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达特茅斯的十侠论剑

1956年夏，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佛（Hanover）小镇充满生机，虽然正值暑假，但位于这里的达特茅斯学院依旧热闹非凡。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时年29岁的学院教师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马文·明斯基（Marvin Lee Minsky），邀请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科学家们。他们相聚于达特茅斯学院，召开了一次头脑风暴式的研讨会。

这次夏季会议的全称为“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图3）。此时，带着各种目的来参会的人们可能不会想到，这次长达一个月的讨论会在人工智能发展史上将产生里程碑式的意义。

论道：大咖云集达特茅斯

众所周知，达特茅斯是人工智能革命的滥觞之地。但实际上在达特茅斯的这一个月里，参会者们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议程，讨论都建立在大范围的集思广益之上。最令人意外的是，虽然这是一次人工智能会议，参会的学者们却大多不是计算机专业的研究者，他们有的来自数学界，有的来自哲学界，学科背景各异，但都关注同一个问题。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从一开始就是一门跨学科的学问。

比会议内容本身更闪亮的是这些参与会议的大咖们（图4）。会议的召集者麦卡锡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博士，他当时担任达特茅斯学院数学系的助理教授。虽然他的职业看起来与计算机科学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他对逻辑和计算理论一直有着强烈的兴趣。另外，他也深受“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的影响，对于用计算机来模拟智能抱有很大的兴趣。

会议的另一位召集人马文·明斯基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博士，他和麦卡锡在读书时就熟识。同样也受冯·诺伊曼的启发，其博士论文的主题就是神经网络。由此可见，尽管冯·诺伊曼没有参加此次会议，但到处都是他的影子。

参加此次会议的重量级人物，还有后来的图灵奖得主，也是历史上首次同时获得图灵奖的师生组合——司马贺（Herbert Alexander Simon）和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司马贺可谓年轻有为，他当时已经是卡内基理工学院工业管理系的系主任。值得一提的是，他十分热爱中国文化，并给自己取中文名为司马贺。他还是中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人工智能只是司马贺众多获得成就领域中的一个，他在政治科学和经济计量学领域的成就也足以被载入史册。他有9个博士头衔，各种大奖拿到手软。除图灵奖外，诺贝尔经济学奖、美国心理学会奖等重量级的国际大奖也是他的囊中之物。

纽厄尔的导师是博弈论领域的“大牛”莫根施特恩（Oskar Morgenstern）。他和司马贺都代表人工智能符号派，他们将其哲学思路命名为“物理符号系统假说”。这个思想与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传统接近。简单说来就是：最原始的符号对应于物理客体，所谓智能就是将物体转化为符号。司马贺和纽厄尔虽然是师生关系，但在学术上也是亲密无间的搭档。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的奠基者——阿兰·珀里思（Alan Perlis），也是第一届图灵奖获得者，从此该系也成为计算机学科的重镇。

大名鼎鼎的信息论创始人克劳德·香农也在此次会议的参与者名单中。香农在战时也曾参与破解密码的工作，早在1943年时就同图灵会晤过。然而，虽然他受到麦卡锡的邀请参会，但他们两个的观点其实并不一致，平时的相处也并不和睦。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表明，这次会议可不是一派平和的交流会，其中充满实打实的观点碰撞。

遗珠：隐藏的“大人物”

在这次会上，除了如今如雷贯耳的业内大拿们，也有一些参会者显得有些“小众”，但是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绩不容忽视。

在众多参会者之中，塞弗里奇（Oliver Selfridge）的名声现在不太响亮，实际上他算得上是真正的人工智能学科先驱。他在模式识别领域是开山鼻祖式的人物，第一个可工作的AI程序也是由他书写的。著名的MIT计算机科学实验室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前身就是由塞弗里奇在麻省理工学院参与领导的MAC的项目。鲜为人知的是，塞弗里奇的祖父创办了英国第二大百货店。塞弗里奇虽出身豪门，但他却醉心于计算机科学。

另一位被后人忽视的参会者是所罗门诺夫（Ray Solomonoff）。提到他就不得不提现在炙手可热的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库兹韦尔凭借“奇点”的观点收获拥趸无数，并著有《奇点临近》一书，谷歌和美国宇航局还合作开办了一所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简称SU）。这所大学设在硅谷的美国宇航局埃姆斯研究中心内，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这所新兴崛起的大学致力于培养未来科学家，申请入校难度非常之大。然而，“奇点”这一观点就来源于所罗门诺夫的“无限点”观点。所罗门诺夫对AI中被广泛运用的贝叶斯理论也有开创性贡献。

在后人看来，这次会议可谓群星闪耀，而在当时，这些人不过是刚刚显现的新星。在会议筹办之初，组织者和与会者们也并没有料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追溯：缘何相聚达特茅斯？

由于美国教授都只能领九个月工资，1955年夏天，麦卡锡为了挣钱到IBM打短工。纳撒尼尔·罗切斯特作为IBM第一代通用机701的主设计师，恰巧是他的老板，而且纳撒尼尔·罗切斯特对神经网络非常有兴趣。麦卡锡和罗切斯特一拍即合，决定第二年夏天即1956年在达特茅斯学院举办一次活动。

筹办会议首先要寻找资金支持，麦卡锡和罗切斯特说动了香农和明斯基一起给洛克菲勒基金会写了一份项目建议书，希望得到资助。这份建议书罗列了他们计划研究的自动计算机、编程语言、神经网络等七个领域。

麦卡锡给这次活动取名为“达特茅斯人工智能夏季研讨会”，这一用词在当时看来十分别出心裁。现在我们对之已司空见惯，而在20世纪50年代大家对 “人工”一词并没取得完全的共识，“人工智能”一词真正取得学界的广泛认可是在1965年。由此，麦卡锡也被认为是发明了“人工智能”一词。

意外：达特茅斯没有神话

尽管有诸多的参与者和显赫的名声，事实上达特茅斯会议并没有取得显赫的成果，这次会议中也没有严格规定的议题和要讨论的问题，因为在人工智能方兴之时，大家对很多问题都没有共识。

会议由明斯基和麦卡锡发起，他们的初衷是创立一门新学科。但原计划两个月的闭门研讨，并没有让与会者们全身心投入进去，实际上鲜少有人在达特茅斯待满两周。即使是重要参与者如纽厄尔后来都回忆说，达特茅斯会议对他和司马贺的研究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1956年9月，在美国无线电工程师协会（即IRE）信息论年会上，麦卡锡受邀对达特茅斯会议作一个报告，报告公布了纽厄尔和司马贺一款名为“逻辑理论家” 的程序，这个程序可以用于证明怀特海和罗素《数学原理》中命题逻辑部分的一个很大子集。因此，最后关于达特茅斯会议的总结是由纽厄尔和司马贺介绍他们的“逻辑理论家”并发表一篇题为《逻辑理论机》的文章。这篇文章是AI历史上最重要的文章之一，“逻辑理论家”也是第一个可工作的AI程序。

同在IRE的信息年会上，心理学家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也发表《人类记忆和对信息的储存》一文。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则发表了论文《语言描述的三种模型》。

虽然如今我们将达特茅斯会议作为人工智能的起源，但是从参与者和会议成果的角度看，1956年的IRE信息论年会更重要，影响也更深远。明斯基后来回忆到，达特茅斯会议期间，他曾在纸上画了一个几何定理证明器的设计图，并手动证明了等腰三角形的某一个定理。信息年会后IBM就招募了刚毕业的物理博士格兰特（Herb Gelernter）来实现明斯基的几何定理证明器构想。

乔姆斯基晚年和物理学家克劳斯对话时被问及“机器可以思维吗？”，这个问题图灵也被问到过。乔姆斯基套用计算机科学家戴客斯特拉（Dijkstra）的说法反问：“潜艇会游泳吗？”（图5）

乔姆斯基认为“意识”是相对简单的，而“前意识”（preconsciousness）是困难的问题。他把AI分成工程的和科学的两类。工程的一面，如自动驾驶车等，能做出对人类有用的东西；科学的一面，他引用图灵的话：这问题too meaningless to deserve discussion（没有讨论的意义）。

其实，达特茅斯会议的地位之所以被捧得如此之高，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影响力源远流长。参会者们后来都成为AI发展中的中流砥柱，并且在不断地激发新的创造力，由此才使得这次会议被视为AI兴起之源。2006年，达特茅斯会议五十周年，十位当时的与会者在世的只剩五位：摩尔、麦卡锡、明斯基、所罗门诺夫和塞弗里奇，他们在达特茅斯团聚，追忆往昔，展望未来。

结语：达特茅斯会议的真正意义？

虽然达特茅斯会议本身没有产生什么了不起的思想。但是，它的意义超过十个图灵奖，因为它提出了问题。好几个以后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的研究工作，包括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探索研究，就始于那次会议之后。

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曾说：AI就是哲学。哲学是科学之母，但一旦问题确定，科学就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如同AI，它衍生诸多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子学科，一旦这些子学科能够独立，就没人再去关心AI了。

现在计算机科学已成为成熟的学科，每一个计算机系都大致有三拨人：理论、系统和AI方面这样三拨。AI如今成为一个热词，但我们不能忘记的是，AI人曾经是被压迫者。