁰²⁾杨国涛以宁夏西海固地区农户贫困监测数据资料为基础研究贫困动态演进和分布规律，提出了反贫及实践相关政策建议。⁽¹⁰³⁾宋宪萍和张剑军运用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贫困理论，对中国贫困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反贫建议。⁽¹⁰⁴⁾王丽华从我国西部农村贫困特性入手，对地缘性和生态性贫困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办法。⁽¹⁰⁵⁾施锦芳从国际社会角度出发，对减贫战略及政策方面提出建议。⁽¹⁰⁶⁾郭劲光依托辽宁省贫困县相关数据，以贫困脆弱度为切入点，通过模型分析和研究，得出扶贫救济制度具有差异性和弹性的结论。⁽¹⁰⁷⁾陈昕对中国农村反贫政策进行研究。⁽¹⁰⁸⁾茶洪旺从生计贫困和发展贫困入手，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并对消除贫困提出对策建议⁽¹⁰⁹⁾等。这些学术研究成果都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借鉴。

（三）马达加斯加及麦利那人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马达加斯加及麦利那人的相关资料，最早来自中世纪讲阿拉伯语的旅行家和商人的记述，到16世纪以后则有欧洲传教士、商人和探险家们的记载，到20世纪，对殖民地大量记录材料的广泛利用，支撑起对马达加斯加研究的新途径，但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其研究在某些领域仍存在空白。

从历史看，对马达加斯加⁽¹¹⁰⁾研究关注较多的是法国，且研究主要分两大时间节点：其一，殖民统治时期，主要以传教士和殖民官员实地见闻、回忆录及殖民地政府年度各项统计报表为主要内容，大部分是对事件的原始记录，具有随意性和碎片化，没有达到理论高度。其二，1960年独立后，相关研究零星出现在法国政府及机构信息发布中，如Statistiques de l'éducation de l'Université de France对来法留学生进行数据分析；⁽¹¹¹⁾Ministère de l'économie，de l'industrie et de l'emploi de La France对留尼旺大区（l'île de la Reunion）与马达加斯加往来贸易数据进行统计。⁽¹¹²⁾

从马达加斯加国内学者自身研究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本国政治体制和行政区划调整⁽¹¹³⁾、历史及自然地理等方面。如赖芒德·腊伯马南扎腊剖析法国对其殖民统治，并对人民抵御外敌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¹¹⁴⁾；G.巴斯蒂昂（G. Bastian）对其自然环境进行分门别类介绍。⁽¹¹⁵⁾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权威数据库的资料和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目前关于马达加斯加研究的成果论文虽然近百篇，但主要都集中在医学及传染病防控⁽¹¹⁶⁾、农业种植技术⁽¹¹⁷⁾、自然风光⁽¹¹⁸⁾、地质地矿及自然资源保护⁽¹¹⁹⁾等领域。

国内对马达加斯加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第四局编写的«马达加斯加革命先锋文件选编»，全面介绍了马达加斯加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¹²⁰⁾随后较长时期出于诸多原因，对其研究处于停滞状态。随着改革开放、对外援助项目增多，其研究又趋于回升，但仍零星出现在中国与马达加斯加两国关系和中国对其援助研究领域。如李安山认为在元代两国已通航，并对当地华裔居民进行了统计分析。⁽¹²¹⁾舒运国认为，国民政府时期两国已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¹²²⁾顾英奇对中国医疗队在马达加斯加分布情况做了说明，并通过队员的生活纪实，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地现实贫困问题。⁽¹²³⁾张宏明罗列了2003—2011年两国经贸合作中，中国对其投资存量的相关数据。⁽¹²⁴⁾

通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非洲研究网数据库（Middle East and Africa Research Network）相关资料和数据查询整理发现：只有16条关于马达加斯加的学术信息。«西亚非洲»（West Asia and Africa）是目前中国非洲学研究最高水平代表刊物之一，对其2010—2015年关于马国信息的查询发现：只在2009年有两篇文章。⁽¹²⁵⁾在“中非联合研究交流计划”信息网数据库（Professional Website of China-Africa Joint Research and Exchange Program）即非洲研究特色资源数据库（The Professional Database for African Studies）中共有3条相关信息，但与上述诸多数据库信息高度重合，在此不再赘述。在中国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库（1994—2013年）中共查阅到10篇文章，其中博士论文只有1篇，硕士论文9篇，但这些论文几乎都是来华留学生以外语撰写，并且主要集中在投资、商品品牌运作、商业发展、旅游业等方面。⁽¹²⁶⁾

综观国内外关于马达加斯加的相关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规模化、系统化和层次化，多数仅以词条形式零星出现在相关文献和数据统计中，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口方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年均人口增长率⁽¹²⁷⁾，经济学人智库（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对城乡人口比重进行产业分析，⁽¹²⁸⁾并且对2050年总人口规模进行预计。⁽¹²⁹⁾

第二，历史及原住民研究方面：沈福伟认为，我国宋代地理书籍«岭外代答»和«诸蕃志»中的“昆仑层期国”，指的就是马达加斯加岛及附近东非沿岸。⁽¹³⁰⁾各版«非洲通史»中都认为马来—波利尼西亚人，即瓦津人（Vazimba），是第一批移居并定居在中部高原的居民。⁽¹³¹⁾

第三，封建王朝及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社会各项事务研究方面：舒运国指出，面对殖民势力渗透和侵犯时，国王拉达马一世进行了改革，但仅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没有从根本上抽动封建制度基础和根基。⁽¹³²⁾黄丽颖对1864年赖尼莱亚里沃尼任首相后的执政能力和改革措施进行了分析。⁽¹³³⁾杨人楩介绍了马国第一个民族主义组织。⁽¹³⁴⁾吴秉真等对马国争取民族独立、国家解放所作的努力给予了评价。⁽¹³⁵⁾诸多学者及相关书籍都从不同角度对土地被强占等法属殖民地经济特征情况进行了说明。⁽¹³⁶⁾«世界知识年鉴»中对独立前学校教育相关情况进行了统计。⁽¹³⁷⁾理查德·雷德（Richard J. Reid）介绍了1960年的独立情况。⁽¹³⁸⁾B.戴维森（Davidson）分析了后殖民时代经济作物经济和矿产开发。⁽¹³⁹⁾

第四，马达加斯加1960年获得独立后历史发展及政治方面的研究：Maureen Covell，⁽¹⁴⁰⁾Harold D. Nelson，⁽¹⁴¹⁾以及«各国概况·1979»（上）⁽¹⁴²⁾、«世界知识年鉴»⁽¹⁴³⁾等书作者都用不同篇幅分析了独立后法国与马达加斯加两国特殊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关系。EIU，Harold D. Nelson，以及«世界知识年鉴»作者分别介绍了其第一共和国时期政治及军事⁽¹⁴⁴⁾、总统选举结构⁽¹⁴⁵⁾、国家经济总体情况⁽¹⁴⁶⁾、1971年农民暴动等信息。⁽¹⁴⁷⁾诸多学者分别从政治⁽¹⁴⁸⁾、经济、军事、外交⁽¹⁴⁹⁾、民族化进程⁽¹⁵⁰⁾、立法和司法制度⁽¹⁵¹⁾、福科诺洛纳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及措施⁽¹⁵²⁾等方面对第二共和国进行了分析。

第五，现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研究方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1980—2011年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分析。⁽¹⁵³⁾非洲开发银行记载了2003年和2010年各产业占GDP比值。⁽¹⁵⁴⁾EIU对1997—200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了分析⁽¹⁵⁵⁾，并首次提出了重债贫穷国家概念。⁽¹⁵⁶⁾«世界知识年鉴»指出，马达加斯加独立后，其农业生产水平始终在低位徘徊。⁽¹⁵⁷⁾R. Lensink分析了马达加斯加相关年份金融相关指标的变动情况。⁽¹⁵⁸⁾罗建国对相关年份外国私人投资额、国有化比例、电力增长、民航货运量变动等一系列数据进行了记载。⁽¹⁵⁹⁾世界银行（中、英不同语言版本报告）对其农用耕地面积作了统计，并对劳动力和就业、工资情况进行了比例分析。⁽¹⁶⁰⁾欧洲世界非洲区域调查对公关工业数据进行了统计。⁽¹⁶¹⁾王文新对法国大学马籍学生就读专业进行了分类统计。⁽¹⁶²⁾张永宏则详述了1995年R&D占GDP的比值。⁽¹⁶³⁾

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角度来看：英国人类学家、结构功能派代表人物拉德克利夫—布朗最早对马国当地居民的体质及传统民族文化进行相关民族学分析与研究，并以此区分出非洲文化与东南亚文化两种不同文化层。⁽¹⁶⁴⁾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运用政治人类学理论研究马达加斯加国内问题，认为马达加斯加缺少政府主导和控制力；⁽¹⁶⁵⁾美国人类学家菲利普·科塔克（Phillip Kottak）以马达加斯加其他民族为田野调查样本，撰写了人类学理论教材。⁽¹⁶⁶⁾而国内关于马达加斯加昂巴村麦利那人的研究，除钟鸣的«马达加斯加伊麦利人翻尸仪式调查»⁽¹⁶⁷⁾和«马达加斯加伊麦利那人割礼仪式探析»⁽¹⁶⁸⁾等文章外，再无其他最新成果。

（四）研究评述

以上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专著的撰写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也开拓了研究的理论视野，但笔者同时也注意到：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关于“礼物之灵”（The Spirit of Gift）研究之后，一些研究学者将理论视角重点放在礼物动态的“流动”上，大多数人类学家以礼物现实层面为主，将精力放在人与人之间的礼物交往上，却很少涉及人神之间的礼物交往与维系关系方面。本书田野调查研究的对象为马达加斯加昂巴村麦利那人，他们对逝去祖先非常虔诚崇拜，并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整体科学教育文化认识水平不高，笃信“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另外，又由于法国对当地近百年的宗教殖民统治，许多人又信仰罗马天主教，导致当地形成了以逝去祖先崇拜为主体、“万物有灵”原始宗教信仰和罗马天主教信仰为补充的多层次、立体结构的信仰格局，互为补充、互不冲突和影响的奇特宗教信仰模式。很多仪式文化活动都与其宗教信仰密切相关，而仪式中各种耗费和物的流动不仅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更关乎人神之间精神交流，而且两者往往兼而有之。在各种仪式实际举行过程中，通过送礼、还礼、献祭等，当地人与神之间表达和传递出一种敬畏与满足、祷告与实现、保护与被保护的契约式互惠关系，而村民之间表现出的则是一种以互惠为基础的友好、信任与互助的关系。

综上所述，通过对马达加斯加昂巴村麦利那人的田野研究，丰富并拓展了中国学者以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并结合贫困相关理论及方法关于非洲贫困社区仪式过程中所产生的消费对当地贫困问题影响研究的理论视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扩大了研究范围。

三、研究视角与方法

（一）经济人类学的理论视角

本书以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研究框架。经济人类学是一门典型交叉边缘性学科，并不是经济学和人类学简单意义上的相加，它借鉴并吸纳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众多学理思想和主要研究方法。斯图尔德·普莱特纳（Stuart M. Plattner）将其定义为“从人类学角度出发，运用民族志等方式研究人类经济制度和行为的学科”⁽¹⁶⁹⁾。它的研究对象是从原始社会到农耕社会再到现代社会中包罗万象的经济问题，但从术语角度讲，其历史却很短。⁽¹⁷⁰⁾

经济人类学在自身学科发展史上主要经历了诞生与萌芽、“形式”与“实在”学术之争、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纵深研究发展等几个时期。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是最早开始经济人类学领域研究的代表学者之一，通过研究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原始民族的“库拉”（Kula）交换制度，以此完成«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一书，这是人类学学术历史上首次以原始状态下土著居民的经济行为与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书，⁽¹⁷¹⁾堪称经济人类学领域开创性的经典著作。⁽¹⁷²⁾他创造性地将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学界称他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先驱性的经济人类学家。雷蒙德·弗士（W. Raymond Firth）被美国学界称为国界外的“学科奠基人”之一。他通过对毛利人、波利尼西亚科皮亚人和马来西亚渔民等传统社区的经济研究，将西方经济学分析方法运用于原始、乡民社会研究中，⁽¹⁷³⁾并认为经济生活与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因素存在密切联系。⁽¹⁷⁴⁾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经济人类学创立与早期发展时期。梅尔维尔·赫兹克维茨（M. J. Herskovits）重点分析人类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差别，运用西方经济学研究人类学问题，其学术观点形成了后来的“形式”主义学派，他于1952出版«经济人类学»（Economic Anthropology）⁽¹⁷⁵⁾一书，这是将“经济人类学”作为术语的首次使用。乔治·弗斯特（G. M. Foster, 1942）对墨西哥乡民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代表了经济人类学早期发展阶段中比较流行的思路与模式。列克莱尔（E. E. LeClair, 1953）认为，传统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及方法同样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发展水平较低的原始民族经济问题研究。20世纪50年代，在«蒂夫人的交换与投资的某些原则»（Some Principles of Exchange and Investment among the Tiv）中，保罗·博汉南发表了关于非洲蒂夫人（Tiv）的学术文章，提出了“经济范畴”（Economic Sphere）理论，即其为一些只在特定场域内进行交换的商品及服务的行为。曼宁·纳什（Manning Nash, 1954）从乡村工业化方面进行了研究。西德尼·明兹（Sidney Mintz, 1956）以交换环节为中心，剖析了加勒比地区的经济问题。

20世纪60年代是以波朗尼为代表的“实在主义”和以赫兹克维茨为代表的“形式主义”两大学术流派的理论争辩阶段。实在主义学派相关理论认为，人类社会各方面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提出了“经济总是嵌合在社会中”的特有学术思想，并主张从交换关系、社会与人互动的角度对经济问题进行考量，生产、交换与分配等不同环节的经济功能都包含在由宗教、习俗、血缘所支配的个体行为中。

卡尔·波朗尼（Karl Polanyi）⁽¹⁷⁶⁾认为，西方经济学的某些方法并不适用于分析非市场社会中的诸多经济问题，其首次提出了“实在主义涵义”和“形式主义涵义”学说，并创立了以互酬（Reciprocicy）⁽¹⁷⁷⁾、再分配（Redistribution）⁽¹⁷⁸⁾、市场交换（Market Exchange）⁽¹⁷⁹⁾三种交易方式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整合模式”（Patterns of Integration）理论。乔治·多尔顿（George Dalton）对市场规则（Market principle）⁽¹⁸⁰⁾、市场地（Market Place）⁽¹⁸¹⁾等概念进行了区别，并将非洲社会中的市场划分为三种类型⁽¹⁸²⁾。

形式主义学术流派认为，西方经济学是经过检验的成熟的学科，人类社会的诸多问题都可以用其理论、研究方法来进行量化、分析，从而得出最后的结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宾斯·伯灵（Robbins Burling, 1962）认为：“最大化”是理解和分析经济人类学所面临基本问题的关键所在，赞同关于经济学概念的第五种看法。⁽¹⁸³⁾埃德沃德·列克莱尔（Edward LeClair, 1962）主要从经济学的性质与范围、稀缺性、市场等方面驳斥多尔顿的理论观点。斯科·库克（Scott Cook, 1966）分析认为，实在主义研究者不认同对经济学的运用，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这些理论。弗兰克·坎西安（Frank Cancian, 1966）认为，对“最大化”的不同理解是学派辩论的核心部分。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两大学术流派争辩后的学术积淀，诸多学者已经抛开派别之争，将研究目光转向广义发展道路，而马克思主义学术观点也深深地影响着其中的一批学者。此时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更为现实、包容和广泛，并运用了多种混合方法理论。学者对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自然环境保护等诸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尤为青睐和重视。哈罗德·斯内尔德（Harold Schneider, 1968）认为，微观经济学的抽象分析方法是研究人类经济行为最有效的工具，只有将学科与现实国家发展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运用经济学方法与理论，学科才有前途。

这里不能不提20世纪70年代后产生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术学派，虽然将研究的重点依然放在社会结构与相关制度上，但以社会与经济等诸多因素的相交点为切入口，认为社会结构的核心是经济生产组织，支撑经济的核心动力是宗教、家庭、社会教育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人类学界既认同更加全面系统借鉴经济学理论方法，又强调人类学传统田野考察，同时又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理查德·威尔克（Richard Wilk, 1996）在«经济与文化——经济人类学的基础»一书中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文化的，主张研究文化与人类行为的相互关系。斯图尔特·普莱特纳（Stuart M. Plattner, 1989）认为，应从人类学角度出发，运用民族和经济等方法研究人类经济制度和行为，所有经济类型都“嵌合”⁽¹⁸⁴⁾在社会中，应运用整体分析法去考量经济行为与经济生活。

纵观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脉络和研究对象，不难看出，它主要以美洲及传统殖民地如非洲大陆、太平洋岛屿国家和南亚诸地的原始小型或现代简单社区为自己的研究主体。

在国内，新中国成立前，费孝通以中国南方乡村社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出版«江村经济»⁽¹⁸⁵⁾一书，开创了人类学关于中国农村农民经济问题研究的先河。马林诺夫斯基将其称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¹⁸⁶⁾。通过对云南三个村庄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描述与深入分析，1949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云南农村经济研究»（Earthbound China—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在伦敦出版，⁽¹⁸⁷⁾被西方学术界认为是在经济人类学早期发展阶段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问题的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里，受诸多因素影响，人类学研究陷入低潮，但应注意到，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仍保持缓慢的研究发展态势。1974年，徐正光发表«经济人类学的若干问题»，对其理论发展和研究进行介绍、分析与经济学的关系，并剖析小规模社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结构变迁和发展等问题。⁽¹⁸⁸⁾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开始零星、偶见地提及经济人类学的相关概念及部分理论观点，出现了一批翻译成果。⁽¹⁸⁹⁾这一时期，虽然有极少量的文章涉及经济人类学术语，但其研究方法和成果并未能引起充分重视，也未能作为一门正式学科而存在。

20世纪90年代后，情况稍有改变。首先对经济人类学进行定义和解释。⁽¹⁹⁰⁾翁乾麟认为，人类学、民族学与经济学既有区别也有联系。⁽¹⁹¹⁾李富强介绍经济人类学理论发展历程，并指出在中国发展的紧迫性。⁽¹⁹²⁾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进行介绍，如郑海燕从回顾早期经济人类学研究入手，以研究性、理论性、方法灵活性及应用性几方面介绍其发展趋势⁽¹⁹³⁾；王燕祥对经济人类学历史进行梳理，并分析其与民族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¹⁹⁴⁾

21世纪以来，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学说及学科研究思想逐步得到我国学界的重视与肯定，相继涌现出一批研究学者、成果及著作。陈庆德和施琳采用不同的写作手法，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相继出版了«经济人类学»。⁽¹⁹⁵⁾此后两位学者都以经济人类学为依托又分别发表、出版了一系列相关理论著作，如陈庆德运用经济人类学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态、商品等诸多概念进行阐述⁽¹⁹⁶⁾；施琳则对美国经济人类学的历史理论源流、发展历程、研究方法、学术流派、中国化探索等方面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¹⁹⁷⁾还有一些学者在其著作中将经济人类学作为独立章节进行论述。⁽¹⁹⁸⁾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民族经济发展、劳动力要素、社会交换及其他问题为主要切入点并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如王俊敏以鄂伦春族为研究样本，分析民族发展、生态与经济人类学的内在关系⁽¹⁹⁹⁾；黄海以经济人类学思想理论为指导，对贵州民族地区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²⁰⁰⁾；马岚从经济人类学角度对少数民族旅游产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²⁰¹⁾；马翀炜用经济人类学理论对人力资本进行阐述⁽²⁰²⁾；郑宇等用经济人类学理论对云南箐口哈尼族丧礼进行阐释⁽²⁰³⁾；朱健刚等用经济人类学思想分析了冀南乡村的物物交换的社会行为特征⁽²⁰⁴⁾；钱国芳从经济人类学角度分析了民族品牌及其经济价值⁽²⁰⁵⁾；房艳丽等从经济人类学角度分析了西部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因素⁽²⁰⁶⁾；迟骏用经济人类学分析方法研究屯堡文化的发展走向⁽²⁰⁷⁾；麻勇恒通过分析劳力转移与农业弱化，指出山地农业式微、农村社区文化生态失衡等现实问题⁽²⁰⁸⁾；魏乐平以云南德钦县茨中村为田野调查对象，运用经济人类学分析方法，指出云南藏区乡村多元生计变迁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²⁰⁹⁾等，有力地推动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

经济人类学在中国发展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最早的研究队伍大多从对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中转化而来，有民族经济学科背景和学术思想，这里不得不提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民族经济学（Ethnic Economics）。

目前民族经济学已经形成独立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²¹⁰⁾、研究对象与主题。⁽²¹¹⁾它与经济人类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历史理论源流不同。经济人类学是从美国人类学中延伸出的分支交叉学科，而民族经济学要比其晚三四十年，是在改革开放的客观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理论依据和时代背景方面具有完全不同的情况。第二，研究方法不同。经济人类学主要运用如抽象演绎法、经济学中的统计与模型分析法、计量比对等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民族经济学重要的学理依据，并坚持唯物辩证统一的思想观。第三，研究视域不同。经济人类学不仅以广大欠发达国家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也关注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可以说研究范围已经囊括全球的经济问题，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广义的民族经济学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层次：以全球各民族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以具体某一国家内民族间经济关系与发展为研究对象；以具体某一民族在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但现阶段仍以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发展问题作为研究重点。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当前的研究发展相对滞后。虽然其研究有所进展，但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处于宏观的理论叙述和学科介绍阶段，以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依托的实地田野调查资料不多。任何学术理论都不能高置于殿堂，必须与现实社会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有真正价值。经济人类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它“提示人们关注各种社会判断和认识背后的文化机制，为人类从整体上把握社会，实现对自身境况的理解和展望，开辟更广阔的道路”⁽²¹²⁾。中国经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缺乏科学、规范的田野调查资料的支持，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太多重视。

鉴于此，本书以中国学者的眼光，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研究理论、方法和学术思想，通过扎实的海外实地田野调查，对遥远非洲岛国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进行论述，就显得弥足珍贵。

（二）研究的具体方法

1．田野调查法

笔者严格遵循深入田野实际的相关规定要求，前往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塔那那利佛市（Antananarivo）马义奇镇（Mahitsy）昂巴纳托瓦那村（Ampanataovana）进行实地田野调查，⁽²¹³⁾花费了将近两年时间，与当地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体验麦利那人的社会生活及文化生活，尽可能地融入当地人的实际生活中，同时综合运用观察法和个案研究法，并结合音像传媒记录方法等对昂巴村麦利那人的所有仪式文化生活进行全程参与，并对其进行总结、归纳、分析和阐述。通过结构式与非结构式访谈法，对当地村民进行多次深入访谈，为了更快、更好且全方位地了解和掌握当地的生活现状和贫困现实情况，笔者专门制作了马达加斯加语⁽²¹⁴⁾、法语双语版的«村民调查问卷»，一共发放53份，实际收回有效问卷51份。

2．主位与客位对比分析法

在田野实地调查及本书研究时，对昂巴村麦利那人对信仰和仪式的理解视角及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态度与外乡人对麦利那人这种狂热行为的不理解进行对比，分析诸多仪式消费与贫困问题的内在联系与矛盾关系。

3．文献研究法

本书的文献资料与信息资料主要来自图书馆、档案馆、«马义奇镇志»等，以及当地镇长、村长、年长人士等个人口述史等。

4．定性与定量分析法

本书对仪式、仪式消费、贫困等核心概念进行了定性研究，对昂巴纳托瓦那村390名村民共53户家庭进行了逐一入户调研，对当地的驱鬼及入村仪式，天神祭祀，祭田地神，牛神祭祀，榕树神祭祀，水、雨神祭祀，祭祀驱病神，农耕献祭，收获祭祀，耶稣复活瞻礼，圣神降临瞻礼，圣母升天瞻礼，耶稣圣诞瞻礼，降生礼，割礼，婚礼，丧礼，翻尸仪式等18项仪式文化活动进行了全面参与体验式考察。此外，综合各方面因素深入分析了当地纷繁复杂的仪式消费对贫困问题影响的内在关联。

5．统计学的研究方法

本书同时采用了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灰色关联分析等多种方法，其主要目的是相互印证、推导、求证，杜绝偶然性指标的出现，使最终得出的结论真实、可靠，并在统计模型的基础上精确论证分析当地诸多仪式所产生的巨大消费对当地贫困的影响程度。

四、研究相关概念与技术路线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仪式

通过对上文仪式相关理论的回顾梳理，并结合昂巴村麦利那人的现实情况，本书认为仪式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表达形式，包含了宗教、心理、社会意识、生活规范、信仰等层次，有不同认识边际的立体结构概念，就具体仪式过程而言，还包括前期准备、展演过程、后续阶段等不同进程环节。

2．仪式消费

本书认为，仪式消费，即在仪式前期准备、仪式展演过程、仪式后续阶段所产生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行动空间限制及举办频度等一系列围绕仪式而展开的耗费核算。

3．贫困

目前对生活标准的定义，国际学术界公认主要由两个层次的概念和含义组成，即绝对生活标准（为生存所必备的最基本标准和维度）及相对生活标准（社会收入之间贫富差距）。⁽²¹⁵⁾基于此，贫困可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主要指在社会中的个体或其家庭通过合法劳动收入不能满足需求，也就是现实收入水平不能满足和维持生理机能需要的状态。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和指标主要是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实际生活水平在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标准之下的状态。

本书认为，昂巴村麦利那人目前的生活状态还是以满足吃饱、穿暖、增加机体全面营养和解决医疗卫生等最基本生活层面需要为主，按照贫困层次划分，即处于绝对贫困阶段。

（二）研究技术路线

本书用六个部分作为整体框架，用以研究马达加斯加昂巴村麦利那人纷繁复杂的仪式文化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时间、空间和劳动力的巨大耗费与贫困问题的现实、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矛盾关系，从而揭示出这种过度的仪式文化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耗费对贫困的影响，并对传统文化保护及贫困解决机制进行思考，具体的研究技术路线如图0-1所示：

五、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一）创新点

首先，本书是国内第一次运用海外民族志资料对昂巴村麦利那人纷繁复杂的仪式文化活动与贫困问题的内在关系进行的系统性研究，丰富了相关学科的研究对象，扩大了研究范围。从目前已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鲜见有关马达加斯加麦利那人的研究成果。本书通过对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中部高原地区昂巴纳托瓦那村麦利那人进行田野调查，来探究和反思当地纷繁复杂的仪式文化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时间、空间和劳动力的巨大耗费与贫困问题的现实、实际社会生活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矛盾关系，从而揭示出这种过度的仪式文化活动所产生的各种耗费对贫困的影响，同时也为非洲其他民族相关领域研究积累研究经验、开辟新的研究视角。

其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修正以往贫困多元化的笼统观点，力争走出以往贫困研究史料型、案例型的老路子。本书以昂巴村麦利那人仪式文化与贫困问题的相互制约关系为主线，结合经济人类学研究理论体系，分析马达加斯加昂巴村麦利那人绝对贫困的现状和问题，为贫困研究及减贫实践开辟新的研究思路与研究方向。

再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国内经济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突破现有研究范围、扩充研究内容。本书以非洲岛国马达加斯加昂巴村麦利那人的社会文化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人类学的相关观点和研究方法，解释和分析当地建立在巨大消耗和浪费基础上多样的仪式文化与现实贫困的相互影响的博弈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动本学科研究的发展和创新、拓宽研究思路，并为相关研究提供借鉴和范式。

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对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关于贫困文化的理论观点提出再认识，并用文化相对论主要观点重新审视当地人的现实生活。刘易斯在其相关著作中，对贫困人口尤其是其心理特征的描写，与笔者在田野调查点所亲身观察和体验的并不完全一致，有着自身的特点。

（二）不足之处

研究对象相关个案资料的搜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本专著田野调查点在遥远的非洲。中国、马达加斯加两国相距上万千米⁽²¹⁶⁾，在思想观念、处事风格、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尽管笔者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田野观察、全程入户跟随生活等多种渠道和方式进行相关田野资料的搜集，但由于贫困问题涉及收入等较为敏感的话题，并且在诸如祭天神仪式中有秘密向神灵献出尽量多祭品以表心愿的环节，当地部分人不太愿意完全公开，认为这纯属个人隐私。此外，在进行因贫致病的调查过程中，由于笔者是男性，所以在对当地妇女患妇科病的病案收集和整理上存在一定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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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地仪式主要包括驱鬼及入村仪式，天神祭祀，祭田地神，牛神护佑，榕树神祭祀，农耕献祭，祭祀驱病神，水、雨神祭祀，收获献祭，圣母升天瞻礼，耶稣复活瞻礼，圣神降临瞻礼，耶稣圣诞瞻礼，降生礼，割礼，婚礼，丧礼，翻尸等18种仪式文化活动。

(2)　［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M］．王铭铭，胡宗泽，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0：11．

(3)　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17-20；王铭铭．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8-34；谢立中．海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8．

(4)　目前所出版的海外民族志专著主要有：吴晓黎．社群、组织与大众民主——印度喀拉拉邦社会政治的民族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康敏．“习以为常”之蔽——一个马来村庄日常生活的民族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龚浩群．信徒与公民——泰国曲乡的政治民族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张金岭．公民与社会——法国地方社会的田野民族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李荣荣．美国的社会与个人——加州悠然城社会生活的民族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项飚．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M］．王迪，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等等。

(5)　施琳．经济人类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45．

(6)　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J］．广西民族研究，2003（2）：26．

(7)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J］．民族研究，2002（2）：88-89．

(8)　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2-26．

(9)　［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神话、哲学、宗教、语言、艺术和习俗发展之研究［M］．连树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46．

(10)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理论的知识谱系［J］．民俗研究，2003（2）：10．

(11)　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46-47．

(12)　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64-171．

(13)　［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汪培基，校．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19-166．

(14)　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51-53．

(15)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J］．民族研究，2002（2）：90．

(16)　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99．

(17)　有些译著将其译为戴维·埃米尔·杜尔克姆。

(18)　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J］．广西民族研究，2003（2）：28．

(19)　a．存在崇拜的特殊群体；b．各氏族部落都有作为新人加入宗教活动的神圣仪式供品，且伴有妇女和其他人员的禁忌；c．各氏族部落都有自己的自然物种图腾，且将其作为圣餐而食用。

(20)　［法］戴维·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1-10．

(21)　史宗．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63．

(22)　［法］戴维·爱弥尔·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7-60；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95-105．

(23)　［法］罗伯特·赫尔兹．死亡与右手［M］．吴凤玲，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6-60，94-113．

(24)　［英］阿尔弗雷德·雷金纳德·拉德克利夫—布朗．安达曼岛人［M］．梁粤，译．梁永佳，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75-178．

(25)　史宗．20世纪西方宗教人类学文选［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91．

(26)　［英］布罗尼斯劳·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M］．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0．

(27)　Malinowski Bronislaw. Sex, Culture and Myth[M]. New York: Harcourt Trade Publishers, 1962: 190.

(28)　有些译著将其翻译为艾德华·伊凡—普理查。

(29)　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39-145．

(30)　［美］霍莉·彼德斯—戈尔登．改变人类学：15个经典个案研究［M］．张经纬，夏航，何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55-173．

(31)　R. A. Rappaport. Pigs for the Ancestors: Ritual in the Ecology of a New Guinea People (2ed ed ition)[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Inc., 2000: 8-26.

(32)　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294．

(33)　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47-149．

(34)　有的译著将其翻译为阿劳德·范·根纳普或阿劳德·范·热纳，将«通过仪式»翻译为«人生礼仪»。

(35)　Arnold van Gennep. The Rites of Passage (1908)[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5: 3.

(36)　此阶段又称为阈限（Liminality）阶段。

(37)　［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类学——人类多样性的探索［M］．黄剑波，方静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509-511．

(38)　［英］维克多·特纳．象征之林：恩丹布人仪式散论［M］．赵玉燕，欧阳敏，徐洪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9．

(39)　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J］．广西民族研究，2003（2）：29-30；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J］．民族研究，2002（2）：92-93．

(40)　R. L. Grimes. Beginning in Ritual Studies[M]. Columbia: S. 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5: 40-58.

(41)　有的译著将其翻译为克利福德·吉尔茨。

(42)　薛艺兵．对仪式现象的人类学解释（上）［J］．广西民族研究，2003（2）：31．

(43)　夏建中．文化研究的历史：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334，339．

(44)　Marcel Mauss.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M]. No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0: 8-9.

(45)　Marcel Mauss.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M]. No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2000: 68-69.

(46)　Malinowski Bronislaw.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46, 55-59.

(47)　［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77-178．

(48)　W. Raymond Firth. Economics of the New Zealand Maori (2nd Ed)[M]. Wellington: R. E. Owen, Grovernment Printer, 1959: 418-422.

(49)　［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80．

(50)　Sahlins, Marshall. Stone Age Economics[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72: 160.

(51)　［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51．

(52)　［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198，215．

(53)　［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张经纬，郑少雄，张帆，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217-218．

(54)　互惠的三种社会结构分别为：慷慨互惠（Generalized Reciprocity）、等价互惠（Balanced Reciprocity）、消极互惠（Negative Reciprocity）。

(55)　Damon F. H. The Kula and Generalised Exchange: Considering Some Unconsidered Aspects of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 of Kinship[J]. Man (n. s.), 1980, 15(2): 282-285.

(56)　Weiner, Anntte. Inalienable passessions: The paradox of keeping-while-giving[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43-63.

(57)　有的译著将其翻译为葛里高利。

(58)　C. A. Gregory. Gift and Commodities[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2: 41.

(59)　［法］莫里斯·古德利尔．礼物之谜［M］．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47．

(60)　参见宋兆麟．巫与巫术［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金宝忱．婚俗中的巫术信仰［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4）：84-87；臧振．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J］．中国社会科学，1995（5）：180-197；高国藩．中国巫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1)　参见秋浦．萨满教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吉林省民族研究所．萨满教文化研究（第一辑）［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乌丙安．神秘的萨满教世界［M］．上海：三联书店，1989；刘晓萌，定宜庄．萨满教与东北民族［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宋和平．尼山萨满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62)　参见庹修明．傩戏论文集［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87；马达学．青海民俗与巫傩文化考释［J］．青海民族研究，1999（1）：94-100；曲六乙．人类学：巫傩文化与萨满文化的比较研究［J］．民俗研究，1997（4）：3-13；孙军．哈尼族传统节日中的傩文化事像——哈尼文化之“灵”初探［J］．戏剧艺术，1996（3）：104-111；罗青．傩文化：一个新的文化诠释观点之诞生［J］．文艺研究，1994（3）：156-157；周华斌．中国当代傩文化研究［J］．民族艺术，1997（3）：71-84．

(63)　参见黄任远．浅谈赫哲族人、阿伊努人的原始崇拜观［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1）：82-85；苏韶芬．桂林民俗中的原始崇拜［J］．社会科学家，1991（6）：80-85；李明．原始崇拜与审美［J］．民族文学研究，1990（2）：54-58；曾思奇．高山族的雕绘艺术与原始崇拜［J］．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1）：44-48．

(64)　钟敬文．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32，131-188，473-487．

(65)　黄金钰．裕固族的信仰与崇拜初探［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33-36．

(66)　郭于华．死的困扰与民间信仰——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67)　牟元圭．中国岁时节日的起源与演变［J］．寻根，1999（1）：7-9．

(68)　高丙中．民间的仪式与国家的在场［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1）：42-50．

(69)　刘晓春．仪式与象征的秩序：一个客家村落的历史、权力与记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0)　郭于华．仪式与社会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71)　王永军．阿细祭火仪式与生态和谐——以云南省弥勒市西一镇红万村为例［J］．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3（8）：44-49；彭兆荣，路芳．阿细密枝山祭祀仪式与生态和谐——以云南省弥勒县西一镇红万村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09（3）：70-75．

(72)　路芳，黄光伟．仪式与生态亲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28-34．

(73)　在田汝康的«芒市边民的摆»中称为“那木”，详见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26；在褚建芳的«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中则称为“那目”，详见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

(74)　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M］．昆明：云南出版集团，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6-54，72-104．

(75)　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38-240，241-314，381-399．

(76)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李放春，刘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9，119-144，203-222．

(77)　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作斗争［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17．

(78)　［英］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转引自张岩松．发展与中国农村反贫困［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31．

(79)　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主要认为人口的超速增长是造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国内人均收入提高最大的障碍和“陷阱”。根据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这些国家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投资的规模，走出所谓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的限制，才能使经济稳步进入持续增长的轨道。

(80)　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重点强调和分析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其的重要作用。

(81)　［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6．

(82)　［瑞典］贡纳尔·缪尔达尔．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M］．顾朝阳，张海红，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43．

(83)　［日］速水佑次郎．发展经济学——从贫困到富裕［M］．李周，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7．

(84)　权利关系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相关法律、经济体制、政治文化等。

(85)　［印］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61-70．

(86)　这两种对于贫困线的界定分别是：a．现有的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衡量标准；b．以世界发达国家人均每天1美元作为衡量标准。

(87)　即与教育和生活评价体系紧密相连的是收入因素，而情感的变化主要依赖照顾、健康与相对孤独所表现。

(88)　郭熙保，罗知．论贫困概念的演进［J］．江西社会科学，2005（11）：38-43．

(89)　陈立中，张建华．解释贫困的多样化视角浅析［J］．改革与战略，2006（7）：90-92．

(90)　杨冬民，孙小娜．贫困理论中若干问题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2）：33-62．

(91)　楚永生，石晓玉．宏观视角下贫困理论的演进及其意义［J］．理论学刊，2008（2）：55-59．

(92)　何爱平．不同时期贫困问题的经济学理论阐释及现代启示［J］．福建论坛，2011（7）：15-20．

(93)　王春萍，等．可行能力贫困理论及其衡量方法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6（9）：17-19．

(94)　黄文平，卢新波．贫困问题的经济学解释［J］．上海经济研究，2002（8）：3-8．

(95)　谷家荣．多学科视野中的贫困研究评述［J］．广西民族研究，2012（4）：170-171．

(96)　江山．国外动态贫困研究的发展与评述［J］．兰州学刊，2009（3）：138-142．

(97)　郭晓君，张金花．文化贫困：研究的由来及其评价［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0（20）：140．

(98)　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中国反贫困发展报告（2014）［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99)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100)　徐天祥，等．西南贫困地区小农经济：资源约束下的农户微观行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101)　赵曦．中国西部农村反贫困模式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02)　王晓毅，马春华．中国12村贫困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03)　杨国涛．中国西部农村贫困演进与分布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104)　宋宪萍，张剑军．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反贫困对策构建［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69-73．

(105)　王丽华．就业援助：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抉择——基于减缓地缘性贫困和生态贫困的视角［J］．理论探讨，2012（2）：94-97．

(106)　施锦芳．国际社会的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0（3）：113-120．

(107)　郭劲光．我国贫困人口的脆弱度与贫困动态［J］．统计研究，2011（9）：42-48．

(108)　陈昕．反贫困理论与政策研究综述［J］．价值工程，2010（28）：256-257．

(109)　茶洪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04-110．

(110)　本书为了行文的方便和流畅，部分内容将马达加斯加简称为马国，但如马来西亚联邦、马尔代夫、马耳他、马德拉群岛、马里、马拉维、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马其顿等国在某些场合也简称为马国，在此特别做以区分和说明。

(111)　参见法国政府的Ministère de l'éducation nationale，de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 et de la recherche，Menesr de La France 2000年度相关统计资料。

(112)　参见法国政府的Ministère de l'économie，de l'industrie et de l'emploi de La France 1970—2004年度相关统计资料。

(113)　Livret de cartes géographiques. Madagasikara et ses 22 régions les 5 continents[M]. L'Harmattan, 2007: 5-7.

(114)　［马达加斯加］赖芒德·腊伯马南扎腊．马尔加什民族史［M］．北京：三联书店，1972．

(115)　虽然G．巴斯蒂昂为法国人，但他长期在马国生活，并在国立加利埃尼中学执教多年。参见［法］G．巴斯蒂昂．马达加斯加地理及经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116)　如Leutscher P. D. Semen qualitv in Schistosoma haematobium infected men in Madagascar[J]. Acta-Tropica, 2008, 109(1): 41-44；Randrianarivelojosia M. Lessons learnt from the six decades of chlorquine use (1945-2005) to control malaria in Madagascar[J].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Tropical Medicine and Hygiene, 2009: 1；卢昕．对来自马达加斯加的鼠疫杆菌进行系统生物地理学和分子流行病学分析［J］．中华预防医学杂志，2012（5）：429．

(117)　如Callmander M. W. Antiproliferative and Antimalarial Anthraquinones of Scutia Mvrtina from the Madagascar Forest[J]. Bioorganic & Medicinal Chemistry, 2009, 17(7): 2871-2876；邓竹清，等．中国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种植的初步表现［J］．杂交水稻，2010（2）：78-79；杨耀松，等．杂交水稻在马达加斯加的推广前景［J］．湖南农业科学，2010（5）：30-31，34．

(118)　爱米林，德拉玛．马达加斯加旅游业及其进入中国市场［J］．商场现代化，2009（15）：115-116．

(119)　如赵君．马达加斯加阿巴通德拉扎卡地区钒钛磁铁矿床地质及物化探特征［J］．地质与资源，2014，23（2）：192-196；邓杏才．马达加斯加海滨矿砂开采的可行性分析［J］．中国矿业，2009，18（8）：115-118；赵雪鹏．马达加斯加矿产资源勘查概述［J］．西部探矿工程，2013，25（9）：86-88．

(12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第四局．马达加斯加革命先锋文件选编［R］．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四局，1983．

(121)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62，63，245，487．

(122)　舒运国．非洲史研究入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90．

(123)　顾英奇．白衣使者的颂歌——中国医疗队三十年［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58-69．

(124)　张宏明．非洲发展报告（2012—2013）——中国与非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与路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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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施琳．经济人类学［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19．

(173)　这一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形式”主义学术流派的核心观点。

(174)　这一论述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后来的“实在”主义学术流派产生深远影响。

(175)　此书在1940年出版时名为«原始人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1952年修订再次出版时更为此名。

(176)　有的译著翻译为卡尔·波兰尼。

(177)　互酬为在亲属和朋友之间的“馈赠”义务行为，不仅仅是指财务或服务，更是一种广义的互惠互利关系。

(178)　再分配相比互酬行为要复杂，指从“付出”到“返还”的完整系统。表现为在一个共同体内部，普通成员向拥有政治甚至宗教权利的领导者，义务奉献、付出财物或服务，然后领导又通过节日盛宴或其他的仪式，将自己聚集并保存的这些财物、服务返还一部分给普通成员，再分配意味着比较公平地共享集体财富。

(179)　市场交换主要是指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换行为。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供需关系的变化。

(180)　经济学将“市场规则”理解为“市场”，即市场价格是调节整个经济运行的核心内容。

(181)　人类学中的“市场”，通常指市场地，即买卖双方聚集并从事交易的具体地点。

(182)　a．缺乏市场交易地点、市场规则基本不起作用的类型。b．具有小规模市场组织，但是市场规则只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或者说对于土地、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不起决定性的作用类型。c．拥有劳动力、资源和产品市场并且价格体系占支配地位的类型，在非洲这种类型多保持着较低的技术水平与传统文化，多尔顿称其为“不发达的农民经济”。

(183)　人类学家对西方经济学相关概念归纳的五种看法，即认为经济学是研究使人生存、发展的物质手段；关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分配及消费的研究；关于原始社会及其经济领域的研究，而此类研究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是由经济学家进行的；关于交换体系的研究；为满足各种需要而分配稀缺资源的研究。

(184)　所谓“嵌合”，在社会体系结构中被用来解释经济行为的各种政治或社会关系。

(185)　费孝通．江村经济［M］．呼和浩特：内蒙古出版集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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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麻勇恒．劳力转移与农业弱化——山地农业式微的经济人类学分析［J］．三峡论坛，2012（1）：4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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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黄健英．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新村调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总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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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吕俊彪．经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当前面临的问题［J］．广西民族研究，2003（3）：28．

(213)　目前在一些翻译中还使用“马尔加什民族”“马尔加什共和国”等称呼，为了避免歧义和发生混乱，本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规定的通用译法，使用马达加斯加共和国（法语：République 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语：Repoblikan'i Madagasikara），进行相关名称规范。

(214)　本书中出现的马达加斯加语词汇，均为现代标准马达加斯加语，并在马达加斯加全国通用，其主要的发展历史是在独立后第一共和国第二任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Didier Ratsiraka）推行福科诺洛纳社会主义时期，对马达加斯加语进行语法规范、单词拼写规则。

(21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22．

(216)　笔者乘坐马达加斯加航空公司（Air Madagascar）的班机从广州新白云国际机场出发途经泰国曼谷、法国海外省留尼汪，最后到达马国首都塔那那利佛的伊瓦托国际机场，大约飞行了14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