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
隋代经济发展之概况

隋朝统一，未及卅载而崩溃，经济设施，中间无大变化，本节只举出旧史记载之重要错误，使吾人对当日经济批判，不至建筑在错误的基础之上，至于设施细点，则俟唐史统言之。

人是生产力最重要的因素，要明白南北统一后经济的变化与发展至如何程度，就得先了解隋代人口孳生的问题。

涉周、隋间户口数目，旧史有记载不确给人以错觉者两事：

一、据《周书》六，建德六年（五七七）灭齐，齐有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万六千六百八十六，《通典》七所记，大数略同^[1]；《通典》又不知据某种史料，称大象中（五七九—五八〇）“有户三百五十九万，口九百万九千六百四。”按大象在建德后，于理应包举平齐所得之户口，今户只增三十（依《周书》计）或五十余万（依《隋书》及《通典》计），似嫌过少；然据建德三年（五七四）募百姓为侍官、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之记载，尚可诿为别有原因。独至人口则不然；北齐已有口二千万，中间并无天灾、人祸，何故两三年后，周之总口数只得九百万？又据《续高僧传》，周武灭佛，关山东西“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如果九百万已举北齐人口，岂不是佛徒占总口三分之一？处此极端冲突下，吾人只有设想《通典》所记大象中户口，系指北周原有区域而言，不包灭齐之数；说苟不误，则隋受周禅时有户约六百九十（或六十）万，口二千九百万，而《通典》所云，“后周静帝末授隋禅，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实漏计北齐户口之数。

二、据《隋书》二九，大业五年（六〇九）“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2]，《通典》承上隋受禅而计其增加之户数云：“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后人不分析杜氏之数字，遂笼统地认为隋代经济跳跃上升之结果。但苟依（一）项所推论，则增加之数，户不过二百（或二百三十）万，口不过一千七百万，远不如杜氏计算之巨。抑开皇初，户数剧增，尚有内在原因：《隋书》二四称，“高祖令州县大索貌阅，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而又开相纠之科，大功以下，兼令析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帐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3]，《文献通考》亦言，南北朝人“或以三五十户为一户，苟避科役。”总言之，开皇至大业，经过卅年生息，人口繁殖自是必然之事，然吾人不应过分强调其发展，呆板地认为户已增至二倍半，口且增至五倍也。依（一）项推计，人口之增，断不过百分之五十，与每岁约百分之二人口增加率相符。某些学者对于现象可有公式的（如人口增加率）偏偏不信公式，而不可能有公式的反而爱填公式，皆统计、逻辑之不明有以致之。

无论如何，人口既在增加，生产力自然日厚，《通典》七云：“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又贞观十一年马周疏称：“隋家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旧书》本传）经济相当进展，吾人固不否认。然此只官家从严重剥削所表现之一面，百姓方面并未作平行式的推进，或者官家愈肥，民间愈瘦，唯其如此，才晓然隋末革命何以发生急剧的变化，亦即由迟缓的量变进到迅速而突然的质变。

文帝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每于殿廷打人。开皇十六年因合川仓粟缺少，是后盗边粮者一升已上皆死，家口没官；一时相承以残暴为干能，守法为弱。然京市白日犹公行掣盗，于是又诏，有纠告者没贼产业以赏纠人；无赖之徒，或候富人子弟出，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驯至盗一钱已上，或闻见不告言者皆坐死，四人共盗一榱桷，三人同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更有人劫官属要其转奏，古来是否有盗一钱而死之条。（《隋书》二五《刑法志》）如斯压迫，已为群众所大大不满^[4]。

炀帝屡兴力役，征敛无度，自大业七年末筹备征辽，战士馈运，填咽于道，昼夜不绝，于是自“燕、赵跨于齐、韩，江、淮入于襄、邓，东周洛邑之地，西秦陇山之右，僭伪交侵，盗贼充斥，……人相啖食，十而四五，关中疠疫，炎旱伤稼”，又同年，“山东、河南大水，漂没四十余郡，重以辽东覆败，死者数十万，因属疫疾，山东尤甚”。（均《隋书》二四）处此情形，正如《通鉴》所谓“安居则不胜冻馁，……剽掠则犹得延生”。司马德戡对炀帝云：“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即表示隋亡之必然性。陈寅恪论隋末起义，强调山东豪杰之作用，使人感觉到农民缺乏抵抗压迫之自觉能力，殊非的论。

对于隋所以亡，其观察错误且较为突出者有《唐代经济史》；彼言：“只是隋之输籍^[5]，引起豪族之不满，而隋以亡，唐之成功，豪族的拥护，颇有一部分力量。为酬庸，为避免隋之错误，自然不敢得罪豪族。故唐初定制，豪族应得的田地，比较的多一点，……他们的部曲、客女，也不像前代一样，须输赋税。”（一六页）所云唐之兴部分靠豪族拥护，故对豪族比较优待，纯属毫无佐证之臆测。唐制，授田比较紧缩，亦非不敢开罪豪族（均见下《唐史》），隋令未受地者皆不课，（《隋书》二四）唐之免部曲、客女，想不外承袭前朝。私家剥削，比官赋尤重，历代皆然，输籍之法，初无大损于亡隋主力之农民，如谓亡隋由豪族，则略观下节之表，便知其语出无根矣。

[1] 《隋书》二九作“户三百三万”，《通典》作“三百三万二千五百二十八”，比《周书》少差二十七万。

[2] 《通典》七作大业二年，疑有误。户尾数又作三十六，依其细数相加，“三”字不误。

[3] 依北齐、大业之户数与口数比例，每户平均五至六口，相当合理，大象则仅得二口半，正显出军士除去县籍之结果。

[4] 奚风称赞隋文能改革法制，（一九五五年《历史教学》三期）似未联系实际。

[5] 见《通典》七，亦即前文所引《隋书》二四之析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