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贞观之治

贞观之相，盛推房（玄龄）杜（如晦），然“求所以致之之绩，逮不可见”。（《新唐书·房杜列传赞》）考如晦作相，前后未及二载（贞观二、三年）^[1]。贞观二年，太宗谓房、杜曰，公为仆射，当为朕求访贤哲，比闻听受辞讼，日有数百，安能有暇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务皆付左右丞。（《贞观政要》三）三年，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唯觉阿旨顺情，若仅署诏敕，人谁不堪？自今有不便处，必须执言，无得畏默。（同上一）又八年，责玄龄等干问北门营造之事，玄龄拜谢，为魏徵所纠。（同上二）凡此数事，皆可反映房、杜相业之程度如何。唐柳芳有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又《新书·长孙后传》载后曰：“玄龄久侍陛下，预奇计秘谋”，近人谓奇计秘谋指夺嫡，大约房、杜二人之得名，当指太宗在藩日参谋帷幄也。

贞观之治，有人以为太宗系用相对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的方法，以求巩固统治权；简言之，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2]，立论固无不合。然试检阅我国全部封建历史，凡手自创业或稍知民间疾苦之君主，未尝不多少注意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之格言，民重君轻，只是一个大原则，究其如何能达到此目的，自有详细的条件，例如：

（一）从谏如流 论守天下难易曰：“任贤能、受谏诤即可。”（《政要》一）又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同上四）又曰：“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民之大弊。”（同上一，参《廿二史劄记》一九）质言之，即能够接受批评，辅助的不是一两个宰相而是许多人物。

（二）量材器使 “前代明王，用人如器。”（《政要》三）

（三）居安思危 “治国与养病无异，……天下稍安，尤须矜慎。”（同上一）

（四）审慎法令 “法令数变，则吏得为奸，宜详慎而行之。”（《通鉴》贞观十）

（五）不以察察为明 论隋文云：“性至察而心不明，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政要》一）

（六）不主严刑而治 “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通鉴》武德九）同时又不主轻纵奸恶，尝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南宋葛洪《涉史随笔》）

其自我检讨之五事：一不疾胜己之善，二能弃短取长，三敬贤而怜不肖^[3]，四不恶正直之士，五爱外国人如本国人，（《通鉴》贞观二十一）尚有自知之明，欲观其全，则吴兢之《政要》具在。

[1] 《会要》五七云：“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者，推房杜焉。”是亦只言其和衷，不能举其相绩。

[2] 季铿《唐太宗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光明日报·史学》五号）或以为贞观之治，人民“在经济上，依然过着贫困可怜的奴隶生活。”（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光明日报》谈竹论文）似有所激而然。

[3] 如《旧书》六八责尉迟敬德之屡犯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