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诫
导读
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要深入了解《女诫》这部中国女教史上的经典著作，我们有必要对作者的生平作一番细致的考察。《女诫》七篇的作者是东汉著名的女性学者班昭。班昭字惠班，一名姬，号曹大家（音gū），是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其生平事迹散见于《后汉书》相关传记，其部分文学著作收录于《文选》《全后汉文》之中。下面将结合各种史料对班昭及与其相关的人和事作一综合回顾，并就《女诫》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进行简要的论述。
一、班氏家族略述
根据班昭长兄班固撰写的《汉书·叙传》，班氏族人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楚国令尹子文的后裔。令尹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最高官职，位居百官之首，掌管军政大权。令尹子文主政期间清正廉明，名垂后世，孔子对其有“忠矣”的评价（《论语·公冶长》：“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据《左传》记载，令尹子文的身世极富传奇色彩：斗伯比私通妘子的女儿而诞下一男婴。男婴刚出生便被妘子的夫人弃置在梦泽之中，幸而得到母虎哺养，后被妘子带回家收养。楚国人把“乳（哺乳）”叫做“谷（gòu）”，把老虎叫做“於菟（wū tú）”，因此，他们把这个男婴命名为斗谷於菟，后来赐字“子文”。楚国人又称虎为“班”，所以子文的后人又以“班”为号。后来秦国灭楚时，子文后人迁徙至晋、代之间，并以“班”为氏。其后班氏又避地楼兰，以畜牧兴家，至汉惠帝时家业庞大、财雄一方。
班昭的祖辈已是朝中显贵，如班昭的祖父班稚于汉哀帝时为广平相；班昭的伯祖父（班稚长兄）班伯为侍中光禄大夫，后迁水衡都尉，秩中二千石；仲祖父（班稚次兄）班斿为右曹中郎将；祖姑即是史上著名的才女班婕妤，得幸帝宠，颇负贤名。除了贵为朝中要员，班昭的祖辈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有深厚的功底。班伯曾奉诏于金华殿中跟郑宽中、张禹学习《尚书》和《论语》，朝夕不辍，通其大义。班斿“博学有俊材”，和著名学者刘向一同整理宫中的藏书；又时常奉帝命讲读群书，深得皇帝的器重。皇帝甚至把宫中藏书的副本赏赐给班斿。班婕妤虽是女流之辈，但也是腹有诗书、行依古礼。
相较而言，班昭的父辈则似乎更加偏好学术研究，据《汉书·叙传》记载，班昭的父亲班彪“幼与从兄嗣（班斿之子）共游学，家有赐书，内足于财，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班彪、班嗣（班昭之伯父）二人都精研学术，乐于和著名学者杨雄等人讲习切磋。班彪擅长史学，“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显名当世”的班嗣，虽然也研究圣人之道，但更加喜好老庄的思想。班氏的家学底蕴由此也可见一斑。
班昭的长兄班固更是青出于蓝，九岁便能诵诗作文，其后更是博览群书，于当时的学问无所不究。班固在其父整理的史料的基础上，编纂了史学经典著作《汉书》，其意义和价值足以让班固名垂史册。班昭的次兄班超则投笔从戎，使西域五十余国臣服汉朝，立下安定边境的大功业，后被封为定远侯，食邑千户。
以上简要地勾勒出了班氏家族的大致情况。可见，班氏族人的经历至少给班昭留下了两方面的精神遗产：
其一，班氏以家学传世，使得班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女诫》七篇之中，班昭便多处引用了《诗经》《周礼》《礼记》《易经》《论语》等儒家经典，其女教思想的基本立场也是对儒家关于“夫义妇听（见《礼记·礼运》）”“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妇者，服也，以礼屈服（见《白虎通义·三纲六纪》）”等观念的阐发。
其二，班氏族人常年混迹官场，对于朝中的秘闻逸事、勾心斗角、风云变幻、人情世故等了如指掌，而他们藉以立身处世的智慧定必对班昭有所影响。尤其是班婕妤在后宫进退有度，获同辇之宠却辞而复谏，在失宠受谮之时又能全身而退（具体事迹可参见《闺范译注》卷三“班氏婕妤”条），其谦卑不骄、守柔不争的处世方式与贯穿于《女诫》七篇之中的“谦”“顺”精神基本一致。
二、班昭生平事迹
班昭幼承家学，以博学才高而名闻于世。其兄班固编著《汉书》未成而卒，她继承父兄之志，奉诏于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其后又以《汉书》教授东汉经学大师马融，使得《汉书》这一煌煌巨作得以流传后世。班昭又多次在宫中讲学，皇后以及一众妃嫔都以之为师，如邓太后（邓绥）就曾跟从她学习经学、天文和算数，因而她又有“大家”的称号。“大家”读为“大姑”，何谓“大姑”？《西京杂记》载有孟尝君号其母为“薛公大家”的故事；《白虎通义·三纲六纪》解释称谓丈夫之母为“姑”时云：“亲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换言之，称班昭为“大家”，即尊之如母，可见其地位之崇高。此外，班昭文采过人，宫中每有异物进献，便会诏她进宫创作赋颂。据《后汉书·列女传》，其所著述的赋、颂、铭、诔、问、注、哀辞、书、论、上疏、遗令，共十六篇，可惜部分已经佚失。今有《东征赋》《大雀赋》《针缕赋》《蝉赋》等文学作品传世。
班昭不仅在史学、经学、文学之上有深厚的造诣，堪称当世师表，其个人的言行风度亦足以垂范后世。作为妻子，班昭能持节守寡，恪尽妇道。根据《女诫》的序言，她十四岁便嫁于同郡曹世叔为妻。奈何曹世叔早卒，班昭一直修持节行法度，践行着“妇无二适”的信念。作为母亲，班昭能教子以义方，尽其母亲的职责。汉安帝时，太子遭诬被废，时任中散大夫的班昭之子曹成却敢于伸张正义，加入为太子伸冤的行列。其子正直如斯，班昭母教之严于此可作管窥。作为女弟，班昭能友于兄长，尽其手足之谊。得知久居异域、年迈体衰的兄长班超因为思乡心切而乞请归国，班昭也上疏求情。汉和帝感于其言，班超因之得以告老还乡。作为太后之师，班昭与闻政事，替邓太后运筹帷幄。在邓太后临朝之时，班昭曾上疏劝谏太后准许其兄大将军邓骘解甲还乡的请求，有效地防范了邓氏外戚弄权之祸，为社会的安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女诫》主要内容及其影响
《女诫》七篇言简意赅，针对女性在传统社会处于弱势地位的特点，教导妇女以谦敬守礼、贵柔处顺的方式立身处世。开篇首明“卑弱”，指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之中应当以坤道为正，以柔顺为主，以卑弱下人、执勤、继祭祀三者为务，如此便可名闻远辱。第二篇“夫妇”指出夫妇之间应当相须为用、各尽其职，不能只重视男子之教而忽视对女子的教育。第三篇“敬慎”指出妇女在家中当以敬顺之道处理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只有做到了不慢不争，方能保持夫妻恩爱。第四篇“妇行”，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个方面指出了女性在日常言行中应当遵守的基本准则。第五篇“专心”，指出女性应当专心于履行家庭职责，言动合礼，不参与与家事无关的活动，通过成为家中不可或缺的贤内助，从而得到丈夫的欢心。第六篇“曲从”讲述妇人应听从公公婆婆的吩咐，从而和顺与公公婆婆之间的关系。第七篇“和叔妹”则讲述了妇女应当以谦顺的态度对待小叔、小姑。
按照班昭在序言中的说法，《女诫》是为了教导自己的女儿而创作的，希望她们出嫁之后能谨言慎行，免遭耻辱。由于史籍阙如，无法得知班昭的女儿遵循《女诫》之教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但在班昭的教导之下，邓绥从贵人一步步晋升为皇太后，可以视作是践行《女诫》思想的佼佼者。（朱维铮先生在《班昭考》中指出：“邓绥以曹大家为师，由贵人而皇后而皇太后，‘称制终身，号令自出’恪守的就是这一套，堪称《女诫》的实践家。”）班昭的高徒、经学大师马融也对《女诫》十分认可，并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也学习践行当中的义理。然而，即便在当时，也有人对《女诫》提出了质疑的意见。班昭的小姑曹丰生也是一名有才华智慧的女性，她就专门著书对《女诫》进行了诘难，而且当中的言辞有可观之处。遗憾的是，她的著作并没有流传下来。马融和曹丰生对《女诫》的不同反应，恰好昭示了后世对《女诫》或褒或贬的两种极端的评价。
根据传统社会的主流观点，《女诫》是一部裨益世教风化的书籍，历久不衰，就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亦曾奉命为之注解。《后汉书》的著者范晔认为《女诫》“有助内训”，即有助于对闺门之内的女子进行训诫，因而在《后汉书·列女传》中摘录了全文。班昭以女性的身份，首倡基于儒家立场的女教思想，开启了后世女性创作同类作品的风气。如唐代长孙皇后著《女则》、宋若华著《女论语》、郑氏著《女孝经》，明代仁孝文皇后著《内训》，清代王节妇著《女范捷录》、李晚芳著《续女诫》《女学言行纂》。上述数种，均为踵武班氏之作，其核心思想基本传承了《女诫》的女教观点。模仿《孝经》而作的《女孝经》，更是用班昭比拟《孝经》中的孔子，借曹大家之口进行道德说教。这些由女性编撰的著作作为传统社会女子教育的教材读物，基本奠定了中国传统女性的伦理价值观念，对千余年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女性解放思潮的兴起，《女诫》一书却成为了众矢之的。如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年 3 月）中指出“可是她作的《女诫》七篇，也就了不得的压抑了同类女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夫为妻纲的道理，和三从四德的典型，虽然是早就有的，但很散漫，很浮泛。就是刘向的《列女传》，也不过罗列一些事实，做妇女生活的标准。班昭《女诫》，才系统的把压抑妇女的思想编纂起来，使他成为铁锁一般的牢固，套上了妇女们的颈子。”其他人的抨击论点也大同小异，无外乎指责《女诫》宣扬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三从四德等观念，严重地压抑了女性。
平心而论，《女诫》书中的某些观点确实存在时代的局限性，容易被借用或曲解为压迫妇女的工具。如过分强调丈夫的地位（《女诫·专心第五》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以及提倡要曲从公婆（《女诫·曲从第六》云：“姑云不尔而是，固宜从令；姑云尔而非，犹宜顺命。”）。强调丈夫的地位尚且可看作是男权社会的不可避免的现实，而为了讨得公婆的欢心而枉道曲从的话，则未免有违正道。这些都是我们在阅读《女诫》时所应注意扬弃的。
然而，我们不能一概抹杀《女诫》对后世所产生的积极意义。首先，班昭《女诫》的出现让女性主动地掌握了在道德伦理教化之上的话语权，打破了学术上男女不平等的局面。自此，为人乐道的圣贤不再是清一色的男性，而女性亦能跻身教化民众的圣贤行列。其次，《女诫》提倡女性亦应接受与男性同样的教育。在《女诫·夫妇第二》中，班昭指出：“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于彼此之数乎！礼，八岁始教之书，十五而至于学矣。独不可依此以为则哉！”她认为女性也应当像男性一样，八岁开始学习写字，十五岁学习大人之学。尽管她的理想未能真正实现，但在千余年前便为打破教育上男女不平等的局面而奋臂疾呼，其超前的意识实在值得后人敬佩。而后世女学得以蓬勃发展，班昭及其所著述的《女诫》更是功不可没。再者，《女诫》之中提倡的“卑弱下人”“专心正色”“执勤”“敬”“顺”“谦”等德行不仅在过去帮助了女性在男尊女卑的传统社会中以退为进、安身立命，同时对于现代读者在和顺夫妻关系、构建和谐家庭方面也能起到正面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